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60年前我到上海
李学江
在澳洲，有一位犹太老人一直怀念着上海，把那里看成他的第二故乡。他就是我的邻居海因茨·彼得·威廷。
认识他有点儿偶然，那是在我迁入现址之前来看房，这位老人从邻院走了过来，问我可是中国人，可是要租此房，我答“YES”。老人就告诉我，此房已3个月没有租出了，不妨押一下租金，于是我照做了，果然以较便宜的租金签了约。元旦时我送他一本挂历，全家喜欢得不得了，到中国春节时非邀我过去吃饭。饭后闲聊，我才知他原与中国的上海有段不解之缘。他祖籍德国，1939年5月为逃避纳粹的迫害，全家人绕道意大利乘船来到了上海。那年他11岁，妹妹10岁。同船来上海的共有500多欧洲犹太人。
谈起在上海的8年生活，老人说真是苦不堪言。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上海，而不是美国。老人摇摇头说，欧美富国在口头上同情犹太人，但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比如美国吧，入境有严格限额，签证至少要等一年以上。而英国海军甚至把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船民截住送回，使他们终遭希特勒的毒手。当时上海是自由港，无需签证，因此就成了犹太难民的最后避风港。据估计，当时来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有2万之众。我们一到上海就被犹太社团安置在难民营中，每间住房都是两层通铺，住34人；一日三餐都要排长队，限量领取由犹太社团提供的一点儿米粥、面包之类的食品。
彼得说，幸好我们的一个表叔从南非寄了钱来，父亲就在虹口区一幢三层住宅楼里租了一个房间。一张大床、两张小床、一桌一椅一衣橱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在德国时我们原本是小康之家，但离境时，纳粹只许犹太人每人带走2．5美元，其他财产全部没收。楼内住的都是犹太难民，9个房间住了25人，共用两个卫生间。难民太多，工作难找。父亲作过美国一家公司的簿记员，但因珍珠港事件关了门；之后又当过一家化工厂的推销代表，但1943年日军命令，侨民聚居区里的外国人不得随意出入，父亲因此又丢了工作。母亲曾受雇于一间皮件厂，常背着大包大包的鞋袜、鞋油等走很远的路去推销，连有轨电车都坐不起。但很多犹太难民还不如我们，不少人由于受不了贫病交加的煎熬，或自暴自弃或自杀身亡。
即使这样，我们的生活也比上海穷人好一些。很多当地的流浪者露宿街头，或住于纸板铁皮搭成的窝棚中，冻饿而死的人屡见不鲜。上海当时已是世界性的大都市，另一面是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世界。不过与我们无缘。接着，彼得先生找出一部纪实片给我看，片名叫《最后的归宿港》，脚本是由当年生活在上海的两位犹太人摄影师提供的，他的描述都在上面得到了真实的展现：衣着褴褛的黄包车夫在风雨中奔跑，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倒毙于路旁……
刻印在少年彼得心中的不仅是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人民的苦难，更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他告诉我，管理虹口侨民区的日本军官名叫合谷，残忍暴戾，要人呼他为“犹太人之王”。犹太人进出侨民区都必须去他那里申请通行证，他看谁不顺眼便百般刁难拳脚相加。我父母的好友弗莱特医生，只因身材很高，申请通行证时，显得矮小的合谷觉得受了辱，就站在椅子上让自己高出一截，一面辱骂不休，一面扇弗莱特的耳光。弗莱特受了这番屈辱后一病不起，不久即去世。对中国人的凌辱蹂躏则更是司空见惯，他们甚至就在街头处决华人。让彼得先生感到气愤不过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肯痛痛快快地承认暴行，不肯向受害国人民真诚地道歉。他说，就这一点，他们比德国更差劲！
