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粟裕在孟良崮
吕韧敏
俗话说：柿子要拣软的捏，核桃要选硬的砸。1947年5月13日晚上突然发起，至16日下午胜利结束的“孟良崮战役”，砸的就是“硬核桃”。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我军形成了一种传统战法：先打薄弱之敌、侧翼之敌、孤立之敌。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既不薄弱，又非侧翼，更谈不上孤立；相反却还颇有来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该部曾经历过湖南常德会战，并曾远征缅甸且打败了日军主力。而被打败了的那个日军主力，又曾打败了英军主力。于是就有了“天下无敌的铁军”这顶桂冠，号称蒋军“王牌中的王牌”。
在山东战场，蒋介石为实施其“重点进攻”，调集了包括七十四师在内的共24个整编师，60个整编旅，约45万余众，共组成左、中、右三个突击兵团，由其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辖。接受以往实施其“全面进攻”时被我军分割聚歼的“惨痛教训”，蒋军改取“紧抱成团”、“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战法，力图逼我与之“决战”。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不要急，敌军密集不好打，要有极大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总有歼敌机会……”遵照毛泽东签发的这一电报指示精神，华东我军主力再次后撤，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地区待机。
当骄横自负不可一世的张灵甫，为抢头功而督率七十四师悍然窜来、在整个敌军阵线中稍呈突出之势时，密切注视敌军行止、洞悉敌军意图的粟裕就毅然决心求歼该敌。他的决心获得了陈毅的全力支持。
据此，我华东野战军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惊人气势，反退为进突然大杀“回马枪”，将七十四师从重兵密集之中硬是挖了出来，逼其退入孟良崮狭长山地，旋即团团围住，一举彻底歼灭。
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七十四师全军覆没的这场大仗、硬仗、恶仗，是粟裕军事指挥艺术的又一杰作，是粟裕精于运筹帷幄的又一范例。战役最后阶段出现的三个小插曲，至今令人津津乐道。
其一：仗打到后来，我军伤亡较大，弹药奇缺，饥困交迫；而孟良崮之敌却轮番地猖狂反扑，仍图实现其“中心开花”的梦想，大有对我形成反包围之势。正是考虑到面临处境的危急，15日夜，我军有人主张“撤出战斗”，迅速转移，以免“陷入不测”。但粟裕认为：为要迅速转移，尤须迅速解决孟良崮之敌。放弃该敌而转移，不仅会使作困兽斗的张灵甫趁机狠咬我一口，还会使蜂拥而来的援敌受到鼓舞而加速拥来，致使我军反而难以迅速转移。我们怕陷入不测，援敌更怕陷入不测，张灵甫已经陷入不测。我们感到困难，张灵甫更感到困难，这从蒋介石频频为其空投军需（大都投到我军阵地）即可看出。王牌军的装备再好，困在山上动不了、弹药无以为继，也是枉然。我们有千百万民众支援，困难总可以解决，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还会继续给我们解决（空投）一点。总之，只有坚持打下去，一切事情才好办；只有解决了孟良崮之敌，方可以迅速转移，也才能够迅速转移。粟裕不仅有坚定的决心，而且有清醒的分析。他一一指出敌各路援军与我军的距离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拥有的实力，推进的速度以及指挥官的性格和脾气等等；又一一指出我各个阻击部队的素质、战斗力、阻击状况、弹药补充和指战员的情绪等等；还一一指出敌各路援军要靠拢必须经过路线上的道路状况、地形地物，必须付出的代价（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以及所需时间等等。结论是：我军有把握在敌军靠拢之前，全歼孟良崮之敌。
其二：粟裕有根有据的结论和分析，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坚定了必胜的信心。15日夜激战通宵。16日拂晓有人建议停止攻击、整理部队、隐蔽休息，白天睡觉，晚上再打。这个建议自然也是有根有据的。一向善于近战、夜战的我军，历来多是这么干的。但是粟裕当即否定了这一建议，命令部队再接再厉继续打，趁天亮发起更猛烈的攻击。这一有违常例的命令，使有的人不理解，专门打电话请示陈毅同志。陈老总接过电话只说了一句“粟裕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随即就挂断了电话。粟裕同志坚持白天发起更猛烈的全线攻击，是出于以下考虑：
第一，该敌与我多次交手，深知我传统打法。我反其道而行之，可收出其不意之效。
