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
□任继愈
20世纪是科学昌明的时代，与中世纪时期科学饱受迫害的情况有天壤之别。中世纪神学统治时期，科学工作者受迫害，甚至遭受酷刑。20世纪科学翻了身，科学成果给人类带来方便，科学身价大增。曾与科学敌对的势力，也纷纷与科学攀亲：占星相命，自称“科学预测学”，封建迷信的巫婆神汉自称有“科学外气”；反科学、宣扬封建迷信的团伙也纷纷打着科学幌子，招摇撞骗。
从“五四”以来，科学在我国就长期遭受误解。社会上习惯认定自然科学是科学，在人们心目中，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最能代表科学，至于社会科学、哲学都排除在科学范围之外。
科学作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是适应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科学划分为两大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我国有两个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方如欧美，都是一个科学院。西方学术界把所有学科分为三类：自然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社会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和人文科学（文、史、哲）。
学科分类本是为了研究方便，学科之间并非相互隔绝。不管科学如何划分，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呈现的现象是综合多样的。像近代医学，将人的生理结构分为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是为了方便观察、研究。但疾病发生在人身上，并不分科，综合征、并发症比单一病症出现的频率更高。如高血压症表现在循环系统，但与平日饮食有关，与情绪刺激有关，也与气候变化有关。环保问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要关心，决不是自然科学所能包揽得下的。戳穿“世界末日”的谎言，就需要自然科学、哲学协同作战。
当前，迷信与伪科学现象泛滥，对社会安全构成了危害。人们提出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提倡科学、普及科学。由于长期形成的对科学的片面认识，提倡科学，往往专指自然科学，有时忘记了社会科学。以残缺不全的科学，对付各种愚昧迷信，常感力不从心。
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更不能遗忘了哲学。我们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它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总结。广大群众只要真正学懂了哲学，就不会希望什么“救世主”来拯救这个世界。有人宣传“世界末日”，也不会被它牵着鼻子走。真正懂得社会科学，知道违法守法的界限，就不会盲目乱闯，犯了法还不知道干了违法的事。真正懂得了自然科学，就不会受什么“外星人的语言”的蛊惑，跟着所谓“救世主”起哄。
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不同于古代人，第一个标志是用科学思想武装头脑，懂得一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哲学的道理。这是现代公民防身自卫的必备工具。
科普工作已引起广泛注意，但对社会科学及哲学的普及工作还远远不够。这是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长期任务，正因为是长期任务，必须从当前抓起，不能因为是长期任务而有所放松。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访谈
哲学必须反映时代
——访邢贲思教授
本报记者卫庶
记者：您曾在《在反思、探索、开拓中前进》一文中，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年的（中国）哲学是反思的哲学，那么对最近10年的（中国）哲学您又有些什么看法？
邢贲思：最近1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系列重大事件：1989年的政治风波被平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的召开等等。贯穿于这些重大事件的一个基本点是，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发挥它的指导作用，并通过实践得到了新的发展。作为邓小平理论新发展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十四大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政治报告。它们论述的虽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和指导方针问题，但其哲学基础却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南方谈话为例，邓小平同志不仅谈到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而且指出应当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一方面他强调要抓紧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必须把速度和质量、效益结合起来；一方面他强调经济建设始终是中心，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这个中心不能脱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他提出不要纠缠于姓“社”和姓“资”的抽象争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强调要敢试敢闯。他还进一步发挥了生产力标准的观点，提出一切以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些论断涉及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使我们在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向的同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十四大、十五大报告在一系列问题上有理论突破，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比如十四大、特别是十五大关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十四大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改组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论断；十五大关于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论断等等，无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突破陈规，言前人之所未言，不仅使人耳目一新，而且使我们对今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哲学必须反映时代。既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成了我国社会生活的主线，那么，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哲学也必然会体现这一主线。近10年来，我国哲学界研究最多、讨论最多、成果最多的就是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问题。如果说1979—1989年这10年我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反思，那么1989—1999年这10年我国哲学的基本特点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探索与开拓。
记者：在从事了4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后，您可否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个回顾？