1947年，上海物价飞涨，中国内战爆发，大部分犹太人开始撤离上海，彼得全家投奔了澳洲的表亲。数十年过去了，多少事如过眼烟云，但彼得却总也割不断他的上海情结。1974年他随澳政府贸易代表团访华时曾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他发现昔日触目皆是的街头乞丐已看不到了。1993年他携妻子专程来上海参加上海犹太人第二届“黄包车团聚会”，他们发现上海新建筑开始星罗棋布地多起来，街道更为整洁，人们更为富足，衣着也更为光鲜。去年5月，彼得陪友人再次造访上海，这次更令他惊讶不已。他发现两座大桥突然在黄浦江上横空出世，一座新城似乎一夜间就在浦东拔地而起。他对记者说，你不知道，那里原来可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荒郊野地呀！
末了，彼得情犹未尽地说，但愿今后还能再访上海。我问他，在上海8年那么艰辛，为什么还怀念不已呢？他说，与欧洲的集中营相比，与600万死难同胞相比，我们不是很幸运吗？再说中国人在和我们一样遭受着苦难啊！我们要感谢上海收留了我们这些当时呼天不应的犹太难民；要知道，美国、英国、还有教会，在30年代对犹太人遭受纳粹的迫害都持一种视而不见的冷漠态度，那也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附图片）
图为1993年10月14日彼得（右三）携妻子莱斯丽（右二）访问当年上海的犹太教堂（现已辟为犹太博物馆）时在门前与馆员合影留念。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堪培拉的绿
黄学锋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美，在于它的绿，在于它那人与自然的和谐相融。
本世纪初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堪培拉还是澳大利亚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片荒原，森林覆盖着丘陵，一条无名小河从这里缓缓流过。堪培拉是地地道道的“人造城市”。当时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为争作首都僵持不下，于是，联邦政府决定在悉尼和墨尔本之间的这片荒原上新建首都，命名为“堪培拉”。城市的设计蓝图是从全世界著名城市设计师的140多件方案中精选出来的，该方案的重头戏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保证生态平衡。为防止在人类与自然争抢中产生危及自身生存的恶果，人类主动让给自然更多空间。堪培拉城市绿化面积占城市总面积58％。
从空中俯瞰，堪培拉几乎淹没在汪洋绿海中。漫步在堪培拉市区，扑鼻而来的是一阵阵沁人心脾的“绿味”；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青翠欲滴、葱茏俏丽的绿色画卷。
城市街头巷尾及广场和花园里，到处可见堪培拉的奇特景观——“绿雕”，即用花盆组合或在铁筋造型的框架里面填满泥土并种上花草的巨型植物“雕塑”。这些植物造型有的像人物，有的像动物，栩栩如生，也有一些抽象的植物块。与众多古老城市里的石雕和铜雕相比，“绿雕”似乎更有生气和活力，也更贴近自然。
我们在堪培拉听到许多地图上找不到的街道雅称———“绿名”，也就是街道两侧的树名。市区主要街道两侧至少种植了四排观赏树木，各街道树木品种都不相同，以便互相区别，因此市民都习惯于称呼街道“绿名”，久而久之，有些人甚至忘记了街名。大家只要说“桉树街”、“银桦街”、“合欢树街”等等“绿名”，就都明白是指哪条街道了。
“绿墙”是堪培拉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据说堪培拉市政府有一个规定，市区内无论单位建筑还是私人住宅都不得建造围墙，结果整个城市见不到一堵砖头水泥墙，却到处可见用花草树木结织而成的绿色植物篱笆墙，政府部门和一些大公司都种植高大挺拔的桉树及合欢树围成大院，居民住宅的庭院大都种植梨树、蔷薇、兰桂等奇花异树。一堵堵“绿墙”恰似一道道此起彼伏的绿色波浪。
