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名人效应的侧面
杨心恒
凡能在报纸、杂志和电视上做广告的人不外两种：美人和名人。美人美，人见人爱，所以效果好；名人有名，家喻户晓，所以感召力强。美人貌美是天生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做做广告也是分内的事，别人不该说三道四。名人有名是后天的，虽有个人努力的成分在内，然而社会造就也是不可缺少的。
现如今办什么事好像都离不开名人。开会，邀请名人出席。名人一来，领导也容易出面；领导一出面，记者就来；于是乎领导和名人在记者的灯光和镜头下交相辉映，把整个会场照得亮堂堂的；吃饭时伙食也有改善，参加会议的人都跟着沾光。生意开张，要名人到场。名人一到，签字题词，就能见报，比登广告还顶用。各种集会庆典，更必须名人云集，庆典隆重不隆重，热闹不热闹，全看名人来的多少。出书，要请名人作序，名人一作序，不能出的书也能出。办个刊物，要请名人做顾问或名誉顾问，名人一做顾问，刊物的点儿就高。各种学会和其他群众团体要请名人做会长或名誉会长，名人一做会长，许多事就好办。甚至子女结婚也有花大价钱请名人前来贺喜的，图得是个风光。有一些需要名人的人并不讲究专业对口，只要是名人就行。记得一家宾馆请一名人题字，他大笔一挥，写下“居无求安”四个大字，给宾馆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然而他们居然把它贴在一进门迎面的墙上。他们要的是名人题字，管他题的是什么呢。
需要名人的人和事很多，而名人少，于是名人供不应求。供不应求的名人就忙，忙得整日赶场，赶完这场奔那场，有的不亦悦乎，有的疲于奔命。日子久了，名人就顾不上自己的本行了，成为一个“脱产”的纯粹名人。至于过去是靠什么出的名，现在还能不能拿出出名的东西来，名人没有时间去想，更没有时间去做；需要名人的人更不管这些了，他们要的是名人的“名”，并不管名人的“实”。
中国的用名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一出了名就喜欢给他安排个官职，于是名以官传，官以名传；名越大官越高，官越高名越大；相辅相成，水涨船高；于是渐渐地离他们赖以成名的专业也就越来越远了。我说这是中国的一个特点，是因为在外国少见。拿美国来说，那是个名人云集的地方，各行各业都有世界级的名人，然而他们一旦离开这个行业，或者虽然没有离开但是做不出成绩来了，就不再是名人了。别的行业我不熟悉，就社会学专业来说，罗伯特·默顿，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著作等身，世界十八个著名大学授予他博士学位，被哥伦比亚大学聘为终身职大学教授。他向我解释过大学教授比各专业的著名教授地位还高，极少人能得到这个职位。可是在七十岁退休之后，学校也只是给他留下一间办公室。他的两个学生，一个是交换理论的创始人彼得·布劳，退休后到北卡大学“补差”去了。另一个是功能冲突理论的创始人刘易斯·科塞，如今退休在家用一台老式打字机打信。我请他推荐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读社会心理学，他说我不是社会心理学的教授，我写推荐信他们会觉得奇怪。可见美国的名人出名，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是有限制的。名人离开他的专业就像离开水的鱼一样，没有生命力了。
有一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人是不是怕出名，那要看怎么说。依我看，出了名的名人和更多的想出名的候补名人，多数似乎不怕出名，要不怎么会为署名的先后而闹得同室操戈呢？要不然怎么会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上密密麻麻的各种头衔呢？要说是都不怕也不对。咱们国家有那么多名人，可是到如今，有几个称得上世界级的？就说每年的春节晚会吧，令人满意的精品节目又有几个？都忙着做名人和用名人，这实事就做得少。
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鲁迅的“立人”和提高民族素质
——访学者陈漱渝
刘梦岚文 罗雪村图
陈漱渝，1941年生于重庆，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从事鲁迅研究工作近三十年，成绩卓著，著作颇丰。自谓“身高体肥，南人北相”，“心无城府，口无遮拦”；然治学严谨，探索执著，反对作伪，不揣世好。曾参加《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的注释工作。著有论文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五四文坛鳞爪》等，散文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等。另编有《一个都不宽恕》、《说不尽的阿Q》、《看，这个丑陋的中国人》等书籍数十种。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鲁迅博物馆副馆长。
记者：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纪念“五四”，不能不令人想起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自然也想起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
陈漱渝：是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是鲁迅的毕生追求。
记者：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提出了与“五四”时期的文化启蒙精神相通的“立人”主张。请您谈谈鲁迅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思想的？
