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生命的强光
叶廷芳
去年5月，我打电话给昔日的北大恩师田德望教授，询问他《神曲》第三部《天国篇》译到什么地方了？田先生激动地回答：“快了，只剩下三十二行了！……”啊，谢天谢地，我好像在风浪中唯恐船靠不了岸，而今终于抓到了岸上的缆绳一样，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之所以有这种心情，不仅因为老人已逾“米寿”，翻译《神曲》已持续了十五年，耗去了他晚年的几乎全部心血；还因为长期遭受癌病的折磨和威胁，人们在钦佩老人顽强毅力的同时，也在担心随时的不测；那将不单是他本人的终生遗憾，也是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界的遗憾。
《神曲》是最重要的世界文学名著之一，是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但丁的代表作。把这样一位时代“巨人”的智慧结晶如实翻译过来，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任务，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界的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神曲》博大精深，要翻译谈何容易！这不仅是个语言问题，它有大量的典故和隐喻，既需要广博的知识，又需要高度的领悟能力；而知识又不仅涉及历史、文学和哲学，还涉及广泛的神学。不经过长期深入的研究是无法胜任的。美国学者葛兰坚为了书中一个典故注释就花了四万字的篇幅！因此，虽然本世纪以来我国曾有多人作了尝试，然而，所有译本都是因为未能将语言、知识、领悟等诸种要求造成“亲合力”，都给自己的译本留下明显的缺陷。故我国的有关领导人一直把这件事情挂在心上。八十年代初，在周扬同志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期间，就曾希望当时的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物色译者，认真重译《神曲》。而冯至先生心中早已有了合适的人选，这就是田德望教授。他与田先生共事多年，深知田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先生不仅有三门外语———德语、意语和英语———的过硬功夫，而且有汉语的扎实功底，准确、流利的译笔以及丰富的知识。所以冯至立即决定：聘任田德望教授为外文所“特约研究员”，委托他专门从事《神曲》的翻译。这正符合田先生的心愿！翻译《神曲》可以说是他的久蓄之志，三十年代前期，当他还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当研究生，在读德语文学的同时，曾兴致勃勃地旁听一位英国王子用英文讲授《神曲》的课，他因此放弃了法文，自学起意大利文。毕业论文即是用英文写的《但丁〈神曲〉与弥尔顿的〈失乐园〉比较》，并因此获得意大利的奖学金，得以赴意深造。在佛罗伦萨大学哲学文学系，他继续攻读但丁，最后获得该系文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后，无论在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还是解放后的北京大学，他都是以德语教授的身份任教，没有教意大利文的机会。而现在，他决心在摆脱了教学任务的晚年，安安心心地专攻《神曲》的翻译。恰好国家也有这个需要，岂不是正要过渡而船来？
翻译古典文学的第一要素是选择和收集最可靠的原文版本以及可供参考的其他语种的译本。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比较，他认定：由国际意大利文学学会会长勃兰卡教授亲自校勘的最新意大利文本、由西格尔腾用散文体翻译并以注释详尽著称的英文本和以韵文著称的德译本都是最佳版本。1983年，在收集齐了这几种版本之后，田德望教授翻译生涯中的“华彩乐章”———宏伟的《神曲》三部曲（《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的翻译工程终于开始了！这是极艰难的苦事，但对于具有很高艺术鉴赏能力的这位译者来说，它又是一件无上的乐事。“但丁的语言本身并不艰涩，他的诗体是朴素的，他是以朴素见高雅。”田先生说，“遇到绝妙处，真好比但丁见到了他心中的美人贝雅特里奇。”“但也常遇到难处”，他认为，“最难的是有时感到他的表达太简练，叫你半天毫无主张。”“所以有时我好像在‘天堂’上，有时又仿佛跌落在‘地狱’里：‘甘’与‘苦’轮番交替。”但是，凡是读过已经出版的前二部即《地狱篇》和《炼狱篇》的人，都会毫不怀疑地得出结论：田先生经受的“苦”比他享受的“甘”要大得多！君不见，《地狱篇》的田译本近二十三万字，其中注释的文字就占了十六万字！第二部《炼狱篇》还要惊人：全书四十一万余字中，注释文字竟达三十四万之多，相当于正文的近五倍！有过一点翻译经验的人都知道，注释的过程就是查找资料、研究考证、运用知识、开启悟性、化解难点的过程，它比一般的研究工作还要艰辛，因为它是被动的。因此我真不知道，像田先生这样翻译的《神曲》，我们该称它为译本，还是学术著作？
