1999年8月26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记者调查

  再就业闯出新天地
  ——关于武汉市巾帼家政服务的调查
  本报记者李渡
  武汉市有城市人口380多万,妇女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为解决一批年龄偏大、文化偏低、技能单一、生活负担重的中年下岗妇女再就业问题,武汉市妇联组建了以下岗妇女为主体的巾帼家政服务队。近两年来,市妇联建立了巾帼家政服务中心和公司,在市劳动力市场开设了办公室,依托三级妇联,全市共建站8个、建队77个、建点717个、安置下岗女工4606人。市妇联的领导告诉记者,巾帼家政服务已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实体化、品牌化发展的良性循环轨道。
  提高认识广开门路
  “巾帼家政服务行动”发起时遇到的最大阻碍,是不少妇联干部对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有畏难情绪。为此,市妇联多次召开座谈会、动员会,派员分赴津、沪等地考察,还三次召开全市范围内的大型现场经验交流会,使全体妇联干部都认识到,“巾帼家政服务行动”是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妇联不仅能够做好,而且必须做好。在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同时,“巾帼家政服务行动”便有规划、有措施地全面铺开。
  投入不足是制约社区服务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为了突破这道难关,武汉市妇联在各级党政领导支持下,以安排下岗妇女为目标,采取自办、合办、联办等多种方式灵活组织建队:1.招商引资,借船出海。市妇联与双星鞋业集团开发了“交通海鲜大酒楼巾帼创业基地”;硚口区三曙街旌德居委会巾帼家政服务点动员一位台属投资30万元,建起一个面积400平方米的“海峡幼儿园”,安置了10余名下岗女工。2.依托能人,带动众人。武昌区首义路街下岗女工闵三琼组建了巾帼缝纫编织服务队,为客户加工被套、定做鞋帽、改制婴儿服装,填补了市场空白。3.发展区街经济,投资建队。江汉区花楼街成立巾帼家政服务队,投资2万元将原来一个倒闭的幼儿园改建成小饭店,安置下岗女工11名,人均工资达700余元。4.集资入股,股份合作。汉阳区翠微街巾帼家政服务队10名队员从自家厨房搬来炉灶锅碗,以实物和货币两种形式投资,搞起了劳动者的资本联合和劳动联合。
  到今年6月底,武汉市已有5000多名下岗女工加入到“巾帼家政”服务的行列。
  选准和培植拳头项目
  项目选择是否恰当,事关“巾帼家政服务行动”的成败。武汉市各级妇联广泛开展了辖区居民需求意向入户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0多万份,以“围绕家庭、立足社区、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为原则,开发和形成了具有妇女特色、家庭特色的新产业链:一是遍布城区、就近就便服务居民的网点型服务队,如酒家、装潢店、干洗店、杂货店、小饭桌、医务室。二是进入家庭进行各种劳务服务的入户型服务队,如钟点工、陪护工。三是由具有各种特殊技能的下岗女工组成的专业型服务队,如下岗女工时装表演队、巾帼礼仪队、编织队、管道疏通队。四是将妇联职能与业务经营相结合的中介型服务队,如巾帼婚介、巾帼职介、巾帼家政服务中心。五是穿行于街市、成为都市新景观的流动型服务队,如少儿接送车、粮油配送车、快餐车队。六是市场型服务队,江岸区吉庆街、江汉区水塔街的江汉巾帼创业市场不仅基本解决了本街道的下岗职工再就业,而且吸纳了周边街道的不少女工。
  这些项目既面向特殊社会群体,又面向一般家庭,大大增强了社区服务功能,缓解了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消费多元化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满足了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如全市首家试点万松街“青青小饭桌”的规模迅速从6人发展到80人,安置下岗女工3人,成为最成功的项目之一。硚口区汉水桥街汉宜村居委会的殡葬“一条龙”项目为失去亲人的家庭解除了奔波之苦,深受群众欢迎。满春街和民族街的心连心和净净快餐车队拥有流动餐车66辆,为群众提供了规范、卫生、经济、方便的餐饮服务。
  培训教育提高素质
  培养一支好的队伍,是“巾帼家政服务行动”中最重要和根本的问题。各站、队、点大力开展队员培训,提高女工的综合素质。一是对下岗女工进行“四自”教育和就业形势、就业政策的宣传教育,引导她们不等不靠,积极进取,在社区服务领域建岗创业。二是对员工进行法律、法规、业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全市共举办培训班46期,培训女工7000多人次。三是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头作用。今年“三八”节期间,市妇联评选出“十佳”巾帼家政队员,请她们现身说法,为全体家政队员树立了楷模。
  通过教育和培训,巾帼家政服务队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洪山区关山街巾帼家政服务队队长高桃英为了建成“巾帼家政小商品一条街”,将自家已出租的私房收回,以优惠价格租给一位队员,使其顺利开业,而自己却减少了近千元收入。青山区冶金街服务队队员邓宪环专门从事危重病人的陪护工作,在她的精心护理下,许多病人因而转危为安,被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称为“创造奇迹的人”。
  目前,武汉市“巾帼家政服务行动”的发展虽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但“走过去,前面是片艳阳天”,将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来自一线