在市中心人工湖畔我们看到了许多“绿屋”，这是由植物科学家和生态建筑师共同研究和设计的一种21世纪房屋。其特点是充分利用一切空间栽种各种植物。室内顶棚空间种植着下垂式倒挂草本植物，室外平缓宽大的房顶或外墙壁爬满藤本植物。从外部看，整个房屋与周围地面连成一体，完全变成绿色。预计下个世纪中期全面普及“绿屋”，堪培拉将变成绿色植物编织的城市。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向我们介绍，堪培拉每个新建房户都可得到一份市政府的丰厚“绿礼”：15棵不同品种的树木和30丛灌木。并在新居落成之日由身穿绿色制服的环保志愿者免费为主人栽种。在政府积极扶植下，堪培拉每户居民的院落都是一座精巧玲珑、芳香飘溢的小花园。“绿墙”内都有一块绿茸茸的草坪、几棵青葱的树木及散布在院中的几坛五颜六色的鲜花。正是这些遍布城区成千上万的小花园组成了堪培拉这座大花园。
每年秋季，堪培拉都在全市评选年度“绿奖”，由市长亲自向为城市绿化做出贡献的部门和个人颁发奖品和奖金。评奖范围广泛，如庭院奖、草坪奖、花园奖、花坛奖等等，获奖者均由市民投票选出。这一活动的有效促进，使城市的绿化年年翻新。
我们参观了位于堪培拉市郊一座闻名遐迩的“绿库”。它归政府管辖，占地2000多公顷，共栽种了1600个植物品种。库内保存着澳大利亚90％的特有植物及许多世界各地的名贵植物，其中有中国的银杏、蔷薇、水杉等花草树木，还有230种极其珍贵的濒危植物。科研人员在此采用人工培植方式抢救那些稀世罕见的珍贵植物，同时繁殖栽培更多植物品种为城市绿化提供新鲜的“原材料”。
如果让我用一个字形容堪培拉，那就是绿。堪培拉的绿，有情有景有声有色；堪培拉的绿，朦胧而又清晰，粗犷而又细腻；堪培拉的绿，美丽迷人，让我终身难忘。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普希金常到这里来
——记涅瓦大街文学咖啡馆
王琪
当你来到“北方威尼斯”——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涅瓦大街时，街道两旁风格各异的古老建筑和分布其间的咖啡馆立刻会使你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历史氛围。在这条大街与莫伊卡运河河沿拐角处，一家门前挂有那幅为人熟悉的普希金自画像（见上图）的咖啡馆格外引人注目，这便是著名的文学咖啡馆。
19世纪初，这里是沃尔夫和别兰热糖果点心店。1834年，店内开设了中国咖啡馆，其纯粹中国风格的华丽家具和精美成套餐具引来众人争相一睹。1836年秋，普希金一家迁居到奥尔孔斯基公爵府（现为普希金纪念馆），从那里沿河岸向南二三百米便是沃尔夫和别兰热糖果点心店。创作闲暇之余，诗人常喜欢散步到这家咖啡馆小坐。一个多世纪里，“沃尔夫和别兰热”一直是圣彼得堡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经常聚会的场所。格里鲍耶托夫、恰达耶夫、维亚泽姆斯基、克雷洛夫、茹可夫斯基、莱蒙托夫是这里的常客；十二月党人以及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谢甫琴科、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和夏里亚宾也在此留下了遗迹……
1985年，为纪念普希金时代圣彼得堡这处特殊的角落，在涅瓦大街18号沃尔夫和别兰热糖果点心店原址开设了文学咖啡馆。一段时间里，咖啡馆每天举办文学艺术沙龙，演奏古典室内乐，朗诵普希金及其同代人的诗歌。今年是普希金（1799．6．6—1837．2．10）诞辰200周年，全俄罗斯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位该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2月10日，在普希金逝世162周年这天，咖啡馆恢复了文学音乐沙龙，这里又吟唱起普希金时代的诗歌和浪漫歌曲。
走进咖啡馆一层，一段弦乐四重奏弥漫而来，听得出是柴可夫斯基的旋律。中央两棵铁制树上装有数只璀璨的小灯，使室内一片光明而不耀目。浅色墙上装饰着10余幅反映昔日圣彼得堡风貌的版画，是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馆藏赠品。12张四人位圆桌沿墙而放，覆以镶金色麦穗的墨绿色桌布。顺着木制楼梯上二楼，你会恍若走进普希金世界。门旁立有一尊大理石普希金胸像，这是雕塑大师米·阿尼库申为诗人创作的数件作品之一（作于1991年）。推门而入，室内光线柔和，帷幔低垂，烛光摇曳，丝毫感觉不到窗外现代世界的喧嚣。对面墙上巨幅挂毯营造出普希金书房的气氛，挂毯两边悬挂着四幅诗人及夫人娜塔丽娅的画像，其中两幅分别是B·马戈和A·勃留洛夫的作品。12张圆桌分三行排开，其中第二扇窗旁那张桌子是当年普希金最喜欢坐的位子。据说普希金经常在此久久地凝望窗外，观赏街景：一辆辆轻便马车载着服饰讲究的绅士淑女沿涅瓦大街飞驶，一对对风度翩翩仪态优雅的伴侣携手沿河岸款款而行……
