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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卡耶夫总统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说
热切期待江主席访吉
本报比什凯克8月23日电记者孙勇军报道：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卡耶夫说，目前是吉中两国关系史上的最好时期，吉人民热切期待江泽民主席来访。
阿卡耶夫是日前在他的家乡琼克明村接受本报和新华社、经济日报、法制日报驻中亚记者的联合采访时说这番话的。他说，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及其领导人坚定地支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说，吉坚决反对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
在谈到即将举行的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比什凯克会晤时，阿卡耶夫说：五国元首1996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晤，奠定了五国合作的基础。1997年的莫斯科会晤为建立旨在确保地区稳定的建设性多边关系作出了积极贡献。1998年的阿拉木图会晤又为扩大五国经济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些会晤，我们很好地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扫除了影响我们睦邻友好合作的障碍，为世界上同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在本次比什凯克会晤期间，中吉哈三国将签署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最终为边界问题的解决画上圆满的句号。他说：“我们决不把这一问题带入21世纪。”
阿卡耶夫指出，五国元首会晤为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了巨大作用。
关于吉中双边关系，阿卡耶夫说，目前吉中两国关系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吉中两国建交以来，一直本着相互尊重、互谅互让和睦邻友好的原则解决两国间的一切问题。在圆满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上，两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8年间两国经贸额增长近10倍，中国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开辟了陆地和空中通道，对吉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吉金融市场和货币汇率得以保持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阿卡耶夫说，江泽民主席的此次访问，是他对吉的第二次访问，必将为吉中友好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吉政府永远尊重江泽民主席和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认为中国致力于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为吉中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吉中两国在包括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反对宗教极端势力等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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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中国五十年外国人看新中国
布什的中国情结
本报驻美国记者马世琨张勇
在健在的美国历届总统中，布什是唯一与中国三代领导人有过交往、保持友谊的一位。他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最具“中国情结”，是世所周知的。在记者就这一主题向他提出采访要求不久，就得到热情回应。他以书面形式，就7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详尽答复。他的办公室主任在给记者的信中说：“诚如你们所知，每天想就各种问题采访布什总统的人不计其数，一般他都予以回绝，对你们则是一个例外。”
布什首先回忆起25年前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1974年，时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因处理“水门事件”而疲惫不堪。福特总统想让他到国外任职，驻英和驻法大使两个肥缺任他挑，但布什却提出到当时尚未与美建交的中国当联络处主任。他说：“中美彼此长时间互不往来。我要求派往中国，因为我把中国视为是一个未来我们必须打交道的、越来越重要的大国。”他对福特总统说：“我把中国看作未来，我们最好与之合作。”对他的决定，福特总统颇感吃惊，让他仔细考虑后再作决定。但布什不改初衷。在他看来，到欧洲当大使固然生活条件优越，但更多地是忙于外交应酬，而中国是“神秘国度”，一个未知的领域，在那里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正是这一富有远见的抉择，使布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有利于他走向更大的政治舞台。
到北京赴任后，布什一改前任的低调做法，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不放过任何出席各种社交活动的机会。他经常去外地旅行，访问过不少工厂和农村，接触普通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他还与夫人芭芭拉各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在北京走街串巷，被传为佳话。年过半百的布什表现出渴望了解中国和促进美中关系发展的巨大热情。
