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请历史记住他们
——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
张劲夫
新华社编者按：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同志，1956年至1967年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的日常工作。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领导下，张劲夫同志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为中华民族赢得国际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86岁的张劲夫同志最近郑重地将这段历史公之于世。在他的这篇回忆文章中，不但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的历史场景，更有中国科学家的英雄群像，他们是中华儿女的杰出代表。请历史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科学院与原子弹
毛泽东确立积极防御战略
1956年初至1967年1月，我在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和副院长。早在50年代中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作出了要研制原子弹的决策。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毛主席决定，为了防御，中国也要搞原子弹。我们不首先进攻别人，但不是消极防御，而是积极防御。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研制原子弹，当时总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要靠自己研制，同时，要争取外援。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好，我们想争取苏联给我们一些援助。但这是争取援助，而不是搞合作、搞共有。也就是说，搞原子弹的科研单位、工厂、各种设备与技术都是中国自己的。我理解这就是中央当时搞原子弹的方针，是毛主席高瞻远瞩确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科学院接受党中央下达的任务
中央决定以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原子弹，这件事太重要了。后来又决定自力更生为主研制导弹和自行研制人造卫星，统称“两弹一星”。
原子弹和氢弹是二机部负责，导弹是国防部五院（后来的七机部）负责。毛主席对原子弹研制有一个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中国科学院就是按照中央确定的“大力协同”和“三家拧成一股绳”的精神，主要承担原子弹和导弹研制中一系列关键性的科学和技术任务，包括理论分析、科学试验、方案设计、研制以至批量制造所需的各种特殊新型材料、元件、仪器、设备等。至于人造卫星，则从构思到建议，都是由中国科学院提出，先后两次上马（1958年、1965年）。经以周总理为主任、罗瑞卿为秘书长，具体领导这项工作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后，在国防科委的统一组织下，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整个系统的技术抓总，并负责研制卫星本体，七机部负责运载工具，科学院和四机部共同负责地面测控系统。
科学院对党中央下达的“两弹一星”任务非常重视，党组决定由我负责，并由裴丽生副院长具体抓“两弹一星”研究工作的安排落实。
当时，中国科学院为了落实“两弹一星”的研制任务，把管理机构分为两个口：一个是计划局，管不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一个是新技术局，管承担国防任务的单位。参加“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科学研究人员占全院科研人员的2／3。谷羽是新技术局局长，宋政是副局长，陆绶观是处长，帮助谷羽工作。那时，新技术局除了项目所需的经费、器材优先得到保证以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可以安排到各产业部门协助加工制造。我们的研究室、实验基地用的非标准设备，由科学院研究所设计，由各有关产业部门按时制成，保证质量。由国防科委统一管这方面的工作，派军代表驻厂监督，提出设计的研究所也可以派员驻厂监督。
自力更生为主 争取外援为辅
我们搞原子弹，怎样贯彻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自力更生为主，就是主要靠我国自己的力量开展科研。当时研究核科学与核技术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还有一些分散在中国科学院的20多个研究所和其他部门的研究机构与大专院校。争取外援为辅，主要是苏联答应帮助我们在北京建一个7000千瓦的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全部归我们管。此外，在另一个地方建一个浓缩铀工厂。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是铀235。一天，毛主席找到地质学家李四光，他当时是地质部部长，也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毛主席问：“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用的铀矿石？”李四光说：“有！但是，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份只含千分之几。”要从矿石里把这千分之几的铀提出来，再浓缩成为原子弹的原料，最重要的是要搞浓缩铀工厂。
宋任穷到科学院搬兵
为了搞原子弹，中央专门成立了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我到科学院工作后的一天，宋大哥打电话说要到我家拜访我。因为搞原子弹，主要靠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中央决定把这个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但是对外还叫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名义上由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由于研制原子弹的任务繁重，科研力量不够，于是对任务作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担较大一块任务外，很多重要任务还要由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来承担。原子能所整建制转到二机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要科学院支持，我们又从其他所调给他们一批科技骨干。
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学物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
科学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为了区别，我们叫他们“法杨”、“英杨”。“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的工作。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支持钱三强点将调兵
宋任穷来访以后，钱三强从苏联访问回来了。三强没调二机部以前，当过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长。科学院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苏联，他是代表团团长。钱三强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他访问苏联回来很快就找到我。他来的时候气鼓鼓的，说：“张副院长，我对你有意见！”我说：“什么意见？”他说：“对你们的科学规划有意见，你们搞了一个‘四项紧急措施’，怎么没有原子能措施？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怎么没有搞哇！”
