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诗画配
最美的花朵
朱芗摄影 阿勇配诗
战火，在流逝的岁月定格
苦难，已写成久远的传说
鲜艳的五星红旗下
荡漾开一团团幸福
绽放着一簇簇欢乐
如果流淌
流出一条笑声朗朗的小河
如果飞翔
飞起一群自由活泼的白鸽
孩子们幸福的笑靥
在灿烂的阳光中闪烁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都会深情地说
孩子，是和平的土地上
盛开的最美丽的花朵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论“老外”
杨心恒
“老外”这称呼，我琢磨着是北京的哥们儿在文化沙龙里“侃”出来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老外”这称呼是“老外”自己帮着传开的。那年一位在北京学艺的老外，把这称呼搬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从此全国传开。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称外国人叫老外，老外也欣然接受。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呼很多，最早的称呼是“夷”。“夷”本来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华夏对东方的称呼，那时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后来演变成把四周地区和那里的人都称为“夷”。再后来又知道“夷”的外边还有海洋，海洋外边还有地方和人，于是以此类推，就管他们叫“洋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洋夷”们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才知道“洋”比“夷”厉害，于是就把“洋夷”改称“洋人”。洋人发动世界大战，侵略中国，于是洋人就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洋鬼子”。二战以后“洋鬼子”被灭了，就直呼其为“外国人”。最后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留传至今，而且还要流传下去的“老外”。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呼，从洋夷———洋人———洋鬼子———外国人———老外的变化过程，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部荣辱兴衰史和中国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心态。最初的“夷”是华夏人对周边地区人的蔑视，那时华夏诸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于是把自己看作是天下的中心，称四方为“夷”，表示华夏的居高临下。这种态势维持了两千多年，“夷”也就被称呼了两千多年。然而居高临下的华夏却忘记了“满招损，谦受益”这条祖训，自己故步自封，落后了；而“洋夷”们却强盛起来了，而且开着军舰打过来了。这时华夏的君主们才走下台阶改称“洋夷”为“洋人”，并与洋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洋夷到洋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洋夷中的“洋”与洋人中的“洋”二者的含义却有微妙的变化，后者的“洋”不单是指海洋，更含有先进文明的意思在内，与洋货和洋行的味道差不多。所以“洋人”一出口，自己就矮了半截。在洋人发动战争侵略中国期间，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充分暴露其野蛮性，激起中国人的极大愤恨，于是他们在中国人的眼里和口里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魔鬼。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站起来了，受人欺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就把“洋鬼子”的称呼废掉，心平气和地称“外国人”。