室内尤引人注目的是挂毯前那张书桌，上面摆有书写纸，插着羽毛笔，旁边柜子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一副白手套和一根手杖，好像诗人并没走远，马上就会进来坐到桌前继续他未完成的创作。随着柔慢的音乐奏起，普希金真的出现了！他坐到写字台前，拿起笔，沉思片刻后在纸上疾书。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瞬间攫住了你的全身。一阵歌声传来，身着淡粉色曳地长裙的塔吉娅娜从侧门而入，根据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独幕抒情歌剧演出开始了。普希金作为剧中人物或在桌前书写，或在一旁凝思，这使你不由产生恍如隔世的感觉——普希金就在你身边。
坐在诗人当年坐过的地方，呼吸着周围散发的普希金时代的气息，你既幸福又难免生出伤感，这不仅是因为诗人早已离我们而去，而且因为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去了那个致命的决斗地点。1837年1月27日（俄历）下午3点，普希金与决斗证人、皇村中学同学丹扎斯在咖啡馆约见后，喝了一杯柠檬水，两人便乘雪橇朝小黑河驶去。不日，这里便吟诵了莱蒙托夫的《诗人之死》……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亲善街
戴小华
当我走进马六甲这条街时，几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是条宗教气息很浓的街道，散发着现世、来世和彼岸世界的气息，并彰显着人性中最美好的品质。
这也是条独特的街道，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融合相聚互放光华。因为在这条长不及半里的街道上，齐聚了马来人的回教堂、印度人的兴都庙和华人的青云亭。
世界上许多地方因种族和宗教问题频生事端，这条街上的信徒却能和睦相处了200多年。这条街遂有了一个雅号——亲善街。
当我来到这里时，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街道虽又短又窄，但行人车辆会互相礼让；商店老板和顾客悠闲地谈天，不在乎做不做得成生意；虔诚的信徒彼此尊重，分别进入各自寄托信仰的殿堂。
出现在这条街上最早的庙宇，是建于公元1567年的青云亭。庙堂原本很小，结构也简单。后来，经过几次扩建才有今日的面貌。整座建筑物是典型华族的宫庙设计。亭内的雕像，雕的全是华人的民间故事及神话人物。有趣的，却是在大殿衍木上竟出现了两个着洋服的欧洲人雕像。
然而，最让我赞叹的，是那些飞檐翘角上许多精致有趣，意态传神的各种雕塑。这些数以百计的雕塑，是以五颜六色的陶瓷及光滑石块打造而成，构图精美生动，有龙、凤、鹤、麒麟、瑞兽、鸳鸯、水果、蝴蝶、花卉，及许多天神天兵，一组紧接一组排满整个正脊及尾脊。即使殿旁山墙部分，也装饰着巧夺天工的雕像，令人目不暇给，大开眼界；而这种曲线优美、装饰繁杂的飞檐翘角，目前已渐失传，不容易见到了。
181年后，一座回教堂在附近建起。这座回教堂的建筑更是特殊，它不是一般的圆顶，而是既像苏门答腊式的屋檐，亦似中国塔楼的造型。拜殿内部的梁柱为欧洲哥多林式，吊灯则是维多利亚式，可以说，它融合了东西方的艺术形式，举世罕见。
或许，这一带真是难得的“福地”。33年后，一座兴都庙也紧靠着回教堂建了起来。虔诚的信徒向各自尊崇的神祈愿，寻求灵魂的平静。他们相信的虽不同，但见他们个个信得这样认真、这样执著、这样热烈，却又能尊重相互的信仰。面对着这一切，突然有种深邃的东西注入我的心胸，让我感到它巨大的含义。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滔滔好望角
李新烽
从开普敦沿海岸线驱车南行，一幅幅美丽如画的迷人景色，将我们带入好望角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39年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面积50多平方公里，形似一把砍刀插入大海，一条公路纵卧其间，从入口处到好望角只有13公里。