第二，敌我双方已经打得难解难分，我停下来反会使敌得以喘息，甚至促敌反攻为守，使我军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何况，近战与夜战一样，仍可发扬我勇猛无畏之长，避免敌飞机大炮之威（敌怕伤自己人，反而不敢狂轰滥炸）。
第三，水之将沸，再加一把柴即可沸；若釜底抽薪，再要水沸即需要更多把柴，且须延迟更多时间。既然我对孟良崮之敌包围越收越紧，攻山部队已接近敌主峰指挥所，何不再接再厉、一鼓作气！
果然，我军大白天发起更为猛烈的全线攻击，把地上的敌人打懵了，也把天上的敌人打懵了。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把弹药、医药、饼干、茶水等等本该空投给张灵甫的东西，统统投给了我们。我军弹药得到补充，战士们也吃饱喝足，在惊天动地的“打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口号鼓舞下，争先恐后，勇往直前，终于在16日下午攻上主峰，击毙了负隅顽抗的张灵甫，活捉了敌参谋长魏振钺。
其三：战斗结束，枪炮声平息后，各部队押着俘虏，按预定命令撤离战场，准备转移时，突然又接到命令：“迅速返回战场！不可大意，提高警惕，逐沟逐谷搜索隐蔽之敌，不得漏网一兵一卒。”命令并要求“认真复查歼敌人数，务必准确，不得有误”。这是因为粟裕核查了各部队报来的歼敌总数与他掌握的数字不符，竟少了7000余人。是击毙了？还是漏网了？
撤离战场下了山的部队，接到命令立即返回。果然在六○○高地至孟良崮主峰及其中间凹地一带，发现了残敌7000余人，利用天阴云低，隐蔽集结，妄图乘隙逃遁，我军当即予以歼灭。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仗打到最后，建制也乱了，漫山遍野都是人，四面八方往上冲，大家都只顾对付顽抗之敌，谁也没有在意这隐匿之敌（有人曾发现该敌，却误以为是待命的我军友邻）。
各部队复查俘敌人数再次上报后，才与粟裕掌握的总数完全相符。
在不到20个小时里发生的上述三个小插曲，无不闪烁着这位共产党人大智大勇的思想光辉，无不展现了这位战场主将的数学家精确计算和艺术家精彩导演兼而有之的卓越才干。（附图片）
1947年5月，我军在鲁中孟良崮战役中全歼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三个旅等3.2万人，毙敌师长张灵甫。图为粟裕（中）在炮兵阵地上。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短短七个月的共同工作产生了我们一生的真挚友谊，历经磨难而不衰。在我的心目中，王平是我的——
宽厚兄长 良师挚友
贺晋年
王平同志是我红军时期的战友，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了60多年。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的心情十分悲痛。由于那时我也身染重疾，卧床不起，失去了向他作最后诀别的机会，更是使我终生遗憾。
我和王平同志相识在1936年初。东征战役之前，毛主席在延安召开了为时5天的团以上干部会议，讲明东征的目的和意义，宣布了东征部队的领导机构和建制，进行了战斗动员。我那时任红81师师长，王平同志任红4师政治部副主任。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王明，因为和那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同名同姓，所以引起我格外的注意。王平同志瘦瘦高高，举止沉稳，面容坚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东征后，党中央为了提高红军高级干部在革命理论方面的修养，决定除西征需要配备的领导干部外，其余同志都留下来办红军大学。
学习生活是紧张而艰苦的。没有教室，蓝天下面就是课堂，稍大一点的窑洞也可以挤着听课。不管你过去是军长还是师长，在这里大家都一样，都是普通学员，每人一个小凳子，膝上放一块木板就算是书桌。
住的都是窑洞，4个人一间。开始，我和刘亚楼、王平、许建国住在一起。4个人中，许建国的年龄大一些，资格也老一些，其他3人都差不多，彼此之间很合得来。他们都是长征过来的干部，听他们讲长征的事，使我大开眼界。记得王平同志讲了在向金沙江开进途中，部队打开了一个法国天主教堂，缴获了不少物资。其中有一些桶装饼干和罐头食品，由于上面印的都是外国字，过去也从未见过此类物品，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让部队拿，连张爱萍送给他的一筒果酱都没有要。后来才知道是可以吃的，而且很好吃。此事，他到了陕北还有些后悔。我听了则几乎笑破了肚皮。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斗争时期。
大约12月下旬，毛主席派人叫我和王平同志到他那里去。主席那时住在保安的一孔旧石窑里，我们看到主席为了处理西安事变，操劳过度，脸庞有些消瘦，但目光仍炯炯有神。毛主席郑重宣布了中央军委将81师扩编为27军，由我和王平同志分别任军长和政委的决定。他说：81师是一支在陕北土生土长成长起来的部队，打过许多硬仗，是一支好部队。你们在一起工作，一定要搞好团结。不论是陕北红军，还是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都是党的队伍，不要分什么彼此，干革命还是人多一点好。他还告诉我们，在刚结束的西征战役中，81师有些战斗减员，没有得到补充，还有些新战士害怕艰苦，开小差跑回家去了。主席特别嘱咐我：你是陕北人，又一直在这支部队工作，熟悉情况，你去把那些跑回家去的战士找回来，不要把他们当逃兵对待，只要回来了就好。要教育干部爱护士兵，注意管教方法。主席的一番教导使我们受益颇深。
