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多味斋
乡间萝卜丝
杨泽文
一袋萝卜丝突然从乡间“来到”了我在都市的居所，托付者是一位亲戚，捎带者是一位同乡。
在山乡，萝卜是最普通的蔬菜之一，也是最容易种植和收成率高的蔬菜之一。夏有夏萝卜，冬有冬萝卜。可以说萝卜一年四季陪伴着山里人，让山里人除了永远接受之外别无选择。
我曾在山乡生活了十多年，可以说是吃萝卜长大的。那些年，除了自己吃还常在星期天随父母背一筐萝卜到三十里外的县城集市卖，晚上还得把一些鲜萝卜加工成萝卜丝，第二天便在阳光下曝晒。干萝卜丝出来后，既可到集市售卖，也可留作自家食用。六七十年代，山里山外有时到处闹饥荒，一家人就是靠一把碎米加萝卜丝熬菜粥糊口度日的。长期吃萝卜丝萝卜片的结果是：更多的山里人虽一身轻飘，一脸菜色，但不至于彻底倒下。那些年，山里人若路遇相问：这几天靠什么度日，回答十之八九是萝卜丝。若有人来借粮，这“粮”十之八九也是指萝卜丝。显然，萝卜丝成了山里人的唯一救命食品后，在山里人的眼中，它不再是蔬菜，而上升为一种粮食。
七十年代末期，我在县城读高中，食堂里每天供应的几乎都是玉米面饭和萝卜丝菜。上千名学生最终吃得见了萝卜丝就叹气就摇头就皱眉。于是有许多同学发誓：要是将来哪一天生活好了，就从那天起不再吃萝卜丝。在这些发誓的人中间，我也是态度坚决者之一。
高中毕业后到山外的现代都市求学时，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承包政策，粮食产量开始不断增长。我所在的学校也吃上了大米饭和时鲜蔬菜了。我真的告别了吃萝卜丝的岁月，我为此常暗自庆幸不已。
这几年，已经温饱的我们把一切吃得愈来愈没有味道。总觉得米饭不香，猪肉不嫩，鸡肉不香，新鲜菜不鲜。每当走进人声喧哗的超级蔬菜市场，往往四处转悠一阵子还是两手空空，不知道该买什么菜才好。在这时候，突然间从乡下“来”了一袋萝卜丝。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用泡好的萝卜丝加鲜蚕豆合煮一锅，既是汤又是菜地端上桌后，一家三口开嘴一尝，都几乎异口同声地叫好。于是接二连三吃了好些天，可改换了几顿其他蔬菜后，又开始想吃乡间来的萝卜丝了。总觉得那味道纯正、本色、合口味。于是，我无法再信守十年前读高中时与许多同学发下的誓言，因为我无法拒绝乡间萝卜丝，就像我无法拒绝久违的乡下朋友一样。
想想人的味觉，真是奇怪。当一种食品长期伴随你生命的过程时，你觉得是一种悲哀，于是予以蔑视或千方百计地拒绝。但当你真的远离了这食品多年后，一旦你不期然间再尝试时，又觉得满口生香，大发久违了的喟叹。于是你不得不以一生少有的热情，重新接纳并充分肯定它对你生命的作用与价值。
第4版(副刊)
专栏：
我生命中的五四
钟敬文
五四是中国的一个超级民族节日。她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深远的学术意义。像这样意义的节日在我国历史上可能是很少的，或者说是唯一的。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那一年，我十七岁（按照中国旧历虚岁的算法），是一个已经略知一些世事的青年了；在知识上，也开始有了一些积累。我在七岁左右的时候进私塾读书。那时还是晚清，家乡附近没有现在所说的学校，大城市有了，但我们乡下还没有，所以只能入这种旧式学堂。这是一家客家人创办的私塾，老师也是从邻县请来的一位讲客家话的生员。因为据说我们的祖先是从外地迁来的，祖宗是讲客家话的，我父亲大概是为了让我不忘祖先的缘故，就让我读讲客家话的书。我先学了《三字经》、《论语》，后来好像又学了《幼学琼林》之类专讲骈偶对句的开蒙书，我都是一本一本地跟着学下去的。但老师教书的时候，只教诵读，不讲意思，不注意儿童心理，所以我那时对读书并不感兴趣，学习态度是被动的。有时老师还打人，连像我这样很老实的学生也被恫吓过，结果弄得我对读书的事，心里很怕。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1912年，我们那个镇子破天荒地开办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当时叫“两级小学”，实行初小与高小双部学制。它看上去挺新，实际上还是半新半旧的。