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心系苍生何问鬼神
——无神论系列谈之一
邵景均
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无神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对于提高民族素质，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适应这一需要，本版从今天起在《思想纵横》专栏发表一组“无神论系列谈”的文章，希望能对加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无神论教育起到促进作用。 ——编者
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中，不仅时时想着人民群众，处处以实现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而且在实现领导目标的途径上，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科学世界观。这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决定的，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生动体现，也是我们党区别于以往一切剥削阶级执政者的显著标志。
历史上，每当社会发生或将要发生重大变故，一些掌权者总是习惯于求助超自然的力量，祈求鬼神的指点和庇佑。汉文帝时期，“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儗”。当时，有感于汉王朝面临的危险形势，汉文帝召见博学多才又富有政治智慧的贾谊，非常谦恭地与他谈到了半夜。是征求贾谊的治国安邦之策吗？不是。而是“因感鬼神事”，“问鬼神之本”。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件何等荒唐可笑的事啊！后来的事实表明，“鬼神”并没有为汉王朝作出丝毫贡献，不论是抵御匈奴入侵，还是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保持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最终还是靠人的力量。唐朝诗人李商隐曾就此写了一首千古流传的诗篇《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汉文帝并不是一个“昏君”，而是一个开创“文景之治”的“有道明君”。那么，他为什么在国家存亡的重要时刻“不问苍生问鬼神”呢？这是因为，他毕竟是地主阶级政治家。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江山，而不是黎民百姓，所以“不问苍生”。此其一。其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文化很不发达，存在着极其浓厚的迷信习惯和传统，越是遇到重大问题，往往就越是要“求神问鬼”，汉文帝也未能免。
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与汉文帝时期完全不同的民主与科学的时代。具有科学头脑的人们从一再发生的历史事实中得到教益：世上本没有什么鬼神，鬼神之说“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人世间的事，还得靠人自己来解决；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只有坚定不移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无往而不胜。尽管我们今天的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发达程度，还不足以使迷信之类彻底消亡，鬼神之说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还存在，但是，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主观世界，始终做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周围的群众，以营造一个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社会氛围。
党员领导干部坚持无神论还是有神论，一事当前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事关党的政治形象和党的事业的成败，务必正确解决。当前，首先应当结合正在进行的“三讲”教育，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广大干部进一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信群众还是迷信鬼神，归根结底是个世界观问题。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彻底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成为真正的无神论者，也才能自觉地按照党的宗旨办事。其次，加强民主制度建设，把领导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要使广大干部心里时刻装着群众，仅靠自身觉悟是不够的，还必须靠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和约束，这主要是民主制度。在民主制度下，群众如果发现哪一个干部“不问苍生问鬼神”，就会给他以应有的惩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迫使干部不能、也不敢轻视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因而最容易培养干部的群众观念。再次，加强现代科学知识的宣传和普及，着力培养领导干部学科学、用科学的意识和习惯。发展科学，宣传无神论，是共产党人的职责。如果任由鬼神之说和各种伪科学肆意泛滥，那才是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悲哀。
岁月悠悠，无情地荡涤着社会的污泥浊水，又精心地呵护着人间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并努力使之世代流传，其中就包括李商隐那篇《贾生》。因为它以美的形式，善意地向人们发出一个真诚的忠告：要心系“苍生”，遇到困难要求助于人民，而不要再干“问鬼神”的蠢事。
第9版(理论)
专栏：工作研究
提高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
徐文彦
发展问题是一个地区工作的重中之重。地方领导干部担负着一个地区的领导工作，这个地区能不能发展，发展速度如何，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看这个地方的领导干部是否有较强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分析、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结合广西防城港市的实际，笔者认为，提高地方领导干部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发展问题的能力，除了认真学习科学理论，掌握科学理论的精神实质外，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问题。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全国各地正是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有了巨大的发展。如何在现有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摆在各地领导面前的，就是要总结本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二十年的成功经验，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正确调整和确立本地区的发展战略或总体思路。防城港市是全国唯一既沿海又沿边的地级开放港口城市。它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是大西南出海的主要通道，具有港口优势（防城港是广西第一大港）、区位优势（沿海沿边）、资源优势（尤其是旅游资源优势）等。因而，我们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的发展思路，即扬起一个龙头（扬起港口龙头），建设两个通道（建设好防城港这个西南出海大通道和通向越南、东南亚的陆上便捷通道），实施三大战略（实施开放带动、优势发展、重点突破战略），做好四篇文章（做好山上、海上、商贸、旅游四篇文章），实现五个突破（实现思想认识、对外开放、经济体制转换等五个方面的突破），落实六项措施（用十五大精神指导各项工作等六个方面的措施），从而正确解决了防城港市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思路问题。
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当前，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也面临着一系列难点、热点问题。比如，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问题等等。这些难点、热点问题，各地都会存在，但程度有所不同。对于防城港市来说，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较为直接和严重。作为面向东南亚的沿海沿边开放港口城市，对外贸易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东南亚市场的萎缩，1997年以来我们的进出口受到了明显影响。对此，我们采取了“抓住重点市场、重点产品、重点企业”的对策，即加大对欧美市场的开拓力度，抓好纺织品、机电产品、农矿产品等大宗出口产品的出口，抓好防城港务局和市外贸公司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取得了显著成效。1998年，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4．12亿美元，居广西15个地市的第一位，防城港完成吞吐量983万吨，占广西海港吞吐量的70％。