我说：“三强，原子能的事，是搞原子弹哪。这是国家最绝密的大事，是毛主席过问的大事啊！另外要搞绝密的单独规划。”他当时最关心的是想从科学院调些人去，怕我们不重视，不愿意给人。我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尽量支持你，你这个原子能研究是中央任务，是第一位的任务，比‘四项紧急措施’还重要。‘四项紧急措施’是为你服务的啊！”
我这一讲，他说：“我懂了，我懂了。”
钱三强说：“我还想从科学院调几个人。”我问：“哪几个人？”他说，我还要更多的人。因为还要成立核武器研究所（后来的九院）搞设计。另外，还要搞电子显微镜的人，仪器要大大加强，才能承担原子弹研制任务。当时，搞电子显微镜的，科学院只有李四光的女儿李林。三强说：“我想调李林。”李林当时在上海冶金陶瓷所，掌握一台电子显微镜。我说李林我可以给你，我另外培养搞电子显微镜的，先为你服务。问题是我还要把她的家庭工作做好，不然夫妻俩分开，不好嘛。三强又要求调科学院的学术秘书邓稼先同志去，后来，稼先同志在原子弹与氢弹的研制中起了很大作用。另外，科学院的院刊编辑汪容到原子能所理论组彭桓武那里，搞核物理理论研究，又将王承书调到二机部，她工作很出色，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三强说，我还想要些人，最重要的是要沈阳金属所的副所长张沛霖，我也同意他带一批人去了。张沛霖的功劳是把铀变成金属。氟化铀原来是气体。要把它变成反应堆元件需做大量的工作，这是沈阳金属所承担的；张沛霖对金属锆有研究，他后来当了总工程师。我当时对三强说，你有任务尽量让我们各所承担。这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都请三强同志和副院长裴丽生同志，专门到各个所一项一项地检查二机部研究工作的落实情况。
三强后来又找我说，科研任务还需要很多仪器，特别是光学仪器，例如高速摄影，还要调科学院的一些人去。我说这个问题要和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先生商量，他是所长。后来决定让副所长龚祖同带一批科技人员到西安建立西安光机分所，主要为二机部的工作服务。因为二机部好多工作单位在西北一带，要什么仪器，提出来让西安光机所研究制造，比较方便。后来在全国成立了好几个光机分所，对“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起的作用很大。三强提出的要求，我们科学院几乎全部答应了。
攻克“三大技术难关”
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矿石里能提出的天然铀同位素235含量只有千分之几。此外，铀的提炼也很重要。所以，化学方面的科研任务很重。当时科学院有四个最知名的化学研究所都由优秀科学家担任所长，号称“四大家族”：一个是上海有机所庄长恭老先生；一个是长春应化所的吴学周先生；还有北京化学所的柳大纲先生。此外，大连化学物理所也是非常强的，那里有张大煜先生。我对三强说，科学院几个化学所承担你的任务，让哪个所承担什么任务你提出来，我们都选最好的人为你做工作。
当时上海有机所只有研究力量没有生产力量，不能够提供产品。我到科学院以后，让各所建立小工厂，上海市委还送给我们若干小厂，给研究所当实验工厂。而且，还选最好的老师傅。我从铁道部吕正操部长那里请来了许多老工人，很不错。我们需要的仪器设备不自己搞不行。要建立研究室，要研制设备。另外，还有很多非标准设备，科研人员设计图纸，让工厂做才行。我在北京中关村专门召开老工人会，我说你们是金手艺，手是金的，能做出好多好东西！老工人听了非常高兴。另外，从部队技术兵种的复员兵中，挑选了数千名有技术的战士当工人，他们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退专家。当时受影响最大的是浓缩铀厂，关键材料苏联不给了，整个厂就停顿了。最紧迫的关键技术问题有三个：
第一是氟油。科学院以上海有机化学所为主，其它所配合，终于研究出来自己的氟油，并把上海一个小厂要了过来。这个厂有个工人当厂长叫杨庆年，很能干。他不但配合研究室把氟油研制出来了，而且在他的厂生产，保证了供应。这个厂的总工程师顾子恺也有贡献。当时，石油部还不能生产一些特种油品和石化产品，就靠上海有机所生产。氟油我们自己能够供应，浓缩铀厂的机器就又能运转了。当时边伯明当所党委书记，人不错，很开明。
第二是“真空阀门”。没有“真空阀门”，原子弹的气体原料就不能一步一步浓缩，然后把铀235浓缩起来。“真空阀门”的外援也断了。科学院的上海冶金陶瓷所，当时已经分成两个所：一个是冶金所，吴自良任副所长；一个是把陶瓷研究部分改为硅酸盐所，严东生任所长。还有沈阳金属研究所最强的科学家李薰、师昌绪，再有张沛霖副所长。我们科学院主要依靠上海冶金所、沈阳金属所已经先开展研究。在上海冶金所集中力量攻这个关，搞“真空阀门”。结果这个关攻破了！攻克这个项目，除科学院金属所、冶金所外，还有复旦大学、上海有条件的工厂等。这样，我们的浓缩铀厂才能生产。这时宋任穷调走了，刘杰同志当二机部部长。他一见我的面，双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呀！我的工厂能生产了！”这项成果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得了特等奖。所幸的是，这些我们早就开展了研究，是钱三强出的题目，出题目很重要。
第三是高能炸药。原子弹怎么引爆？需要引爆装置。普通炸药不行，要高能炸药。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到甘肃建立一个分所，主要搞高能炸药，专家主要有于永忠等。有了高能炸药，才能做高能的引爆。上海有机化学所的黄耀曾带着一些人支援。还有五机部的一个所，也去人参加。他们合作又把高能炸药研制出来了。
最后，是我们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观测，主要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力学所、物理所、声学所、光机所等承担的任务，与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共同商定各个类型的15项测量技术方案，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仪器，各所派技术骨干到现场参加核爆试验，全部按时完成了任务。还有其他所，在现场做了很多试验，当时其他部门也参加做试验，但大部分现场实验和观测是科学院完成的。
钱三强功不可没
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三强起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没。早在1960年，原子能所就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主持，组织黄祖洽、于敏等开始做基础研究，为后来的氢弹研制作准备。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但题目是刘杰与三强商量后提出的。原子弹爆炸以后还要搞氢弹，而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有两年零八个月。1964年爆炸了原子弹，1967年就爆炸了氢弹。有人总认为三强自己没参加具体的研究工作，我则认为如果没有他做学术组织工作，如果不是他十分内行地及早提出这些方案与课题，你怎么赶上和超过别人。当然，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主要靠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的出色工作，使我们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程，在全世界来讲，也是时间最短的。二机部是制造核武器的主管部门，除从科学院调去原子能所和提到的几位专家外，还有从高等院校调去的朱光亚、周光召等专家，他们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原子弹研制过程中三强最感谢的就是科学院提供的计算机，对二机部帮助很大。所以，我当时说如果没有“四项紧急措施”、没有那几项最重要的技术配合，单独搞原子弹是不行的。我们科学院早在1958年8月1日就研制成功第一台计算机。要我去讲话，我给它一个提法，叫做“有了”——“中国有了计算机了！”第一台计算机是电子管的，是最低级最原始的，一秒钟才运算几十次，但总算有了嘛。接着，我们研制第二台，1959年9月，104机出来了，也是电子管的，每秒一万次，当时就起了很大作用，主要为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服务。这个所即后来的九院是搞设计的，那个计算量太大了，没有这个计算机，几年也算不出来。再过一段，第二代计算机出来了，晶体管的，科学院半导体所搞的。从美国回来搞半导体材料的林兰英，和科学家王守武、工程师王守觉两兄弟，是他们做的工作。第二代计算机，每秒数十万次，为氢弹的研制做了贡献。
