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地方热线
“远看雾气沼沼，近看坑坑包包，左右一看乱七八糟。”这是昔日鹤岗的写照。而今天的鹤岗，楼“长”高了，路变宽了，灯变亮了，人们的心情舒畅了。是什么令鹤岗变了模样？
鹤岗三问
本报记者 董伟 胡斌
城市建设是如何启动的？
4年前，若问鹤岗市民意见最大的是什么？十有八九会说是城市建设。由于经济发展缓慢，鹤岗城市建设欠账过多，道路标准低，居民住房差，商业服务设施少。
经济发展缓慢导致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而基础设施落后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八五”期间，全市经济增长水平只及全国的1／3，需要安置就业的劳动力达8万多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4；人均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达6500户。面对如此被动局面，市委经过深入调查，提出了把发展住宅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鹤岗新的经济增长点。
鹤岗人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城市建设。短短3年时间，光明、紫霞等12个住宅小区拔地而起，住宅总竣工面积100万平方米，是建市54年福利建房的3．5倍；建成东北亚商城等24个大型公益福利设施，使全市商业服务面积翻了一番；此外，还拆除居民小烟囱3700多个，打通15条城市干道，修建道路面积28万平方米，辟建、改造了3个城市广场，鹤岗的城市环境大为改观。
作为一个老煤炭基地，鹤岗的经济环境并不宽松，为何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人们不能不问：钱，是从哪里来的？
其实，鹤岗人用的是“四两拨千斤”的巧劲。3年中，鹤岗城市建设总投资37．7亿元，从财政这个口袋里拿出的钱只有5000万元，其余采取融资贷款、对外招商及启动民间资金等手段。
为启动民间资金参与住房建设，鹤岗市成功的一招就是房改到位。鹤岗市规定，一次性购买公房者价格优惠10％，并突破了5年内不准出售的规定。措施一出台，全市379万平方米公房在6个月内全部卖掉，不仅收回了3．4亿元资金，每年还节省了1200万元的房屋维修费。由于房改到位，充分调动了市民建房买房的积极性，3年中，启动民间资金11．7亿元。
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他们改变以往靠政府投资、筹资，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传统模式，充分利用市场的手段解决资金问题。鹤岗市中心的新世纪广场，是鹤岗的标志性建筑，而建这座广场市里没掏一分钱，他们采取拍卖广场周围广告牌的办法，筹齐了建广场的全部资金。在鹤岗，像这样利用市场手段解决资金问题的例子还有许多。
城市建设是如何拉动经济增长的？
城市建设不仅使城市面貌大为改观，更重要的是给鹤岗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
首先是带动了建筑、建材等50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全市建筑、建材企业由全行业亏损变为全行业盈利。通过发展住宅业及相关产业，累计提供就业岗位4万多个，占全市下岗职工总数的一半。随着一批商业服务设施的建成，有效地带动了鹤岗第三产业的发展，3年中，鹤岗市的第三产业平均每年以8．8％的速度递增。
城市面貌的变化还大大改善了鹤岗的投资环境。1995年，一位外商从哈尔滨到鹤岗，结果在路上走了整整一天，好端端的汽车变成了“泥车”，这位外商一看这样的投资环境扭头就走了。而如今鹤岗所有的往外通道全部是高等级公路，从哈尔滨到鹤岗只需4个半小时。投资环境改善了，外商也纷至沓来，1998年实现招商引资8．4亿元，比1997年接近翻了一番。
城市建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八五”期间，鹤岗的经济增长速度仅为3．7％，而从1996年到1998年，鹤岗的经济增长速度均在两位数以上，其中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在3个百分点以上。
城市建设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