  福建农村一项调查表明
  农民钱挣多了花得少了
  生产性投入减少消费市场仍较疲软
  据抽样调查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农民人均现金收入为1487.32元,比上年同期增加85.92元,增长6.1%,其增长速度比去年同期快0.9个百分点。但农民人均生活现金消费支出为782.60元,比上年同期减少6.05元,下降0.8%。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打工收入增加较多。上半年,农民人均从各类企业和单位得到的劳动报酬收入为476.2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61.27元,增长14.8%。二是家庭经营的二、三产业收入继续增长。人均达到307.86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2.89元,增长4.4%。其中,第三产业收入人均增加10.65元。三是转移性收入增长快。农民人均从在外人口带回寄回、亲友赠送、国家救济等方面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达190.70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5.22元,增长15.2%。
  农民生活消费支出的特点呈“一平三增四减”:“一平”是指农民购买家庭设备用品的支出基本保持上年同期的水平。“三增”是居住的支出达到111.7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6%,是各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交通与通讯的支出增长11.1%,文化和教育的支出增长近3个百分点。“四减”是指食品类、衣着类、医疗保健及服务类的消费支出与上年相比,呈下降的态势。其中,食品类的现金支出比上年同期下降3.3%,衣着类下降5.3%,医疗与保健下降27.5%,服务类下降20%。由于农民消费常项如吃、穿、看病支出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颇大,表明目前我省农村消费市场仍处于疲软状态。
  此外,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民人均生产投入(支出)为253.79元,比上年同期下降6.1%。其中,农民人均短期生产投入(支出),即家庭经营费用支出比上年同期下降6.8%,但农民人均中长期生产投入(支出),即购置生产用固定资产支出比上年增长18.9%。农民生产性投入减少,生产积极性下降,从长远来看将影响农业生产的稳定和发展。
  农民收入增加消费减少的原因,一是农副产品价格偏低,家庭经营现金收入增长速度回落,农民增加的收入多数来自“打工”工资。由于农副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持续下跌,如今年上半年农民出售农产品价格,除烟叶增长19.9%外,粮食和油料作物基本与上年持平,糖料下降15.8%、茶叶下降3.1%、蔬菜下降25.2%、水果下降11.2%、水产品下降5.4%。因此,尽管我省农民主要农产品产量与出售量均比上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可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2.2%。由于农民家庭生产性收入减少,迫使更多农民走出家门打工,以增加家庭现金收入。二是消费品价格下降,农民消费层次提高。上半年,农村的消费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除居住和医疗保健的价格指数略比上年有提高外,吃穿行等的物价指数都比上年同期低。由于占支出比重大的消费常项物价低,且购买数量增加不多,支出自然减少。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出现了农民把更多的钱投入改善居住环境、提高教育水平等较高消费层次的趋势,这客观上有利于农民提高消费质量,但不利于激活农村市场。
  福建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郑进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实话实说