“我同毛主席只见过一次面。”布什说，那是1974年秋，他陪同访华的福特总统去中南海见毛泽东。在谈话中，毛主席对福特总统说：“这位大使为什么不来看我？”布什至今为没有顺势提出要求而感到遗憾，他对记者说：“我和联络处的同事都认为这仅仅是一句客套话，后来得知毛主席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不过，他也没机会。不久他就接到让他回国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调令。
对这一升迁，布什并没有表现出兴奋。他担心中国会由此对他产生不好的看法，所以不好意思提出向中国高层领导辞行的要求。万没料到，当时主持政府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为他饯行，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评价甚高，并希望他对中美关系的发展继续作出努力。这一破格的礼遇令布什十分感动，难以忘怀。他说：“尽管我当时不是名义上的大使，但我与邓小平有最诚挚的情谊。1975年秋，我离开北京时，他甚至在人民大会堂为我设了一个愉快的个人宴会。尽管我们之间也曾经历过一些复杂的局面，但我还是感到，我在当总统期间与邓小平的合作是一种享受。”1989年2月25日，布什总统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访问中国，一个重要目的是去看望邓小平，以表达对他的尊重、钦佩和感激之情。
邓小平逝世后，布什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沉痛哀悼。他还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为中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领袖而深感悲痛，我非常敬佩他和他为中国创建的丰功伟绩，”“他的逝世，不仅使中国失去了一位伟大领袖，世界也失去了一位真正伟大的领导人。”
布什与江泽民主席多次晤面，相交甚深。他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对江主席给予很高评价：“我一直对江主席怀有极大尊重。事实上，确切地说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中，总是存在着复杂的问题。但我认为，江主席愿与美国建立良好关系。他是一位能力很强的领导人，一个讲原则的人。”
卸任总统后，布什已访问中国11次，去过许多地方。令他难忘的是，不论是作为联络处主任、副总统、总统，还是作为朋友，他在中国都受到热情诚挚的接待。他说：“我对中国人民怀有热烈友好的感情。”
布什一直重视和关心美中关系的发展。在接受采访时，他提到了他与家人在中国大使馆欢度圣诞节的往事。1988年12月22日，布什作为当选总统带领全家老少三代18人，到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官邸做客。宾主不拘礼节，相谈甚欢。布什对记者说，韩叙大使是一位“有能力”、“出色的外交家”，“这次晚宴是家庭式的，朋友间的”。此事当时在华盛顿成为一个不小的新闻，引起其他国家外交官的羡妒，因为在美国的对外交往中，这是没有先例的。
在回答如何看待当前美中关系的问题时，布什说，“在下一个千年里，对我的孙子辈生活的世界来说，美中关系比任何一种双边关系影响更大”。他指出，“非常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都应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处理两国关系，进行对话而不是对抗，为贸易和文化交流进一步打开大门。而最重要的是，双方应增进了解，把握彼此脉搏的跳动。”（本报华盛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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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论坛
“干净战争”辨析
张德真
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界，有人得意洋洋地把刚结束的科索沃战争称作“干净的战争”。理由是，在这场以战略空袭为手段的战争中，北约一方实现了战斗伤亡为零的纪录。
确实，对北约来说，它发动对南联盟的战争真的干得很“干净”、“利索”。作为交战的一方，北约国家城镇未遭破坏，居民未被杀害，士兵无一伤亡。这在古今战争史上恐怕还是头一回。且不说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国成千上万士兵魂断他乡，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也有上百名士兵丧命。比起上述战争，美国空袭南联盟付出的人员代价的确是最小的。
然而，对于被侵略、被攻击的南联盟来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的这场战争却是地地道道血腥的、肮脏的战争。78天空袭中，南联盟工厂遭狂轰，道路挨滥炸，房屋被毁坏，居民遭杀戮。空袭造成南联盟1800多平民丧生，6000多人受伤，近百万人沦为难民。北约的贫铀弹和其他武器所造成的生态灾难还将祸及邻国，贻害子孙。可见，北约战斗伤亡为“零”，北约的国土没有溅上鲜血，是以南联盟的空前浩劫为代价的，这个“零”带着浓浓的血腥味。
更为可怕的是，西方某些人推崇备至的“干净战争”，实在是对人性的亵渎，是对人类良知的戕害。北约对南联盟空袭主要是用高技术武器实施远距离精确打击，无论是从舰艇发射巡航导弹，还是从B—2隐形飞机上投弹，执行任务的军人都远离战场。他们听不到儿童的哭声，看不见母亲的眼泪，更不见昔日战场上互相厮杀、血肉横飞的场面。对他们来说，打仗像玩电子游戏机一样，电钮一按，就算完事。有位西方学者指出，这种“电脑化战争”易使人精神麻木，心肠变硬，把战争破坏不当一回事。果真如此，那才是人类的悲哀。试想，如果军人麻木到把杀人如同玩游戏机，如果人“异化”成没有灵魂、只知按电钮的“机器人”，又遑论人性和人类良知？