要问城市建设给老百姓带来了什么变化，鹤岗人感受最深的还是住房。今年48岁的赵立江和他的妻子姜淑英都是残疾人，在记者面前，这两口激动地说：“要不是市里的政策好，我们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住上楼房。”
赵立江家过去多年住的是低矮潮湿的“干打垒”房子，一到下雨天，房子就漏个不停，外面的雨水也往家里灌，左邻右舍都来帮他家掏水。而今天，他家住的残疾人公寓，不仅安装了电梯，还有专门为残疾人设计的无障碍滑道，走廊也特意为方便轮椅通行而加宽。
赵立江家的变化只是鹤岗人住房改善的一个缩影。在过去3年中，鹤岗有1．25万户居民喜迁新居，人均居住面积由1995年的5．52平方米提高到1998年的7．3平方米。
在全国房地产市场销售不畅，积压商品房达7000万平方米的大背景下，鹤岗为什么能够保持商品房销售率97％的高水平？答案很简单，鹤岗的房价低，老百姓买得起。
为了降低房价，鹤岗走了四招棋：一是减免费用。市里决定免建房前期24项费用，这一举措使每平方米造价降低420元。二是严禁对土地进行有偿转让和炒作。三是限制房地产开发商获得高额利润，经济适用房成本造价控制在600元左右，并要求开发商拿出一定数量的成本房作为解危解困房销售。四是“商宅并举，以商补宅”。在临街的商品房开发中，把一层建成门市房，把这一部分的利润拿出来补贴住宅房。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房价。鹤岗市每平方米的平均房价只有600—700元，比同类城市低300—400元左右。
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鹤岗人的心气顺了，精神文明水平也在提高，随地吐痰的少了，自觉护绿的多了，人们开始自觉爱护越来越美的环境。
如今，实现了安居的鹤岗人更加乐业，对明天也更加自信。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远行记
礁在水下，守礁人在船上。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群岛，有一批常年忍受寂寞清苦的守礁人，他们是祖国的骄傲———
大海为家守礁人
——南沙群岛行（上）
本报记者 郑德刚
编者的话：5月9日，本报记者郑德刚随农业部南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的“中国渔政”31号和32号考察船，经西沙、中沙而远赴南沙群岛的美济礁、永暑礁和祖国最南端的曾母暗沙等地，历时14天，行程7000多公里。在这期间，他不畏海上漂泊，艰辛劳累，深入采访那些远离祖国大陆的普通守礁人，发回一组生动感人的报道。从本期起，我们将连续刊登。
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激昂的伴奏，惟有蓝天为幕，波涛伴舞。5月16日清晨，在位于北纬3度40分，东经112度15分祖国最南疆的曾母暗沙，一面五星红旗，在几十位久经风浪的中国渔政执法人员簇拥下，在肃穆的血色霞光中，沿着“中国渔政”31号船的桅杆攀缘上升。此时此地，在这块距祖国大陆3000多公里远、最浅也在海平面以下21米处的国土上，激荡着雄浑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了祖国的海洋权益，铮铮铁骨的中国渔政执法人员靠干菜咸水，培育了心中永不褪色的信念：“人在，船在，礁在，国旗在！”
记者5月9日清晨随中国渔政船从广州码头出发，经过3天的航程，5月12日清晨到达了此行的第一个锚地美济礁，海面上弥漫着雾一般的晨霭，已经在这块礁盘上守候了两个月的渔政27号和34号船，静静地漂浮在礁内被称为“泻湖”的海面上。蓦然，一阵阵飘忽而至的呼唤声，划破了寂静的海面，记者顺声望去，朦胧中只见远处站满了高扬臂膀迎接我们的守礁人。此时，顿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出。
在礁内停泊期间，一位守礁人告诉记者，得知我们要来，他们几天没睡好觉，就眼巴巴地等着，“你不知道，我们枯守礁盘，低头是海，抬头是天，乍一见到祖国大陆来的人，比什么都亲，啥苦都忘了。”整整5年了，就是这些淳朴、憨厚的守礁人，在远离陆地、人迹罕至的茫茫大海上，守卫着那面飘扬的国旗。
在美济礁停泊的3天里，记者与船员们杯中论情，海中取乐，时而见海鸥翱翔，时而观飞鱼划水，从炙热的骄阳到漫天的星斗，几乎都成为大家谈论的话题。只有到了清波映月、门掩孤灯之时，人们才会在万籁寂静的漫漫长夜里，枕着一封封早已被读烂了的家信辗转反侧，思绪远驰。