陈漱渝：其实，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早在1902年就开始了。当时，列强对中国豆剖瓜分的危急情势，促使鲁迅对如何不致亡国灭种这一严峻问题进行深沉思索；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先后失败，促使鲁迅思考如何解决民族文化体系、国民劣根性与民族振兴事业之间的矛盾；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物欲膨胀、精神萎靡的社会弊病，促使鲁迅关注人的主体性，重视焕发人内心的精神光芒；梁启超的“新民说”和西方人学传统（特别是个性主义哲学）的影响，促使鲁迅对人的价值和个体生命的自由予以高度重视。这大体就是鲁迅“立人”思想形成的背景。
记者：鲁迅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那么，鲁迅“立人”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它与“鲁迅精神”的关系如何？
陈漱渝：就我个人的理解，“立人”的精神实质即为摒弃国民劣根性，重塑新型的民族性格。在鲁迅看来，“立人”是“兴国”的前提。也就是说，在“兴国”（亦即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项是“人”的工程。鲁迅对“立人”的正面主张，比如他希望中国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能容纳新潮，等等，其实就是鲁迅本人精神的写照。“鲁迅精神”是一种百折不回、独立自强的人格精神，是中国人为生存、解放而奋斗的一种民族精神。鲁迅的“立人”，就是要培养这种民族精神。“立人”是鲁迅毕生事业的起点和归宿——他所从事的文艺运动不过是“立人”的一种手段。
记者：鲁迅提出“立人”，显然是从正面来思考文化与人生的；然而，后来他似乎更多的是从负面的文化角度来审视中国人的气质，更多地揭露、批判“国民劣根性”，这与“立人”是什么关系？
陈漱渝：的确，鲁迅含着热泪对中国国民性的负面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中国精神的纲领是“面子”观点，其病症有多方面表现，如官瘾，卖老，围观，中庸，情面，做戏，观斗，少坚信，无操守，善变化，能忘却，喜团圆，瞒和骗，爬与撞，捧与挖，不认真，主奴根性，眼光不远，糊涂主义，无是非观，二重思想，排斥异己，等等。其中最有普遍性、危害最甚的，则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尖锐指出，如不克服这些毛病，无论有无外敌，都可使中国人败亡。鲁迅揭露我们民族性的阴暗面，是为了通过族群的自我省察达到族群的自我净化，以扫除“立人”的障碍。
记者：二十世纪初鲁迅提出的“立人”思想，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自觉反思的结果，也是对西方现代化道路深刻反思的结果。今天，我国正在向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化迈进，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的“传统人”必须要向“现代人”转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立人”思想是否更具现实意义？
陈漱渝：我国推进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即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现代化的基本点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是第一位的。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从特定意义上来说，就是国民综合素质高低的竞争。所以人的现代化问题，成了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加快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的步伐，但从整体上看，国民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拜金主义、贪污腐败、社会公德缺乏、职业道德滑坡等现象十分严重。因此，重温鲁迅的“立人”思想，对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尽快提高全民族素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记者：鲁迅曾极为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如果只重视物质文明而轻视精神文明，那就会像一个人断了一条胳膊和跛了一只脚那样。这话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音。“现代人”更应当是完整的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化，似乎也不应不加辨别、筛选地完全丢掉传统吧？
陈漱渝：当然。我们强调的是由封闭型的没有创造精神的“传统人”向开放型的有独创精神的“现代人”转化；但是，这决不等于可以忽视和放弃我国几千年的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鲁迅所猛烈抨击的诸如“国粹”等“传统”，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伦理道德；对有益的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鲁迅则十分重视。他多次提到，一个国家的文化，民族的特色愈鲜明就愈有国际性，因而也就愈容易“打出世界上去”。