好望角自然保护区有成百上千种动植物。从海中的鲸到天上的鸟，从地上爬的蜥蜴到岛上走的狒狒，构成一个立体多样的动物世界。这里有1036种针叶灌木，是世界上相同单位面积灌木种类最多的地方。帝王花是南非的国花，这里有26种美丽的帝王花，还有26种于19世纪中叶移自澳洲、欧洲和美洲的植物。
穿越保护区的公路，在约10公里处分叉，右转弯朝西南方向前行，便来到一片平坦开阔的海滩。白色的海浪，拍击着岸边嶙峋的乱石，海鸟追逐浪尖嬉戏，一处险峻的岬角屹立海中，雄伟壮观。这就是驰名全球的好望角。一块黄色木牌上标明：东经18°28′26″，南纬34°21′26″。第一位环球航行的英国航海家德雷克曾于1579年经过这里，称它是“世界海岸线上最好最雄伟的岬角”。
这里是旅游热点，停车场上排满了各种车辆。游人可以步行到达顶端，也可乘“飞行荷兰人”缆车，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1860年在这里沉没的同名帆船。缆车的终点站离顶点尚有一段陡坡，拾级而上就到达灯塔。这座灯塔建于1860年，海拔249米。
站在灯塔前朝南方远眺，水天一色。由远及近，大西洋和印度洋交汇处白浪滔滔……近海处，是300多年来数十艘大型船舰触礁沉没的地方。岬角处还有一座新灯塔，海拔87米，于1919年建筑在真正的开普点上（见题图），以代替旧灯塔。新灯塔海拔低，可以避免旧灯塔地势高而多雾的不利因素，且其亮度增加了38倍。
15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欧洲国家加速了海上探险的步伐。葡萄牙加紧寻找绕过非洲大陆南端通往富庶东方的新航道，1487年8月，国王任命迪亚士继续未竟事业。迪亚士率3艘双桅帆船驶离里斯本，沿非洲海岸航行到今天纳米比亚的吕德里茨湾时，离开供给船，带领两艘帆船继续前进。未料，遇到暴风袭击，不得不驶离海岸。谁知大风将船南吹，帆船像断线的风筝，随风漂流了12个昼夜。他们只知朝东航行可以接近海岸，可航行一段后仍是汪洋一片，只好调转航向北行，于1488年2月3日抵达莫塞尔湾。
惊恐、疲倦的船员们要求返航，迪亚士执意前行。到达阿尔戈阿湾时，船员们彻底失去了忍耐和信心，在“六军不发无奈何”的窘境中，迪亚士只好决定掉转船头。归程是在看得见海岸的情况下航行的，当驶过“错误湾”后，迪亚士犯了一个错误，认为来到了“非洲大陆最南端”。此时此地，急流险滩，巨浪狂风，周围布满了暗礁岩石，他们险些葬身鱼腹。于是，他们给这个岬角起名“风暴角”。
迪亚士凯旋回国，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葡萄牙国王认为，迪亚士里程碑式的“新发现”是个好征兆，绕过那个风暴海角就可通往东方，遂将“风暴角”易名“好望角”，一直沿用至今。葡萄牙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船员们惊异地凝视着这个珍藏了多少世纪的壮美海角，他们不但发现了一个突兀的岬角，而且发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由于迪亚士没有坚持到底，因此，他失去了发现东方新航道的良机。1497年7月8日，达伽马奉命率4艘帆船从首都出发，继续探索通往印度的航道，是年11月22日驶过好望角，于第二年初抵达印度，完成了航海史上的一个壮举。1500年，迪亚士——这位好望角的发现者，在随葡萄牙航海家卡布拉尔去印度途经“风暴角”时，遇风暴沉船海底。
好望角的发现改写了世界历史，殖民主义者从此轮番粉墨登场，在非洲大陆南端上演了一出出掠夺资源、贩卖奴隶的丑剧。好望角是一位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是南非历史的见证人！如今，新南非已经诞生，人民获得了新生，国家开始了重建，她依然静坐在这里，迎接着五湖四海远道而来的游人，向他们讲述好望角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迎风起舞
摄于德国北部北海岸风能发电基地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古罗马圆形剧场 张忆春 摄于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