就这样，这部正文不过七万来汉字的《地狱篇》耗费了译者三年多的时间，至1986年10月方告竣。谈不上休整，1986孟冬，他又马不停蹄地投入《神曲》第二部即《炼狱篇》的翻译。这一部虽然篇幅比第一部还少一篇，共三十三篇，但它在田先生的心目中却是“重中之重”。他认为这一部是写人世间的生活的，人情味重，怨恨少，而忏悔多，所以他格外喜欢，一心要把它译得更隽永、晓畅。然而天不从人愿，早在1984年就已经虎视眈眈的病魔现在开始正面出击了；两腿间那一直被误诊为“湿疹”的溃疡，原来是一种癌病变。先生不得不住院治疗。谢谢上帝！三个月后病变被控制住了！田先生又满怀信心地投入翻译工作。鉴于他的身体和年龄，笔者建议他应集中精力先把正文译出来，因为这一工作别人是不能替代的，而注释，万不得已时，别人也能做。理性上他是接受的，实行起来就做不到。他过低估计了病魔的能量，事实上病魔并没有远退，出院不久，它又卷土重来。田先生不得不再次住院。这一回合，他又把病魔击退了。然而万没有想到，邪恶的病魔转而袭击了田师母。田先生对自己的病泰然自若，对妻子的病却心急如焚，眼看妻子因放疗而日见憔悴，他寝食难安。幸亏他俩有个贤淑而又富有爱心的女儿，又有一个能干的女婿，在这一对后辈人的照料下，经过治疗，田师母的病终于化险为夷。田先生这才重新安下心来，继续潜心于《天国篇》的翻译。但他遭受病魔这次间接的打击，比上两次直接打击还要大；加上年龄的因素，精力明显衰退，翻译速度减慢。于是，关心他的事业的同行和晚辈都纷纷劝他：先把正文译完再说！田先生终于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于是有本文开头就提及的告捷的喜悦。译完《天国篇》的正文后，他还坚持做了前六章的注释，从今年起才由意大利语专家吴淑美女士接替，年底可望交稿。
田德望先生在生命的晚年，集聚了生命中的所有强光，以十六年的岁月向生命的极限发起了最后的冲刺，为自己的生命史谱写了最辉煌的一章！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五星红旗诞生记
程蔚东
1948年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外交官戴维·巴雷特上校和约翰·梅尔比在北平的领事馆共进午餐。外面阳光明媚，光线透过柿子树洒落在地面上。然而，隆隆的炮声震掉了他们桌子上的刀叉。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西山。
尽管到了第二年的上半年，蒋介石还在南方作最后挣扎，但对世界来说，北平已变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六小组于6月15日召开会议，讨论制定新中国国旗。
1949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包括《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一齐刊登了新政权的第一条广告：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征求新中国的国旗图案。
这时，离10月1日的开国庆典仅剩四十五天。
没想到关于国旗的设计问题，牵动了黄浦江畔一位默默无闻、长期从事计划和财务工作的年轻人曾联松。他决定投身于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他在工作之余陷入沉思。说不清有多少时间，这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在月光皎洁的夜晚，仰望群星闪烁的太空。突然，他从“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吗？于是，他设想：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众星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紧紧环绕在党的周围。他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相协调，如一片红霞，金光灿灿，简洁而庄严，也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那么，环绕大星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中国四千多年的灿烂文化，还联想到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
曾联松从美学角度考虑了图案的几个方面：红与黄、简与繁、小与大、宾与主、静与动、长与宽。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协调，构图紧凑，整体富于变化而又相统一。8月中旬，他将设计稿寄往北京。
这时，政协筹备委员会在北京饭店的413号会客室设立了国旗图案临时选阅室，将所有来自中国大陆、美洲和世界各地的三千零一十二幅应征国旗图案设计稿集中在这里。评选委员会成员和专家们一致认为，评选国旗的标准应该有我国的政权特征，要庄严简洁。评选委员会从来稿中精选出三十八种国旗草图，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供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最后确定资料中的第三十二号设计图案为当选图案，这正是曾联松的设计图案。
1949年9月27日通过国旗图案，这时离开国大典仅三天了。国庆大典筹备处将制作五星红旗的任务交给了北京永茂实业公司，公司经理把任务落实给供销科科员宋树信，并叮嘱他这是一项“特别特别”重要的任务。