已经在海上呆了两个月的34号船船长王瑜，就是一位经常夜不能寐的“船老大”。一天夜里，他来32号船闲聊，在船舱里他一边摸着自己一头黑油油的头发一边对记者说：“听说你们要来，就把头发染了。”记者诧异，才31岁，好端端的染什么头发？王瑜说：“你不知道，我们常年在海上，缺青菜吃，有时风浪大，船上储水箱灌进了海水，弟兄们就只能喝咸水，加上这里有‘三高’：气温高，空气中水分高、盐度高，久而久之，这头发不知怎么就全白了。”说完，他沉默下来。记者伸手轻轻抚开王瑜和周围几个船员的头发，灯光下，只见白花花的发根历历在目。随船的渔政检查大队长杨朝雷说：“这些好小伙子，年纪轻轻怎么就白了头。”说着就扭过脸去。
在34号船震耳欲聋的机舱里，记者见到了像礁石一样纯朴的“二管轮”谭广。今年47岁的谭广虽然言语不多，但他那一头随着机器的轰鸣而微微颤抖的花白头发，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从5年前渔政船首航南沙群岛以来，在海上已经漂泊了600多天，而他的两位哥哥和岳父，就在他出海期间相继病故，可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一直坚守在那间布满油污和轰鸣的机房里默默地工作，“两位哥哥和岳父去世，我连最后一面也没见到，对不起他们……可弟兄们都在海上吃苦，我又怎么能为个人的事情耽误工作。多亏我有个好老婆。”说着，谭广的眼中泛起泪花，而脸上，依旧像平常一样带着憨厚的微笑。
早听其他船员讲过，王瑜、谭广与很多同在海上飘荡的兄弟一样，家事缠身却又无暇顾及，以至于子不能孝，父不能教，夫不能责，常年天涯为途，孤岛为家，忍受着难言的寂寞、孤独和艰难困苦的生活。然而，就是这样一些沉默寡言、被困苦熬白头发的守礁人，在紧急关头，一个个却像猛虎般勇不可挡。去年，中国渔政34号船从美济礁返航，在途经被称为“死亡航线”的中沙群岛深达5500多米的海域时，突遇狂风巨涛，掀起的浪头盖过了10多米高的驾驶楼，船舷的钢板、筋骨都被风浪折弯、撕裂，船摆达40多度。此时，船上的船员都已经在海上守礁60多天了，体质明显下降，绝大多数人在风浪的颠簸中晕船晕得死去活来，肚子里能吐的东西早就吐光了，于是就吐胆汁，甚至吐血。但是，他们没有屈服，船长王瑜一边呕吐，一边指挥，在驾驶楼一站就是几十个小时，终于率船安全抵港。当战友们相互搀扶着踏上陆地后，前来迎接的渔政局领导无不泪流满面……
这样的故事听得多了。但每当他们讲起，我都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并为这些守礁人深切的爱国情怀所感动。（附图片）
上图：中国渔政执法人员在曾母暗沙举行升旗仪式。
左图：万顷波涛中的美济礁船形人工岛。 郑德刚摄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霍山探秘
本报记者 刘杰
上土市是安徽霍山县最偏远的一个山区乡，与湖北英山县搭界。以前这里是出了名的贫困乡，如今正雄心勃勃地要建成皖鄂大别山区的明星镇。
5月中旬的一天，记者乘吉普车，沿着正在拓宽的霍英盘山公路，一路颠簸着爬过一个又一个山头，到了上土市，只觉眼前一亮：哇，路变宽了，房变高了，沿街是崭新别致的一排排小洋楼，整个儿新崛起的山区“小上海”呀。
记者忙着拍照，乡党委书记陈同胜忙着在旁边介绍：“上海市，上土市，一字之差，这里老百姓祖祖辈辈都做这个梦呢。可到了1990年农民人均收入也才只有四五百元，沿街也只有几间低矮的砖瓦房。”
上土市过去经济发展缓慢主要的原因是既缺土，又少市。缺土必然缺粮，缺市难以换钱，要想让上土市富起来，就得在“土”与“市”上做文章。几年来，乡里全力推广水稻杂交新品种，实行旱育稀植新技术，在人均6分田上解决了吃饭问题。接着，上土市退耕还林，远山遍植松、杉、竹，近山开发药、菜、茶。特产多了，要生钱，就得建市场。自1996年起，上土市沿霍英公路规划建设了以乡所在地为中心的四个山口小集镇。几年间，上百幢街店拔地而起，上百户山里人下山做山货生意，办特产企业，一个“红灯笼泡菜”就红遍了大江南北。红红火火的小集镇成了山里人的生财之地。去年全乡农民人均收入1600多元。
其实，上土市只是霍山山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在落儿岭镇，镇长黄敏告诉记者，全镇人均10亩山场、4分田，过去老百姓围绕山场打转转，一年到头难混个肚子圆。这些年，落儿岭镇跳出山场求发展，在交通便利的落儿岭、鹿吐石铺、烂泥坳三个山口上，建起三个像模像样的小集镇，兴办了60多家乡镇企业。山上郁郁林木、茫茫竹海、数不尽的山里特产成了各类加工企业的宝藏。去年乡镇企业产值达到2．9亿多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300多元。全镇20％以上的农民进入集镇经商、做工，由农民变成了“市民”。
霍山县山区各乡镇围绕山场办工厂，办好工厂“反哺”山场，山里山外找市场，真正走出了山区经济综合开发的新路子。
