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质
黄楠森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自今年3月24日以来，对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行为。然而，北约的负责人却说，不，这不但不是侵略行为，而且是人道主义行为。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在3月23日深夜下达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的行动命令时发表声明说：“北约不是发动一场反对南斯拉夫的战争”，北约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反对继续对科索沃平民的镇压和暴力”。美国总统克林顿25日也在电视讲话中强调之所以干预科索沃内战，主要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是为了避免造成大的浩劫。那么，这到底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还是防止人道主义灾难呢？
人类提出人道主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原则已有几百年历史，把尊重人权、平等待人的行为称之为人道主义，把侵犯人权、残害人身的行为称之为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白种人首先提出来的，但他们只对白种人讲人权，几百年间他们在美洲、非洲和亚洲作为“文明的”侵略者却从不讲人道主义，不知干了多少种族灭绝的反人道主义的事。说这些不过是想指明人道主义在被提出之后有极大的局限性，而不是要在种族之间算这种旧账。事实上，后来的白种人如希特勒也对白种人搞过种族灭绝，黄种人如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对黄种人搞过种族灭绝。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发展到史无前例的顶点，许多有识之士便在战后达成了如下共识：人人都要讲人道主义，要互相尊重人权。于是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人权公约———《世界人权宣言》。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就是当时积极参与制定这个宣言的杰出代表之一。但令她想不到的是，人道主义这个可以防止侵略、防止在侵略战争中大量杀伤无辜平民的口号，在几十年之后竟成了美国大搞霸权主义、侵犯他国主权的借口。十九世纪是许多国家主权丧失、从而人权被蹂躏的世纪。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许多殖民地附属国取得了独立，也就是说，恢复了主权，人民的人权也从而得到了保障，发扬了人道主义。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时至今日，某些西方国家却借口防止人道主义灾难来侵犯主权国家，这不能不说是人道主义的大倒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倒退。
为了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粗暴干涉南联盟的主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提供“理论依据”，这次西方政要弹起了“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的老调，认为国家主权没有维护人权和防止种族清洗重要，在实现这两个目标时，军事干预是合理的。这就是说，为了维护人道主义原则，可以采用军事手段来侵犯主权。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此作了进一步解释，她认为在本世纪末，世界的潮流是全球化；事实表明，国家主权很有限。我们认为，这完全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论调，与人道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人道主义干预”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人道主义干预”的理论前提是人权比主权重要；而人权比主权重要的理论前提，一个是世界潮流的全球化，另一个是“人权高于主权”。但事实上这两者都难以成立
现今的世界的确存在全球化的潮流，但由此决得不出人权比主权重要的结论。今日的全球化潮流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而经济的全球化又主要表现在全球市场的基本形成，但它远不是一个交易公平、结构严密、机制完善的成熟的市场。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力量差距悬殊，发达国家挟其高科技的优势和跨国公司的财力及组织体系，垄断了资源与市场，同时还利用国家主权制定种种规章来提高自己的利益，从而把世界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自己手中，而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不凭借自己的国家主权尽可能保护自己。因而，就目前来说经济上的全球化还是有限的。至于从政治上讲，全球化更是微乎其微。二战以后有了一个联合国，但它只是一个在大小各国平等基础上建立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决不是世界政府，各成员国均有完整的主权。《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联合国虽然事实上受大国控制，但它毕竟加强了各主权国家之间的联系。冷战结束后，各国都强调通过对话与协商来处理各种国际纠纷与国际关系。如果这些可以叫做全球化的话，政治上的多极化则是强劲得多的另一股潮流。二战前的许多殖民地附属国在二战后纷纷独立，成为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这个过程至今还未结束。这是一个进步的潮流，因为过去历史上殖民统治所造成的殖民地附属国理所当然地要独立。
在世界划分为大大小小平等主权国家的条件下，“人权高于主权”完全是一句空话。抽象地看，人权是一切人都具有的权利，主权只是一个国家的权力，既然一切人高于一国，人权似乎就高于主权了。但是，人的权利和国家的权力之间是不能这样作比较的。因为现实的人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靠社会提供实现的条件，靠国家权力提供保护，否则人权就是一句空话。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知道，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的时候就是中国人民的人权遭受蹂躏的时候。国家的主权是人民的人权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因此，不是人权高于主权，而是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人权问题本质上是属于一国内部管辖的问题。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南联盟的主权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飞机和导弹侵犯了，所以它的人民的生命权才被剥夺了；正是作为中国国家主权象征的我驻南大使馆被侵犯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烈士的生命权才被剥夺了，许多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权没有保障了。