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沉思了一下，幽默地说：“我给你们写个命令吧，空口无凭啊！”说着，打开桌上的墨盒，拿起毛笔细细蘸着，又铺开一张白纸。这时王平同志站了起来，说：“主席，我要改个名字。”主席放下笔，诧异地抬起头来：“噢，你不是叫王明吗？为什么要改呢？”王平同志说：“我们不是还有个叫王明的吗？”主席双手扶着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是啊，我们是还有个叫王明的，那你改个什么名字呢？”王平同志似乎早就考虑好了：“就叫王平吧。”主席爽朗地笑了，连声说好，拿起毛笔，随着笔锋潇洒的挥舞，几行遒劲的墨迹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任命
贺晋年为红二十七军军长
王平为红二十七军政委
毛泽东
离开毛主席那里后，我和王平同志都争着保管这份命令。争来争去，还是王平同志的“理由”充分一些：因为他是政治委员，理所当然要由他保管。
王平同志将这份珍贵的文件装在皮包里，一直随身携带。后来他到晋察冀工作时，一次过唐河不慎，皮包被河水冲走了。直到前几年，我们见面时，还为此而惋惜。毛主席亲笔给我们写的命令，那是多么珍贵而有纪念意义的一件革命文物啊！
当年我和王平同志就是带着这纸命令到红27军上任去了。
王平同志那年还不满30岁，但政治上非常成熟，具有政治工作者的宽广胸怀。在红27军的干部中，有来自1军团、3军团的，也有来自陕北红军的。王平同志能以大局为重，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他原则性强，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对自己要求甚严，从来不搞特殊。他常对我说这都是从彭老总那里学的，只有官兵平等，同甘共苦，部队才能有战斗力。个别长征过来的干部自恃有功，有时到街上的小饭铺吃饭不给钱，或到部队自办的服务社随便拿烟抽，让王平同志知道了，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王平同志十分注意工作方法，因人施教。军部有一个姓陈的参谋，是江西人，有一点文化，看不起陕北干部，说陕北落后，人也土得很。王平同志把他找来，闲谈之后直入正题：“我到过你们江西，你们那有不少地方白天也要把马桶放在家里，臭得要死，那就好吗？”说得那个陈参谋面红耳赤，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抗日战争开始后，根据共产党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上级命令我们红27军开赴正宁。从富县到正宁要走3天，沿途只能在国民党统治区买粮。可那时我们手头上只有一百多块钱，根本不够。这可是个大难题，毛主席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因为中央也没有钱。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和王平同志以一个有大批存粮的联保主任向我部队开枪为由，直接找到国民党县长，把他拉到那个联保主任那里。我唱红脸，王平同志唱白脸，软硬兼施，迫使那个反动联保主任交出了500担粮食和5000块钱。
这下可解决大问题了，我们自己不但有了路费，还上交给毛主席3000块钱，解了中央的燃眉之急。
8月中旬，王平同志要上前线了。经过这半年多的合作，我确实舍不得他离开，但又没有充分的理由挽留他。简单地弄了点饭菜，喝了点酒，权作送行吧，临别还送他50块现洋作路费。这就是我和王平同志相交60多年间唯一的一次合作，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1996年的夏天，我在北戴河夏休时，听到王平同志病重入院治疗的消息，再也住不下去了，8月1日便乘火车返回了北京。第二天上午冒雨赶到了301医院王平同志病室。王平同志挂着鼻饲管，身体倚靠在躺椅上，但精神尚好。看到我，他很高兴。在简短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红27军，一一列举了已经去世的军领导。他告诉我，病情已经稳定了，他一定要战胜病魔，争取早日出院。望着我敬爱的王平同志，听着他那熟悉而有力的话语，我这个自命铁石心肠的人，眼圈也红了。最后，我们两人拱手相别。这是我和王平同志的最后一次晤面。