三强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纪念他，特别怀念他做了许多学术组织工作，比如说要科学院各个所来配合承担任务，你选什么任务，他能提出题目来，请你承担，他懂，他在法国跟着约里奥·居里做研究工作，发现过原子核三分裂现象，组织能力也比较强。他人很直爽，有意见就提。
此外，原子弹爆炸试验数据的采集，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工作。那个试验主要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进行，可以试验它的破坏力。中国科学院有好多所，都派人参加试验了。
中国科学院与导弹
钱学森为国献宏猷
钱学森是世界气体力学大师冯·卡门最好的学生，还有郭永怀、林家翘都是冯·卡门最优秀的学生。我国火箭喷气技术即导弹技术的建立，是钱学森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我们成立力学所，请他当所长，后来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参加了12年科学规划工作，担任综合组组长，作过一个很精彩的关于核聚变问题的学术报告，为科学规划的制定出了许多好主意，特别是他亲自起草和制定的关于火箭喷气技术的建立，实际就是导弹技术的发展计划，我看了很受鼓舞。郭沫若院长看后更是诗兴大发，欣然挥毫，题诗一首：“赠钱学森——大火无心天外流，望楼几见月当头。太平洋上风涛险，西子湖畔数风流。冲破藩篱归故国，参加规划献宏猷。从兹十二年间事，跨箭相期天际游。”
钱学森任科学院新成立的力学所所长以后，迅速聚集了好多优秀科学家。我们在中关村建起了力学所大楼。因为空气动力学要搞风洞实验，中央拨出500吨钢板供力学所建风洞。
当时，陈赓大将担任哈尔滨军工学院院长，专门向钱学森请教关于导弹问题。钱学森说：“我是要建议我们国家搞导弹，这是很重要的军事武器，将来一定要大发展！”这个建议送到中央以后，周总理很重视。当时，彭德怀当国防部长，周总理让他邀请在北京的几位元帅，对钱学森搞导弹的建议进行讨论。周总理的工作方法很好，请元帅们提意见，所有参加讨论的元帅都赞成。很快，中央决定我们国家要搞导弹。这时就正式在国防部下面成立第五院，把钱学森调去当国防部五院院长。另外做组织工作的，再调总参通讯部部长王诤同志当副院长，调刘有光当政委。
科学院请缨探路
中央决定由国防部五院负责研制导弹。从各方面调人，主要是从科学院调，许多重要研制任务也要科学院来承担。当时，导弹研制也是按照中央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办。我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得到苏联的一些援助，但另一方面，立脚点还是我们自己干。
那时，搞导弹是以五院为主负责研制。他们建立了若干相应研制机构。要从各方面调人，主要从科学院调一批科学家去。当时，我建议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我们参与五院搞；另一方面，科学院自己也搞。我们科学院搞探路工作，先走一步，为五院服务。我这个建议聂帅同意了。科学院自己也搞导弹研究，因为当时人才主要的在科学院，我们除了调走一些骨干到五院以外，科学院在这方面的研究所很多，综合能力很强。因此，中国决定搞导弹是两条腿：一个是五院，这是主管部门专门干这个事，国家大力支持；一个是科学院，也搞研究，搞探索工作，也有实验基地。
郭永怀雪中送炭
在中央决定搞导弹之后，钱学森的师弟郭永怀，在面对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与祖国需要何去何从的时候，他选择了祖国的需要。为了避免遇到美国当局制造的麻烦，他在和学生们聚会的篝火旁，掏出十几年写成的没有公开发表的书稿，一叠一叠地丢进火里，烧成灰烬，令在场的学生惊呆了。他的夫人李佩教授当时也感到可惜。郭永怀教授带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也带着非凡的力学和应用数学的复合智慧，携全家回到了祖国。中央很重视，毛主席亲自接见他。科学院安排他和钱学森一起工作，任力学所副所长。
发射导弹，需要有发射基地。钱学森提出，搞导弹主要看你火箭用什么燃料，火箭的燃料很重要。钱学森说一定要搞新的高能燃料。科学院要把科研重点放在开发自己的高能燃料上，这样火箭才能做得大，射得远。
每一种高能燃料研制出来后都要试烧，要试车，火箭的发动机、尾巴的喷管均要试验。我和钱学森商定，让科学院力学所承担这个任务，需要选一个实验基地，当时民航局给了我们一架专机，在北京上空转了几圈，我和钱学森坐在飞机上往下看，看了几遍就选定京郊山区的一片林地里面，成立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负责。林鸿荪是钱学森在美国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也回国到力学所工作。另外，让化学所与他们配套，也成立了化学所二部，主要研制高能燃料。同时科学院还有好几个研究所也研究高能燃料，特别是大连化学物理所，是搞石油煤炭研究的，业务上比较接近，过去叫石油研究所。另外，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所，这些所都接受了任务，研究开发中国的高能燃料。上海和大连在山区也搞了实验基地。因为钱学森、郭永怀他们有这方面的专长，实验基地的主要实验方向是先试验液氧，要把氧气变成液体，它需要低温。科学院在中关村建立了一座气体站，可以集中相当数量的氧气、氢气。既供应民用，也供应科研使用。科学院物理所洪朝生负责的低温实验室，专门研究低温，把温度降低，氧气就变成液体燃料了。首先用液氧，需把温度降到零下180摄氏度左右。但推力大的是液氢，可制成液氢的难度就大了。需要把温度降到零下250多摄氏度左右，氢气才能液化。而且，氢气还容易爆炸。
科学院主要任务是搞高能燃料的。当时，各方面的协作关系都很好。有的燃料毒性很大，我们每次实验都要请防化兵，带着防毒工具，把工作人员都武装起来。高能燃料是导弹一个关键所在。科学院当时承担的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高能燃料的研究开发，提供给五院。
中国导弹发射成功
新的高能燃料研制成功之后，五院先用这个燃料设计发动机。力学所二部由林鸿荪主持，在山区基地建成了两个不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做了100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以后，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数据转交给七机部。这一重大成果对他们研制远程火箭起了很大作用。林鸿荪研究员为我国火箭技术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林鸿荪他们每次燃料试验都有仪器测试、记录，有数据，提供设计单位设计。我们主要靠自己，我国第一枚导弹就在1960年搞成了！
1960年，我国的第一枚导弹的发射成功，也凝结着工程兵的功劳。工程兵派出4万工兵，用了两年的时间，在西北的沙漠里建起了规模相当大的发射基地，基地通火车，里边还有飞机场。这是要花很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发射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聂荣臻元帅身体不好，是坐火车去的；我和张爱萍是坐飞机去的。当时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看第一枚导弹发射情况。这是比较近距离的导弹，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张爱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拥抱钱学森。它的意义正如聂荣臻元帅在祝词中所说的，我国第一枚导弹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射成功，开创了我军武器装备的新纪元！
钱学森指点新目标
我国第一枚导弹的射程太短，更不能用来发射原子弹、氢弹。钱学森又提出，一定要进一步地搞高能燃料，加大它的推力、速度。新的高能燃料主要是液氢，它的推力大，导弹的温度相对也高了，这就需要科学院再研究耐高温的材料。远程导弹分成几级，自动控制问题也必须解决好，科学院又为此成立了自动化研究所。火箭里面还要有小型计算机，叫弹上微型计算机，用来控制那一节火箭什么时候脱离开来。要研制小型的计算机，任务交给刚回国的年轻科学家黄敞负责，他是搞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我们要搞第三代计算机，他先在北京做一段工作，然后到大后方去。后方选点是计算机所所长阎沛霖去的，选在陕西省的一个山沟里，建立起计算机研究基地。我们把大规模的研究力量派到那边去。罗瑞卿同志亲自确定导弹里面的小计算机由科学院研制。