不管是从世界全球化潮流来说，还是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来说，主权和人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人权要靠主权来保护。当然，主权国家不是唯一的，因此，既要坚持自己的主权，也要尊重他国的主权，这就有一个妥善处理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处理国际关系的最高原则是不干涉内政原则。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他国不得以任何借口、通过任何国际组织加以干涉，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一
对这个原则，不仅《联合国宪章》作了明确规定，而且1981年12月9日第三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一个专门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足见这个原则是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公认的。这个原则逻辑地包含着非国内管辖事项可以干预的意思。但是，什么是非国内管辖事项呢？国际争端当然是非国内管辖事项，这种争端应由当事国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一国侵略他国，破坏国际和平，侵略活动当然要受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至于一国之内出现了流血事件或爆发了内战，情况复杂，应具体对待，但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人道主义灾难而加以干涉，甚至侵犯该国主权，像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那样。
科索沃问题是南联盟一国国内管辖问题，即内政问题，既不是国际问题，也不是什么人道主义灾难
众所周知，科索沃问题作为一个民族问题，其形成有长期的历史。阿尔巴尼亚族游击队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完全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但北约硬说科索沃冲突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南联盟犯了反人道的罪行，要求南联盟军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派北约部队到科索沃维持和平，否则将进行空中打击。这不是赤裸裸地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侵犯它的主权又是什么呢？当南联盟断然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以后，北约就公然动手了。两个多月来，北约的炸弹炸死了一千三百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平民；炸伤了六千多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平民；使近百万南斯拉夫人成为难民，其中绝大多数是阿族人。如此多的平民死伤，如此多的平民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难道这不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人道主义灾难吗？
不管从道理上讲，还是从事实上讲，北约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都是一场地地道道的侵略战争，不是在防止人道主义灾难，而是在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应该受到人道主义谴责与制裁的不是南联盟，而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北约以人道主义的伪装来掩盖自己反人道主义的真面目完全是徒劳的，包括北约成员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已认清了北约的狰狞面目，越打下去北约只会越被动，因而是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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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多一些指导性
姚卿
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1999年全国经济增长目标预计为7％，并指出这个目标是指导性的。这个提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也给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个启示，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抓经济工作应注意领导方式方法的转变，处理好指导性与指令性的关系，少一些指令性，多一些指导性。
所谓指导是指点引导，重在“导”上。指导的过程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搞好服务的过程。指令是指示命令，重在“令”上，要求基层必须具体执行。指导与指令是实施领导的两种方式，指导是为了更好地指令，指令也要依靠指导才能更好地得到执行。没有指令，便没有纪律，没有统一性，会变成一盘散沙；没有指导，便没有活力，没有积极性，甚至造成思想僵化或虚假浮夸，制约发展。所以，研究指导与指令的关系，是对经济工作实施有效领导的大问题。
多一些指导性，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用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改进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活动方式”。这就告诉我们，面对市场经济这一新情况，必须研究和探索适合市场经济规律的领导工作方式、方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部门直接干预各个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以指令为主的管理方式。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在调节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的主体是企业。企业有权按照市场的需求，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政府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然有害而无益。不干预不等于不管。怎么管？关键是要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重视宏观调控的同时，多在指导、服务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增强领导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遵循经济规律，搞好宏观调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内在要求。
