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视点·民族大家庭)
专栏：
“铁牛”万里还夙愿
——随邢台民族亲情回访团进藏采访记
本报记者何伟张忠
33年前，河北邢台遭遇了一场大地震。闻悉灾情，藏族人民从遥远的青藏高原送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60多名翻身农奴风餐露宿，星夜兼程，从拉萨给邢台牵来了240匹良马；33年后，邢台民族亲情回访团载着邢台640万人民的深情嘱托，驾着铁牛，闯过茫茫戈壁，踏上通往雪域高原的征程……
悠悠岁月，抹不去深深的历史印记；关山重重，阻隔不了浓浓的民族情谊。前不久，本报记者随邢台民族亲情回访团专程进藏采访，为我们展现了33年后这又一动人的场景。——题记
6月14日下午，京深高速公路邢台口挤满了久候的群众，巨幅标语“欢迎从西藏高原归来的勇士们”在蒙蒙细雨中格外醒目。泥泞满身的车队刚刚停稳，邢台市委书记臧胜业率众上前，紧紧握住了一双双传递友谊的手，为“良马济邢兄弟情，铁牛进藏一家亲”民族亲情回访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穿越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回访团”行程两万里，历时一个月，用艰辛乃至生命编织了汉藏友谊的新篇章。
良马架起连心桥铁牛再续手足情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了建国后最大的一次地震。地面开裂，河堤塌陷，8000人蒙难，120万间房屋倒塌，按当时价，直接经济损失10亿多元。
面对压顶之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赴灾区慰问群众，组织救灾。来自祖国大家庭的各方支援源源不断。其中，有一份来自西藏的特别礼物：六十多名翻身农奴风餐露宿，星夜兼程，从拉萨给邢台牵来了生产急需的240匹良马。本报1966年6月10日，以《幸福马满载阶级情》为题对这传世佳话作了长篇报道。
岁月悠悠，抹不去那感人的场景。彦多乡50多岁的曲珍不仅挑选了良马，还准备了农具，计划去邢台帮灾民再建一个美丽的家园；易贡区60多岁的藏族老阿妈才旦珠嘎眼睛不好，让儿子布穷牵着牛，走了整整一天的山路，把自己的一匹牝牛亲手交到区委；翻身农奴日多，请了40多位小伙子帮他抓马，当验马工作队得知他家生活十分困难，不同意献马后，他通宵达旦打了12副马嚼口，交给送马的同志上下车用……万里送马的故事，成为轰动全国的藏汉民族团结的热门话题。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于危难之中建立起的民族亲情，邢台民众格外珍视。今年3月8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京观看“雪域明珠——中国西藏文化展”的消息传到邢台，又一次勾起人们对如歌往事的回忆。去年西藏部分地区遭受严重雪灾，今年恰逢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邢台市干部群众建议开展一次援藏活动，市委市政府立即筹划了“良马济邢兄弟情，铁牛进藏一家亲”的回访计划。一时间，邢襄大地，百万群众涌动起一阵阵心向西藏的感情波澜。
——从耄耋老人到天真学童，争先恐后在书有“铁牛进藏一家亲”的33米长卷上签名，捐款。
——邢台各大影院人头攒动，争相观看《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蓝光闪过之后》、《百年恩来》等影片，回味那段艰难却又温暖的岁月。
——书画界挥毫泼墨，企业界慷慨解囊。当年的灾区巨鹿县的一位小学生将3元5角钱投进募捐箱，说“钱不多，代表我的一点心意”。
邢台牌拖拉机是我国名优产品，国际上也小有名气。邢台人民决定赠送60台拖拉机，并派出由市委宣传部、灾区代表和新闻记者组成的车队护送，去高原播撒汉藏友谊的种子。
天寒心热过雪山气短志长走高原
5月20日，运送铁牛进藏的车队，载着邢台640万人民的深情嘱托，向令人神往的雪域高原进发。
他们是肩负庄严使命踏上征程的。邢台市民族亲情回访团秘书长王殿银，是车队总指挥。为把人马安全带到西藏，他寝食不安，瘦了好几公斤。来自当年地震震中的隆饶县委宣传部部长付连国，身怀千户营村村民让他转交的思念藏族同胞的一封信。拖拉机厂的售后服务人员赵师傅透露，捐赠的拖拉机是特制的。如何适应高原缺氧、路况不佳的西藏，厂方除了按出口标准生产外，还提高了拖拉机的马力，将柱塞机油泵改为齿轮油泵。
车到千里青藏线的起始站格尔木，队员普遍出现高原反应。气短、失眠、嘴唇变紫。前面就是条件更为恶劣的千里青藏线、高寒无人区。车队决定休整、调养、加油。这时，西藏自治区派来的接应人员赶到，队领导决定让基本完成任务的邢拖职工张二刚返回。不料他急了，再三要求上“火线”，不当逃兵。这位魁梧的汉子哭诉：“如果不亲手把拖拉机送到藏民手中，我无颜见家乡父老。”
5月28日上午9时，送“牛”途中最艰难的一段开始了。车队出格尔木，驶上世界最高的公路。