导弹方面，科学院主要配合研制出高能燃料，液氧和液氢以及固体高能燃料，研制出耐高温材料。首先进行小型实验，取得科研成果后，提供给五院。科学院协助五院研制和解决了导弹上的自动控制问题。我们电子所搞了远程雷达。导弹发射场的光学仪器，不仅要能跟踪导弹到高空，而且能快速摄影，把发射过程都拍摄下来。这一任务，主要是由长春光机所负责。另外，导弹通过地球表面的空气层要燃烧起来，所以整个弹体，包括弹头都要有高温材料。发射的几节火箭，到了一定时候要脱开，把烧完的那节丢掉。总之，研制导弹还有好多问题，要科学院各个所分工承担协同解决。另外科学院自己也在搞试验，做高温材料、高能燃料，尽量让导弹推力大一点，发射得远一点。
科学院搞小型导弹
按照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科学院也搞火箭。科学院先搞了一个气象火箭，研究气象问题，我们有好几个研究所配合搞气象卫星。另外中央专委下达任务让研究超低空导弹，这种导弹正在试验并取得重大进展时“文革”开始，科学院的这部分宝贵技术资料包括实物全部交给了三机部。
为了自己搞导弹，科学院建立了好几个基地，主要基地在上海。高温材料有的用化学材料，有几个所搞出来了。化学材料耐高温，也得用试车台，通过试验取得数据。因为我们经费有限，只能搞简易的。在某地建了发射基地，可以试验发射气象火箭。这时候科学院吸收了一批解放军到期要退役的技术兵、雷达兵、坦克兵，参加发射基地、试车台基地、试验基地和工厂的建设。我们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了最好的科学仪器厂，在上海也成立了科学仪器厂。
后来，为了加强五院的力量，科学院继钱学森所长到五院之后，又让怀柔力学所二部的一部分人去加强五院，还从其他所调一些人去。以后，五院改成七机部。科学院为了搞小型火箭，我们和上海市委合作，还在上海成立了机电设计院，专家是王希季、杨南生，从北京科仪厂去了一个厂长。另外，上海市委动员了好多工程师到我们设计院，主要靠上海的力量，在上海搞。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生产超低空火箭、气象火箭。上海有机电设计院设计，有试车台基地，有生产基地，有重要研究所，有好多工厂，可以把特殊产品生产出来。
北京科学仪器厂配备了200名大学生，可以生产电子显微镜、电子探针仪，许多相当先进的科学仪器我们都能够自己生产出来，武装我们各研究所，还供应国内其他一些单位，水平很高。科学院参加导弹研制工作的好多单位配合五院，也调了一些人接受了一些重要和关键的研制任务。科学院尽量搞些新的，探一些新路子，供五院、后来是七机部采用，为他们自力更生发展导弹技术创造条件。
两弹结合
1965年我国第二颗原子弹试爆是用飞机载着投的，但最终要靠导弹发射原子弹。因此，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两弹结合的问题，在导弹上装原子弹，特别是氢弹头。这项工作很关键的问题是要有高能炸药，就是弹头不能太重了，太重就发射不远。要发射得远，弹头要有重量最高限度。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在甘肃专门建立了一个分所，与五机部一个所协作，专门研究高能炸药。经过不断的地面试验，最后把高能炸药的关攻破了，能够使我们的导弹带上原子弹、氢弹，发射得很远很远，成为战略火箭，就是带有核弹头的战略导弹。当然是一步一步来的，一步一步探索，一步一步研究，一步一步开发成功。关于导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钱学森得到了保护，总起来讲发展得比较好一些。郭永怀带着力学所二部到国防部门，对发展我国的军事高技术建立了卓越的功绩。后来，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因公牺牲，这是我国科学技术界，特别是国防高技术界的重大损失。郭永怀同志是一位很好的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与人造卫星
搞卫星赵九章最积极
中国要搞人造卫星，是科学院首先提出来的。1958年就有科学家提出：“上天、入地、下海”。入地就是要向地球的深层次挖掘，开发新的资源。下海就是利用海洋资源，以及用科学方法加强我国海防。汪德昭是声纳发明者法国郎之万的学生，就对加强海防提出了建议。他在核爆炸次声测试方面也有贡献。那个时候我们的声学研究由电子所马大猷先生带领的声学室在搞。电子所所长顾德欢原来是浙江省副省长，大学物理系毕业的，他要求到科学院来。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走在了美国之前。美国人把苏联卫星上天的那天，宣布为国耻日。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科学院的科学家们都比较积极，其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先生，他对科学院提出第一个卫星方案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
1958年，我国科学家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把科学家这个意见反映到在武昌召开的党中央全会，我当时是候补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同意以科学院为主搞人造地球卫星，并且批准拨专款2亿元人民币。科学院也不能一家独办，我们组织各方面协作，把有关单位组织起来。当时为了搞卫星，又成立了“581组”和三个设计院。这个地方是12年科学规划提出“四项紧急措施”时，周总理特批给我们的，后来力学所大楼和其他研究所大楼建成了，那个房子就空出来了。我们又在那里成立了581设计院。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所有装在卫星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基地，造成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地面模拟设备里边试验好。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在北京北郊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实验。再加上卫星本身，搞什么仪器等。我记得第一个方案，计划在1959年国庆10周年发射。
三年经济困难发射计划延期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小平同志、陈云同志对我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后来，推迟到1970年人造卫星上天。以前管“两弹”的中央专委，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空转的时候能够播放《东方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由科学院承担，卫星本身主要是科学院研制的。科学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在真空条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当时我们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仪厂。他们能做好多东西。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特别是三年困难过后，我们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讯，这些工作都有重大进展。可是，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科学院卫星研制任务交给国防部门了，具体交给了七机部，就是现在的航天工业总公司。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实际上是交到国防部门不久的事情。要把这个历史说清楚，这是科学院那么多人的心血凝成的，特别是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包括很多技术工人，他们的历史功绩不能埋没！