多一些指导性，有利于促进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改革犹如摸着石头过河。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只有多一些指导性，少一些指令性，才能更好地克服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养成的僵化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克服对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克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只有多一些指导性，各级领导干部才能用发展的眼光，认真研究领导经济工作应采取的工作方式，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多一些指导性，才能带动思想的解放，挖掘各方面的潜力。总之，只有在多研究、多指导上做文章，才能促进各项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多一些指导性，有利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激发群众的创造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推动力。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首先应当归功于广大群众的奋力开拓和勇于创新。能否激发群众的创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方式、方法和工作作风。现在，一些地方干群关系不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的转变，不适应新情况、新要求。在引导群众走向市场经济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要在领导方式方法上适应，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创造性出发，既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又注意避免强迫命令的工作方法，多一些指导性，多一些服务内容。这样既可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增进干部同群众的感情，使群众心情舒畅，热情高，干劲足，自觉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又能激发群众敢闯、敢试、敢冒的精神，不断在实践中创造出好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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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新闻自由的粗暴践踏
童兵
新闻自由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实现，是各国人民依法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享有的自由民主权利。自从新闻自由作为公民政治权利被载入许多国家的宪法和国际公约之后，人们围绕着维护、发展新闻自由和压制、剥夺新闻自由而展开的争论与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从今年3月24日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主权国家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了长达数十天的狂轰滥炸，造成南联盟几十名新闻工作者死亡；5月8日，又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野蛮杀害我三名新闻记者。这是肆意摧残新闻自由的严重事件，它无情地揭穿了美国扮演“新闻自由国际卫士”的假面具，也使人们从中再一次看清了美国到处兜售的所谓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本质。
从历史沿革来看，新闻自由是在近代国家兴起过程中，通过与政治权利的种种限制进行抗争而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在现代信息流动与资源配置中，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和出版（播出）自由构成新闻自由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而新闻从业人员则把搜集、发布、传送、收受新闻的自由视为自己不可或缺的基本职业权利。
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新闻自由是受法律认可和保护的自由民主权利。国家法、国际法及其相应的国际关系准则，都对新闻自由的保护有明确的规定，对如何防止新闻自由的滥用也有具体的限制条款，后者乃是为了更切实地保障新闻自由的实现。各国新闻界对于新闻自由的国际保护也有业内规章和惯例。二战以后，在联合国大会推动下，出台了不下十个关于新闻自由的国际公约、条规与联合声明。1948年通过的《新闻自由公约草案》规定：参加本公约各国，鉴于国内及国际新闻及意见之自由交换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且为世界和平与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进步所必需，兹愿彼此充分合作，以新闻自由推动世界之和平与人类之幸福。这个公约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三款分别赋予本国人民及缔约国人民在本国及越过本国国界以传递新闻及意见的自由。1966年由联合国大会通过、1976年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有类似的规定。其中第十九条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这些国际公约，强调了跨国传播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强调了国际社会和国际法对这种传播行为的有力保护。
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都是上述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或签字国。美国历来以“自由世界”自诩，并且总是在世界上扮演“新闻自由国际卫士”的角色，每年都支持一些组织公布所谓的“迫害新闻记者年报”。然而，这次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滥炸，杀害新闻记者的行为，却是对新闻自由原则的粗暴践踏，是对国际公约的公然违背和对国际新闻界惯例的极端蔑视，也是美国长期以来在新闻自由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的大暴露，完全撕去了“国际卫士”的假面具。连美国国际行动中心组织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官员都说，袭击南联盟电视台、电台和其他新闻机构，残酷杀害中国记者，就是为了控制媒体，封锁消息，阻止真实情况从南斯拉夫传出来。