前几年，有一家大型刊物采访了王平同志。文中提及与他搭过班子的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并且一一列举出来，我的名字也忝列其中。其实，这是王平同志的资历、贡献使然。王平同志早年参加革命，在党、政、军内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是我党我军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目击人。他的一生中阅历丰富，从事过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调换过许多单位，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卓越建树。在中顾委时，王平同志对我说过，“文革”后期他在一个大单位任主要领导时，曾想向军委打报告，要我过去再和他搭一次班子。只是很快到来的另一次调动，使他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
短短7个月的共同工作产生了维系我们一生的真挚友谊，历经磨难而不衰。我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在我的心目中，王平同志是值得信赖的人，是我的宽厚兄长，良师挚友。
谨以此文献给敬爱的王平同志！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峥嵘岁月
张西曼与黄炎培的战友情
张小曼
我的父亲张西曼（1895—1949）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位赫赫有名、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在1995年6月20日民革、民盟、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的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称誉为“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不仅是国民党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黄炎培（1878—1965）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职业教育家，老同盟会员，曾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45年与褚辅成、章伯钧、冷簕等6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时，曾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即著名的“窑洞对”，谈到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如何避免周期率的问题，可称是一位刚正不阿、直言敢谏之士。
1998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朱宗震研究员突然打电话给我，询问我母亲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我的母亲叫魏希昭。”他叫我立刻到近代史所去，并说他在整理黄炎培日记时发现了一段与我父母有关的重要史料。我立刻骑车直奔近代史所资料室，惊喜地看到黄炎培先生在1949年8月20日的日记中清晰的记载了如下的文字：
题亡友张西曼永念集
受其夫人魏希昭之属
西曼1949年7月10日殁于北平
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待友好热肠如火，其与所否，则冻若冰霜。甚早接受最新学说，迨此学说大行，而先生遽逝。然即及见大行，则复有何遗憾？
这一则题词的发现弥足珍贵。黄炎培先生在题词中高度评价了张西曼在近代中国革命中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功绩和坚持正义、无私无畏、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及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张西曼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学习，1911年留学俄罗斯，曾为辛亥革命招募反满骑兵，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再度赴海参崴考察，191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创办社会主义研究会，1922年1月翻译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1929年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时任《奉安专刊》编辑主任，1935年创办中苏文化协会。