5月的青藏高原，风雪交加。南行160公里，便是举世瞩目的昆仑山。眼前展开的是广袤无际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4000米、4500米、5000米……载着铁牛的卡车喘着粗气，坚定地向前爬。凌晨1时抵达温泉。此时，队员们有的发高烧，有的流鼻血，有的休克。个个脸膛乌黑，头痛欲裂，藏族兄弟说这里是条件最恶劣的路段，因为氧气只有北京的一半。行进14小时体力已耗到极限的队员实在走不动了，大伙脚迈“太空步”，摸黑走进路旁一个废弃的兵站，歪歪斜斜躺下身子，大口喘着粗气。在这高寒空荡的夜里，生命显得很脆弱；在这难忘的不眠之夜，饱受折磨的队员对当年藏胞千里送马的艰辛有了切身体会。谁都掂得出，情谊是沉甸甸的。
天寒心热，气短志强。天蒙蒙亮，飘起了雪花。大伙一边吸着氧，吃着药，一边咬着牙要求赶路。看着同志们乌青的嘴唇、剧烈的头痛，队长王殿银，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他喃喃说：“没想到——路这么难。更没想到同志们这么坚强……”
这些可歌可泣的勇士，闯过了茫茫戈壁，闯过了数百公里无人区，闯过了被称为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当披着红花的车队安然越过唐古拉山口抵达地热蒸腾的羊八井，与赶来迎接的西藏自治区的领导会师时，队员们竟喜极而泣。
家书一封传思念瓷杯一个盛深情
牦牛舞跳起来了，赞歌唱起来了。5月31日上午，布达拉宫广场，捐赠“铁牛”仪式如期举行。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巴桑说，当年选送良马，是危难之际的兄弟相助，不足挂齿。回访团团长王三堂说，那时，西藏刚刚夺取民主改革胜利，群众生活并不富裕。可是他们还是急我们之所急，想我们之所想。困难时结下的友谊最难忘。
民族亲情回访团的一桩心愿，就是寻访当年送马的藏族老友。
“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40年，我们现借邢台市民族回访活动，并通过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当年来我们村慰问的藏族兄弟捎封家书：当年来我们村的藏胞现在还好吗？我们村的老人们时常跟年轻人念叨他们，年轻人也在父辈的回忆中认识了藏族叔叔。我们真心欢迎藏族兄弟再来我们千户营村看看走走。”邢台市隆尧县千户营村村民委员会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一封信，传递出邢台640万民众的深切呼唤。
千户营村位于震中。当时，村里接受了两匹马，为了不使这带着深厚民族情谊的良马受一丝委屈，村支部选派最好的饲养员，选用最好的饲料，精心喂养。很快适应了新家的两匹高原马，不辱使命。“那几天，正赶上过麦天，可顶大用了。”第一位接马人是白家寨村的支书靳景印。他清楚地记得，一位30多岁的藏族兄弟向他敬献了哈达，他从藏族兄弟手中牵过4匹头戴红花的良马。十几年后，良马无疾而终，村民们在良马第一次踏上白家寨土地的地方，让马头朝向西藏，厚葬了它们。然而，送马的藏胞现在还好么？
就在回访团风雨兼程向拉萨奔来之时，赤列旺堆正在海拔4500米牧场放牧。这位53岁的牧民，正是回访团要找的送马人之一。当县里把邢台来客的消息告诉老人时，他激动得数夜失眠。“当时我们只是尽了点力，很普通么，没想到33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得我们。”他翻出了一个白瓷杯，多少年了，他都舍不得用，那是当年邢台市赠给送马人的信物。“他们正遭着灾，生活很艰难，可还是拿出比我们想象好得多的东西招待我们。”往事如昨，激情难抑的旺堆不顾关节炎发作，喊上当年的老伙伴格桑，赶到拉萨迎候稀客。
——5月31日，自治区党政会议中心，掌声阵阵。精彩的民族亲情回访报告把汉藏同胞带到33年前的友谊中去。
——6月1日，邢台宣传部长崔宝玉把大红的“邢台荣誉市民”聘书、聘金、礼品交给旺堆等两位“民族团结的使者”，双方“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6月2日，龙王潭里，自治区领导与回访团共植三棵云杉树。33年前，汉藏同胞在隆尧县栽下的32棵“友谊树”已是枝繁叶茂。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洛桑顿珠比喻说：“汉族和藏族是同一个妈妈的儿女，谁也离不开谁。愿西藏人民和邢台人民之间的友谊像雅鲁藏布江一样源远流长。”
经济考察、回忆当年送马牧马的情景……“太阳城”里，一曲曲民族亲情的乐章，使回访团成员日日浸泡在藏胞的盛情之中。6月5日，告别藏乡的日子到了，依依惜别中，大家恍然悟出了一个道理：人世间最珍贵的礼物，往往是无形的。（附图片）
当年送马到邢台的牧民赤列旺堆、格桑被邢台市聘为“荣誉市民”。王彦青摄
第8版(视点·民族大家庭)
专栏：人民日报评论部主办视点（二十七）
解开思想“扣子”
——同“法轮功”练习者谈心
本报记者李德民米博华王义堂