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国内没有出现大的反战运动。究其原因，除了“人道主义干预”旗号对民众进行误导以外，美国军人未有伤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人对战争伤亡的承受力向来很低，他们把本国人的生命看得十分宝贵。前几年索马里发生内乱，几十个美国维和士兵的运尸袋就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结果美国赶快撤军了事。这次对南联盟作战美军未死一人，老百姓的反战情绪就不像以往那么激烈了。可见，这种“干净的低风险战争”不仅对军人，对一般民众的精神麻木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助长超级大国轻易对外动武的倾向。
按说，科技进步是人类的福音，高科技发展应该为造福人类服务。可是，超级大国一旦利用它穷兵黩武，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人类的灾难。科索沃战争表明，以空袭为主的高科技局部战争已成为强国宰割弱国的重要手段。在这种作战模式中，强国可以无一伤亡，弱国却损失惨重；强国想打哪儿就打哪儿，弱国几无还手之力。这种霸道行径比起老牌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对付殖民地的大刀长矛更残忍和凶恶。可以说，冠以“干净战争”的战略空袭，是军事霸权主义在现阶段的突出表现，是西方舆论所说的“新的技术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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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俄高度重视五国元首会晤
本报莫斯科8月23日电记者刘刚报道：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今天与俄总统叶利钦会晤后对新闻记者说，俄罗斯高度重视即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第四次俄、中、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中国与其他四国有7000多公里的共同边境，这次会晤是五国加强政治、军事信任措施的会议。
伊万诺夫说，在比什凯克会晤期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将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双边会晤。
伊万诺夫还说，“我们与中国有共同的立场，我们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俄中两国是战略伙伴关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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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述评
为了和平与合作
——写在中俄哈吉塔五国元首会晤前夕
本报记者孙勇军新华社记者陈启民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本月24至26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会晤，就当前国际形势、地区安全和区域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这不仅对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加强五国睦邻友好和扩大经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必将对21世纪亚洲安全、合作与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产生深远影响。
比什凯克会晤是五国元首继1996年上海会晤以来的第四次会晤。1996年4月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充分体现了五国“决心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共同愿望”。1997年4月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8年7月的阿拉木图会晤则从双边磋商转为多边会晤，合作范围也从安全领域扩大到政治经济领域。可以预期，比什凯克会晤将是五国元首共同绘制21世纪全面合作蓝图的历史性会晤。
中国同俄、哈、吉、塔四国是有着7000多公里边界的友好邻邦。边界问题的相继解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五国都面临加速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长期任务，实现跨世纪的和平与发展，保持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五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反对民族分裂、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也是五国面临的共同任务。五国元首会晤为国际社会提供了睦邻友好合作的范例，它不仅符合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结果。
从上海到莫斯科，从阿拉木图到比什凯克，中俄哈吉塔五国的友谊与合作不断加深，合作领域不断扩大，相互理解和共识不断增强。
（本报比什凯克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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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月二十二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右）率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代表团，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巴反对派派别之一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阵）总书记哈瓦特迈赫（左）率领的民阵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新华社发（美联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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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以谈判取得进展