霍山山区集镇的兴起，外来人都觉得是个谜。县委副书记邵必贵一语道破：“在交通、通讯相对发达的‘山口’，建设小集镇，兴市办厂，使山口成为深山区的跳板，连接山里山外大市场，既盘活了山区资源，又活跃了农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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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特色之乡
元谋早菜走天下
本报记者 张帆
春夏之交，正是蔬菜淡季。滇中小城元谋的黄瓜园、红江、尹地等5个火车站则是蔬菜的海洋，一捆捆、一箱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等待着装车启运到全国各地。
元谋位于云南省中北部的金沙江河谷地带，整个地形呈盆地状，气候属南亚热带干燥气候，全年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历史上的极端高温曾达到42摄氏度，光照十分充足，是云南省有名的热区；当其他地区进入白雪皑皑的隆冬季节时，这里仍是鲜花盛开，农作物郁郁葱葱，四季瓜果不断，故有“天然温室”之称。人类的祖先能择居于此，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
由于有此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元谋很早就被认为是一块发展反季蔬菜的宝地，但真正使元谋的蔬菜走出大山，走向全国则是80年代中期蔬菜产销体制改革以后的事。县委、县政府将蔬菜产业作为全县的龙头来大力扶持，邀请全省的园艺、植保、农科专家来元谋考察指导，并制定多项优惠政策鼓励菜农积极发展蔬菜业，短短数年间，元谋县就发展成为云南省蔬菜产业的大户，外销的反季蔬菜曾一度约占全国南菜北运总量的10％，被列为全国的商品菜生产基地。每天元谋出产的蔬菜由全县的5个蔬菜铁路专线运往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145个城市。
元谋的反季蔬菜每年10月下旬至次年5月上旬上市，品种有圆葱、蒜头、花菜、番茄、辣椒、青笋、莲花白等，随着人们对蔬菜消费水平的提高，元谋人从品种、质量、效益上下功夫，由于元谋县有着丰富的种质资源，因此积极发展自己的特色品种，如酸角、西西果、苦瓜、草芽等。为使反季蔬菜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元谋紧紧依靠科技，推广科技，从省里的农科院所请来专家，对品种的选育、栽种、病虫害的防治、田间管理等环节进行辅导，并努力在菜农中培养一批生产技术的“明白人”，为赢得规模化效益，减少市场变化给菜农带来的风险，元谋对反季蔬菜的生产尝试进行“公司＋农户”的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反季蔬菜的发展使当地农民最先受益：据当地的同志介绍，1993—1994年全县菜农通过种植蔬菜，收入达到6000万元，这几年就已突破了1个亿。能禹镇新村就是一个先富裕起来的新型农村。记者随便访问几户菜农，家家盖的是新式的框架房，彩电、冰箱、组合音响都装备齐全，有的还装上了程控电话。一批批农民靠着反季蔬菜的生产而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蔬菜业还带动了元谋的交通、建材、饮食、商业、金融等行业的发展，仅元谋县蔬菜公司近4年来为县财政创造收入就超过2000万元。
为了使元谋由蔬菜大县转化为蔬菜强县，元谋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新的发展规划，那就是在经营上执行“立足川黔，依托三北；面向全国，争取出口”的方针；在生产上强调“依靠科技，加大投入；推广良种，群防群治”。特别是要多推出经济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的新品种，充分发挥气候、交通的优势，形成生产、收割、调运、销售一体化的格局，把金沙江畔的这个“大菜园”办得更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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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不可盲目“高起点”
罗盘
前不久，武汉市政府领导明确提出：“在短期内把武汉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不切实际，以后工作中不必再这样提了。武汉敢于让不切实际的“高起点”下台阶，降降调子，我认为是一种求真务实的作风，是十分可贵的。