编者按：开展对“法轮功”的斗争，是7月22日拉开序幕的。为了贯彻中央精神，本报发表重要社论《提高认识看清危害把握政策维护稳定》。此前，6月21日本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崇尚科学破除迷信》，打响了同“法轮功”斗争的前哨战。其中7月13日发表的评论《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不容愚昧迷信活动泛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评论首次鲜明指出李洪志“扬言要‘往高层次上带人’”是“戏弄和蒙骗群众”的“愚昧迷信活动”。寥寥几句话，触怒了“法轮功”。一些练习者像围攻其他新闻单位一样，给本报写信、打电话，其中有迷惘和不解。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来信或来电话的“法轮功”练习者，是受了蒙蔽的好人。经过二十多天的揭批斗争，李洪志的真面目已大白于天下，“法轮大法”的歪理邪说得到批驳和廓清，绝大多数“法轮功”练习者已经从思想和组织上脱离了“法轮功”。当然，思想转化还需要有一个过程。本期“视点”，就“法轮功”练习者在来信和来电中曾提到的问题，作一归纳，略加分析。我们愿意真诚地同“法轮功”练习者谈心，目的是解开思想上的“扣子”，提高认识。
话题一：“法轮功”真的可以治病吗？
有人说：“你说练‘法轮功’不治病，我却是在练功之后，病轻了，病好了，身体健康。”
这也许是真的，但这不是“法轮功”的功劳。生命在于运动。清晨黄昏，在河边湖畔，跑跑步，打打拳，无疑有益于身体健康，不用练“法轮功”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人生病，往往和心理、情绪以及人际关系、自然环境等有很大关系。一些练习者往往因工作、学习、社交甚至家庭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而心情压抑，得不到及时解脱，久而久之酿成疾病，练习“法轮功”后，全部心思专注于“功法”，忘却了烦恼和病痛，病情有可能一时减轻。但要看到，绝大多数练习者的病都是经过医院的治疗才好转的，与“法轮功”并没什么关系。练“法轮功”而摒绝医药，就难免小病练大，大病练死。李洪志本人得了病，也要吃药、打针、动手术，他为什么不大显“法力”却要求助于现代医学呢？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7月28日，全国各地因修炼“法轮功”导致死亡的练习者达743人。致伤致残者更是不计其数。这些死者，正是听信了李洪志“有病不吃药不打针不看医生”的歪理邪说，贻误治疗致死；有的则是修炼走火入魔，导致精神失常自杀或杀人。
在一篇流传甚广的“法轮功”组织搞的所谓“万人调查报告”中，所谓病愈的例子大多数是杜撰的，有的是当事人根本不知，有的显然是夸大其辞。这样的论据怎么能令人信服呢？
更能迷惑人的是，李洪志在这里玩弄了一个诡辩术：病好了，是修炼“法轮功”的结果；病不好，死了，是你修炼心不诚，功夫不到家。反说，正说，“理”都在他一边。
话题二：是要我们做“好人”吗？
不少来信都提出一个问题：“法轮功”的练习者在努力修炼自己，追求“真、善、忍”，努力做好人，有什么错呢？
人人都想做好人，都希望自己周围有更多的好人，都盼着整个世界更加美好。问题是，这种善良的愿望被李洪志亵渎了，利用了。他提出，要修炼成“好人”，“就得在常人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各种执着心、欲望去掉。”这样的“好人”，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没有意志，没有信念，没有对现实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只等着李洪志“往高层次上度”自己。说到底，只能成为受李洪志这个恶魔控制、奴役的工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这样的“好人”多了，社会如何进步？相反，那些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忘我地奋斗的人们，因为不练“法轮功”，倒成了李洪志眼中的“坏人”。
李洪志妖言惑众，疯狂敛财，组织闹事，直至害人性命，坏事做了很多。他本身就是一个很坏很坏的人。试想，坏人会教人做好人吗？跟着坏人能成好人吗？他鼓吹的那套道德观念和“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决不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利益，也不可能给练习者带来一丝一毫的好处。我们一定要学会用科学真理，用活生生的事实来认识和确立“好人”、“坏人”的标准，再不能做受人欺骗或自己骗自己的“好人”了。
话题三：“法轮功”是“松散的”，还是有组织的？
有人说，“法轮功”实行松散管理，没有组织。我只参加练功活动，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活动。
李洪志在玩弄阴谋。他清楚，在今日中国，谁要想公开扯旗造反，搞一个同党和政府对抗的非法组织，人民群众都是不答应的，广大的“法轮功”练习者也是不答应的。因而，他只能采取这种欺人的伎俩，以“松散”为名，以组织为实，诱使练习者入“套”。