学校里并没有新式的教学设备，师资也还是原来的生员班底，不过是受过短期的师范培训，比如读了几个月、半年的师范专科，就又取得了新的教书资格。在功课上，开设了国文、算术、格致、体操、图画等。在作文训练上，起初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如《读书论》；稍后做史论文章，较为复杂一点了，像谈汉高祖治世的《刘（邦）项（羽）优劣论》等；策论没做过。到了高小时，老师又增加了经史典籍方面的功课，如读《左传》、《纲鉴发凡》等，让学生懂得了一些知古鉴今的道理。除此而外，虽然不是开课，但在老师和高年级的同学当中，还兴起一股风气，就是作旧诗，我也被卷了进去，并且很感兴趣。我后来一辈子写诗兼搞诗学算是在这时启蒙了。当时读的书有《唐诗三百首》和《随园诗话》等。这些书，在今天看，也是好书。这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小学教育。那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言小说，像有一部叫《余之妻》，当时很有名，作者叫徐枕亚，是礼拜六派的作家。至于白话小说，那时还见不到。总之，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陈旧的、半新半旧的教育制度下度过的。
五四运动，像一声惊雷，把我们从沉梦中唤醒。她使我们这些本来不大懂得国家民族大事的少年和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上街游行、讲演，去各商店查禁日货，到神庙前的戏台上表演宣传爱国精神的活报剧……这些活动的想法和内容都是很单纯的，但这一来，却使我对国家社会有了一种实体的感受。过去，我在学校里做《爱国论》，都是空的；到了这时，有了自己的实践，就把原来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实在的信念。这种初步的社会实践，还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为国家社会做工作的萌芽、基础。
五四运动对我更大的启导作用是在学艺方面。像大家都知道的，在五四的前两年，即1917年，新文学运动已经在知识界开始了，但五四运动的巨大力量却把它在全社会范围内带动起来，并把它的革命影响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气氛下，它这只文学之舟，成了一艘驶向纵深的历史海洋的“母舰”，承载了许多新学术的运送使命。它们后来又同它脱离开来，成了其他的现代新学科。在这些现代学科群中，就包括了我后来所终生从事的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
我接触新文学运动是在1921年前后，即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两年。当时国内各地的报刊大都改成了白话文，所刊载的作品也大都是白话创作。使用文言的、或半文半白文体的报刊，虽然尚未绝迹，但到底不是主流了。这些刊物影响了我，使我抛弃了读古文、作旧诗的习惯，开始改而从事新文艺的创作。我开始学作白话的新诗、小品文和散文，不久，还与别的两位同学联合，出了一本新诗集，叫《三朵花》（自印，1923年左右）。现在另外两人都不在世了，其中的一位在大革命时期成了烈士，另一位在抗战中病逝。五四后的三四年，我还和同窗好友办过一个刊物，起名《狂飙》。那时我热血沸腾地创作新诗和写散文，在后来出版的《荔枝小品》（1927，北新书局）和《海滨的二月》（1929，北新书局）中，都收入了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一些作品。
