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经久不息的掌声
孙旭培
温老，这是我们一届又一届研究生对温济泽同志的称呼。没想到就在这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他突然离开了我们。
想到温老，我就容易想到那经久不息的掌声。
18年前，当我们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时，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院长温济泽同志讲话，那掌声一波接着一波，经久不息。
我们都知道，温老是“老革命”。1929年就加入了革命队伍，曾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五年。在狱中他刻苦攻读，掌握了很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出狱后辗转到延安，进了中央研究院；后又在解放日报、新华社工作，成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第一任主任；新中国成立以后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等职，是新中国广播事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特别是在对外广播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开拓工作。可是后来遭遇到很大的不幸，在反右和“文革”中，温老曾受压20年。他的一生，正如一副挽联所说的：“五载铁牢，廿秋奇冤，为人民鞠躬尽瘁瞑目方休；少年许国，老骥奋蹄，对理想赤胆忠心矢志不渝”。
我们1978年10月入学时，正值全国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期。记得温老在开学初的一次全院研究生大会上，向我们描绘着中国改革的未来。他甚至谈到将来国家机关的精兵简政，企业的减员增效，中国将来也会成为一个高效率的国家，使我们既开眼界又为之振奋。
参加向温老遗体告别归来，我和他的学生们、我的老同学们，求解为什么大家多次向温老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艾丰（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经济日报前总编辑）说，我认为原因有三点，一是大家敬重他的革命经历，同情他的曲折的人生历程；二是在创立和领导研究生院中，他功劳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与学生心连心，爱护人才，关心人才。
“温老受压到广院（北京广播学院），是他个人的不幸，却是我们的大幸。”当年还是广院本科生的李彩英（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副主编），在谈到温老时激动中带着深情，“温老有学问没有架子，他讲话时，井井有条，记录下来就成文章。他对学生特别热心，循循善诱，从不训斥学生，他一来，我们就围着他。”
正直、正派，对人真诚，说不出一句不实在的话，这是他的一些学生对温老的评价。他带的硕士研究生陈力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研究员）、李松晨（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认为，一生追求真理，不管形势怎么变化，都是根据事实，根据良心，不跟风，这是温老最可贵的品质，也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
温老给青年的印象是，他是一个忠于革命、忠于理想的人。他一辈子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晚年思索最多的是怎样实现这一理想。他多次向人们介绍：恩格斯在有人请他题词，要他“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段话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189页）。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的时候，温老积极参与筹划纪念活动，并使这个“基本思想”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专题片中得到体现。他为此高兴得给许多老年、青年朋友打电话，请大家留心收看这部纪念片。
他在晚年花了12年时间，领导一个小组，从全国140多万革命先烈中，筛选出约1000位，编写了10卷本的《革命烈士传》。在给研究生讲课，谈到李大钊在绞刑架下的表现时，他竟哽咽多时。他还建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在每天早上介绍当日历史大事时，要提到一些著名革命烈士的就义日。
愈到晚年，温老愈是有一种迫切感，要多做一些事情。为给王实味平反，为编纂《瞿秋白文集》，为召开纪念博古的会议……他殚精竭虑，尽心尽力。他要和生命赛跑，去做好由他这样的老同志才方便做的工作。在他生命最后几个月里，他还在与一些新闻界的老同志商议如何使新闻研究学基金会恢复活动。就在两个月前，我看到他那虚弱的样子，心中有一股冲动，不禁脱口而出，说出一个久有的想法来：“温老，你要是哪一天走了，我会为你写一篇文章，题目是《经久不息的掌声》……”温老听着，不由得流下了滴滴泪珠。显然，他在为得到年轻一代的理解所感动。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开拓创新 风范永存
——深切怀念余秋里同志
张万年 迟浩田
●余秋里同志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从事革命工作
●他不受“左”和右的思想束缚，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他养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的工作作风
●他在长期从事领导工作中，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今年2月3日，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创建者，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余秋里同志，走完了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无私奋斗的人生历程。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在近70年革命生涯中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上，铭刻在人民心中。
余秋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不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不论作为普通的指挥员还是高级领导人，他都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大公无私，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光明磊落，关心干部，尊重群众，求真务实，敢于负责，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高尚品格。尤为党和人民称道的是，他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开创新的局面，创造性地完成党赋予的艰巨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这种大无畏的开拓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一）