本来“外国人”这称呼直白得很，实事求是，不卑不亢，为什么又把外国人称为“老外”呢？这是有其深远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第一，中国人历来是爱和平的，对四邻是友善的，总想与人和平共处。其次，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泱泱大国的人民就有能容纳百川四海的胸怀和气度，没有那种排外的小家子气。再次，博大精深的汉语语言有许多细致入微而又一语双关的语言和词汇。这三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就产生出一个新词汇———“老外”。称呼你老外，就像称呼老张老李那样，大大咧咧，随随便便，亲亲切切，似乎都是哥们儿。过去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称呼都是用在第三人称上，只有“老外”可以用于第二人称。在称呼上，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从来没有达到这样的共识，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可有一样，我的随随便便，大大咧咧是有边儿的，你要是对我家里的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我就会说，你“老外”，一边儿呆着去！你要是还不服气，动手动脚，还想回到“鬼子”的年代，那钟馗的宝剑就恭候大驾了。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武警的孩子们
高洪波
小时候我给女儿讲故事，讲孙悟空猪八戒以及《聊斋》里可爱又有点吓人的鬼怪和狐狸精。
大起来女儿给我讲故事，讲她从事的幼儿园工作如何有趣，讲一个个男孩儿和女孩儿或淘气或乖巧的行径。
女儿正在北京武警总队的一个幼儿园实习，她学的专业是艺术幼师，唱歌跳舞弹琴加上教小孩做手工，甚至还学习幼儿生理及心理学，这样一来，我们父女之间便有了共同的话题：聊小孩。
有一天晚上女儿下夜班，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放下东西走到我面前，说爸爸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看女儿一脸认真，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报纸，倾听是尊重的前提，我懂这一点。
女儿说班里刚转来一个小女孩，叫高静，和她的名字“高雅”一字之差，而且老家同样在内蒙古，“没准真的是老乡呢”，女儿念叨着，尽管她对内蒙古一无所知。
“高静怎么啦？”我问。
“高静可好玩啦，她的爸爸是天安门国旗中队的干部，妈妈也特忙，顾不上管她，她就常常不回家，老师们都喜欢逗她。”女儿开始了关于六岁小女孩高静的叙说。
那么高静究竟怎么“好玩”呢？在女儿连珠炮般快节奏（北京中学生当今语速极快，不知是为什么？）的描绘中，我才知道当天晚上发生的小故事：当天晚上是星期三，每到这天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回一次家，独独高静留了下来，默默地搭着一盒积木。
搭啊，搭啊，积木搭好了，“哗”一声，推倒了重来……女儿走过去，跟高静说道：“高静，时间不早了，我们让积木回家好吗？”“不嘛，我不想让积木们回家，我让它们陪我多玩一会儿。”小女孩向自己的小老师哀求道。
那天晚上女儿陪着自己六岁的学生搭了无数次积木，回不去家的积木们高高兴兴地尽着自己的职责，所有的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领走了，唯独留下高静，留下这个国旗中队的孩子。她的爸爸妈妈实在太忙太忙，她只能一个人留在空旷的幼儿园。回不了家的高静，就这样度过了一个搭积木的夜晚，我的女儿陪着她。她们师生之间的年龄相距十二岁，“哗哗”作响的积木拼成美丽的宫殿，拼成恐怖的洞穴，拼成外星人进攻地球的基地，也拼成壮观平坦的天安门广场，在那里，高静的爸爸正在执勤，守卫着宁静的首都和熟睡的国旗，以及车水马龙的长安街、波光闪烁的金水河……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故事，发生在武警总队幼儿园的极其平凡的一幕：一个不能回家的孩子和不能回家的积木，所给予我和女儿的震撼。
我甚至怀有一份感激，为小女孩高静付出的牺牲。也许她并不懂得“牺牲”这两个过于沉重的字真正的内涵，可是，我懂。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父亲的生日
徐德霞
那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从北京回农村老家，去看望我的父亲。此时我的母亲已经去世多年，父亲已是年近八旬的老人了。事先我们没有告知家人，倒不是想给老爸一个惊喜，我们已经过了靠游戏和撒娇取悦父母的年龄，但我们的夜里突然出现还是叫父亲十分高兴。父亲一迭声地说，怎么不捎个信叫你弟弟去接你们呢！亲热寒暄之后，父亲突然伤感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们都没来，一个也没来。”
在这一刹那，我的心为之一震，眼泪差点儿掉下来。说实话，我真的忘记了，今天就是父亲的生日。