80年代末以来，全国先后有43个城市如武汉这般将发展目标定位于“国际化大都市”。然而，时过数年，人们仍不明白何为“国际化”。不久前一些专家中肯地说，中国的城市还是暂时免谈“国际化”为好。至此，人们才知道中国目前的一个省会城市是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
“高起点”，本来是指对工作的要求要高一些。干工作，干事业，没有远大目标，没有敢闯、敢冒、敢争先的劲头是不行的。经过科学的论证，且在一定时期内努努力、跳一跳够得着，这样的“高起点”，自然是一件好事。但盲目定一个太高的起点，以至于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根本就是一个空中楼阁，这就有些自欺欺人，哗众取宠。如去年长江流域受到百年罕见的水灾，受损严重，但有的地方竟然把去年下半年的发展速度订得比水灾前还高，结果根本无法兑现。诸如此类的“高起点”，现实生活中实在不乏其例。这种作法，类同浮夸，也许能煽起部分人的热情，赢得一时的掌声和赞扬，如果真的实施起来，无疑是劳民伤财之举，不切实际之策。
只有切合实际的目标才能有效实施下去。说实话，求实效，真实干，这些才是真正有利于实际工作的。无论何时何地何人，唯有脚踏实地，真心服务于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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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深入基层办实事
中共陕西略阳县委书记 徐登奎
徐登奎，1951年生，大专文化。曾任中共陕西留坝县委常委、副县长，略阳县委副书记、县长。1996年12月任中共略阳县委书记。
有人认为领导要抓大事，具体工作由下边去办，领导要学会“超脱”。
如何理解“超脱”呢？我认为，身为一位地方领导，事无巨细，“眉毛胡子一把抓”，而不去抓大事，不抓党的方针、政策的落实，不抓一个县的宏观规划与发展，就会陷入事务主义而迷失方向。然而，有些领导同志借口“超脱”，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到第一线带领群众苦干。我认为这是有害的。县、乡两级领导干部处于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果都“超脱”了，当甩手掌柜，那么党的方针、政策怎么能落到实处？
略阳县山大沟深，属国定贫困县。1993年以来，我们县级领导在抓宏观规划的同时，实施“五个一”责任制，即每一名县级领导联系一个乡镇，包抓一个贫困村，指导一个国有企业改革，帮扶一个私营企业，牵头实施一个重点项目，全县形成上下一级抓一级、个个肩上有担子的工作局面，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年来，全县国内生产总值保持了年均13．1％的递增速度；农业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全县农村贫困人口由1994年的7．34万人减少到2．94万人。这些成绩的取得，靠的是各级党委、政府在抓大事的同时，扎扎实实“沉”下去，真抓实干的结果。
实践使我认识到，“超脱”就是超越事务，就是要少坐办公室，少接待应酬，少讲空话，用更多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协调、多服务，多办实事。只有这样，才能把党的事业干好，才能推动一个地方的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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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上婚礼
青年结婚不坐轿车过闹市，不进宾馆摆酒宴，新郎、新娘登上张灯结彩、贴着大红“囍”字的乌篷船，行“九姓渔民婚礼”。这是近日笔者在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畔见到的新鲜事。“九姓渔民婚礼”是世居新安江上的陈、钱、林等9姓族的渔民流传百年的民间婚俗。建德市在发展旅游业中，将这一婚俗挖掘、整理成新安江上极具地方风情的旅游表演项目。如今，建德市青年突破了“九姓渔民婚礼”的“表演性”，而将其作为自己婚姻大事的庆贺方式。水上婚礼，简朴中充满了情趣，因给人留下无穷的回味而更具纪念意义，成为当地许多青年倡导新风、新事新办的新追求。 王成光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