邢贲思：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已经40多年。这期间虽然取得过一些成绩，但也有不少失误和缺憾。多年来的体会集中到一点就是，我感到哲学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时候我们的祖国沿着健康、正确的轨道前进，什么时候就不但国家昌盛、人民幸福，哲学也会得到相应的繁荣。1957年以后，我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曲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不仅把我们的国家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而且我国的哲学乃至整个学术事业也遭到了很大的摧残。哲学作为“智慧之友”却失去了自己特有的认知功能，变成了现行政策而且是错误政策的诠释。当有的哲学工作者敢于向现行的错误政策及其哲学诠释提出异议时，就会遭到纷至沓来的无情批判，比如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讨论。当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势力妄图篡改历史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时，有谁敢不追随其后，摇旗呐喊，就会厄运降临，立即成为批判对象，比如所谓的“评法批儒”的闹剧等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成了一些人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工具，成了某种政治的附庸，哪里还有真理可言，哪里还有智慧可言，哲学是“智慧之友”的说法岂不成了对历史的嘲弄。
因此，我认为哲学不但要反映时代，而且要关心祖国的命运。只有国家的命运改变了，哲学的命运才会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在，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事业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祖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哲学和其他科学一样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只有在没有任何精神枷锁的条件下，只有在可以自由徜徉的天地中，哲学才能从某种附庸的地位解脱出来，成为名副其实的“智慧之友”。这就是我多年从事哲学研究工作的最深切的体会。
记者：您认为当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有何意义？
邢贲思：当前加强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而且带有相当的紧迫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过去我们干革命靠的是这个思想武器，现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要靠这个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是唯物论，这就是辩证法，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我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就要学习贯穿于其中的哲学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因此一切真正的科学都是它的盟友，而一切唯心主义、封建迷信、伪科学对于它来说都是水火不相容的。近年来，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封建迷信盛行，有的封建迷信活动已达到十分猖獗的地步。最近揭露出来的“法轮功”非法组织就是最突出的。在其头头李洪志的操纵下，“法轮功”组织不仅大肆散播种种歪理邪说，而且有纲领、有组织、有预谋地进行不少破坏活动，给人民生活、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央决定取缔“法轮功”非法组织，并作出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规定，是十分必要、十分及时的。相对于组织上的取缔来说，对“法轮功”一般练习者的思想教育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考虑到除“法轮功”外，社会上还有其他封建迷信活动存在，因此，当前在揭批“法轮功”的同时，开展宣传唯物论、无神论，反对各种封建迷信、唯心主义、伪科学的思想教育非常迫切。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共产党员，甚至党员干部不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却相信封建迷信，参与封建迷信活动，在世界观上已经走到同党对立的地步，这是十分危险的。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回到党的世界观上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记者：您能否对哲学的未来作一展望？
邢贲思：哲学的命运决定于社会的需要，而关于宇宙、人生问题的思考，也和社会的物质生产、科学技术、其他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样，永远为社会所需要。即使到了下一个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哲学仍能发挥它的重要作用，仍是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不可或缺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
哲学的价值是永恒的，但哲学的形态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对未来的哲学状况，我们现在很难作出具体的预测，不过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在未来，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能够从哲学上回答时代向它提出的重大社会问题，或者说为解决这种重大的社会问题指明一种方向，提供一种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在未来，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一种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必然能够从人类的新的实践经验中、从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使自己从内容到形式都能和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能够起到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作用。只要我们坚持搞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同我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哲学的明天必将属于马克思主义。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课题追踪
权威是对客观必然性的认同和选择
——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研究的新突破
□薛广洲
国家社科“八五”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权威观研究”的最终成果《权威论纲》已通过专家鉴定，该课题由中国人民大学马绍孟教授主持。