我的学艺活动的更重要方面是对人民大众口传的民间文学作品加以收集整理和进行初步理论探索的工作。我的搜集活动是从参与北京大学的歌谣学运动开始的。自北大歌谣征集会在北大《日刊》上印行了《歌谣选》之后，全国各地的报刊纷纷效仿，也大都登载了歌谣、故事之类的作品，比如广东的《群报》、上海的《妇女月刊》和我们家乡的《陆安日报》等。到了1922年底，我就跟着这个潮流活动，在我们乡下搜集歌谣故事，所得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发表在北大的《歌谣》周刊等刊物上。那时的这种搜集口头文学的工作，不像以后那种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调查，而是个人的、自发的活动，主要是在家族亲戚、同学和朋友中间搜集。我搜集到了一些普通流行的民歌，也有客家人的山歌等。这些材料以后在不同时期分别印成了《民间趣事》（1926，北新书局）、《客音情歌集》（1927，北新书局）等。那一时期，我还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有关《歌谣杂谈》一类的文章，在对民间文学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做了些尝试。
在早期的新民间文学运动史上，我参与《歌谣》周刊的学术活动曾引起了社会的注意。经常有些年轻学者问我，胡适在他的《白话文学史》自序中写过一段话：“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搜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对此话我怎么看？胡适在五四时是否认识我？其实这段话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有一天，一个同乡在街上看见我，说“你现在大名鼎鼎了，胡先生的书里都讲到你了”，他还说了别的一些你老兄如何如何之类的夸奖的话，我这才第一次从他口里听说此事。后来我自己也买到了这本书，才看见了这段原文。我始终没和胡适见过面，也从无个人之间的来往。他在五四时已经名气很大，是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发起人；我则还是一个学术青年，在热心地追随着这个伟大的文化运动。我想，胡适先生之所以能够注意到我，是因为我那时是《歌谣》周刊“圈”里的活跃分子，他可能是在看《歌谣》周刊时，发现了里面的几个重要作者，包括我，他认为值得一书，就把这几个人写进了他那本有名的《白话文学史》，还把我的名字写得很靠前。这主要表现了他的中国学者气派，他是完全从实际材料出发来得出他的结论的。他那时很关心歌谣，还从文学角度写过一篇著名的研究歌谣比较理论的文章，在当时很有权威性。董作宾撰写研究民歌《看见她》的论文，就受了他的启发。他那本《白话文学史》，在那时候大家都非看不可，解放后的一段时期还很流行；那么以他这样的学者这样对待当时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对我认识五四和后来走上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道路，肯定是有影响的。
在参加《歌谣》周刊的活动期间，我与北大学者直接发生民俗学的学术往来，并长期保持这种学术关系的，主要是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出身江南苏州的世代书香之家，后来又考进北大读书，学养深厚。在五四时期，他年纪还轻，但学问造诣已经很深，我很钦佩他。1923年，他在整理清代文献时，发现了李调元的《粤风》，就在《歌谣》周刊上写了文章。我看到后，知道《粤风》汇集了两广一带的多民族民歌土调，那里正是我的家乡，于是我就响应顾先生的意见，也给《歌谣》周刊写了文章。以后，我们就通过《歌谣》周刊往来通信，谈到了《粤风》，也谈了其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如对《孟姜女》传说的看法等。顾先生不久写了《孟姜女故事研究》。1926年夏，我到了岭南大学，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粤风》，就和刘乾初一道，对它进行了翻译整理，后来分作两部分出版，一部分叫《亻良僮情歌》（1927，北京朴社），另一部分就是前面提到的《客音情歌集》。这项工作，一直得到了顾先生的鼓励。顾先生热心提携后学，积极地推广学术，造就人才，他对我的影响在我一生的学术活动中都占有相当的位置。