宋树信曾是我党在北京的地下工作者，他以惯有的口气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尔后，他在东单二条转了几圈，最后来到大栅栏的北京老字号“瑞蚨祥”绸庄，花了一天时间好不容易在库房里找到了红绸和黄缎子，又在西单的一个胡同里找了位裁缝制作。宋树信除了吃饭，没敢离开缝纫店一步。一直到9月30日晚上10点，宋树信才将红旗送到国庆大典筹备处。
首长们看了制成的旗帜非常满意。由于黄缎子门幅不够，其中一个五角星的角还是拼接的。另外，他们发现套旗杆的白布套下多了根带子，这是细心的裁缝为防止旗帜被风刮落而加上的。筹备处的领导知道旗帜是不能随便加带子的。这样，宋树信又赶到缝纫店，等他再返回筹备处时，已是子夜时分，即1949年10月1日零点。
五个小时后，毛泽东早早地起身，在规定的时间登上天安门城楼。他看到蔚蓝的天空阳光灿烂，古老的城楼已焕然一新，朱红色的圆柱之间，悬挂着八个巨大的宫灯，两侧竖立着八面鲜艳的红旗，内檐上挂着巨幅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亿万人民翘首期待的伟大历史时刻终于来到了。毛泽东走近麦克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中国和整个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尔后，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毛泽东揿动了升旗的电钮，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沿旗杆冉冉升到顶端。
天安门广场沸腾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沸腾了，全国人民沸腾了！这面长四千六百厘米、宽三千三百八十厘米的特制的五星红旗，在海啸般的欢呼声中迎风飘扬……
五星红旗是新中国的象征。从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之际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到联合国大厦前第一次飘扬的五星红旗；从二十三届奥运会会场十五次升起五星红旗，到南极考察队在极地竖起五星红旗；从中国登山健儿在珠穆朗玛峰之巅插上五星红旗，到香港回归升起五星红旗……五十年来，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国旗每天迎风飘扬，光耀寰宇。
现在，每当共和国的天边露出一道红霞，天安门国旗班威武非凡的武警战士就会一身戎装，手捧国旗正步走到旗杆下，敏捷地做着升旗的预备工作。当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时，伴随着威严的国歌声，一位武警战士把手一扬，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太阳一齐迎来新的一天。
那些早起的鸽子在红旗和太阳间翩翩飞过……
1996年国庆，已届八十高龄的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在家人的陪同下，特意赶到北京观看升旗仪式。此情此景，使他禁不住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回到上海，他从电视里看到一位年轻的歌手深情地唱道：“……五星红旗，我为你歌唱，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没等歌曲唱完，泪水就蒙住了曾联松的双眼。
然而，为五星红旗歌唱、骄傲和流泪的，又何止一个年轻的歌手和一位八旬老人呢？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人当脱胎换骨
刘成章
天机幽闭着。重重铁门，加上云遮雾罩。众神管理着它们。
我们古老中华的哲人祖先以通天的神思，明察千秋，他们早就警示世人：天机不可泄露！
可是另一些优秀的人类是不安分的，他们被好奇心促使着，一代又一代，总是伸长脖子窥探，想着法子接近，终于使天机有了些许泄露，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其中之一。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特别是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猛地找上了诀窍，这样一来，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白黄红黑，群起而上，结果是云雾被驱散，重重铁门被砸开，天机泄露得一塌糊涂。于是有了高科技，有了现代文明。
天机在手，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威风了，更有本事了，简直是无所不能了。
人已经成了神。
可是，人毕竟还带着人的烙印，有着挥之不去的人的顽劣的丑陋性。其实现在的人仅仅一半是人，一半是神。半人半神比人更糟糕，其顽劣的丑陋性空前的膨胀着，肆虐着。他在创造文明的同时，毁坏着这个世界，也损害着人类自身。山岳没了绿色的歌唱。江海抖动被污染造成的溃疡。骏马似的汽车却像闹肚子的土驴，臭屁熏天。工业废气织成怪异的灰布，死死地蒙住环宇。天上繁星退位，代之而来的是数以千计的杀气腾腾的核弹，高悬在人们的头上。物种求饶不迭，但仍然成百万成百万地消失在陆地和水中。人们胸中的城池和郊野，被癌和各种病毒的先遣军侵入，安营扎寨，拓展疆域。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已经面临着亘古未有的可怕劫难。