张西曼品德高尚，热情如火，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仅举以下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1938年3月曾仗义执言、挺身而出为陈独秀的“汉奸”问题辩诬，受到党内大奸康生的攻击；同年在武汉“七七”事变周年纪念会上点名抨击行政院副院长汪精卫是“国贼汉奸，秦桧第二”，要求“杀汪贼以谢国人”，年底汪精卫就公开叛变，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1940年在张曙追悼会上与周恩来并肩战斗，怒斥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买外汇，存外款，发国难财，病国肥己”，受到行政院“奉谕特达”的警告；1941年张西曼在马寅初被捕关在集中营时不怕危险参加“遥祝马寅初60寿辰”大会，无所畏惧地以茶代酒第一个发言，遥祝马老健康长寿，热情赞扬马寅初敢于直言的精神。张西曼历任国民政府政治顾问、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他始终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公开支持共产党，公开主张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国民主与科学的实现而奋斗，深受国共两党有识之士敬佩。
因多年革命奋斗积劳成疾，张西曼身患肺癌不幸于1949年7月10日病逝北平，倒在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大门外，当时年仅54岁。张西曼临终遗言把遗体捐赠协和医院，最后一次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了后来的患者”，无私地把自己献给了祖国的医学科学。无数战友为之痛惜落泪，随即由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李济深、李维汉、沈钧儒、李达、郭沫若、许德珩、谭平山等19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谢觉哉、聂荣臻等均亲临医院吊唁。1949年8月应我母亲魏希昭之请，周恩来总理亲笔为张西曼题写了落款为“敬题”的墓碑，郭沫若题写了碑文，并由田汉作、李济深题写了墓志铭。而黄炎培亦于8月20日应我母亲魏希昭之属，挥毫为亡友题词，表达了黄炎培先生对亡友张西曼深切的怀念和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
其实黄炎培与张西曼的友情往前起码可以追溯到30年代。张西曼1935年10月顶着重重压力在南京创立了中苏文化协会，并担任了当时协会唯一的常务理事。1936年3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成立，张西曼作为总会代表出席并讲话，而黄炎培先生当时则担任上海分会的候补理事，共同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而努力奋斗。
1937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为了给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由我父亲张西曼出面组织和推动了在梁寒操先生家里举办的有国共两党、外国记者和第三方面参加的茶话会，沈钧儒、千家驹在这里第一次与周恩来相见，而黄炎培也应邀出席了这次茶话会。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抗敌救亡总会发起人的名单上，张西曼与黄炎培均赫然名列其中。
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推举黄炎培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而我的父亲张西曼也曾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后来张西曼担任了九三学社的3个筹备委员之一，1946年5月被选为九三学社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张西曼与黄炎培在不同的岗位上共同为中国的民主政治而奋斗。
我在1995年父亲诞辰百周年时编辑出版了《张西曼纪念文集》，书中收录了许多珍贵的题词，像宋平、陈立夫、楚图南、周谷城、雷洁琼、胡绳等的题词都具有很深的意义，而黄炎培的题词与楚图南的“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纪念张西曼教授”、张友渔的“宣传马列主义支持革命运动回忆西曼先生”和夏衍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张西曼精神不朽”等等都可谓珠联璧合，是完全一致的。黄炎培的这幅题词，虽然文字不长，却字字珠玑，蕴含了令人回味无穷的内涵，反映出张西曼与黄炎培之间相知相交深厚的战友情。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历史珍藏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十分重视南泥湾屯垦，多次亲临南泥湾视察。图为1942年王震陪同朱德、贺龙视察南泥湾时的情景。
照片选自相册《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