在我的印象中，除了父母的六十大寿，我们特意从北京赶回去以外，就再也没有给父母过过生日。记得年轻时的父母只给我们过生日，他们自己从来不过。我们家一共六个孩子，四个女孩两个男孩，该哪个孩子过生日了，父母亲总是记得清清楚楚。一早就煮上两个热乎乎的鸡蛋，中午再做上一顿好吃的。在那年头多半是吃上一顿打卤面。住校的孩子也被特地叫回家来，这一天，过生日的孩子因格外受到关心，心里就有一种异样的优越感，一整天都美滋滋的。至于父母的生日，恍惚也知道，但不知是由于我们做儿女的疏忽，还是父母的繁忙，终是没有过。
今天父亲以如此伤感失望的心情提到“今天是我的生日”，真的让我十分震撼。望着父亲那满头白发、枯瘦的身材和佝偻的腰，我心酸极了。想我的老父亲质朴如泥土，一生无欲无求，只知奉献，从来就没有想过为自己争取点什么。为了抚养我们这一大群儿女，他一辈子吃苦受累，直到我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小日子都过得很富足之后，父亲也从未开口向我们要过一分钱，提过一点要求，依然视我们如童幼，默默地关心着我们，时时挂念着我们，生怕因自己的老迈给儿女们造成负担。即使他在前几年不幸得了脑血栓之后，也以不便之身，尽量自己料理自己的生活。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四个女儿都回来团聚，为此他也许从昨天晚上就没有睡好，一大早就翘首盼望着，可是直到中午也没有盼来一个，我们就连这点希望也没能让他老人家满足。于是，我赶紧张罗第二天为父亲补过生日。
第二天，我的姐姐妹妹们带着孩子全来了，差不多有二十来口人，家里很热闹。这一天父亲格外高兴，他从来滴酒不沾，那天竟然喝了一小杯白酒。
我们几个儿女商定，以后每年都回来给老爸过生日。从此，无论多忙，到父亲生日这一天，我们必定都赶回去。这样一直过了七八年，直到前年我的父亲以八十四岁高龄辞世。
现在我也是有儿女的人了，女儿亭亭玉立，和我平头高。说来也怪，我正在重蹈覆辙，像我的父母一样，从来不给自己过生日，只给女儿过，而且每年过的很当一回事。我想是不是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心中只有儿女，而没有自己。那么做儿女的呢？该为父母做点什么？一定不要像我一样，等父亲自己说出那句话：
今天是我的生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我们爱和平
吴昊（八岁）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童话创作的呼唤
赵霞
作为童话编辑，面对孩子们纯净的眼睛，我常常自问怎样的童话能满足正在成长的心灵？面对纷繁的来稿，又常常叹息闪动着灵气的作品为何愈加寥落？
回首八十年代的童话创作，童话的本质———幻想得到彻底回归，那些洋溢着想象智慧的作品，或轻松机智，在荒诞热闹中富有人生哲理；或优美抒情，在自然与人情美中反映了当代儿童探索自我、向往自然的情结；或雅致短小，在“巴掌”之间追求哲理与情趣的和谐统一。不同风格的作品形成了童话多样化的格局，铸造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作家。
然而，当我们走近世纪末，回望近几年的童话创作，却遗憾地发现那欣欣向荣的景象已渐渐淡去。一位同仁曾说：“现在的童话创作似乎处于十分尴尬的状况，一方面童话的需求量很大，刊物、出书都争相竞争；另一方面真正优秀的童话作家却着实不多，大都为杂家，专攻童话的作家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比如：商业文化和多媒体的冲击、经济生活的压力搅得人心浮动，作家也非圣贤，自然要受影响。
怎样摆脱这份创作上的沉寂，我想这是见仁见智的事。在此，我仅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让我们把眼光放在童话的创作上吧。幻想是童话创作的关键，作家们也为此倾注了许多心血。但是有好的构思的童话太少了。和八十年代的系列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特别通行证》相比，这几年的童话闪动着想象灵气的作品不少，但在布局谋篇上总是显得随意草率，读后缺少一种醍醐灌顶的兴奋。
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作家丰富奇特的想象力，为童话创作注入新的活力，恐怕是童话作家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小说的叙述方式讲述亦真亦幻的故事，的确是一个好的探索。这样的叙述方式开拓了作家的想象空间，能满足孩子们对童趣的审美需要，会给孩子带来阅读的快感。令人欣喜的是有些童话作家已经认识到，并开始在自己作品中作了有益的实践。
