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忆雪垠老师
穆青
今年五一节前夕，我从外地回京，得知姚雪垠老师逝世的消息，心中十分悲痛。几个月前姚老因中风住院时，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原以为这次回来，他的病情会有好转的，没想到突然间竟这样匆匆地永别了，连最后再见他一面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我和姚老最初的相识，早在六十多年以前。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正在家乡河南杞县大同中学读书。1935年底，姚老师经梁雷老师介绍，来到我们学校。三十年代的中国，国难深重，民不聊生。地处豫东一隅的杞县大同中学，因为校长王毅斋的影响力及开明态度，加上中共地下党的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得以蓬勃开展，成为莽莽中原少有的一块净土。我后来得知，姚老师当时也是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才辗转到这里避难的。
记得当时校园里有一个幽静的小院，姚老师就住在这里。平时，他总是闭门写作，很少外出活动。有时候梁雷老师有事，便请他给我们代课。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上课的情景：经常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大襟上插着一支钢笔；讲起课来从不拘于课本，总是借题发挥，宣传革命思想，语言充满了感情。有时激动起来竟热泪盈眶，使我们深受感动。
饱满的激情，儒雅的风度，使姚老师很快便赢得了学生们的敬爱。当时学生中有一个课外文艺小组，大家在一起阅读进步文学，交流写作体会。和姚老师熟悉后没多久，我们都被吸引到他身边，一得空就去他那间小屋，听他讲文学，谈时局，讲他经历的故事。而他也非常热情，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常常是夜深人静，月影西斜时，他的小屋里还弥漫着热烈的气氛。几十年后，他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充满激情地回忆起当时：“繁星深院传真理，斜月幽窗写短篇。共唱救亡悲下泪，私谈局势愤挥拳。”其情其景，思之令人神往。现在想起来，尽管那段时间不长，却给了我很好的文学和思想的启蒙。
1936年的下半年，姚老师离开杞县去了北平。学校在梁雷老师的倡导下，创办了一份宣传抗日救亡的文学杂志，取名《群鸥》。因当时杞县缺乏印刷条件，我们便和姚老师联系，把每期的稿子寄给他，由他编好后在北平排版付印。第一期杂志在1936年底出版，其时离鲁迅先生去世不久，记得封面就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像。现在想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姚老师为了支持同学们抗日救国的热情，该经历了多少艰辛和风险，付出了多大精力啊！可惜的是，《群鸥》杂志刚出三期，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旋即被查封。但仅仅这三期杂志，亦产生了抗日号角的作用。
从1935年底到1936年，尽管姚老师只在大同中学断断续续住了几个月，但对学生来说，他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他本人，这也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1981年，当大同中学重新复校的时候，回首从前，他曾深情地写过一组《大同中学感旧》的诗，其中一首是悼念校长王毅斋的：
高风每忆王夫子，磊落光明是我师。
遍地阴霖惜火种，漫天飞雪护花枝。
聘来教席藏亡命，送走生徒举义旗。
坎坷忠魂应自慰，大同事业令人思。
其拳拳深情，于此可见一斑。