据新华社加沙8月23日电（记者马晓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23日凌晨在特拉维夫结束了又一轮谈判，双方在释放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问题上取得了部分进展，但主要分歧依然存在。
巴方首席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在谈判结束后对此间新闻界说，巴以双方已商定，将于9月1日和10月8日分两批释放部分巴勒斯坦被关押人员。但由于双方在释放人数上仍然意见相左，因此将组成一个小型委员会，继续讨论与此有关的所有问题并提交相应的解决方案。根据巴以双方去年达成的怀伊协议，以方应分三批释放被关押的3500名巴勒斯坦人中的750人。但到目前为止，以方只释放了250名，且其中150人是与协议无关的普通刑事犯，因此巴方表示不满。
关于以色列撤军问题，埃雷卡特说，巴以双方在以方撤军时间表问题上仍未达成一致。巴方拒绝了以方提出的在7个月内完成撤军行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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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月二十二日是俄罗斯“国旗日”。俄罗斯当天在莫斯科红场展示了一面特制的大幅国旗以纪念这一日子。该国旗长二十余米，宽十余米，重达十公斤。
新华社记者胡海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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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外特写
相约下世纪
——中国高中生访日团欢迎晚会侧记
本报驻日本记者于青
8月19日晚，日中友好会馆为“第一次中国高中生访日团”举办欢迎晚会。中日两国高中生聚集一堂，会馆大厅洋溢着充满青春活力的欢声笑语。
日中友好会馆会长后藤田正晴对来自中国5个省市的近100名高中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去年江泽民主席访问日本期间，与小渊首相确定了两国青少年交流计划，商定在1999年到2003年的4年间实现1．5万人次的青少年互访计划。日中两国增进相互了解十分重要。中国驻日本大使陈健说，此次访问团的到来标志着去年确定的中日青少年交流计划正式启动。希望两国青少年不辜负两国领导人的期望，广泛交流，虚心学习，为实现中日两国世代友好做出贡献。
交流活动开始后，两国学生毫不拘束，很快就变得亲密无间。无论是用日语交谈，还是用中文交谈，他们都是那样率真、自然。
记者采访了来自江苏省扬州的两位学生，请他们谈谈访日第一天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扬州市第一中学的葛宏彬说，在索尼公司展览厅看到的电子狗真可爱，高清晰度电视真棒。来自扬州大学附中的郭艺说，索尼公司大贺会长的讲话使我很受启发，他是一位音乐家，也是出色的企业经营者。看来21世纪更需要知识复合型的人才。
文艺演出开始了，日本学生的乐器演奏、中国学生的舞蹈独唱等节目，赢得了热烈掌声。
欢迎晚会超过了既定时间，分别的时候来到了，许多中日两国学生互留地址、紧紧握手、依依惜别，相约21世纪在中国或日本再见。
（本报东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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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达吉斯坦局势仍紧张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22日电（记者李德平）俄罗斯总理普京22日主持召开政府强力部门负责人会议，讨论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尤其是达吉斯坦问题。
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内务部长鲁沙伊洛、联邦安全局长帕特鲁舍夫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克瓦什宁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就各强力部门之间在清剿俄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博特利赫地区车臣武装分子中的协作、战略战术和给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俄罗斯内务部长鲁沙伊洛透露，联邦军队近期剿匪计划是，不与匪徒正面交锋，尽量多使用装备和特种部队进行作战，以最少的人员伤亡完成清剿匪徒任务。
目前，达吉斯坦局势仍然十分紧张。俄军队正在继续清剿达吉斯坦与车臣毗邻地区的车臣武装分子，目前已控制了楚马达地区的局势，并对位于博特利赫地区一些村庄的匪徒形成半包围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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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阿族非法武装活动猖獗
驻南联盟科索沃国际维和部队北部维和区司令法国的布鲁诺基什将军22日证实，科索沃武契特尔恩和斯尔比察地区的许多阿尔巴尼亚族武装分子不遵守非军事化协议，拒绝解除武装。据报道，在该地区现共有450名阿族武装分子，其中250名为“科索沃解放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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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派代表团斡旋阿富汗和平