记者：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是由青年学生率先发起的。今天，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中，青年更是生力军。那么，“立人”对青年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陈漱渝：对，“立人”的主要对象是青年。未来的世纪是青年人的世纪。青年人朝气蓬勃，最少保守思想，最富于创造性。鲁迅在日本开始进行文学活动时，就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鲁迅洞察青年必将取代和跨越老人这一自然规律，所以他十分重视造就大群的新战士：为了催促天才的诞生，他甘愿做培养天才的泥土；为了栽植花朵，他甘愿做会朽的腐草；为了让年轻的一代跨越自己，他甘愿做踏脚石，做梯子，做营造高楼大厦的一砖一石。在开创二十一世纪新局面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学习鲁迅这种“牺牲于后起新人”的奉献精神，为祖国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记者：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鲁迅“立人”思想的生命活力，相信“鲁迅精神”对二十一世纪以至未来的世界仍会产生巨大影响。
陈漱渝：是的，鲁迅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要更好地继承鲁迅文化传统中内在的精神血脉，高扬鲁迅作品中洋溢的民族正气，为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而共同努力！
第12版(副刊)
专栏：九州风物
云峰山上谒魏碑
孙为刚
渤海南面有一片莱州湾，莱州湾畔有座云峰山（又名文峰山），俗称“笔架山”。传说当年赵匡胤到莱州三山岛观海，回头南眺，只见一座山形酷似文房中的笔架，“笔架山”便脱口而出，流传至今。
云峰山不高，也无仙可言。但是，山不在高，有文则名。云峰山上，因为拥有众多的北朝石刻而驰名中外。北魏大书法家郑道昭书写的《郑文公下碑》就在山坡的密林丛中，它被称之为魏碑之冠冕，是我国书苑的一枝奇葩，是云峰山的镇山之宝。
初春的一天，我们慕名来到云峰山。驱车从北坡进山，山下迎面是一座高大的仿明清时建筑牌楼，骑路跨道，巍然屹立。主楼匾额北面是艺术大师刘海粟所题“山壁争辉”四个大字。沿路上行，不远处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院式的大型建筑依山而出，红墙金瓦，典雅，庄重，它就是云峰殿。大殿内，悬挂着中外书法家评价云峰山的题词。艺术大师刘海粟写道：“云峰千仞，涛声万里，一代文宗，万方光灿。”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赵朴初书写的条幅是：“方圆南北纷争议，独于此例无异词，掖县鼎鼎文物最，文峰山上道昭碑。”赵老的这首诗准确地道出了云峰山上魏碑的文物价值。大殿内还有全日本书道联盟常务理事、日本白扇书道会会长钟谷扇舟先生题写的四个大字“秀丽云峰”。就是这位钟谷扇舟先生，五年之内曾十二次率员到云峰山赏碑研读，推崇之至，可见一斑。
云峰山上共有大小石刻三十几处，其中北朝石刻十九处，宋朝石刻十处，明清石刻各两处。所以也有人称云峰山为“天然碑林”。出云峰殿拾级而上，不远处便见到一处红柱金瓦、玲珑典雅的碑亭———郑文公碑亭，碑亭内就是云峰山的镇山之宝、国家级重点文物———郑文公下碑。
据资料介绍，《郑文公下碑》是北朝大书法家郑道昭在任光州（今莱州市）刺史时，于魏永平四年（公元511年）所书，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碑高三米，宽约四米，全碑一千二百三十六字，刻工精巧，字迹清晰，保存完好，是郑道昭的代表作。
我们上山的这天，游人稀少，碑亭的门上着锁，我们只能透过窗棂吃力地辨认着碑上的文字。这时，在碑亭外卖矿泉水的一位大娘主动走了上来，问我们是不是想看魏碑？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是，这位姓郭的大娘便操着浓浓的莱州腔给我们讲起了这块魏碑的来历。
原来，郑道昭在这里做刺史的时候，想让父亲的功绩在任所流芳百世，便在自己所辖的平度天柱山南为父亲刻了一块碑，后来在官邸不远的云峰山北坡又刻了一块碑，天柱山那块叫上碑，云峰山这块叫下碑。郭大娘对下碑上的一千二百三十六字的碑文背诵如流。我们再一问，郭大娘竟然没进过一天学堂，让我们暗暗称奇不已。背诵完碑文，郭大娘意犹未尽，又补充道：“这个郑道昭，本来是想给他爹留名，没想到给云峰山留下这块宝贝，中国人、外国人脚跟脚地来。有一个日本人来了，扎撒着两只手扑到这块碑上，眼泪直流，嘴里呜哩哇啦地说着，说的什么咱听不懂，可那感情咱能看出来，是真的。”
郭大娘说得极是。其实，魏碑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记载了郑文公的家世功德，而在于它的书法艺术，它为我国的书法艺术从隶书向楷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研究我国书法源流的珍宝。郑道昭所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我国书法大发展、大变革时代，郑道昭取众家之长，力图创新，他题写的碑额“荥阳郑文公之碑”七个大字，露锋出笔，捺笔成角，颇有造象记的笔意。碑文书法具有造象记式的刚健骨架和豪放气概，用笔方中掺圆，含有篆味，生动地体现了我国书法艺术从隶向楷演变时期的独特神韵。康有为对云峰山魏碑艺术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评价为十大美，即“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跃，点画峻厚，意态奇远，精神飞动，兴趣酣足，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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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短波