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是我国跨世纪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基本保证，也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作为地方领导，必须立足现实，着眼未来，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解决本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防城港市是新建市，虽然目前经济实力不算强，但我们从一开始就尽可能选择那些技术起点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潜力大、无污染或污染少的新项目。在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防城港市有584公里的海岸线，大海是大自然赐给防城港人的宝贵财富。我们在合理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特别重视海洋环境的保护。目前，防城港市近海水质全部达到国家海水水质二类标准，东湾大部分达到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对于本地的优势在哪里，潜力在哪里，发展定位在哪里，发展机遇在哪里，不利条件在哪里，地方领导要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扬长避短，确定发展思路、发展模式和发展重点，走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发展区域经济要在“优”、“特”二字上下功夫，即发挥自己的优势，突出自已的特色。为此，不仅要在发展战略上体现区域经济特色，更重要的是把特色经济真正落实到各产业的具体发展上。在工业上，我们从沿海沿边的区位优势出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重点发展临海加工工业，创自己的拳头产品。在发展第三产业上，重点抓旅游业。防城港市不仅具有许多沿海城市共有的海滨旅游资源，还具有中越边境跨国旅游、十万大山森林旅游和民俗风情旅游等资源，具有集“边、海、山、民（俗）”为一体的旅游特色。经过几年的发展，旅游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已成为防城港市的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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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问题：农村工作的核心
刘光全
对农民的态度问题，是农村工作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是不是在政治上清醒的重大问题。在面向新世纪的征途中，深入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强调时刻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只有时刻
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才能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
十五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的重大问题。”农民作为农业生产者，是农村生产力诸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农业的兴衰，农村的稳定与发展，都取决于农民的状况。只有把农民的工作做好了，才能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
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基础是农民在政治上的觉悟和经济上的富裕。我国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多在农村，因此，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正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出发点，首先从农村开始了改革，从而使农村经济社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发生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以农业和农村发展为基础的，而农业和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民。
农村稳定的前提是农民的安居乐业。农业是安天下的产业。农业稳，则天下安。农业稳的前提是农村稳定。农村要稳定，必须使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农民人心安定，拥护我们党和政府，干群关系融洽，农村社会才能稳定。当然，农村社会的稳定还有赖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安居乐业也离不开农民在经济上的富裕。应该说，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稳定、农村经济发展，这三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
农村发展的关键是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实践证明，什么时候注意调动和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什么时候农业就比较快地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农村面貌的巨大变化，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制定的一系列农村政策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但两者都要通过农民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当前农业和农村面临诸多难题的情况下，必须依靠农民群众深化农村改革，推动农村工作再上新台阶。
时刻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要求我们必须正
确处理与农民的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不可
能做好农村工作
在感情上把农民当作我们的衣食父母。民以食为天。不管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来说，还是从社会生产的分工来说，都不能没有农民。只有把农民作为我们的衣食父母来敬仰，才能从感情上贴近农民，从心灵深处打牢做好农村工作的基础。
从思想上把农民作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广大农民在农村广阔的土地上，创造着无尽的财富，书写着农村历史的壮丽篇章。农村是农民生存的根基，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人。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把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人，才能找准农村工作的立足点，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在工作上尽心尽责为农民服务。农村干部的责任就是为农民服务。农民作为一种分散的小生产者，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和干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发动和带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农民是农村干部的天职，如果不一心一意为农民服务，农村干部就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如果离开了为农民服务，农村干部就没有履行好自己的基本职责。
时刻把农民群众放在心上，要求我们在农村
工作的全过程中，在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始终
尊重农民、理解农民、依靠农民
在政治上充分尊重农民。政治上尊重农民，就是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农民享有的公民民主权利，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这是调动和保护农民积极性的关键，也是促进农村稳定和发展的政治基础。当前重点是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稳定农民家庭承包经营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切实保护农民经营自主权；坚持农村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推动村民自治制度建设，切实保护农民民主权利；坚持依法办事，切实保护农民人身权利。落实这三点，最根本的是做到“两个坚持”：一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开展各项工作，不能急功冒进，超出农民实际承受能力去办所谓“好事”；二是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农民呼声，了解农民愿望，尊重农民意见，不能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盲目决策，结果既违背民意又贻误事业。