1937年夏，我从大同中学毕业后，考入开封两河中学读书。当时姚老师也从北平回到开封，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王阑西、范文澜、嵇文甫等人创办了《风雨》周刊，他任主编之一。其时抗战已经爆发，济南、太原相继沦陷，开封也危在旦夕。但就在这样的风雨飘摇之中，他们坚持以《风雨》为阵地，团结了一大批爱国进步人士，积极宣传全民团结抗日，共赴国难，形成了当时开封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我因姚老师的关系，经常到风雨社帮助工作，并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报告会、座谈会、游行示威等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当时的风雨社，名为一个杂志社，实为我党在开封的一个联络点。据我所知，在那一段时间内，就有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经风雨社介绍纷纷奔赴延安或到山西八路军抗日前线。到1937年底，开封形势更加紧张，我便相邀几个大同中学的同学，在姚老师的关怀鼓励下，拿着风雨社的介绍信去了山西，参加了当时在临汾创办的八路军学兵队。这是我参加革命的开始。我永远不会忘记是党和姚老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亲手把我送上征途的。
以后，在整个战争期间，前后方音信隔绝，我很少听到姚老师的消息，只知道他一直在大后方从事创作并陆续发表了《差半车麦秸》、《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等几部著作，颇受当时文坛的好评，其他便一无所知了。直到解放以后，才听说姚老师在湖北工作，而且一直笔耕不辍。但后来又传来他被错划为右派的消息。当时，我除了为他叹息之外，内心更增加了对他的想念。我不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能不能再见到这位久别的老师。
没想到，1975年底，我突然得知他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已调来北京，全力进行长篇《李自成》的创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便连忙赶去看望他。久别重逢，我们都无法抑制心头的激动，两人的眼里都溢满泪水。回想当年我们在河南分手时，姚老师还是一个英姿飒爽的青年。几十年岁月沧桑，他已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唯一未变的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依旧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蕴藏着我们师生之间绵绵的情谊……
从那以后，每年我都要抽些时间去看望他。也许是由于周围政治空气和写作环境的改善，每次见面，姚老都是精神矍铄，心情很好，尤其在谈起他的创作计划时总是那么充满激情和自信。但对自己过去所受的磨难却很少提起，只是在讲到他如何在逆境中开始《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时，才谈起一些鲜为人知的事：
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后，曾下放到蒲圻农场劳动。白天和别人一样干活，晚上便偷偷摸摸地开始《李自成》的写作，有时为了躲避监视，不得不在夜深人静之后，悄悄爬起来坐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凭借一只手电筒的微光，在被窝里写作。谁能想到，一部鸿篇巨制《李自成》第一卷的初稿，竟是在这种传奇般的景况下，艰难诞生的。
打那以后，姚老师便养成了夜间写作的习惯。不论寒冬酷暑，也不论是在武汉或者北京，他总是每天夜里三点钟即起床写作，天亮时外出活动活动筋骨，早饭后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中午，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甚至在他这次中风瘫痪后，有时夜里三点左右，他还是习惯性地爬起来，因为行动不便常常摔倒在地板上。
在我和姚老师多年的接触中，处处都感觉到他对文学艺术至高境界的追求，对《李自成》这部作品的创作，可以说已达到呕心沥血、如醉如痴的程度。每次同我谈起这部作品时，总是把他对书中人物的命运和故事情节的构思像讲故事一样讲给我听，讲到激动处往往泪水纵横，半天说不出话来，而讲到兴奋时又会破涕而笑不能自已。
为了精益求精地写好《李自成》，再现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那页悲壮的英雄史诗，几十年间他几乎查阅了所有能收集到的历史资料，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在他的书房里，保存有整柜的资料卡片，每一张都写满了工整的蝇头小楷。姚老师告诉我，这些卡片中，大部分是《李自成》的，但也有一些关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他说他准备在八十岁之前写完《李自成》，然后还要写太平天国，写辛亥革命。