长诗《国家交响曲》在京研讨
广东诗人顾偕为建国五十周年创作的长诗《国家交响曲》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广东省作协联合举办的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
与会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就诗歌的构架、内容的包容、创作语言等进行热烈、坦诚的讨论，充分肯定五千六百行的长诗《国家交响曲》，政治热情高，有气魄，诗风奔放，豪迈，热烈，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意境。但也针对诗中某些章节，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思辨过程的不足和诗歌创作角度等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文一）
第12版(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大型画册《传世画藏》出版
我国第一部由绘画美学思想发展画史和原大仿真画选组成的大型文化典藏——《传世画藏》近日由九洲图书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这项浩大文化工程，创造了一种读者进入绘画语境的阅读方式，被誉为“立体的典藏”、“一座流动的艺术博物馆”。《传世画藏》分为画册和原大仿真画选两部分。画册以中国绘画美学思想发展为主线，收录了历代流传于世的中国名家名画共五百余幅。（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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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李丹平的诗集《二月寓言》由远方出版社出版。
丁晓平的诗集《写在浪上》由海潮出版社出版。
刘学努的诗集《新鲜的阳光》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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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足迹，伸向远方
罗建军
下雨了，雨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不一会儿，草坪、小路便都鲜亮了起来。北京军区举办的高科技知识讲习班最后一课结束了，同学们嘻嘻哈哈的笑声，一下子打破了宁静的夜空。灯光亮处，大家三五成群地从教室里拥出来，瞬间，泥泞的小路上撒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迹，伸向四面八方……
我只身穿行在茫茫的春雨中，觉得有些寂寞、孤独。从今往后，或许永远，就要离开朝夕相伴的同学们了，对我来说，就像是幼稚的孩子乍然离开情趣相投的伙伴儿，心中总有一缕挥之不去的恋恋不舍之情……
记得那是讲习班开课的第一天，我草草吃完早饭赶赴课堂。可是，推开教室的门一看，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同志早已坐在教室里了。
他回过头来，冲我微笑着，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下课时，他兴奋地对我说：“这样的课应该多上啊！提高部队官兵自身科学文化素质，为争取打赢未来战争的主动权作准备，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主旨。”
一个双休日的晚上，我老远就看到路灯下他那熟悉的身影，手里拿了一本书，一会儿看看，一会儿又来回徘徊着在背诵。
走进他的房间，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是一间不大的屋子，靠墙是一溜书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写字台上最惹人注意的是一台电脑，旁边整齐地摆放着课本、笔记本，正面墙上挂着一个条幅，苍劲有力的笔体写着：“老牛自知夕阳晚，无须扬鞭自奋蹄。”
他告诉我：“部队工作太忙，只能是学点是点。前不久，军委首长专程来到咱北京军区观看科技强军成果网上演示，并作了重要指示，首长的视察对部队鼓舞太大了。这次为落实军委科技强军的指示，军区特意举办这个讲习班，把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朱光亚都请来了，系统地向学员们介绍了当前高科技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和发展的趋势，真是大开眼界，机会可是难得啊！”
我说：“双休日总该休息休息了。”
“双休日这两天时间相对集中，安排利用好了，可以掌握不少知识呢。”他边说边随手指着桌上放着的笔记本说：“把老师一个星期讲的课整理一下，温故而知新，其乐无穷啊！”我拿过笔记本，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了大半本了，我不禁被他的这种严谨的求学精神所感动，便说：