在经济上为农民谋福利。农村干部必须把为农民谋福利作为最高准则。特别是在目前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甚至有的还处于贫困状态的情况下，一定要把农民的冷暖挂在心头，真心实意为农民谋福利。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办农民之所需。给农民群众出点子、想办法、寻找勤劳致富的路子；根据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脚踏实地地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关心群众疾苦，为农民排忧解难，对农民多帮助，多扶持，使他们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从而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重视维护农民权益。目前，在一些地方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惩处的力度还不够。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往往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其结果不仅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严重的甚至会使农民群众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牢记党的宗旨，增强法制观念，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对于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决不姑息手软。
第9版(理论)
专栏：
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具体事情抓起
刘云山
编者的话：近些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抓精神文明建设，同样是“一具体就深入”。具体抓，抓具体，就能卓有成效，受到欢迎。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刘云山同志的文章，运用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对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如何从具体事情抓起作了理性思考和研究总结。文章道理讲得深、指导作用强，值得一读。
邓小平同志指出：“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深刻领会、认真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思想和原则，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具体事情抓起，反映了精神文明建设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
进入新时期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组织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办了不少群众普遍叫好的实事，实施了具有导向作用的示范性工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各项工作逐步深入。大家反映，这些年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更实了，效果更好了，出现了积极、健康、向上的发展态势。实践证明，从具体事情抓起，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任务的有机结合，有利于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有利于把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落到实处。
从具体事情抓起，体现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方针。重在建设，就是把“建设”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具体事情抓起，是重在建设方针的具体体现。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就是要实实在在地搞建设，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去做，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去完成，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一个层面一个层面地去拓展。只要我们立足建设，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一步步地去积累、去创造，精神文明建设就能由低到高逐步发展，不断推向新高度，跃上新水平。
从具体事情抓起，符合人的思想道德形成的规律。人的高尚思想道德，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实践本身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离开了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人的高尚思想道德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要靠教育，更要靠社会实践。从具体事情抓起，有目的地引导和组织人们投身社会实践，就能够使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认识得到提高，思想得到升华，形成反映时代要求、体现社会进步方向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从具体事情抓起，是精神文明建设由虚变实的重要途径。精神文明建设不像物质文明建设那样直观、形象，弄不好就容易空泛。如果只是笼统地抓，一般化地抓，从原则到原则，从口号到口号，就难以收到好的效果。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具体事情抓起，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具体化，把思想、道德、观念等无形的东西融入搞活动、办实事等有形的载体之中，化无形为有形，化虚为实，虚功实做，使精神文明建设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从具体事情抓起，要办好作用大、影响大的实事
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要抓的事情很多，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每年办几件作用大、影响大的实事，以此推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
抓那些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事情。经济建设是全党工作的中心，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则。精神文明建设从具体事情抓起，首先要抓好那些与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具体事情。根据经济建设的需要设计项目、开展活动，把各项活动与经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入经济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去。要以是否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作为检验活动效果的标准。精神文明建设只有在推动我国发展中充分发挥作用，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像在全国范围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紧扣农民致富奔小康的主题，通过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为促进农村的发展服务，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欢迎。
抓那些与党和政府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密切相关的事情。从具体事情抓起，要有全局意识，为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服务。当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的时候，当重大工作部署实施的时候，精神文明建设一定要积极配合，认真做好有关政策措施的宣传解释工作，及时组织活动，振奋精神，凝聚人心，保证重点工作的顺利完成。最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用导弹袭击我驻南使馆后，由亲历炮火的我驻南使馆工作人员和死难烈士家属、同事组成报告团，在首都和一些地方巡回报告，宣传我使馆工作人员和新闻工作者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对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引导广大群众自觉维护稳定，促进改革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抓那些与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从具体事情抓起，必须把着力点放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受群众欢迎的事情上。要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办哪些事情，不办哪些事情，先办哪些事情，后办哪些事情，都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两年来，在全国开展的“讲文明、树新风”活动，着力解决群众迫切希望解决的服务质量、文明言行、环境卫生、交通秩序等具体问题，广泛吸引群众的参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只有群众拥护的活动，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要加强群众监督，制定的项目是不是完成了，确定的目标是不是达到了，都要由群众来评判。