创造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献身精神。和千千万万优秀的共产党员一样，余秋里同志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千险不惧、万难不辞的精神从事革命工作，把自己的一切都融入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余秋里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坪里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激起了他对黑暗制度的强烈仇恨；土地革命的星星之火，指引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道路。1929年10月，他参加了农民暴动，1931年5月，他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余秋里加入红军不久就走上指挥员岗位，1935年4月任红2军团第6师第18团政治委员。他先后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红6军团西征以及创建、保卫湘鄂川黔苏区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在配合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和湘西龙山围城战斗中，他头部、腿部先后负重伤，凭着坚强的意志，只经过简单的治疗就回到战斗岗位。1935年11月，余秋里率部参加长征。在乌蒙山区回旋作战中，他和团长成本兴奉贺龙总指挥命令，率部火速抵达则章坝，截击敌万耀煌纵队。在激烈战斗中，他的左臂两次中弹，骨茬和两根筋露在皮外，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指挥，直至取得战斗胜利。由于长征途中战斗频繁，又没有医疗器械，他的伤臂得不到治疗，连说话吃饭伤口都钻心地疼痛。痛得厉害时，他就把伤臂伸到凉水中泡一泡，行军时就往伤口上浇凉水和敷湿毛巾。过雪山、草地时，同志们要抬他，他始终坚持自己走。一路上还及时组织开展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团结一致，战胜困难。他拖着一只腐烂发黑的左臂万里征战，熬过了192个日夜，直到甘南战役后才用缴获的手术器械锯掉。如果没有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要做到这样是很难想象的。
对于上级赋予的任务，余秋里同志总是明确表示：坚决完成任务，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这种敢当重任的态度，可以说是余秋里同志一生精神状态的写照。长征中，红2、6军团为了顺利入黔，令第18团由后卫改为前卫。他与成本兴精心部署，率部奋勇拼杀，在敌人纵深数十里的堡垒封锁线上打开了进军贵州的通路。渡乌江时，第18团奉命抢占鸭池河渡口，保障军团过江。他率第1营走在前头，乘夜暗冒大雨抄小路长途奔袭，全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守敌，压制对岸敌人，寻找船只，为主力迅速通过乌江天险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中，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余秋里等奉命组建独立第3支队，贺炳炎任司令员，他任政治委员。第3支队迅速开赴大清河北，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2月首战板家窝，歼灭日军80余人，继又连续出击，到6月共歼灭日军400多人。在作战的同时，第3支队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动员青年参军，收编游杂武装，在日军腹地迅速打开局面，部队很快发展到5000余人。贺龙同志曾感叹地说：贺炳炎和余秋里两人都只有一只胳膊，刚来冀中时没有几个人，可是他们东一搞，西一搞，就搞出了一支队伍。这个队伍打得很硬嘛！敌人一听见“一把手”的部队，离老远就吓得溜掉了。在后来的反“扫荡”斗争和百团大战中，这支部队又屡建战功，成为远近闻名的一支劲旅。1941年春，为了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余秋里建议自率第8团去宁武一带开辟新区。他把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积极寻找战机，主动打击敌人，很快在敌伪猖獗、群众情绪低落、伪政权和情报网密布的地方建立起根据地，并扩大到宁武、静乐、崞县交界地区。第8团在余秋里指挥下，粉碎了敌人的连续“扫荡”和“蚕食”，不仅没有减员，反而成长为能攻善战、敢打硬仗的主力团。
余秋里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困难面前不低头、不信邪、不怕压的坚强性格，困难越大越能展示其大智大勇。1958年2月，他出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当时我国戴着“贫油”的帽子，石油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完成。他坚决贯彻中央指示，深入调查研究，总结经验，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大胆实践。1959年9月，大庆地区发现有开发前景的石油资源，经过扩大勘探和科学论证，余秋里果断提出集中石油战线人力物力组织会战。经中央批准，他兼任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工委书记，亲临一线指挥。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恶劣的施工条件、复杂的地质结构及其他各种矛盾，他把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著名口号，组织广大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在基层普遍建立党支部和政治工作制度，提倡和培养“三老四严”的作风，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核心的科学管理制度，使会战队伍万众一心，艰苦创业，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水平建成大庆油田。1964年1月，经中央批准，他又组织了华北石油勘探会战，先后发现并建成胜利、大港、辽河、任丘、中原等一批油田，实现了中国人民彻底改变石油工业落后面貌的愿望。
（二）
不受“左”和右的思想束缚，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创新发展，是党对领导干部的一个基本要求。余秋里同志是这一要求的模范实践者。