  重视思想扶贫
  江西遂川县汤湖乡方世宏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下,“八七”扶贫攻坚战已取得很大成绩。但笔者在基层也了解到,有一些贫困乡村虽经多年的重点扶贫,却还没有彻底脱贫,原因之一就是,有关部门重视了资金和物质扶贫,忽视了思想扶贫。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中存在如下三种错误的思想认识,严重阻碍他们发挥自身的积极因素去战胜贫困。
  一是信命运。有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受命运论的束缚。他们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受穷,再怎么努力也没用。有了这种命该受穷的思想,他们失去了自立自强的精神。二是信鬼神。在贫困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封建迷信思想较严重,他们信神信鬼,把自己的安危和幸福,寄托在神鬼身上。他们有病有灾祸就说是神鬼造成的;家中有好事,农业风调雨顺,就说是神的保佑,不重视学习科学技术,缺少雄心壮志和苦干创业精神。三是以穷为荣,等靠要救济。有一些人认为只有自己穷,领导才会来看望,干部才会来帮扶,民政部门的钱物才能享受到。这部分人怕露富,甚至隐瞒实际收入。
  过去,在我们这里的贫困人口中上述思想和表现十分突出。针对这一情况,乡党委,乡政府和上级扶贫指导小组研究决定,要把物质扶贫与思想扶贫同时抓紧,帮助农民转变观念,增强自身奋斗求脱贫的愿望。从实践看这样做很有效果。如我乡茶山村,过去是全乡最穷的村,乡党委和乡政府,通过多种办法帮助农民思想脱贫,调动了他们自身的积极性。村里选定了发展名茶这条致富路,不信命运和神鬼,不等不靠扶贫救济,靠自己的双手开发茶园,几年就脱了贫。现在,茶山村人已达到了小康生活水平。
  事实说明要提高扶贫效果,一定不要忽视思想扶贫。只有把思想扶贫与物质扶贫结合起来,帮助扶贫对象树立起自立、自尊、自信、自强的意识,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才能做到有效扶贫、真正脱贫。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专题调查

  卫生执法监督有待加强
  卫生执法监督,是行政执法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开展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从我们调查了解的情况看,卫生执法监督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卫生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善,导致在执法监督中对有些问题难界定、难处理。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湖北省出台的关于卫生方面的法律法规、工作条例、管理办法等达430多部,对指导和规范卫生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从多年的实践情况来看,有些法律法规、条例和办法已不能很好地适应目前形势发展的需要。如《药品管理法》是1984年9月20日颁布的,自实施以来,对保障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该法对依法惩处制造、销售假冒伪劣药品的犯罪分子,依法惩罚虚假药品广告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在药品的执法监督中若发现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仅用《药品管理法》就很难处理,需要借助其他法律法规来解决。再如,国务院1987年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赔偿数额等方面与其他法律法规有许多矛盾,对医疗事故中出现的问题很难界定,处理起来麻烦较大。还有,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的立法也不平衡,食品卫生方面的法律比较健全,而劳动卫生方面只有一个《尘肺防治管理条例》,与目前许多职业存在严重危害身体的现状很不适应。
  多头执法不仅造成了执法部门之间的矛盾,而且使执法对象也难于承受。比如对于一个医疗机构来说,卫生局每三年要对其进行评审,合格后换发《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年还要验证。防疫站要对其进行消毒监督,药检所要求其办理《药品配有许可证》,并对药品进行抽查检验。多家单位对同一对象进行执法监督时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令人无所适从。
  执法经费严重不足,无钱购买先进的监测仪器,从而使监测手段落后,效率低,对重大疑难案件难于监督。各执法监督部门为了维持必要的监测设备和执法人员的开支,在执法监督中,往往是重收费,重罚款,轻管理,或者以罚代法,以罚代管。这种行为是当前卫生执法监督中的突出问题,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和尊严,败坏了执法机关的声誉,腐蚀了执法队伍,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
  执法对象点多、面广、线长、成份复杂,增加了执法监督的难度。就拿我县的情况来说,有各类医疗机构814个,药品经营企业88家,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户)1850家,经营性公共场所430家,各类学校744所,确实给执法监督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难免会有“死角”。
  执法人员素质较低,使执法监督的质量难于提高。据调查,目前从事卫生执法监督工作的人,大多是半路出家的,真正懂法律、懂业务的人很少,他们多数只能解决一些简单问题,碰到较复杂、深层次的问题就无能为力了。因此,执法监督中的办案质量就很难提高,对于一些重大疑难案件也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卫生执法监督工作在整个行政机关执法监督中是很难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迫切要求卫生执法监督加以改进和提高。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健全和完善卫生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卫生立法质量;第二,在监督机制上,要形成以人大监督为主、卫生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与司法监督相互协调的监督体系;第三,建立一支懂法律、精业务、会宣传、敢碰硬的廉洁、高效的卫生执法监督队伍;第四,加大对卫生执法监督的投入,保障卫生执法监督的顺利进行。
  湖北襄阳县人大常委会周志启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见闻录