从五四开始，我这种对民间文学的兴趣，后来发展了对整个民俗现象的兴趣，并一直延长下来。到了1927年，我到中山大学工作时，探索民俗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那时顾先生等一批北大教授由于躲避北京政府的黑暗统治，南下厦门，又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教书，这时我们才初次相遇，但因为有了前几年在《歌谣》上通信的铺垫，我们一见面就成了老熟人。当年底，我参与了同顾先生等一道筹办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后一起编辑了《民俗》周刊，出版了民俗学丛书等。这些活动以后都延续下去了。
后来，民俗学的学术发展了，我个人又有了许多新的经历，比如又到了杭州；到了日本留学；解放后又参与建立了民间文学和民俗学两个方面的学会等等，这些当然都是学问上的进一步发展，一直到现在，已经八十年了。这个就不去细讲了。
但回头来看，中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两个现代学科发展根源还是在五四时期。假如当时没有五四运动的这些文化上的影响，我在学艺上，就不一定走上这条路，而且不一定能坚持下来。现在饮水思源，应该感谢五四对我的启迪作用。她是我所终生不能忘怀的学艺上的乳母，兹以联语铭之：
一阵雷霆，惊起国民御侮救亡意识，
八旬岁月，难忘师傅启蒙发聩恩情。
（董晓萍整理）（附图片）
第4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头戴小红帽的老劳模
黎先东 彭增祜
在沈阳碧水潺潺、树绿花红的新开河畔，人们总能看到一些老人，头戴印着“劳模物业”的小红帽，在精心管护着一个个景点的环境卫生。别看这些老翁老妪手里拿的是笤帚和撮子，说起他们的名字，可真叫如雷贯耳。他们粗糙的手曾激动地握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伟人的巨手。
他们是当年的全国和辽宁省的劳动模范。
他们当中有搞成七百八十多项技术革新的张成哲，有变压器专家王凤恩，有刀具大王金福长，有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有先当抗美援朝功臣后当劳模的金润素……长长的名单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近古稀了。但是，他们不安享含饴弄孙的清福，义无反顾地来到新开河边，用他们那描画过工厂新蓝图、操纵过机床摇把、挥舞过锉刀的手，拿起了保洁工具。
新开河原是一条臭水沟，垃圾遍河坡。1996年，在向国家级卫生城进军的号角声中，沈阳的决策者们决心彻底改变它的面貌，投资数亿元，拓宽河道，修护坡，植树，建设十三个河畔无墙公园，架起四十八座小桥，铺草坪……新开河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是，一期工程竣工后，人们高兴之余心情并未轻松。因为以往有的新景观，由于管理跟不上，竣工之日几乎就是破损——修复——再修复怪圈的开始。怎样才能让这条镶金嵌银的崭新的新开河姿容永驻呢？市领导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劳模公司。
“劳模公司”是人们对多届全国劳模张成哲1992年创办的沈阳成哲群英实业总公司的简称。劳模公司本着为离退休劳模“服务——创收——服务”的宗旨，几年来致力于为劳模排忧解难、为沈阳精神文明建设做工作，受到人们的尊敬。现在，市里把管护新开河的任务交给他们，他们深感责任又重大又光荣。为了不辜负市里和全市人民的期望，统一思想把事情办好，张成哲请来了三十多位老劳模，在新开河畔开了个群英会。
“三分建七分管，好不容易建成了可得管好。”“管理好新开河，我们老劳模义不容辞。”“我们要用劳模精神宣传文明……”
老人们发言踊跃，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仿佛又回到了为祖国建功立业的青壮年时代。大家一致决定成立沈阳劳模物业有限公司，隶属劳模公司，张成哲兼任经理。
1997年3月末，乍暖还寒时节，由一百四十多位全国和省劳模以及他们的家属组成的劳模物业队伍开进了新开河。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赶在4月26日放水前，把河底的垃圾污物清除干净——这原本不是他们的任务，是他们主动请缨的。劳模们穿上胶皮靴子，下到河底，不顾令人作呕的臭味，风风火火地干起来。老劳模王振兴已八十高龄，一点不服老，他把一堆堆垃圾装进塑料编织袋，累得满脸是汗，一干就是半天。独臂老人关世奎也不甘示弱，一只手挥锹，岸上岸下忙。张成哲更是连组织带干，一天从早忙到晚……