1933年春，余秋里在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期间，目睹了“左”倾错误领导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他深深感到，革命事业要靠千千万万的人同心同德、努力奋斗才能完成，保护干部，保护同志，就是保护革命。他任红2军团第6师第18团总支书记时，曾冒着被审查甚至被杀头的危险，制止了保卫局特派员对一位连长和一位排长的无端扣押。任第18团政委后，他了解到团长贺炳炎在肃反时被打成“改组派”的情况，立即给军团党委写信，报告贺炳炎英勇杀敌的事迹，请求恢复他的党籍。在建国初期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余秋里任西南军区直属单位“节约检查委员会”副主任。一次，有人揭发两名领导干部在抗战时期用两匹骡子驮着黄金、银元供自己大吃大喝，他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应把同志当成“老虎”打。时任中共西南局书记的邓小平同志当即给予肯定，说秋里同志的意见对，分析问题要实事求是，要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在这场运动中，西南军区后勤部许多领导干部都被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能进行正常工作。1952年余秋里任部长兼政治委员后，立即按照党的政策进行甄别，很快解放了一批干部，恢复了机关正常工作。他针对一些干部犯错误的教训和工作中的问题，制定了加强民主集中制，严肃财经纪律等8条措施，充分调动了干部积极性，提高了保障和监管能力，保证了对几十万大军的正常供应。
在我军发展壮大的历程中，长期存在着如何对待旧军队人员和知识分子的问题。余秋里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政治远见和宽阔胸怀对待这部分人，坚持按党的政策团结教育和大胆使用。在开辟管涔山抗日根据地时，他发现一些红军干部看不起知识分子干部，就利用作战间隙进行整训，组织连以上干部学习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开展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壮大革命队伍的讨论，促成了红军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团结。此后，他又向晋西北军区建议，把一些红军干部送党校学习，把一些经过战斗考验的知识分子干部提拔起来，使这两类干部都得到提高，这些干部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他在担任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期间，对学生出身的文化教员和旧军官出身的军事教员加强教育，大胆使用，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当时有些学员居功自傲，不尊重教员，有的公开说“这是什么高级步校？让那些百战百败的国民党军官来当我们这些百战百胜的共产党员的军事教员，……革命真是倒过来了！”有的学员还拒绝回答教员课堂提问。针对这些问题，余秋里主持召开党委会，决定停课整顿，及时纠正学员中的错误认识，在学校中形成了尊师重教的好风气。
在“文革”十年动乱中，我军政治工作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我军在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左”的影响仍然比较严重。1982年9月，余秋里任总政治部主任。他在当年12月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提出：必须继续深入清除“左”的影响，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能真正做到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才能在新的时期，改进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才能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的团结和军队内部的团结；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开创各项工作的新局面。”要继续清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影响，清除在对待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的影响，纠正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政策的错误看法。他还提出不能因为着重清除“左”的影响，就放松对右的错误思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警惕和斗争。1983年11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军队开始清理精神污染。余秋里强调，一定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不能把清理精神污染扩大到日常生活方面，不能把思想问题说成是精神污染，及时纠正了一些扩大化和搞运动的苗头。他的这些做法，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充分肯定。1984年，余秋里从分析“文革”遗留下来的派性等问题入手，指导全军进行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抓住“突出政治”对政治工作带来的种种弊端，指导全军政治机关端正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进一步纠正了政治工作自我突出的问题；按照我党一贯的正确原则，规定了政治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重申了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后勤机关的正确关系。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我军政治工作进一步继承发扬了优良传统，提高了战斗力，保证了全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变革中与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圆满完成了党赋予的裁军百万、作战训练、国防科研、生产施工、抢险救灾等各项任务。
（三）
余秋里同志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养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注重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的工作作风。这是他工作中富于创造的一个重要原因。