没想到写完《李自成》，他便耗费了全部的精力，思之令人遗憾。但这部呕心沥血的长篇巨著，以及他一生留下的七百多万字的作品，足以证明他对中国文学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奠定了他在文坛上卓有成就的地位。而他在长达七十年的创作生涯中，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艰苦求索的治学精神，更是留给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非常关心我的工作，经常问我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文章。1982年我担任新华社的主要领导之后，他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担子重了，工作会更加繁忙，但不管怎么忙，你一定不要放下手中的笔……”前几年我写了一篇《泪洒偏关》的散文，悼念我在大同中学的老师梁雷。他看后曾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是“很少看到这样感人的文章了，我一边看一边落泪”，同时鼓励我说：“你有丰富的阅历，有很好的功底，多写些散文，必有成就。”读着这温勉有加的话语，我仿佛看到当年在大同中学的姚老师又站在我的面前。
最使我难忘的是去年国庆节期间，我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的情景：当时他因患中风瘫痪症已是第二次入院治疗了。走进病房，只见躺在病床上的姚老浑身上下已瘦成了皮包骨头，原本大而明亮的眼睛在瘦削的脸庞上更显得异常突出。我坐在他身边，抚摸着他枯枝般的手臂，和他大声地讲话，可无论我怎么讲、怎么问，他都没有一点反应。从他那呆滞的双眼里，我再也看不到已往的睿智和激情的光芒。一阵心酸，我竟止不住热泪盈眶。想不到一向鹤发童颜、身体健康的姚老竟被病魔折磨成如此光景。几十年艰苦不辍的笔耕，似乎已耗尽了老人全部的精力。
我起身剥了一颗葡萄，去掉籽，送到他嘴里，没想到他竟很快咽了下去；我又剥了一根香蕉，一口一口地喂给他，他也慢慢地把它吃完了。看到这情景我心里多少有点欣慰，便拉着他的手又说起话来，可他还是那样毫无反应地、呆滞地看着我，看着我……
那天因为是节假日，病房里没有医生，也没有护士，只有一个安徽籍的小姑娘在陪伴着他。我问她，姚老是不是每天都是这样，她说：“是，来医院半个多月了，老先生就没有说过一句话。”看来，一切都是徒然了。最后，我只得取过一张纸来，在上面大大地写上：“我是穆青，来看你，望你多保重，早日康复。”我把纸放在他眼前，停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他眼里有了一点点泪花。此时，我再也无法忍受心中的悲恸，放下纸片，便踉跄着含泪走出了病房，甚至不敢再回过头来看他一眼……
以后我和他家人通过几次电话，我跟他们说：“姚老师只要恢复一点语言能力，你们就赶快通知我。”可是我等啊等啊，一直没等到这样的电话。
我知道不会再有这样的电话了，一切都只能成为永远的记忆，深深地埋在心里……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掀起你的盖头来
柳荫
听说有几位读者喜欢的作家的书，出版社为防止上市盗版，但又想在上市前炒作，于是就故意隐去书名，采用《××××》的办法征订，居然还征订了几十万册。这说明这几位作家的大名，在读者中很有些号召力，我真为这几位作家高兴，更希望他们珍重自己的影响力。这种情形颇像医院门诊部，只要某位专家一挂名，就准会有人慕名就诊。
诚然，按一般的正常情况讲，一位确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只要是他认真地写作，出来的作品总会不错，所以他才会有社会声望。这是人家自己靠创作成就，在读者中渐渐赢得来的，读者这样信任也有道理。但是同样一位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就篇篇好部部佳，这恐怕就很难说得清了。由此便引申出一个问题来，那么出版社又是凭的什么，没有内容介绍和说明，违反图书征订常规，就以作者名字来征订图书呢？这种“盖起头来出嫁”的做法，难道就是正经的营销手段吗？幸亏当今走红的作家不多，要是像歌星似的满天飞，家家出版社都来这一手，我们这个图书市场，岂不成了魔术家的演艺场？把每一本名家的书，都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用厚布盖起来让读者猜，图书征订单、订货会也就没必要了。图书征订都来演《三岔口》哑剧———黑对黑，整个图书市场很快就会变成“黑市”，恐怕也就没有读者的利益好谈了。