三年经济困难过后，正是在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各个方面都有了进展，有了突破，基本成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陈伯达伙同“四人帮”夺了我的权。在那场内乱中，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和机构并入了国防部门。中国科技大学搬到合肥去，原来是“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结果大学搬走，不好“结合”了。一些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如赵九章先生，力学所的高级研究员林鸿荪，院政策局局长汪志华等，都受到残酷迫害。十分令人痛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科学院的贡献会更大，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会更快、更好。
应该永远记住这段历史
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可是，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我们靠的是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一批我印象很深的科学家以外，还有一些科学家在不同领域做出了贡献，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贡献。例如原子能所的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物理学家彭桓武、朱洪元，科学院的数学家关肇直和冯康，红外物理专家汤定元、匡定波，王大珩的大弟子、光学专家唐九华，上海有机所的黄维垣，我国计算技术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所的王正，钱学森的大弟子、力学所的郑哲敏，卫星总体组负责人、地球物理所的钱骥，电子所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到国防科委当了科技部副主任的陈芳允，力学所的闵桂荣，后来当了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工程力学所的刘恢先、长沙矿冶所的周行建、高能所的陆祖荫，自动化所的陆元九、杨嘉墀、屠善澄等等。
我作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的历史见证人之一，我能够在这里提到的人必是挂一漏万。我提议，让我们一起对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贡献的所有科学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管理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指战员致敬！向为了这一伟大事业而献身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与哀悼！
请历史记住他们！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第1版(要闻)
专栏：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聚焦①
深化国企改革的重大决策
——中央领导关心再就业工程
本报记者 宋光茂 吴兴华 胡跃平
开栏的话 从今天起，本报推出“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聚焦”系列报道。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乎国企改革的进展，关乎下岗职工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关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健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组报道以大量事实告诉人们，党中央、国务院在推进国企改革中非常重视和关心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一切以人民的切身利益为重，从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高度出发，科学决策，妥善实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这组报道还形象地表明，实施再就业工程犹如登山，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克服了种种困难，创造了丰富的经验，使国企改革正在日益改善的内外环境中稳步向前推进。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只要我们团结奋斗，艰苦努力，就一定能够把这项工作做好，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取得更大的胜利。
45岁的内蒙古包头市下岗职工刘树起经常说起，真没有想到今年1月29日，江泽民总书记走进他的家门嘘寒问暖，了解他下岗后的生活情况，鼓励他走好再就业之路。刘树起觉得，总书记的来访使他加深了对国企职工下岗分流的认识，他相信总书记的话，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渡过艰难，明天就会好起来。
刘树起的家，只是江泽民总书记走访的许多国企下岗职工家庭中普普通通的一个。这些年来，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时刻刻牵挂着下岗职工。每到基层，他们都要走访下岗职工的家庭，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再就业情况。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深化国企改革的必然选择
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奋力攻坚。
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市场成为“标准水位”，使长期存在的重复建设、结构趋同以及效益低下的弊端露出了水面———生产能力过剩，价格过度竞争，导致部分企业破产，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于是，纺织行业将压锭1000万锭，66万职工先后下岗；保护生态环境，数十万森工放下了油锯；煤炭、铁路行业，都有大批富余职工需要分流……1993年，全国累计下岗职工300万人，1995年564万人，1997年为1151万人。经再就业，目前全国实有国企下岗职工610万人。
党中央、国务院未雨绸缪。1993年4月，国务院就国有企业富余职工安置问题作出规定，提出“企业自行安置为主，社会帮助为辅，保障富余职工基本生活”的分流原则。同年11月，当时的劳动部发出通知，要求对关停企业中单纯依靠救济的困难职工，一般发给3个月的待业救济金，促使他们进行转业训练和生产自救。并在上海、青岛、成都、杭州等30个城市进行了试点。自此，再就业工程拉开序幕。
1997年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工作会议”是再就业工程新的起点。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从上海考察回京，马上到会讲话。他说，我到上海有一个很好的发现，就是他们创建了再就业服务中心。经费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各出1／3，促使下岗职工分流。我们的会议应该推广这个经验，会议名称可以改为“再就业工作会议”。根据他的提议，新闻媒体播发了“全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会议”在京举行的消息。
“破产兼并会议”改名看似偶然，却蕴涵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经济改革中突出矛盾的深邃洞察和高屋建瓴的把握。国务院于当年3月发出文件，指出富余职工下岗分流是缓解企业困难的基本做法，要求111个“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推广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做法：“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由此，再就业工程就被赋予全新的内涵，上升到全局工作的高度，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必然选择。
由于实施再就业工程，各地企业的兼并破产过程明显加快。当年末，582家企业完成了破产程序，1022家企业被兼并，国企改革取得了新的成果。
必须抓紧抓好的头等大事