“法轮功”确实是有严密组织的，这一点已经为许多“法轮功”组织的骨干揭露的事实所证明。4月25日，人不知，鬼不晓，一夜之间来自全国各地的万余名练习者聚集中南海，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幕后指挥、操纵，能做得出来吗？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三百多次围攻党政机关和新闻单位的事件，都说明“法轮功”组织已成为一股与我们党和政府相抗衡的政治势力，放任这股势力发展，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话题四：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一些专家、教授、学者为什么也会相信“法轮功”？
一些“法轮功”练习者说：“我们也许是缺乏科学文化知识，但为什么他们也信奉‘法轮功’？可见，‘法轮大法’确是宇宙根本大法。”
在历史上有的科学家包括大科学家具有某种迷信思想这并不鲜见。这主要不是他们缺乏知识特别是科学常识。包括党员干部在内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被李洪志蒙骗，主要原因是他们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信仰出了问题。比如，当某种疾病难以治愈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恐惧和迷茫，正所谓“有病乱投医”。这个领域的专家，在另一个领域也许知之不多，甚至一无所知。当他们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就会产生某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渴望某种支持和保护。虽然这在人生道路上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则会产生精神空白。李洪志抓住了人的这个弱点，乘虚而入。他反复宣传要给每个人“重新安排今后的人生道路”，其实，他的法术既不能祛病，也不能帮助人解决任何问题，其目的就是要支配人的精神世界。一些党员老干部之所以被他骗得“溜溜转”，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是怕疾病、怕衰老、怕孤独吗？李洪志有办法：听我的话，读我的《转法轮》，跟我的“法轮”转。
李洪志深知要想欺骗更多的人，就得利用“名人”、“大官”的影响力，“法轮功”组织专门利用学马列的人反马列，搞科学的人反科学，让党员干部反对党和政府，这是他极其阴险的一招。为此，“法轮功”组织刻意在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发展他们的骨干。
话题五：社会问题真的哪个政府都解决不了，只有靠“法轮功”去解决吗？
一些练习者在来信中说，自己的一些问题当地政府解决不了，通过练习“法轮功”，才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并以此证明“政府无用论”是正确的。
首先，我们必须看清李洪志宣扬“政府无用论”的险恶用心。诬蔑“政府无用”，就是不要政府。就是妄图靠“法轮功”来统治国家，奴役人民，夺取“超政府”、“超法律”的权力。人类文明史上，还有比他更狂妄的人么？现在的事实是，党和政府正在抓紧解决和处理“法轮功”问题，并且初战告捷。而李洪志面对灭顶之灾，他只能乞求外国人的“干预”、“保护”，投靠外国，还侈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还应该懂得，任何国家都有自身的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不能要求政府在一个早上将所有社会问题都解决干净。况且，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还会出现。每个练习者，每个公民，作为社会的一员，都有支持政府、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责任，应该理解政府的困难，协助政府工作，而不应该一味埋怨、指责，更不应跟着“法轮功”反政府。
话题六：为什么说“法轮大法”不是什么“超常科学”而是地地道道的愚昧迷信？
一些“法轮功”练习者来信说，“‘法轮大法’是‘超常科学’，是你们不练功的人无法理解的科学，不是迷信。”来信还引用李洪志给迷信二字下的逻辑混乱的定义。
反驳李洪志的歪理邪说，使我们感到那简直是对人类理智的污辱，就像是一个正常的人和一个精神失常的人辩理。李洪志甚至无法明确、清晰地道出何谓迷信，把什么“着迷”、“相信”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词拎出来胡扯。迷信的准确定义是：“相信星占、卜筮、风水、命相和鬼神等，也指盲目地信仰和崇拜。”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一、鬼神之类；二、盲目地信仰和崇拜。事实上李洪志鼓吹的那套歪理邪说，是不折不扣的迷信。比如，李洪志声称自己有什么“隐身”的能力（倘李大师真的可以隐身又何必吓得要求外国人保护），这分明是低劣的迷信——巫术。又如，李洪志要求练习者对他的歪理邪说要绝对相信，即使是谬误也不能有任何疑议；对他本人则要像神仙一样顶礼膜拜。这不是迷信是什么？