从具体事情抓起，把精神文明建设任务落到实处
近年来，从具体事情抓起，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原则，已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接受，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很好贯彻。总结各地的成功经验，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必须围绕根本目标，立足当前实际，着眼整个过程，努力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注重教育，着力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培育“四有”新人。抓具体事情，不仅要帮助群众解决具体困难，使他们得到实际利益，而且要与思想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注重公民素质的提高。现在，许多地方在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过程中，既注重改善基础设施、整治环境卫生、优化治安秩序、提高服务质量，又注重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如果只抓具体事情，忽视思想道德教育，这些具体事情就不容易办好，即使一时办成了，其成效也得不到巩固。从具体事情抓起，不论要解决什么实际问题，采取哪种活动形式，都要与培育“四有”公民的目标相一致，有比较鲜明、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主题，有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在含量，把思想道德教育贯穿于抓具体事情的全过程。要围绕提高公民整体素质的目的来设计活动，把群众吸引到活动中来，让人们在活动中受到教育启迪，转变思想观念，增长知识才干，一步一步地提高自身的文明素质。
从实际出发，务求实效。坚持从具体事情抓起，就是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好事一定要办实，实事一定要办好。抓具体事情，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承受能力，符合大多数群众的接受心理。如果照搬照抄其他地区的做法，不调查研究，不顾实际地去办那些不合民意的所谓好事、实事，不但收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因此，对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应当按照党委和政府的工作部署，根据本地区、部门、行业和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每抓一件具体事情，也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时机，确定合适的规模，使之与大的社会氛围相适应，同群众关注的热点相吻合。在具体事情的操作实施过程中，要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制定切实的保障措施，进行严格的督促检查，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既保持一定声势、一定热度，又不搞大轰大嗡，避免大而化之。实践证明，精神文明建设从具体事情抓起，应当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但形式搞过了头，为形式而搞形式，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指标要求，就容易产生形式主义，这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抓具体事情，并不容易。许多事情往往越具体，与人们的利益关系就越直接，各方面的制约因素也就越多。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不高的情况下，有些具体事情做起来，确实有相当的难度，没有一定的工作力度，没有一定的工作韧劲，就难以见到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用真功夫。确定要抓的具体事情，只要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要大胆地去做，保持一股狠劲、一股拼劲，敢于知难而上，善于迎难而进。同时，在精神文明建设实践过程中，有些具体事情，只要下了决心，抓起来见效明显，但稍一放松就会回潮，出现反复，不进则退。高尚精神的塑造，科学观念的形成，优良风尚的树立，更需要长期积累，潜移默化，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克服畏难情绪，又要防止急于求成；既不能畏缩不前，也不能抓抓停停。对认准了的事情，就要一以贯之，不变主题，在充实新内容的基础上，抓巩固提高，抓延伸辐射，一天不放松地抓，直到抓出成效。只要有决心，有信心，就会有办法；只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就会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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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探源》评析
陶大镛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较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之一。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沈越著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探源》，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准备、形成和发展作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该著作在理论观点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创新：
首先，该书认为，作为“第三条道路”样板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是包括经济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多种经济社会理论综合的产物。这种多种理论的综合不仅表现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之初曾广泛地吸收了非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某些主张上，也表现在这种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其次，作者对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理论作了较全面的研究，不同意国内通常把德国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简单地归结为弗莱堡学派的倾向。作者把德国新自由主义划分为三个派别：以欧肯和贝姆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以罗佩克和吕斯托为代表的社会（学）经济自由主义；以米勒—阿尔马克和艾哈德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且认为这些派别的理论在社会市场经济形成发展过程中各自发挥了不同的影响。
最后，该书还对德国民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了系统研究，并认为它对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米勒—阿尔马克设计社会市场经济方案之时，他就考虑到战后初期“社会主义时代思潮”的巨大影响，并在其方案中采纳了某些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求。二是当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在五十年代完成了理论上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长达十多年的主政时期，把自己的许多政策主张加以制度化、法律化。
作者多方搜集了大量德文第一手资料，其中许多文献在国内是首次引用，如著名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罗佩克、吕斯托的论著，以及著名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希法亭、席勒的有关文献。利用德文原文文献进行研究是作者提出新观点、新看法的客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