该课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首次从哲学角度对权威的本质、特征及其规律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认为，权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是通过最有影响力或是有使人信服的力量与威望的人或事来实现的。在权威的发展历程中，通常表现为权力与威望的有机统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领域日益扩大和分化，权威的存在和表现领域也相应地扩大和深化。所谓权威的本质是，权威的获得是因其对于事物客观必然性的获得及其认同和选择。
该课题研究指出，权威一方面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领域，具有不同的特点。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权威，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主从性、互动性和合法性。主从性即权威拥有者为主方，服从者为从方；互动性即权威的实现必须满足主从双方的意志需求；合法性即权威在特定的辐射范围内，其影响力来自人们的自发授予。权威的功能与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体现为：权威可使在其影响力所及范围内的成员之间形成共同意志，接受统一的价值标准，并提供共同遵循的行为方式。权威的产生和存在有两个前提：一是自愿服从，权威的从方对主方的服从在本质上应是人们对于某种符合客观必然性的意志的服从；二是闭合系统，每一权威都有其一定的影响范围，超出这一范围，就不具有权威的影响力。权威的基础包括主客两方面，一方面它产生于人们组织起来联合活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权威拥有者应具备比他人更好的判断、理解和阐述能力，而权威服从者对权威的认同，乃因其认识到权威拥有者对那一特定事物的判断、理解符合自己的价值标准和社会目标。权威的发展在其实现方式上可分为：自在性权威、他律性权威、自觉性权威三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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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外学者聚会南京共同研讨
社区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廖进
由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区服务与社区发展”国际研讨会日前在南京召开。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以及我国的学者约60人，在研讨会上总结交流了各地、特别是南京市玄武区社区服务与社区发展的实践经验，并就如何加快社区建设问题进行了研讨。
关于社区服务产业化社区服务产业化是指通过实行商品化、经营性的服务方式，使社区服务业走上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道路，在促进社区服务业自身发展的同时，使社区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一个新的产业部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可以大量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空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社区服务是在经济发展尚不发达，政府投入不足，民间经济资源还不丰富的情况下开展的，社区服务产业化口号的提出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是在实践中因为政府对社区福利事业有着各种优惠政策，有不少原本纯粹的经济活动和商业行为，也打着社区服务的旗号钻政策倾斜的空子，有的原本是社区服务性质的工作，也出现了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冲动，把社会效益抛在脑后，这很值得警惕。有的学者指出，社区服务在有条件的地方，应该作为一个非营利的产业来办。
关于社区管理与社区自治从我国社区管理的现状和社区发展的客观需要来看，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管理观念滞后，社区组织类型单一，职能错位，社区组织体制本身建制散、权力小、力量弱，社区管理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居民委员会作为新中国诞生后出现的城市基层管理制度在机理上完全符合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大有用武之地。要将它纳入城市社会管理的范畴中来，推广居民委员会的民主选举，提高并规范居民委员会专职人员的素质和待遇，切实树立维护居民合法权益的组织形象，继续发挥其在调解民间纠纷、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有的学者指出，现代社区的组织管理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具有自治性的社会管理活动。但考虑到我国社区组织的发展水平和状况，片面强调社区自治化是不切实际的。应当重视政府行为在社区发展初期的作用。也有学者强调应将地方行政与社区发展的关系一并考虑。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区的管理将是政府行为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模式。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社区服务为了迎接老龄化社会的挑战，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养老事业。专家们认为，解决养老问题中日常生活料理和精神慰藉两大难题的有效途径，是选择社区、家庭、老人互动式养老方式。这一养老方式的内涵是指在社区功能转型和家庭养老功能更新的前提下，通过社区服务和社区工作等多种渠道，向老人和家庭提供多种形式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服务，同时积极提高家庭的养老能力，鼓励家庭养老。
关于文明社区建设文明社区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基础层面，即一系列具有各类功能的良好硬件设施。二是精神价值层面，即对共同利益、公共领域的自觉认同，突出表现为社会公益精神、慈善精神、互助精神。三是组织制度和运作机制层面，即完善社区上下纵横的组织机构，大力培育社区民间团体，形成良好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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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解读黑格尔的新视角
——《黑格尔认识论研究》读后
□张志伟
无论是西方学者或是东方学者，历来都是主要从本体论上整体性地解读黑格尔的，这几乎成了黑格尔研究的一个传统。那么，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来解读黑格尔呢？陶秀璈以他的新作《黑格尔认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作者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国内外有关的学术资料之后认为，中外学者在黑格尔哲学研究方面存在着一个误区：当他们着重从本体论上研究黑格尔时，主要将辩证法看作其哲学体系的建构方法，这不仅阻碍了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且割断了黑格尔与近代认识论之间的本质联系。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当然也就失去了现代意义，而我们也难以解释黑格尔哲学与近代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认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
的确，20世纪西方哲学虽然流派众多，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它们基本上都反对形而上学，而作为形而上学的重要代表的黑格尔理所当然地就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哲学除了充当反面教员外，就没有别的什么积极意义了。然而，黑格尔哲学毕竟是近代哲学的产物，而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乃是认识论问题。我们很难想象，在康德哲学之后，有哪位哲学家不解决认识论问题就敢建立什么形而上学的体系，即便是黑格尔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不从认识论上解读黑格尔，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黑格尔在西方哲学史上的意义和地位。