“这样紧紧张张的，您也太累了。”
他笑了笑说：
“现在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了，高新科技发展快得惊人，世界军事领域变化太大了，像我们这些老同志，再不努力接受新知识，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将来不仅没有了指挥权，恐怕连发言权也没有了……”
这时我的目光落到了书柜中，几枚闪光的军功章，使我了解到，这是一位曾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军中统帅，曾参加过多次战斗，立过不少战功呢。
当我向他祝贺时，他却说：“你猜我现在的心情像谁？”
我不解地摇摇头。
他爽朗地笑起来，“像《桃花源记》中的武陵人。‘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正想去探求桃花源中的奥妙，领略高科技军事知识百花园中的无限风光。”
春雨仍淅淅沥沥地下着，路旁一棵棵葱绿的青松在春雨的洗涤下愈显得苍劲挺拔。忽然，我想到，眼前这泥泞的小路上一行行伸向四面八方的足迹，带走的不仅是欢声笑语，还有一颗颗炽热的心。这颗颗心随着这足迹，或许步履匆匆走进生龙活虎的军营，或许涉冰踏雪深入边陲哨卡，或许翻山越岭走向铁马金戈的古战场，由此伸延出我军科技强军，迈向新世纪之路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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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独特的节气与诗词
——简评《中国二十四节气诗词鉴赏》
夏冰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祖先的独创，是我国农业活动的主要依据，是我们中华民族独有的。它包含着我们先人的智慧和实践，体现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和文化积淀。
《中国二十四节气诗词鉴赏》是第一部以二十四节气为序，按节气分类的诗词鉴赏专集，是已出版的《中国传统节日诗词鉴赏》的姊妹篇。它精选历代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节气诗词，并配予了精当的赏析。
节气诗词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收入本书中的《豳风·七月》即叙述了周代先民一年中根据节气的变化所从事的各种农事活动。而且，历代诗词名家都有吟咏节气的诗篇词作。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节气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对文人的重要影响。
节气诗词内容丰厚广博，有偏于叙事的，也有重于抒情的。偏于叙事的：有的描述村民劳作的情景，有的写农家秋季喜获丰收的景象，有的写乡村风俗，如宋代杨万里的《插秧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抒发了诗词作者不同的情感和展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生活场面。有的节气诗词还从各个角度展示了历代社会多姿多彩的节气习俗和文化活动，成为中国传统节气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人武元衡的《春分与诸公同宴呈陆三十四郎中》展现了“南国宴佳宾”，“桃李艳妆新”的南国风貌，唐人杜牧的《村行》描绘出了“春光南阳西，柔桑过村坞，袅袅垂柳风，点点回塘雨”的中原村景；白居易《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中的“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抒发了江南水乡的安逸情致。书中所选诗词均生动地描画出了不同节气时不同地方所独有的地方特性。无论是北国风光还是南国风情，无论是边塞场景还是水乡悠情，无论是京城雪天还是江浙美景都在本书中有所描绘。
节气诗词在中国古典诗词领域里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许许多多优秀的节气诗词脍炙人口，广泛流传，虽以节气题材为内容，但抒发的感情却多种多样，它借节气抒发感慨、寄托心志、吊古伤今、怀乡念友、人生悲愁、忧国忧民等情感均随诗词表达出来，为诗词领域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就创作而言，节气诗词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创造了不同风格、不同气韵的诗词，丰富了我国的诗词艺术宝库。不同的节气诗词在选材、构思、谋篇、布局及艺术境界的创作方面均有独到之处，不同的作者在这一领域也各展才能，有的清新风趣，如宋代杨万里的《插秧歌》；有的沉郁悲凉，如杜甫的《秋兴八景》；有的重彩浓墨，富贵华丽，如宋代沈瀛的《满庭芳·立春生日》；有的叙事明白，朴实简洁，如唐代白居易的《观刈麦》等都是一首首流传至今的脍炙人口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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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五四八十周年藏书票
梁 栋 制
陈雅丹 制
杨可扬 制
第12版(副刊)
专栏：
（书法） 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