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清理，共从河底清除八千多袋垃圾，埋平砖头石块一百多立方米。凸凹不平、垃圾成堆的河底变得清洁平整了，为新开河的“主角”——河水的干净、清澈奠定了基础。也就是从那时起，老劳模们的小红帽成了新开河诸多景点中又一道流动的风景。
他们像做外科手术一样，拔除护坡上和岸景砖缝中自生的杂草；他们像当年擦拭自己心爱的机床那样，不允许有一丝疵点存在，一个烟头、一片雪糕纸甚至一棍火柴棍也不放过，不管它是夹在石头缝中还是散落在草坪里。他们是美和文明的守护神。两年了，新开河的景点设施完好无损，新开河的迷人秀色风采依然。
榜样的力量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文明行为在创造着、浸润着、扩散着比自身大得多的文明涟漪。“老劳模们在为新开河保洁”的消息不胫而走。它像一记重锤敲击着人们那已经有点淡薄的公德意识；它像一曲黄钟大吕震颤着人们那已经有点蒙尘的心灵。
行动最快的是沿河两岸的中小学生。最先是沈阳市122中学杨书博等四名初中生，每逢课余或节假日，他们也学着劳模爷爷奶奶的样子，认真地捡拾个别游人丢弃的垃圾。紧接着，皇姑区教委、团区委联合召开在全区中小学开展“绿荫工程”活动的动员大会，号召中小学生以劳模爷爷奶奶为榜样，做“绿荫小使者”，为家乡的环境美做贡献。劳模物业公司又与沿河的中小学签订了“劳模与红领巾共创精神文明建设基地协议书”……“像老劳模们那样，爱家乡、保环境”已经成为广大中小学生以及居民、游人的共识。
霞光里，那“劳模物业”的小红帽就像一簇簇跳动的火焰，显得更红了。
第4版(副刊)
专栏：
劳模的画
杨本贞现任山东渤海活塞集团董事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他在1951年进山东活塞厂工作，从一个只读过四年书的学徒工成长为中国的“活塞大王”。治理工厂他无愧“山东好汉”，业余情趣也高雅充实，书法、绘画、摄影、诗文、集邮、京剧无不喜爱。尤其是左右同书运笔自如，左手反体妙趣横生。左图为中国画《包公》。
第4版(副刊)
专栏：读者反馈
是“新解”
还是“早已有之”？
贾宝章
4月2日“大地周末副刊”刊登了赵金九先生《“去留肝胆两昆仑”新解》一文。赵先生认为，过去对这句诗的种种解释都不对，“去”应是指逃亡日本的康、梁，“留”指作者自己，“两昆仑”是说无论亡命在外，还是慷慨赴死，都和巍巍昆仑一样高大。应该说，赵先生的解释是对的，符合这首诗的原意。但是，赵先生把他的解释说成“新解”，似乎除他之外，此前再无人作过这样的解释，这就不对了。
据笔者所知，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这样解释了。1983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张冠湘等人编注的《古诗文名句录》，就录有谭嗣同这首《狱中题壁》诗（见该书108页·述志·）。编注者在注释里，对“张俭”典故注释后，点明“这里借指康有为、梁启超，他们于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在外。”对“杜根”典故注释后，明确“这里是作者（即谭嗣同）自喻”。编注者对这首诗后两句的解释是“表示自己（即谭嗣同）临危不惧，愿意壮烈牺牲，与已经逃脱的战友一样，都像高耸的昆仑山，顶天立地，肝胆照人，用以激发后人的斗志”。请看，《名句录》的解释与赵先生的“解释”是完全一致的。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清·近代）》也录有谭嗣同这首诗，注释者对张俭、杜根两个典故作了注释，指明了其喻义，这和赵先生的解释是一样的。对第四句，明确指出“去”指康有为、梁启超，“留”指谭嗣同自己，“两昆仑”指康有为与谭嗣同自己，无论亡命在外还是以死报国都像昆仑山一样高大。由上可见，赵先生的所谓“新解”其实早已有之。也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吧。不过，既然有人在前，赵先生所说就不能算是“新解”了。