应该说，《黑格尔认识论研究》一书意味着黑格尔研究的一个新的进展。在这里，作者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近代认识论不是在康德那里达到终结，而是在黑格尔那里得到完成。如果说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发展经历了唯理论、经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那么它的最终产物是黑格尔的思辨认识论，它的使命就是为解决近代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克服康德对思维与存在的分裂，从客观唯心主义立场上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该书还具体地阐述了黑格尔在解决康德所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而提出的一系列认识论原理和认识发展规律，并且结合现代哲学的发展，指出这些认识论原理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对它们的进一步研究有利于发展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有利于用来摆脱20世纪哲学认识论发展所面临的种种难以克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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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逻辑学研究中的一部新作
——读《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
□周建设
蔡曙山的新著《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近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语言研究的方向看，《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的价值十分明显。传统语言学侧重于语言要素的研究，相应地形成了语音学、文字学、词汇（训诂）学、语法（句法）学等研究领域。现代语言学侧重于语言符号的关系，相应地形成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等新的研究领域。从研究方法（手段、思路）上看，当代语言学研究中，实际存在四种不同层次的研究趋向：描写的、解释的、形式的和技术的研究。描写的研究，侧重于对语言事实进行客观的刻画，目的在于说清某种语言现象“是什么”。解释的研究，侧重于对语言现象进行哲学思考，目的在于揭示“为什么”存在这种现象。形式的研究，侧重于对语言结构进行形式推演，目的在于论证语言形式转换与推导的可行性。技术的研究，重点在于将语言规则转化为可以让机器读懂并进行操作的人工智能技术。《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正是我国目前能够将语言的经验描写引向哲学思辨，升华为形式论证，再应用于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的最具水平的逻辑学与语言哲学研究的一个成果。
可以说，我们的哲学家对语言的了解太少了，而我们的语言学家对哲学的了解更少。《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便是力求做到沟通哲学与语言学，从而探索国际前沿的语言哲学、语用学和语用逻辑的重大课题所取得的成果，令人欣慰。
《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的出版已经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哲学、语言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有关学者的兴趣和关注。我希望而且相信，国内会有更多学者来关心和研究语言哲学、语用学和语用逻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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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期刊头条
期刊头条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1999年第三期发表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的文章《科学体系，一脉相承——对十五大关于邓小平理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系论断的考察》。该文认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怎样看待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既是确认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地位的需要，也是推动这个理论继续发展的需要。我们党努力探求、解答这个问题，不断形成新的认识，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到十五大作出了全面、完整的科学论断。这些论断是：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六期刊登李少军的文章《国际安全模式与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该文认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互动背景下实现国家安全，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有权力均衡、霸权和集体安全的不同选择。出于安全的需要，国家不能不发展自身的实力，实现和保持实力地位的均衡，同时亦要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从未来的发展看，国家谋求安全的国际互动，既包括现实的斗争，也包括理想的斗争；既包括个体的斗争，也包括集体的斗争；既包括物质的斗争，也包括精神和规范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只有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足以适应整个国际体系所提出的挑战，国家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
《社会科学论坛》
●《社会科学论坛》杂志1999年第四期发表了石太林题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论纲》的文章。该文指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可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归纳为这样几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自身的矛盾运动，在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运动，不仅要充分肯定生产力的作用，对于生产力的占有关系同样必须予以充分注意，人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目的，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改造自己，从而获得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中介环节。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唯物史观的发现使社会发展理论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