但天机既已泄露，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被收回去，再被幽闭起来。当前应该也可以做到的事情只是，人类，重投自己于天地母亲的子宫，对自己来一番脱胎换骨吧，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丑陋性！比如美国人，你应该停止发展称霸世界的尖端武器；比如日本人，你应该听听人们的一些好意劝阻，不要以种种谎言继续充当鲸的杀手；比如我们中国人，你不要再使白色污染满天飞了。
人当真正成神。
人当无愧于获取了无数天机，完全像真正的神灵一样，具有约束自己的仙风和道骨。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共和国之庆征文
开国大阅兵
曾凡华
1949年，我人民解放大军摧枯拉朽，席卷大江南北，蒋家王朝已形同累卵，摇摇欲倾。酝酿中的人民共和国如地平线下的朝阳，呼之欲出！
1949年7月，刘少奇同志秘密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人民政府的成立，担心迟迟不成立新政府，会给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口实。对此，毛泽东同志很重视，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期从预定的1950年元旦，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同时决定在这一天，举行开国大典阅兵式。
1949年9月2日，周恩来在阅兵方案上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检阅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9月25日和27日两个晚上，近两万名受阅官兵在天安门前进行了合练和预演。9月30日下午，一部分受阅部队先进城；次日上午，剩下的受阅部队全部入城，是分别从安定门、德胜门、西直门进城，到达了指定待阅位置。
10月1日在人们的期待中终于来临。古老的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象征，从此在世人的心中定了位。
金水桥南侧的军乐队阵容庞大，二百名队员有的手执乐器、有的肩挂军鼓，他们神色庄严，眼睛都盯着总指挥手里举着的那面指挥旗。
我们军乐队是以华北军区军乐队为主组成的。那天，大家的眼睛都盯着总指挥，总指挥的眼睛盯着天安门的西城台，在那里，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手里拿着一条红绸子，他要听“红绸子”的指挥……
大家一直盯着天安门西侧的古砖梯道，等着领袖们的身影出现……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等一代开国元勋们经西华门来到天安门，沿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缓缓拾级而上。
那天下午1时30分，卫士就将一套专门为参加开国大典而缝制的将校呢中山服，帮主席穿好。两点钟主席赶到勤政殿，在这里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时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由勤政殿出中南海东门，五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后边。主席领头，其他领导人次第相随，登了一百级砖梯，上了天安门城楼……
当毛泽东同志即将登上城楼的一瞬间，军乐队奏起了《东方红》，顿时，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
总指挥当时站在城台西南角上，看到毛主席还差两级就要登上城楼的时候，他把手里的红绸子一挥，乐队指挥会意地点了一下头，指挥军乐队奏起了《东方红》……
开国大典的礼炮响过之后，阅兵式开始。
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阅兵令。随后，在军乐声中，他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检阅了军容严整的三军受阅部队。
在军旗的引导下，各受阅方队由东向西，依次通过天安门。
走在最前面的是海军方队，他们大都是刚穿上水兵服的陆军战士，是年轻的中国海军的希望。
受阅之后，方队的部分官兵组成了新中国海军第一支护卫舰支队，其装备是接收和缴获过来的十四艘陈旧炮舰。如今，这个支队已成为拥有先进现代化装备的海上雄师！
步兵师十二个方队浩浩荡荡开过来了。冲锋枪方队、机关枪方队、迫击炮方队的士兵头戴钢盔，个个精神抖擞，气宇轩昂……
当年参加受阅的这支陆军部队，今天已成为配备有直升机的机械化师团。
受阅的骑兵方队，是一道迷人的风景，那些难以调教的战马，居然也能做到步调一致！
谁又能想到，这支当年参加受阅、被称之为“天下骑兵第一师”的部队，如今已将战马换成了坦克、装甲车，由单一的骑兵部队改编为诸兵种合成的摩托化部队。这些铁马骑士已成为一支边防劲旅。
下午4时整，受阅的飞机编队，飞临天安门上空，广场上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当时，从南苑机场起飞的受阅飞机只有十七架，可飞临天安门上空受阅的飞机怎么成了二十六架？这是因为有九架P—51战斗机飞过天安门后，又绕弯飞了第二圈……