必须指出，南联盟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主权国家里从事新闻报道业务，向世人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他们祖国的罪行，这是受南联盟宪法和一系列国际关系准则及新闻自由国际公约保护的公民权利和记者权利，任何国家和势力都无权逼迫他们放弃这种神圣的权利。我国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社记者许杏虎、朱颖，根据我国宪法和上述一系列国际公约，以及中南双边相关的文化及新闻交流协议，进入南斯拉夫境内，依法从事正义而崇高的新闻报道工作，其活动完全是正当的、合法的。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向世界公正、客观、真实地揭露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强大的军事机器对一个弱小的主权国家进行侵略的野蛮行径，报道南联盟军民不畏强权，保家卫国，英勇抗击侵略者的可歌可泣事迹，是受新闻自由原则所支持和维护的正义行为。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对新闻自由原则的公然践踏与背叛。
美国历来以最早提出“客观公正”的口号而四处自我吹嘘。但在这次侵略南斯拉夫事件中，它玩弄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伎俩。美国在大肆轰炸南联盟新闻机构，用野蛮手段逼迫被侵略者缄口的同时，大肆散布流言，造谣惑众，隐瞒和掩盖事实真相。它先是丑化南联盟总统，编造总统夫人与孩子离他而去的谎话，继而制造所谓科索沃地区拉察克村四十余名无辜村民被南军队残害的谣言，接着散布阿族温和派领导人鲁戈瓦“惨遭杀害”的流言，后来又胡说“误炸”中国大使馆是一张旧地图所致，污称“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得不到保证”，等等。这哪里还谈得上有一丝一毫的“客观公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这种卑劣行径，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当年揭露一家英国资产阶级报纸时说过的一句话：“它运用造谣和隐瞒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就是美国这个最早提出“客观公正”的国家，自己天天散布着谎话与谣言，却以暴力阻止正直的人们报道事实的真相，这难道不是对“客观公正”口号的嘲笑与讽刺吗？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在维护“新闻自由”的旗号下兜售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经济、政治及社会政策。这次对南斯拉夫长达两个多月的轰炸，对南联盟新闻工作者一批又一批的残害，用现代杀人武器残害我新闻记者，并继续给我国留南从事报道工作的记者制造死亡恐怖，野蛮剥夺主持正义的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权、评论权、批评权乃至生命权，则是对其所标榜的“新闻自由”的最好解释。
泰戈尔说过，自由不受谎言的奴役。美国的所谓新闻自由，是一方面剥夺别人客观报道事实真相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大肆歪曲、隐瞒事实真相，甚至编造谎言、欺骗世人。这种新闻自由原则上的双重价值标准是极其自私自利、违反起码的公正和平等、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新闻统制和蛮横无理的新闻霸权。剥夺他人自由的人侈谈自由，只能是对真正自由的亵渎。随着国际社会的觉醒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美国的这种双重标准及其对新闻自由的肆意践踏，理所当然地必将受到越来越多主持正义的人们的猛烈抨击。
第9版(理论)
专栏：
挺立潮头
——记全国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心）
本报记者 卫庶
加强和改进理论工作的“一个新的方式”
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成立于1993年2月，这在被称为“国家队”的全国五大“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是最早的，而紧随其后成立的其他四个分别是中国社科院、国家教委（后改为教育部）、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中央党校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此后，各省市的理论研究基地也都相继成立。
组建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心），是党的十四大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新的形势，着眼于新的实践，为加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工作而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正式予以宣布。1994年7月，中宣部召开第一次五个理论研究基地工作交流会，确定理论研究基地的目的是：“更好地担负起学习、研究、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服务，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服务。”并要求“理论研究基地要面向二十一世纪，高标准地建设好”。
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号召全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全党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中，兴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在这一过程中，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心）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理论研究基地成立几年来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出了一大批重要成果，培养了一支理论队伍，开始走出一条符合实际、有利于发挥自己所长的研究路子。
出了一大批重要成果
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年2月底），党的十五大以来，五个理论研究基地完成了一百二十六个重大科研项目，出版著作或文集三百五十多部，直接参与写作一千多篇理论文章，提交了约二百三十份调研报告，共组织召开一百零七次理论研讨会。北京、四川等十二个省市的理论研究基地则总共完成了六百二十三个科研项目，发表四千八百四十九篇论文和七十四篇调研报告，出版二百八十二部著作或文集。其中，仅湖北和河南两省的论文就分别达到一千余篇和一千二百余篇。