看货购物，明码标价，这是商业上的规矩，有职业道德的商家，历来都是这么做的。作为精神文明产品的图书，理所当然更应该这样做。为了防止可恶的盗版行为，出版社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隐名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倘若被认为是合法的做法，那就必须在出版前不事张扬，图书的优劣待出版后让读者评判。否则以防盗版为由悄悄操作公开张扬，很难让读者相信出版者心地真的善良，因为防盗版最好的办法就是，悄没声地组稿编稿不让人知道，等待图书出版正式上市后，给读者一个惊喜，给盗版者一个惊奇，出版社的利益岂不更能保证？如果出版社认为此书真的那么好，在市场上有一定的把握，你就来个满打满算印足数量，盗版者哪里还能得手？
又想防盗版又想赚大钱，主意打在无辜读者身上，这决不是正经的做法。我想，我国图书市场不管竞争何等激烈，经营策略如何翻新，起码有三件根本的事情是不能忘记的：一是图书的精神产品属性，二是对读者服务的真诚，三是对文化积累的贡献。因此，不管搞得多么轰轰烈烈，书出得怎样快，钱挣得怎样多，都很难给人以信服的正派形象。仅就图书征订来说，希望《××××》的方式，今后最好不要再用，还是要“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看看你的脸……”（王洛宾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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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矢志不渝的姚雪垠
胡德培
我刚刚读完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第五卷的校样，正在整理阅读印象，突然从姚海天的电话中得知姚老病逝的消息，真让人不敢相信！
他的《李自成》一共五卷，还没有出齐，出版社和有关同志正在抓紧编校工作，要争取在今年把最后两卷赶出来。
春节期间，我知道他病了，躺在床上，曾去看望过他。他还跟我说过话，并一同照了相。
那天，他儿子姚海天让我帮助看看第四、五两卷的校样。近一个多月来，我就沉浸在李自成历史悲剧的动人故事之中。
回想起来，姚雪垠同志创作《李自成》这部长篇小说历时已近半个多世纪。最早，他在青年时代就曾喜欢明史，并从事明史研究，写过有关的论文。那时，他就产生了想以历史小说的形式来表现那场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
1957年，他被错划为“极右派”的时候，他将自己丰富的人生感慨，满腔的激昂悲愤和对社会、对历史高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灌注在《李自成》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篇历史小说创作之中。
恰如他自题《李自成》第一卷原稿所说，这是“三百年前悲壮史，豪情和泪著新篇”。
几十年来，他夜以继日，每天早晨两三点钟起床，潜心创作这部长篇历史小说。包括在农场劳动、在“文革”动乱中，无论多么艰难险厄的情况下，他从来没有间断，“光阴未敢等闲过”，“苦下功夫似着魔”，在艺术探索和创新的道路上争分夺秒，奋斗不息。
他和着自己的血泪情感和沧桑命运抒写农民起义英雄慷慨悲壮的动人故事，对农民英雄人物倾注了自己饱满的革命激情，因此，使《李自成》对读者常常具有震撼灵魂、激荡情怀的巨大鼓舞和教育作用，其广泛的社会影响，遍及海内外。许多人认为，这是为我国新文学发展史上长篇历史小说填补空白的一个重大贡献。
正是他在“精神极度痛苦，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境下，他先后得到了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和肯定，才使他这部写作长达四十多年、共计三百多万字的长篇巨著得以顺利出版面世。
新时期，他创作和生活都有了较好的条件，但他仍然毫不懈怠，广泛搜寻文化历史资料，精心安排情节结构艺术，不顾年老力衰，多次深入实地勘察山川地貌，找寻老人访问历史民情，以求创作既符合社会历史面貌，又结合山川人文资料，充分发挥艺术的想象和虚构，使其“故事传奇写入胜”，“笔墨随心绘世情”。同时，他还以满腔激情投身到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热流中去，热情支持众多历史小说作家的创作和探索，支持当代文学的发展和研究工作，参与当代文学问题的讨论和辨析，也都作出了他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经历许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努力，《李自成》的最后两卷已基本完稿，在他的助手和有关同志的协力帮助下，再有不长的时间，五卷大书即将出齐。可惜，姚老还没有看到新书问世，他竟匆匆离我们而去，实在让人悲痛不已！