当年，驾驶着十七架旧式螺旋桨飞机参加受阅的军委航空局的飞行员，一部分分到了航空兵某师。现在，这个师的现代化程度令人瞩目，成为一支威震蓝天的空中铁骑！
开国大典的阅兵式进行了三个小时。阅兵式完毕时，晚霞已染红了西天。
当晚，朱总司令在北京饭店宴请受阅的陆海空部队代表，席间，他高兴地说：我现在才真正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他的话，是一代元戎们的心声！
（以上两篇征文选自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电视纪录片解说词《共和国之最》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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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虎头要塞
郑荣来
来到黑龙江鸡西市，朋友建议我去看看虎头要塞，说是很值得一看。
这一带之于我，是个陌生之地。这里发生的往事，我少有涉猎。当年虎头要塞的侵华日军，在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仍在这里负隅顽抗，使整个“二战”推迟了结束的时间表，此事我也不甚了了。
那天，经虎林县到得虎头镇，我便多少悟出点这“要塞”之“要”来。它位于黑龙江省东陲，乌苏里江西岸，地下要塞在小镇北面。那里有几个小山头，叫猛虎山、虎东山、虎北山、虎啸山和虎西山。山虽不高，但立于其上，可看到对岸的一些设施。离乌苏里江仅两公里的原苏联萨里斯基军事区、西伯利亚铁路、伊曼市和伊曼铁桥等，当年都在它的视野之内。
正是它的军事地位，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军，在与德、意建立军事同盟后，便从1934年起，用了六年时间，在这几个山底下，构筑了互相联通的地下工事，主干道总长十几公里。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且设施相当完备，有指挥所、通讯室、弹药库、粮食库、燃料库、士兵舍、将校舍、医务所、发电所、伙房、浴池、厕所和水井等。通往地面的地方，又有观察所、地堡、竖井、通风口、射击口等，甚至在通道的关隘处，还设有陷阱和射击孔，都是为最后抗击而造。据称，它可容纳一万二千兵力，支持三个月以上的时间，日本侵略军说它是“东方的马其诺防线”，“北满第一永久要塞”。
我们参观的，只是它的局部，但上述种种设施都看到了，连同当年留下的若干发大小炮弹和手榴弹。地道里，潮湿且有一股霉腐味，但我从中读到了一页并不久远的历史。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二天，开始攻打虎头阵地。日军一千四百名守备队官兵，凭塞据守，拼死抵抗。直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仍然顽固死战，甚至杀死前来劝降的使者。于是，苏军以几近十倍于虎头日军的兵力、各种重型大炮和火器，狂风暴雨般轰击这股顽敌。到8月26日，终于使这要塞归于寂静，连同前来避难的六百多名日本侨民（老人、妇女和小孩），除五十三人逃出外，其余两千人，或中炮、或窒息，全部死于要塞工事里。苏军也牺牲了一千余将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间，不是8月15日，而是8月26日！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被强拉去修筑地下工事的1万多名中国劳工，都先后被折磨致死或秘密杀害。为的是灭口保密。最惨的是最后一批劳工，工程完工之日，被集体骗到猛虎谷参加“庆功宴”，遭到机枪扫射，全部罹难，留下如山的尸骨，也留下千万冤魂的控诉。
走出这工事之门，回头看那山头，郁郁葱葱的林木，生机勃勃的景象，已见不到当年战争的遗痕，只有一拨又一拨的游者，不时在我跟前选择照相的景点。我也不由自主地，把这低矮的山头留在了镜头里。
上车前，我买得一本书，名叫《日苏虎头决战秘录———关东军虎头要塞失陷纪实》，作者冈崎哲夫，是那生还的五十三人之一。他以一个当事人的经历和视角，生动地描绘了那场战事的激烈和残酷，喊出了反战的强烈呼声。但是，作者当时只是个上等兵，所知所见，大多只是现象，中高层内的秘密，难得其详，因此读来总觉缺点什么。
一支守备队，竟不听天皇的投降令，其原因尽管有许多解释，但都属于猜测。历来不义之战，都是少数骨干分子所为。他们打着人民旗号，号称士气神勇，视死如归，皆是欺骗的结果。冈崎哲夫笔下，要塞里的日军士兵，眼看末日到来之时，却是充满恐怖、惊慌和绝望，并无赴汤蹈火、死而后已的气概，所谓武士道精神，不过是一种神话。
从虎头要塞的工事里，我读懂了一句历史的遗言：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侵略者想称王称霸，必定奴役百姓，驱民于水火。东瀛历史，为世所鉴。那岛国之民，想必不会忘记虎头要塞之下，那堆枯骨那群冤魂！
第11版(作家文苑)
专栏：
远方
郝北上
远方有火焰一样的雪
远方的天空秋季不死森林辉煌
远方如马
远方的雨滴使无数只飞鸟上升
远方令我们睁大眼睛戈壁的恋情
用全部来凝视注视
青草水洼湖泊一样的望着星星
远方像真诚
远方如昨
昨天我们把昨天交给黄昏的太平洋
落日挥手晚霞鸣鼓
远方是在黑夜里以手去触摸太阳
把远方从左手拿到右手想
远方是我们想达到的地方
远方是一种波涛回响
我们听得到达得到
但或许看不到的地方
远方像我的恋人
和我对她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