余秋里以爱兵知兵著称，经常深入班排，通过谈心熟悉战士，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深受战士欢迎。即使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他一有时间就到连队，看看战士们在想什么、干什么？吃得怎样、住得怎样？还特别注意找那些想家的、擦眼抹泪的、讲怪话的、言行举止反常的战士谈话，了解他们的心事，表扬他们的优长，帮助他们疏通思想，树立克服困难、改正缺点的信心。一次，他看到一个班吃饭时，老战士把菜盆团团围住，新战士要把筷子伸过老战士头上才能夹到菜。这件小事反映出内部关系上的问题，他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强调地方青年越是踊跃参军抗日，我们越要关心爱护他们，使他们感受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会后各连队都从日常生活入手，改进和加强内部团结，从而使老战士发挥了骨干作用，新战士在艰苦环境下情绪稳定，进步很快。由于他随时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常常能讲出一些基层干部不知道的情况，不仅使自己的工作更有针对性，也促使各级干部注意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贺龙同志曾在1947年5月的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说：“今天到会的旅长、团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部长们，你们谁能讲出一个连队的工作，谁能讲出一个支部的工作？……在晋绥军区的高级干部中，余秋里同志能讲出来，他这次没有到会，应该向他学习。”
作为政治工作领导干部，余秋里特别注意及时抓住带倾向性的问题，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在1944年春的大生产运动中，他听到一些干部战士反映，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是“当兵吃粮”，哪有开荒种地的？就在全团开展“大生产运动”教育。他提出四个问题，即八路军和旧军队有什么不同？国民党反动派想困死我们，我们怎么办？在家种地与现在种地有什么不同？开荒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发动干部战士一起讨论，畅所欲言，然后归纳群众意见，作总结报告，提高大家的认识，在全团掀起了生产热潮，超额完成了生产自给任务。1946年1月，国共双方下达“停战令”后，关内战场顿时沉寂下来，部队中产生了和平麻痹的思想情绪。时任第358旅政委的余秋里及时掌握到这一思想动态，主持召开旅党委会，决定开展时事政策教育，引导官兵用阶级观点观察、分析问题，使大家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决不会真心讲和平，在敌人内战阴谋面前只有用枪杆子才能争取和保卫和平。全旅在此基础上广泛进行阶级教育，逐级评选英雄模范，总结攻坚、夜战、步炮协同、侦察捕俘、救护伤员等经验，很快掀起练兵备战热潮。不久，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余秋里和旅长黄新廷率领斗志昂扬、军事过硬的全旅官兵转战晋绥、鏖兵陕北，取得辉煌战绩。
余秋里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用典型推动全盘工作。1935年，他任团政委后首次独当一面开展群众工作，“扩红”1100人，受到红2军团首长表扬。他从中总结出“阶级分析、调查研究、分析比较、抓住典型”四点体会，成为他后来基本的工作思路。在部队扩编时，他总是要保留一个由老红军为骨干的建制单位作为部队的“脊梁骨”、“铁拳头”，以发扬传统、传带作风和完成最艰巨的任务，带动整个部队。在生产、练兵、维护群众纪律等方面，他都及时树立和宣扬群众中涌现出的典型。1940年1月，八路军120师独立第3支队第7团6连在掩护全团东渡子牙河战斗中，英勇抗击数百日军进攻，激战一天，打退敌人6次冲锋，歼敌60余人，胜利完成任务。余秋里号召全支队学习6连不畏强敌、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并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有意识地加强对6连的培养，每逢硬仗、恶仗，就把6连派上去，让它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摔打锻炼，使之成为打不垮、拖不烂、英勇善战的英雄集体，这就是后来全军闻名的“硬骨头六连”。
余秋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是能够在群众的实践中及时发现总结出实现党的号召和上级决心的好办法。1943年10月，晋绥联防军为准备大反攻，根据毛主席指示开展了冬季大练兵运动。时任第358旅第8团政委的余秋里，在深入班排了解训练情况时，发现有的连队让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当教员，干部战士互帮互学；有的连队开展“献绝技”、“比高低”的竞赛活动；许多战士自发成立学术研究组，“会诊”、研究训练中遇到的问题，突破技术战术难点。这些做法引起余秋里的极大兴趣，他立即加以总结推广，并进一步提出要不拘一格用人才，能者为师，凡技术战术过硬的战士都可以当“教官”。他让一个平时爱发牢骚讲怪话的投弹能手到各连讲课，把全团投弹平均成绩提高了10米多。这种“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丰富了我军的训练理论和实践，使部队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在大反攻和保卫胜利果实作战中所向披靡。对此，毛泽东同志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这是“突破历史的新创造”。
1947年冬季，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军陆续展开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11月下旬，余秋里遵照西北野战军关于冬季整训的指示，对全旅的政治思想状况作了详细调查。他在旅党委会上提出，部队中解放战士已占大多数，这次整训应以提高解放战士觉悟为重点，方法是从开展新旧军队对比的教育入手，解决少数同志阶级觉悟不高、斗志减退的问题。会后，他到第714团抓教育先行，先后总结推广了该团培养解放战士诉苦典型，带动全体解放战士主动诉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从根本上改变立场的经验，以及其他团队的对比算账和诉查结合的经验，使全旅官兵特别是解放战士认清了剥削的实质，激发了革命斗志，把阶级觉悟转化成战斗力。彭德怀同志亲自参加了第358旅的诉苦大会，把该旅的经验推广到全野战军。不久，毛主席专门听取了余秋里同志的汇报，让他谈教育解放战士的情况。毛主席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四）
余秋里同志重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是他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尤其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他遵循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改进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做了卓有成效的开拓性工作。