全国各地实施再就业工程都有许多创造，如何把各地的实践上升到理论和政策指导的高度，提高全党全国人民对再就业工程的认识，成为改革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大事。
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于1998年5月14日—16日召开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对于进一步推动全国规模的再就业工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在会议准备期间，就多次听取汇报，指示把工作做细做好。会议开始后，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实施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的重大意义。他指出：“这项工作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是现实的紧迫问题，也是长远的战略问题。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它作为一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6月9日发布文件，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对再就业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再就业工程的中心工作：“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把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作为首要任务，并力争每年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大于当年新增下岗职工人数，1998年使已下岗职工和当年新增下岗职工的50％以上实现再就业。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就业机制。”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有下岗职工的国有企业普遍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
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和会后发出的中央文件，澄清了一些地方和一些同志在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推广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尤为重要的是，经过这次会议，在全党和全国迅速形成了各地党政一把手抓再就业工程的机制，从根本上提高了全国人民对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认识。
重视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是深化改革进程中中央领导同志始终坚持的做法。李鹏同志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对搞好国企改革，做好下岗职工分流安置工作非常关心，作了大量批示。1997年1月，他深入鞍山钢铁公司视察工作，多次指示，要广开就业门路，使全社会树立新的劳动就业观念，使鞍钢在改革中重振雄风。他还亲切看望了困难职工李秀坤、李光玉。
朱镕基同志关心着再就业工程的每一个进展。1998年3月24日，他担任国务院总理的第七天，就在由他主持的国务院全体工作会议上，将再就业工程列为国务院的4项主要工作之一。同日，他受江泽民总书记委托飞往长春，召集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座谈国企下岗职工安置和再就业工程问题。在他进行的工作视察中，再就业工程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李瑞环同志指出，要特别注意关心国企下岗职工的生活。根据他的要求，在今年2月的全国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提出了“调整下岗分流节奏”等搞好再就业工程的系列调研报告。
经过1998年5月的重要会议，全国规模的再就业工程出现了飞跃性的发展。以再就业服务中心的建设而言，当年一季度末，国企下岗职工进中心的约为12．6％，到6月也只有21．9％。会后经过3个月的努力，全国90％以上的下岗职工都进入了中心，绝大部分领取了基本生活费。到年底，609万国企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达到了50％的预期目标。
不断深化的宏伟事业
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事业。
细心的电视观众不会忘记这样一组镜头：去年，长江滔滔洪水中，一叶扁舟飘来荡去，这倒不是救人的船只，而是湖北省公安县、监利县的工作人员在为国企离退休职工发放养老金。
再就业工程受到了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1998年末，仍有45．1万（其中6．1万人没有进入再就业中心）下岗职工没有领到生活费。今年，还会有300万新增国企下岗职工。由于他们主要集中在亏损企业（占67％）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那里的基本生活保障基金筹措比较困难，少数地区仍不能完全做到按时足额发放。在再就业服务中心建设中，如何帮助广大下岗职工正确理解解除与原单位劳动关系的问题，就变得相当突出了。
1999年元旦过后，国务院召开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会议引人瞩目地提出要求：今年要在“两个确保”的资金筹集上加大力度，要求各地财政都要打足预算，中央财政将对中西部较困难的地区予以积极的资金支持。会议进一步明确，下岗职工不进中心或进了中心不签协议的，不发基本生活费，3年后也要解除劳动合同，以促进下岗职工更加自觉地进入中心。
这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中心的建设，不但新下岗的自觉签协议，原先没签协议的职工也主动前来补签协议。
据统计，到今年2月末，全国国企下岗职工进中心的比例达到了95％以上，签协议的比例为85％。在已经再就业的609万人中，从事个体经营的有257．4万人，占再就业人数的42．2％，到非国有单位就业的有168．2万人，占27．6％，到国有单位就业的165．9万人，占27．2％。这种所有制构成发生的变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向是一致的。
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十五届四中全会今秋在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5日决定，1999年秋天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就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央机关要带好头
——六论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
本报评论员
前不久，在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作了关于“三讲”教育的重要报告。日前，又召开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巡视组长会议，对做好第二阶段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国家机关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带头搞好“三讲”教育，确保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目前，中央、国家机关首批开展“三讲”教育的67个单位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绝大多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严肃认真，紧张投入，理论学习比较扎实，自我剖析逐步深入，边整边改取得初步成效。但是，也有少数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迟迟没有到位，有的觉得直接在中央领导下工作，“三不讲”方面的问题不大；有的学习讨论联系实际不够，自我剖析标准不高，要求不严；有的听取群众意见不够广泛充分，甚至对正确的群众意见不以为然；有的不顾质量赶进度，在时间安排上没有自上而下，而是上下“一锅煮”，分散了抓自身“三讲”教育的精力，等等。为了切实改变这种不平衡状况，必须进一步进行思想发动，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增强带头搞好“三讲”教育的自觉性。