姚雪垠除了《李自成》荣获过我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奖项茅盾文学奖以外，他前期还创作出《差半车麦秸》、《牛全德和红萝卜》、《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等多种有影响的作品，同时，还对中国史、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写作了许多论文。可以说，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都贡献给了我国新文学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事业。
姚雪垠同志几十年来坚持艺术创作和研究工作，不懈探索、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永远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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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城
刘济昆
（外一首）
你不追求嵌珠点翠金碧错彩龙画凤，
但你气势万千壮丽非凡硕大无朋。
你的细胞是最普通最朴素的石砖，
你却有着最丰富最深邃的内涵。
你具有中华民族横亘万里的脊梁骨，
浑身充满秦汉隋唐宋元明清的筋络。
你永远不会进入历史博物馆，
而是一页又一页历史进入你的躯干。
狼奔狐窜时你可能受伤可能流血，
但你永远不会停止呼吸不会身败名裂。
你已二千多岁，仍然青春无敌焕发容光，
你没服过长生不老药，却能万寿无疆。
月夜登泰山迎日出
一步一步，迈着轻快脚步，我们同路，
齐鲁今夜月色大明，快到八月十五；
我们步向巍巍南天门，步向万仞日观峰，
一路树影摇曳，我们先沐浴桂华如瀑。
数千人不约而同目光凝聚心无旁骛，
北京时间六时十分终于自上海表面跳出；
来了！来了！我们举起双手，欢呼！
欢呼！
东方瑰艳火球在云霞簇拥下喷薄跃出。
磅礴宇宙千秋大业又一次大展鸿图，
大地山河花草林木一霎间一新面目；
我们的心灵也接受神圣庄严的洗礼，
登泰山而小天下，凡夫从此有不俗肺腑。
第12版(副刊)
专栏：
中年画家李国宝（伯涛）画展将于6月6日至10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此次画展将展出近二百幅作品，由北京齐白石艺术研究会主办。李国宝长期从事部队文化宣传及美术工作，师从名家，擅长写意花鸟兼攻山水，作品多次参加美展并多次获奖。上图为李国宝作品《梅》。（王田）
第12版(副刊)
专栏：
童心可昭
孙广远
儿子上小学四年级，刚过十岁。十岁的孩子，心如水净，他眼中的世界与成人眼中的世界大不一样。他对大人们关注的政治呀、天下大事呀没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蓝天、彩云、飞鸟、大海、森林这些自然的美丽的景致。然而，最近这些天，孩子脸上却是沉沉的，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往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投了好几颗导弹，把咱们的三位记者炸死了。把咱们的二十多位外交人员炸伤了。平时总把手枪与玩具当成一回事的孩子，眼前刹那间出现了杀戮与死亡，心灵的碧空掠过一片战争乌云，他心中许许多多的美丽景致被破坏了。
孩子平时只光顾少儿电视频道，最多再看看动物世界、人与自然、科技博览、体育赛事什么的，尽管我多次要他看点新闻报道，可他很少理会。自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把导弹撂到咱中国人头上以后，他那细小的手指才开始不断往新闻频道上摁。目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炸死炸伤我驻南使馆人员的惨景，目睹死难者亲属痛不欲生的镜头，目睹国人打着五星红旗和“血债血偿”的横幅进行抗议的场面，孩子像大人一样，时而悲痛，时而激愤，时而慷慨，幼小的心好像一夜间大了许多。孩子的变化深深触动着我。
“霸道！”
“可恶！”
“欠揍！”