这些成果有着可贵的共同点：密切关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不回避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致力于对邓小平理论的运用、丰富和发展。比如，中央党校理论研究中心的《当前党政领导干部关注的几个深层次思想问题》、《优秀企业帮扶困难企业：搞好国有企业的新途径》等调研报告，就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教育部理论研究中心编写的《邓小平教育理论学习纲要》，受到了普遍好评。上海社科院理论研究中心承接的两项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长江三角洲地区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研究》和《大都市精神文明建设———理论思考和上海实践》，都是在总结本地经验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力作。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受解放军总政治部委托承办全军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并推荐二十篇文章参加全国理论研讨会，其中有十六篇入选，受到了中宣部和总政的表扬。
培养了一支理论队伍
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组建之时，就把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基础。丁关根同志曾指出：“我们的事业需要一支信念坚定、工作扎实、团结奋进的宏大理论队伍，需要一批思想敏锐、学识渊博而又联系实际的理论家。我们要为建设这样一支队伍而努力。”他还说，现在，理论队伍主要有五大系统：社会科学院、高校、党校、党政军机关理论政策研究部门及宣传部门。五指合拢，形成拳头，就有力量。
各省市的理论研究基地也都集中和联络了当地社科联、高校和党校中的一批理论工作者。在依托本部门的研究人员的同时，更通过聘请特约研究员、组建课题组等形式努力调动和集中全国的理论研究力量，实现“强强联合”。上海社科院理论研究中心“小实体、大外围”的开放式组织形式就是一个典型。中央党校的理论研究中心到今年为止，共接受国内访问学者五期四十四人，同全国二十五所地方党校、数百名理论工作者建立了联系。教育部理论研究中心则采用理事制，由部分高校、部内司局和直属单位负责人中的有关学科专家组成理事会，理事所在单位为理事单位，从而将分散在全国各地高校的人数众多、学科齐全、政治素质和理论素养较好的理论工作者组织成为一支重要的理论队伍。
每个理论研究基地都有自己的刊物作为理论阵地。如上海社科院理论研究中心的《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北京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的会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都已成为发表邓小平理论研究文章的重要阵地。
如果说一支有战斗力的理论队伍是理论建设的希望所在，那么不断加入的优秀青年理论人才则是这支理论队伍的生命力所在。这些年来，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下，各个理论研究基地都凝聚了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在研讨和攻关活动中，老专家甘作人梯，年轻同志正在挑重担、顶“大梁”。在中宣部等七家单位主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五个理论研究基地入选论文的作者中，有三分之二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可以说，理论队伍已后继有人。
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有利于发挥自己所长的研究路子
坚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五个理论研究基地中，作为培养党的高中级干部的学校的中央党校、负有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广大官兵的重大责任的国防大学，以及国家教育部的理论研究中心，都从自身肩负的教学责任出发，切实把邓小平理论的学习、研究、宣传同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动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中国社科院则特别强调把开展基础理论研究作为重点。
具有各自特色的工作方法。教育部的理论研究中心除用“理事制”把分散在全国教育系统的理论工作者组织起来外，还采取了“两年三个会”（即每两年轮流分别召开一次全国高校邓小平理论研讨会、邓小平教育理论研讨会和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工作交流研讨会）的方式，定期组织跨校际、跨地区的交流活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中心的同志用“三个结合、三个服务”来描述自己的工作，即把理论研究与提高教学质量结合起来，为党校教学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服务；把理论研究与实施精品工程结合起来，为社会实践服务；把理论研究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为中央决策服务。中国社科院、上海社科院的理论研究中心也都形成了一套较为程序化、科学化的项目管理制度。
开始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如国防大学、中央党校和吉林省分别开发建立了有关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学习的多媒体数据库（光盘）。
形成一种可贵的工作作风。今年3月份，在北京召开的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心）工作会议上，中宣部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总结理论研究基地（中心）近几年的工作时，提出了可以称之为“理论研究基地（中心）的工作作风”，这就是：始终不渝的科学信念，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乐于奉献的工作风貌。这也是对理论研究基地（中心）今后工作的要求。
江泽民同志今年初曾明确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继续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党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是一支党和人民可以信赖的有战斗力的队伍”。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心）是这支队伍中特别能战斗的力量。党的十五大以后，一个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正在兴起。可以相信，在推进全党的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入持久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理论研究基地（中心）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