由巴基斯坦内务秘书率领的促进阿富汗和平高级代表团18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同阿富汗反塔利班联盟的一个代表团举行了会谈，随后又于21日前往塔利班大本营坎大哈，向塔利班领导人通报了同反塔联盟会谈的情况，并与塔利班官员举行了会谈。（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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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家学者谈国外邪教
本报记者郑园园温宪薛飞张建华
现在，非法组织“法轮功”的邪恶本质昭然若揭。从“法轮功”的种种恶行，善良的人们自然联想到了国外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为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国外邪教问题，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有关专家、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宗教原理研究室主任何光沪说，邪教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反社会性。国外违反当地法律的邪教组织制造的爆炸性事件的确引人关注。由于他们常常制造恶性突发事件，往往产生轰动性新闻效应。应该说，在政教分离原则下，不违法就没有正邪之分，西方因此而没有“邪教”一词。中国一般所称“邪教”，指的应是“出了事”即“犯了法”的极端教派组织。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赵敦华认为，在现代，邪教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所产生的与现代社会不相协调的一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激烈竞争的机制，不能忍受紧张的生活，这就产生了“边缘人群”。这种人在事业上可以是比较成功的，但其精神世界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竞争，不能认同和容忍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感到自己被社会抛弃，他们要寻找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因此，邪教所宣扬的“新世界”及各种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同。激烈的竞争带来的空虚感是促使一部分人加入邪教的重要因素。此外，邪教利用了人们对科学和信仰分离的不满足心理，试图将宗教与科学结合起来。因此，邪教往往披着科学外衣，给人以科学的假象，即伪科学。它宣扬精神意念能够改变外部世界，宣扬自己具有科学所不拥有的能力，即超科学能力，使用催眠术、巫术等手段进行心理暗示，将它的思想灌输到教徒的潜意识中去，达到从思想上统治和支配教徒的目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戴康生指出，邪与不邪的判断标准是看它是否违法。例如有的邪教利用神的名义搞淫乱活动，这既违反公德，也有悖人性。有的偷税漏税、囤积武器；有的组织集体自杀、施毒杀人等等。宗教是信仰问题，但如果犯法，就依据法律进行定罪。违反法律的极端教派一般具有这样一些特征：多数都搞教主崇拜，教主是“神”，对教徒有绝对权威，甚至有生杀予夺大权；宣扬末世论，以此作为恐吓和吸引众人的办法；思想控制很严，使人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走火入魔；对社会不满，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组织严密，等级制度森严，而且往往是秘密的。
赵敦华进一步分析说，从整体上说，国外邪教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邪教的教义是将各种宗教的教义进行简单的拼凑，自称包容百家之精华，宣扬万宗归一，往往以最高宗教自居；二、宣扬“世界末日”。邪教的“末日论”给人一种现实感，它甚至敢于确切地说出何年何月何日世界末日的到来；三、反社会性。邪教具有反主流社会的宗教价值观：首次是其组织自成体系，在主流社会之外组成一个小社会。不少邪教拥有自己的法令及执法体系，有自己的税收、分配制度和特殊的价值体系；其次是封闭性。信徒一旦加入邪教组织，就将丧失思想自由、甚至人身自由、婚姻自由，个人财产和与外界的接触也受到控制，成为孤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封闭的小社会。邪教正是依靠这种组织力量与主流社会进行对抗；四、教主的神化。教主往往宣扬自己是某某神，诸如耶稣或释伽牟尼的转世或化身。教主宣扬自己具有超自然能力，包括治病的奇异功能等；五、有时会向主流社会公开挑战，危害社会的安全和稳定，有很大的危险性；六、有的成员文化水平比较高，有着较好的职业等。
何光沪、戴康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师宁强调说，在现代社会，处理邪教问题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以法律作标准。应该以社会历史进程为大背景，辩证地而不是孤立地、动态地而不是静止地看待这一问题，全方位地进行深入研究，揭示其全貌。在思想认识方面，要认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重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教育，重视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们对问题的思考能力。在社会行动方面，应该有一套公正而又严格执行的法律来处理这一类问题。出现违法事件后，政府就要依法处置。
赵敦华说，许多国家的政府在抓住邪教犯罪的证据以后，会毫不留情地将其依法取缔。如能及早掌握邪教的犯罪证据，在邪教还未来得及危害社会时，就对其进行依法取缔，就能够起到防范作用。比如印度人奥修（本名为拉杰尼西）几十年前在美国成立了国际公社，后被警探发现私设武器库并制造毒品，随即被驱逐出美国。又如，另一美国邪教组织大卫派因被发现私造军火，而于90年代被美国火器与烟酒管制局出面取缔。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也是在杀人和投毒以后被解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