  发行凭证式国债应城乡兼顾
  (一)
  国家为了发展经济,满足人民群众的投资需求,每年都发行一定数额的凭证式国债。但在农村许多地方,农民却买不到国债。对此,他们很有意见。希望有关部门在发行国债时城乡兼顾,满足农民的购买需求。
  黑龙江讷河市通南镇赵德贵
  (二)
  7月中下旬,我们接到一些农民打来的电话,说在当地乡镇农村信用社和农行营业所买不到今年第二期凭证式国债,他们不得不专程到县城去购买。据我们调查了解,在河北农村乡镇一级金融网点,确实很难买到国债。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迁安市支行文华
  农民购买凭证式国债难的情况,希望引起有关部门重视。
  近几年,国家多次发行凭证式国债,不仅有效地满足了国家预算的资金需要,而且为广大城乡居民提供了一个投资渠道。但现在存在一个问题,城市居民购买比较方便,农民则比较困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手中的钱多了,也了解买国债的好处,如收益率高、风险小,今年发行的一、二期凭证式国债还可以在银行质押贷款等等,所以,购买欲望很强。金融机构应该加大服务力度,让农民也能方便地购买到国债。——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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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尊老敬老大家谈

  “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我是个双目失明的老人。76岁的我可以说历经磨难,在极度困难的时候,我甚至一度失去了生活的信心。是“全国助老行动”使我体会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给了我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60年代初期,我的丈夫因病去世,撇下我一个残疾人带着三个孩子度日。后来,我与第二个丈夫——一个二等甲级残疾军人结合。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我们的日子还勉强撑得住。但天有不测风云,我的二儿子英年早逝。两年前,我又失去了第二个相濡以沫的丈夫,不等我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大儿子又染上重病,离我而去。不久,儿媳也改嫁了。我就只剩下一个女儿了——一个痴傻的女儿,就是她,也早已远嫁他乡。接连的打击把我击垮了。就在我心灰意冷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对人生的看法。
  我有一个袖珍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桑榆情》和《残疾人之友》是我最喜欢的两个栏目。有一天,我听到广播里讲,北京有个“全国助老工程”,他们每年都会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我不由得萌发了一个想法,我这样双目失明的贫苦老人是否也能得到救助呢?
  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找村里有文化的老先生帮我写了一封求助信。没想到,很快有了回音。今年3月8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省市老龄委和县里的领导来到我家,专程给我送来了“全国助老工程”提供的500元助养金。500元钱,对于有钱人来讲可能只是一顿饭钱,但对我,却是一年的生活费,更是国家对我这个普通老太太的最真切具体的关心。
  我老了,国家和社会给予我的关怀也许终生都不能报答了。但我会教育身边的晚辈,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真情,要他们好好地建设祖国,同时用自己的爱心,去关怀和温暖身边的人。
  河北赵县 梁金娥口述 张颖晓整理


第10版(社会调查)
专栏:社会聚焦

  惨遭厄运的许昌市科技中心
  1993年,河南许昌市委、市政府给市科委和科协拨款348万余元,在市区延安路建造一个占地26亩、建筑面积4000多平方米的科技中心。工程于1993年4月动工,1994年5月落成交付使用。
  科技中心建成后,举办了“河南省第七届发明展览”和多次科技交流交易会,社会影响很大。然而好景不长。原许昌市科委某些领导认为办科技中心不如搞餐饮、娱乐中心来钱快,不顾科委机关干部、职工、科技人员的反对,与深圳某公司签订联营协议,由该公司投资1500万元,把科技中心改造成娱乐中心。改造工程开始后,一至五楼楼梯扶手被打掉,展厅被分割成几十个大小不等的KTV包房和小餐厅包间,大厅内一至五楼搭满了供施工用的脚手架。几个月下来,科技中心面目全非,再也找不到半点与科技中心有关的东西了。1996年6月,深圳某公司不知何因悄悄地抽走了余下的1000余万元,一去不回头。如今,原本好端端的科技中心大楼无法使用,院内垃圾遍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景象。(附图片)
  图①:矗立在荒草丛中的科技大楼。
  图②:科技中心室内改造现场一角。
  图③:科技中心大院成了修理汽车的场所。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许昌市分行 张国防张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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