其实李洪志很怕别人看出“法轮大法”愚昧迷信的实质，因此他又杜撰出一个什么“超常科学”的谬说。他的这种“超常科学”似乎不需要实践的检验，而其中所有的奇谈怪论，都是“新的发展、新的发现”。科学的认识水平是有局限性的，因而真正的科学从不否认认识的相对性。李洪志抓住这一点，胡说自己的歪理邪说是“超常科学”，什么“洞悉一切宇宙奥秘”。说穿了，这个“超常”无非是什么根据也没有的胡说八道，是以无知的妄说取代科学的谦虚。无非是说你们什么都不懂，李洪志什么都懂。
话题七：“法轮功”真有一亿多练习者吗？
我们知道，全世界有50多亿人，中国有12亿多人。倘若他们真的有1亿多人，那么，十来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练习者了。既然如此，还有哪个政府敢管他？还有谁敢招惹他？
所谓1亿多人，是李洪志吹的。据了解，二百来万人而已。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猛一看，也很“吓人”。但略作分析，挤掉“水分”，那就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了。还要看到，绝大部分人是出于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愿望和对生老病死思虑的心理去练“法轮功”的。他们对李洪志等极少数人的政治目的并不了解，更没有识破其反动本质和政治危害。他们本身并不是李洪志的“基本群众”，而是受害者。这些受蒙蔽、受欺骗的练习者，在明白真相之后，已经主动脱离了“法轮功”组织，不再参加其一切活动。有少数人虽然陷得比较深，修炼过“法轮大法”，参加过聚集活动和其他群体活动，在“法轮功”组织中起过一般的骨干作用，但现在也清醒过来，纷纷反戈一击。李洪志培养的骨干，成了揭批李洪志的骨干。人类毕竟不是“魔”，好人还是大多数，是辨是非，识善恶的。谁愿意跟着李洪志一条邪道走到底？
当然，死硬分子也是有的，那就是极少数存心作乱的组织者、策划者和幕后操纵者。这种死硬分子，少得可怜，即使在他们的后面加上几个“零”，也不足挂齿。人数的虚夸，是为了以“人多势众”、“法不责众”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的，是为了吓唬人，是为了向党和政府示威施压。很可惜。他们并没有吓着谁。中央一声令下，群众行动起来，“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话题八：为什么在科学昌明的今天会出现“法轮功”这种怪胎？
今天，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出现“法轮功”这种“怪胎”，似乎让人很难理解。这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迷信愚昧活动是一种历史久远的世界性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屡屡出现邪教组织可以为证。当然，即使是科学更发达的未来也难以完全杜绝这种现象。另一方面，“法轮功”在我国滋长蔓延乃至造成很大很恶劣的影响，也不是偶然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政治背景。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生活也发生深刻的变化。社会结构、利益关系变化，加之各种思潮大量涌来，人们的思想既活跃也复杂。一些地方“香火”很盛，巫婆、神汉大有市场，一些地方看相、占卜随处可见，一些地方公开出版宣扬迷信和色情的书刊。一些党员干部对此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参与其中。在这种大的社会氛围中，“法轮功”冒出来而且越闹越大也就不奇怪了。
我们同“法轮功”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教训就是，必须适应社会情况的新变化，经济利益关系的新变化，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落到广大党员、群众、干部的头脑里、心坎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李洪志这个反面教员，利用“法轮大法”这份反面教材，向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进行教育。要以揭批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为契机，认真清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乌七八糟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