中央、国家机关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职能部门，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工作的指挥部、参谋部，担负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规的重要任务，担负着为中央、地方和基层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重大责任。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工作和形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作风，直接关系到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关系到整个党和国家的形象。中央、国家机关的高中级领导干部比较集中，是干部队伍中一部分重要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中央、国家机关的这种特殊地位和干部的特殊构成，及其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特殊要求，决定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的“三讲”教育必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必须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队伍总体上是好的。在党中央的领导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长期培育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和作风，经受了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少数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党性党风上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这些问题，虽然情况和程度不同，但都是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放松或放弃世界观改造和党性修养的必然后果。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滋长，严重妨碍了有关部门职能作用的发挥，影响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害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形象。我们一定要正视问题，充分认识中央、国家机关“三讲”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投身“三讲”教育，认真抓好“三讲”教育。
中央、国家机关带头搞好“三讲”教育，最根本、最重要的是要带头按照中央关于“三讲”教育的总体部署、指导原则、基本要求和方法步骤，紧密联系各部门的特点、工作性质、担负的任务、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经济部门要联系贯彻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重大决策、方针政策的实践；新闻宣传部门要联系贯彻中央的宣传方针，把握舆论导向的实践；文化教育部门要联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实践；金融部门要联系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金融改革措施、防范金融风险的实践，等等。要注意从本系统发生的突发事件、重大案件、突出问题和行业不正之风中查找存在的问题。要采取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征求本系统地方单位干部群众的意见。中央、国家机关老同志较多，要注重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诚心诚意地接受他们的帮助和监督。
中央、国家机关带头搞好“三讲”教育，必须把开展“三讲”教育与推进当前工作结合起来，边整边改，务求实效。领导干部党性党风上存在的问题及其危害，既反映在影响党内生活和党群、干群关系上，又反映在妨碍落实中央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决策上。只有把深入开展“三讲”教育同推动当前工作结合起来，及时解决党性党风和工作上的突出问题，才能收到好的效果。要通过学习和整改，及时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特别是基层和群众普遍关心和反映强烈的问题，能改的一定要马上就改，让广大干部群众切实感受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门领导干部思想和作风上的变化。
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搞好中央、国家机关的“三讲”教育寄以厚望。我们相信，有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的指导，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机关一大批很好的领导骨干，有机关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支持，有试点单位提供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中央、国家机关的“三讲”教育一定能够搞好，为全国各级领导干部作出表率。
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央“三讲”办部署第二阶段任务
抓好自我剖析听取意见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5日电 （记者陈雁）中央“三讲”教育联系会议办公室今天下午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交流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单位第一阶段的工作，部署第二阶段的任务，要求切实抓好自我剖析、听取意见这一关键阶段的工作。
会议传达了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抓好第二阶段工作，搞好自我剖析的重要意见。中央“三讲”教育联系会议负责人张全景对搞好自我剖析阶段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议指出，全国“三讲”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贯彻中央的部署，总的看要求严，抓得紧，开局好，进展顺利。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认识逐步到位，第一责任人负起了责任；认真学习理论和有关材料，注重思想提高；坚持开门搞“三讲”，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巡视组尽职尽责，发挥了重要作用；正确处理“三讲”教育与当前工作的关系，做到工作与学习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目前，省部级领导班子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的单位已有80％进入第二阶段，即自我剖析、听取意见阶段。这一阶段既是对学习阶段工作成效如何的检验，又是以后顺利开展批评、搞好集中整改的前提和基础，一定要再接再厉，把这阶段的工作抓扎实，绝不能因为第一阶段开局好，就产生松口气的情绪。