处于世纪之交，人们的心灵总有些浮躁。希望作家们能静下心来，拿出十年磨一剑的功夫创作出足以传世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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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味谭
嘴脸
——看热闹之四
周涛
一个国家就像是一个人。现今这个世上，不过百十多人，闹闹嚷嚷地拥挤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说它是个村子，实不为过。
这村子里也有各色人等，有各种矛盾和冲突，也有各种各样的愿望和念头。这个村子里的人们原来缺少来往，现在来往太多。过去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因而创造了不同的文化；现在呢，似乎一切都在米式标准化的驱赶下，日趋千篇一律。
米国是这个村里的一个暴发户，以前没有这么个人。大约在两三百年前才孵化而成。它先前是银国的跟班，免不了常受点欺侮。后来它学了点骗术和偷盗本领，就发起来了。
暴发户的定义是：与其说人类的财富大部集中在这种人手里，还不如说人类的弱点和丑态集中在这种人身上。“这是一只披着各色羽毛的鸟，但这些羽毛不是他的。”
他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他扮演的是个什么样儿的角色呢？
他开始想装扮成一个历史悠久的富人，但是很快就露出了无赖的嘴脸。像一个忙碌的警察，他今天用警棍殴打这个，明天用手枪射击那个，他佯装洞悉全村的一切事物，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主宰。“他天真地认为所有的人都同他一样平庸。”正如拉布吕耶尔所言，“他的虚荣心使他钻入上流社会，使他成为一个超过他能力的人，一个他不配的人。”
最近，这个家伙开始发疯，他的暴发户的利己主义本能使他变得性情急躁、刚愎自用，越来越放肆。他不但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在他眼里，其他人根本不存在，甚至，“如果能用人类的灭亡换取他的永生，他会十分乐意的。”（拉布吕耶尔语）
他的嘴脸已经引起全村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和警惕。如果认为这是一个不懂事理的顽童所做的恶作剧，那是太姑息他，太小瞧他了。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别的呢？这里用得着该国一位撰写《魔鬼辞典》的安·比尔斯的一句话：
“出国做一个法国人是自找苦吃，出国做一个美国人是使别人吃苦。”
就是这副嘴脸，美国并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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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献给孩子们的歌
未来的世界
关登瀛
我们种的小树
沐浴着春天的雨露
连同我们放飞的白鸽
那是我们呼唤和平的
心愿
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
没有饥饿的眼泪和
小伙伴的恸哭
有的是世界新一代
挽在一起的手臂
不分肤色不分种族
未来是我们的
让友谊与和平
伴着我们成长、进步
梅花鹿
张俊以
梅花鹿身上，
开放着，
一朵朵梅花。
是谁种的呀？
是谁施的肥？
是谁浇的水？
要不怎么开得这样大！
种花的阿姨，
你在哪？
我多想找到
你的家。
脱掉我的海军衫，
不知还用不用，
脱掉小裤衩，
好阿姨，
求您把梅花种子，
在我身上种下，
我的身上，
也一定能开遍
美丽的梅花。
到那时，
我就变成小鹿啦！
我要蹦蹦跳跳，
跑进迷人的大森林，
和小猴跳舞，
听小鸟唱歌，
陪小熊，
说说心里话……
上学
耿立
东东走在春天的路上
东东七岁
东东看见
一只黄狗与一只白鹅
在一起读拼音
“呜、呜、呜”
“咯、咯、咯”
东东听见
学校预备的钟声
响了
东东想起在讲台上的
女老师
她的教鞭
像是春天的一根手指
手指有多高
春天就有多高
东东
摸一摸书包
书包里
有一个生字
她怕生字跑掉
昨天晚上
她在油灯下把生字捉住
东东要拿给老师
那是早晨
东东看见
太阳
像一个足球，腾地一声
被谁踢了出来
整个学校和星期一
都被映成了红的……
女老师
也成了红的
走进童年
罗英
走进童年的森林
阳光是我最好的朋友
风儿向着我热情地打着招呼
树叶儿“哗哗”的微笑
只有雨点
这个不速之客
悄悄地沐浴着树枝
悄悄地浸湿着我的面庞
儿时的伙伴
都已不见了踪影
只有几棵古树刻下的誓言
还在讲述着亘古不变的
情谊
还有童年捡拾的蘑菇
知趣地一个个露出了白花花
的脸
诱惑着我放慢脚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乐乐（摄影）
宋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