1982年11月，余秋里上任不久，就到保定驻军调查研究。某师领导汇报了该师针对“文革”造成的军民关系比较紧张的问题，抽调干部战士到附近农村助民劳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制知识，与地方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密切了军民关系，也使农村精神面貌出现了十大变化，群众把生产责任制和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看成是“两件宝”。他在亲自考察了两个文明村后感到，这一做法是落实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针的一个伟大创造。回到北京后，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这一情况。中央领导同志听后很高兴，说十二大后，党中央一直在寻找一种像生产责任制那样起作用的形式，把建设精神文明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军民共建精神文明解决了这个问题。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保定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经验，8月1日，总政治部在北京举办了“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展览”，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军民共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这项活动在全国由点到面，由乡村到城镇，由内地到边疆海岛，广泛开展起来。
余秋里常对总政机关的同志说，多年来军队建设遗留下不少问题，而新的形势和任务又不断提出新的要求，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办事，不能再犹豫徘徊，拖延时间，否则就会耽误军队建设大事。1982年11月，他在一份材料上看到一些部队开展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情况，便敏锐地意识到，这是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培养军地两用人才要求的好方法。他立即把最早开展这项活动的南京军区某军和成都军区某团的负责人请到北京，听取他们的汇报。接着，他在浙江金华主持召开全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经验交流会。他在讲话中指出：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符合历史的潮流，符合军队建设的方向，也符合广大干部战士、人民群众的愿望。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切实抓好这件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以后他又多次到部队调查研究，适时总结新鲜经验，提出指导意见，保证了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的健康发展。
余秋里善于统观全局，抓住带有战略性的问题，下决心排除各种障碍，果断而又稳妥地加以解决，努力在关键环节上有所突破。他到总政以后，看到部队干部队伍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年龄偏大，二是文化程度偏低。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新时期干部工作总的方针，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战略性、全局性的问题。只有建设一支‘四化’干部队伍，才能保证部队各项工作开创新的局面”，“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加快步伐解决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他提出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加速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把一些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上来。在他的主持下，总政研究提出了符合“四化”方针及合同作战要求的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方案。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的方案，于1983年和1985年先后对军和大军区级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使两级班子平均年龄大幅度下降，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此后，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他又组织起草《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官军衔条例》和《文职干部暂行条例》，不断完善有关政策制度，使干部工作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
为适应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要求军队作出相应部署。余秋里在总政党委会上说，我军政治工作是随着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的发展而发展的，现在我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需要有一个新的决定。这个决定既要坚持继承和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改革创新精神；既要着眼于分析和解决部队当前的问题，又要着力总结出一些基本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力求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有长远的指导作用。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主持起草关于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稿，先后召开100多次座谈会，7000多人参加了讨论。1986年12月1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科学地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对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方针政策和基本方法，作了正确的阐述和规定。1987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将《决定》批转全党。《决定》的颁发执行，对改进和加强全军的政治工作，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很快就要进入新的世纪，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我们怀念余秋里同志，就是要学习他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风范，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21世纪！（附图片）
图为1959年12月，余秋里（前排左一）视察大庆油田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