其实，“去留”二字应作何解，谭嗣同在变法失败后的一系列行动早已作了说明。当得悉要逮捕维新派后，谭嗣同力主梁启超逃走，他对梁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启后起。”当有人劝他也逃走时，他坚决不肯，说“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而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未几即英勇就义。“去、留”所指不是十分明白吗？
第4版(副刊)
专栏：品书札记
信念的力量
钟桂松
读完徐肖冰、侯波的口述回忆录《带翅膀的摄影机》，深深为这两位情深意笃的革命伉俪坚定的革命信念而顿生敬意，也为这部经过整理的口述回忆录的平实风格而兴奋。
稍具中国革命常识的人都知道，徐肖冰、侯波夫妇在二十世纪延安革命岁月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留下了数以万计的珍贵镜头和可亲可敬的光辉形象。特殊的工作环境，也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温暖而艰辛，在外人看去，还有些许神秘色彩；同样特殊的工作使他们夫妻俩先后有机会与中共乃至世界上一些政要有了一些平常的相处，有了了解一些领袖们的精神风采和平常心态的机会，这些，过去都定格在他们的摄影机里，成为共和国领袖们乃至普通人民的永恒记忆：古道热肠的朱老总，仗义执言的彭老总，款款大度的周总理，温文尔雅的刘主席，不苟言笑的彭市长，忠心耿耿的罗部长，无微不至的杨主任，以及国母宋庆龄，人民救星毛泽东，这些风格各异但风采依然的领袖们，成为徐肖冰、侯波的永恒记忆，千古情怀！在这本回忆录里，两位革命老人娓娓道来，与领袖们之间的交往以及所见所闻，是那样平实真切，没有半点炫耀和夸张，但平实的叙述里充满真切情意。正像徐肖冰、侯波夫妇俩为领袖们留下真实可亲的影像一样，这部回忆录也给我们留下在领袖们身边生活工作的真实情景。因此这真实真情，不夸大别人，也不抬高自己，叙说一段值得叙说的自己经历的往事，便是这部口述回忆录的特色。
在《带翅膀的摄影机》这部回忆录里，我们也了解了这两位革命前辈坎坷的身世和经历了中国人民共同经历过的曲折痛苦。少年的侯波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被生活逼上中条山的前前后后，让人读来心酸；徐肖冰在家道中落时走出浙江桐乡寻找生活出路的那时那景，让人不堪回首！笔者有幸多次听过两位前辈的片断回忆，但读过这本回忆录，更加明白了信念的力量。徐肖冰、侯波从加入共产党之日起确立的党的信念，激励他们献身党的事业，中年之后他们曾饱尝“文革”折磨但理想不变信念不渝，晚年仍以饱满热情，不顾劳累奔波大江南北，用珍贵的照片讲述党的伟大历程，叙述领袖伟大的平凡，赢得上至党的总书记，下至中小学生的赞誉和欢迎。至今，两位老人仍在为自己青年时代确立的党的信念理想而不懈努力。所以，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看看他们的回忆录，听听他们的自述，相信是一种激励一种净化。因此，如果要归纳这部回忆录的另一个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能从这部回忆录中看到信念的力量，是信念让他们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
如今两位老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弘扬党的光荣传统，迎接新世纪的到来，相信下个世纪的人们仍会感谢他们。
第4版(副刊)
专栏：
正午，挖掘者
李汉荣
他举起的锄头
在空中静止了一小会儿
（与阳光面谈了一小会儿）
就深入黝黑的泥土
他连续挖掘
他连续划着弧线和直线
鸟也在天上划着弧线和直线
（每一条线都指向卑微的食物
也指向云彩和无限的领域）
他微不足道的每一个动作
影响着下半年土地的收成
也影响了我对
无限的体验
邻近的河水
悄悄收藏了他的倒影
他在水里挖掘着
更深处的水
太阳渐渐西斜
一片云正好路过他的头顶
他在云影里小立
抬起头来，他看见
祖先，早已站成
四周的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