儿子总说这些话。说实话，儿子曾不厌其烦地看《米老鼠与唐老鸭》，看《猫和老鼠》，看NBA与拳王赛，前不久还观看了《拯救大兵瑞恩》，大洋彼岸的不少东西对他还是蛮有吸引力的。但是，由于我们大人的疏忽与失误，儿子还不知道大洋彼岸往日曾发出过“利益均沾”的声音，还不知道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是咋回事，也不知道现在那里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世界上最先进最具杀伤力的武器那地方一样也不缺。“美国人疯了吧？”现在，美国人让儿子说出了这句话。但是，儿子还想不到，那地方本来就盛产疯子；儿子更想不到，那么多的疯子与那么多的先进武器和金钱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战争的策源地，就会形成破坏他们心中美丽景致的动力源。
早晨，照例送儿子上学，儿子却破例带上了小提琴。儿子说，在他提议下，班里由十二名小朋友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他们要演奏国歌，让那些杀人的坏蛋听听中国孩子的声音。孩子们是弱小的、无力的，但他们将用纤嫩的手和幼小的心奏出经久不息的强音：“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使我心中为之一振。儿子还说，同学们准备写三封信，一封写给许杏虎叔叔和邵云环、朱颖阿姨的亲属，一封信写给南斯拉夫小朋友，再一封写给克林顿。“我给克林顿写信，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但是，我不用脏字，骂人不文明呀。”
童心是纯洁的，童心是真诚的，童心同时也是可畏的。面对孩子，只有那些毫无人性毫无责任心的人才会制造战争与灾难。孩子的手已经举起来了，难道这个世界不应该给他们多留些和平与美好吗？孩子们的手可是拨动世界的手呵，因为未来属于儿童，儿童属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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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路边拾翠
卖蜻蜓的小女孩
张春熙
一家商场门前，人们在围观一个小女孩编织蜻蜓。她的身边还放有编好待售的青蛙、鹤和蚂蚱之类。但见几缕青青的、很宽很硬的芭蕉叶，在这女孩的手上快速地翻飞腾挪，飘来荡去，宛如几抹绿色的云。几分钟之后，“绿云”散去了，幻变出一只“蜻蜓”，被一根芭蕉梗挑着，颤颤悠悠的，那样子就像是展翅飞翔。小女孩还嫌不够，又将一根用水浸湿了的红色毛线，穿入蜻蜓的头部，然后剪去线的两端，这便是蜻蜓的眼睛了，看上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我的目光从“蜻蜓”移向这女孩本人。这是一张典型的南国水乡农家女的脸，圆圆的，红红的，一双眸子明亮有神。脸和手一样粗糙，打着劳动的印记。一根黝黑的辫子，粗粗的，拖至腰间，这根辫子配上她那单薄的身板，使我蓦然感到，这女孩多像一只蜻蜓！健美而又可爱……
我和小女孩开始了对话。才知她年方十岁，正在读小学三年级。农历年前一周，跟随父亲从安徽来到北京，说是挣些家用钱就回乡，继续上学。
我问：“你是不是也想乘这个机会来北京玩一玩？”
小女孩说：“是啊，我还是第一次来北京哩！不过，爸爸说要到临回家的那一天才能有时间玩，而且绝对不能耽误按时到校。”
我又问：“你的蜻蜓编得很像，是不是平时逮过蜻蜓，仔细看了？”
小女孩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少顷，说：“怎么会呢！爸爸和老师都讲过，是不能伤害小昆虫和小动物的。”
小女孩两次提到爸爸，我这才左右寻觅，发现离女孩不远处，一位憨实的中年男子也在埋头编织，他，想必就是女孩的父亲了。
我在和小女孩交谈时注意到，一位装扮入时的女子，带着一个和这小女孩年龄相仿的小姑娘也在围观者中间。这女子俯身对小姑娘说：“咱们也买一只蜻蜓吧！”小姑娘不屑地摇摇头：“这哪有我那个电动的好！我才不要它呢！”那女子又用商量的口气对小姑娘说：“不就是一块钱吗，算什么嘛！你瞧这小女孩也怪可怜的，买她一只吧！”小姑娘听了这话，迟疑一下便答应了。于是，那女子从钱包里抽出一张五十元面额的新钞票，颇为大度地朝卖蜻蜓的小女孩甩过去。不料，卖蜻蜓的小女孩看也没有看就摇了摇头，十分平淡而又很有礼貌地说：“既然小妹妹她不喜欢，您就不要勉强了。”说罢，又低下头去编织她的蜻蜓了。我无意间瞥了一眼小女孩的父亲，只见他嘴角掠过一丝儿浅笑，微微点头……
…………
卖蜻蜓的小女孩走了，我是在五天之后又去那里时发现的。然而，我买的那只她编织的蜻蜓，却依然在我书房写字台前颤颤地“飞”着，我记住了小女孩微笑着的叮嘱：“经常把蜻蜓放进清水里泡泡，就不会干了，可以好长好长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