张全景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认识搞好自我剖析、听取意见阶段工作的重要。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三讲”教育能不能取得实效，关键在于能否找准、抓住和解决党性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自我剖析、听取意见是找准、抓住突出问题的重要环节。要进一步发动和依靠群众，在听取意见时要重视多数人的意见，也要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了解情况的人的意见，还要注意听取老同志的意见。要认真做好意见反馈工作。要严于解剖自己，查摆突出问题。要采取“个人找、群众提、上级点、互相帮”的办法，自觉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边学习提高边查找问题。要结合“三讲”教育，搞好干部考察。要充分发挥第一责任人和巡视组长的作用，切实加强领导，强化督促检查和指导，确保“三讲”教育工作健康、顺利进行，完成中央提出的任务。
农业部部长陈耀邦、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先后在会上介绍了各自单位开展“三讲”教育第一阶段的情况和第二阶段的工作安排。中央、国家机关第一批开展“三讲”教育的67个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35位巡视组组长等共160多人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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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主席与曼德拉总统会谈
指出中国愿与南非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本报北京五月五日讯 记者吴绮敏报道：今天下午，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与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举行会谈时指出，曼德拉总统这次访华标志着中南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国愿与南非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
会谈中，两国元首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江泽民主席首先对曼德拉总统访华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总统阁下过去作为非国大领导人曾访问过中国；这次阁下作为新南非总统再次访华，具有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与南非的关系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相信，总统的访问将为两国关系在下个世纪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曼德拉总统介绍了南非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重申南非政府将继续致力于南非的稳定与发展，致力于非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维护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对此表示赞赏。
江主席说，总统阁下毕生致力于争取南非人民种族平等的正义斗争。新南非诞生后，在阁下领导下，南非政府在争取种族和解、保持政局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和建设国家的事业中成绩卓著，为非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对阁下的政治远见和风范表示钦佩。
江主席指出，中国与南非去年初顺利实现建交，这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对阁下发挥的关键作用表示赞赏。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顺利，高层互访日益增多，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各领域交流全面开展，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与协调更为顺畅。我们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
江主席表示，中国重视南非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赞同南非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在国际事务中加强磋商、协调立场、共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主张。中方愿与南非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曼德拉总统说，他本人以及他的代表团一直期待着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非与中国人民之间存在传统友谊，中国的万里长征、中国人民为解放全中国进行的英勇斗争，曾给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以巨大的鼓舞。
曼德拉总统说，中国对南非人民争取解放的事业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我们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衷心感谢。目前，南非与中国的关系强劲有力，他对此感到满意。“我希望通过此访使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在过去五十年中，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他说，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表示衷心祝贺。
关于两国经贸关系，江主席指出，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目前，南非已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经贸联系成为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南非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积极开拓中国市场，也取得了可喜进展。南非黑人商界与中国同行间的合作也在发展，两国在航空技术、军工、农业等方面各有所长，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两国的经济贸易交流与合作。
曼德拉总统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两国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也是我此次访华的一个目的”。
会谈前，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曼德拉总统访华。
会谈后，曼德拉总统授予江泽民主席一级金质好望勋章，这是南非共和国授予外国领导人的最高荣誉勋章。
参加会谈和欢迎仪式的中方人员有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外交部长唐家璇、驻南非大使王学贤、外交部副部长吉佩定、中联部副部长马文普、外经贸部副部长周可仁，南方人员有外交部长恩佐、驻华大使戴克瑞等代表团主要陪同人员。参加欢迎仪式的还有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启立、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李蒙，以及曼德拉总统的女儿泽娜妮·曼德拉—德拉米尼公主等。
晚上，江泽民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来自南非的贵宾。
曼德拉总统一行于今天早晨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的访问。（附图片）
图为会谈结束后，曼德拉总统授予江泽民主席一级金质好望勋章。新华社记者 赵迎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