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朝前看看
朝后看看
叶延滨
关于诗与散文的区别人们说了不少，但我要说的这一点，也许很少有人想到。
因为这是我的经验，也许这也只是我感到的区别，或者说是我在写散文与写诗时感到的区别。
写诗是朝前看，写散文是朝后看。
最早的经验就如此。国庆节快要到了，老师说了，班上的墙报谁写一首诗呀？于是就想象，想象那尚未到来的快乐和庄严，这就是最早的向前看了。而散文不同，散文一定要在国庆之后老师才会出题目，当然不只是国庆，植树也行，春游也行，慰问军属也行，但都是之后。之前的散文也有，没发生的，提前变成了文章，捡到一个钱包，遇到一个过马路的盲人，出现在学生作文里。老师说，瞎编，其实换个角度说，是小天才把诗写进了散文，文体错了。
生活的经验也是如此。坐在车上，如果是头一次来，会从朝前的窗户向外张望。对前途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想象，也充满了惊奇。这时候，向前看的这个人，他的心理状态就是诗意的。诗人就是一个进入了“充满希望、充满想象、充满惊奇”人生境界的人。坐在车上，如果是旧地重游，这个人常常对车窗外一晃而过的景物，再次回头去捕捉。因为那似曾相逢的东西激起了他内心的故事。
年轻人总是向前看，年轻人从本质上说是诗人，是谁说过，十八岁就是诗人！这不奇怪，因为年轻人前面的路更长，他必须取向前的姿态，向前也就是取诗的姿态。诗的姿态会给他爱情、事业、荣誉和骄傲。年纪大的人更多的是散文，哪怕人们说他是诗人，他依然更倾向于散文。因为他走过的路更长，他从自身的经验中汲取生活的营养，像树从自己的根得到支持。他也许还写诗，但他更多的依靠经验而不是幻想，这时，他的诗，人们说成熟了，成熟了的诗情就是散文。
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也是如此。开国元勋大多有诗人才情，更有诗人激情。马上得天下，倚鞍吟诗章，挥剑裁昆仑，泪飞雨倾盆。大手笔，也会有大喜，还会有大悲，在《诗刊》最畅销的那些年，诗意看涨，而物质生活却在无诗意地配给着。而在最近的这个“新时期”之初，最具诗意的三个字，就是“向前看”。不过，只是充满诗意的国家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当这个国家一天天成熟了，那就是浪漫的口号少了，“激动万众”的运动少了，没有诗意的讲求严谨的“散文”，法律和法规，像刻板的快慢车道和斑马线，规范了社会的一切。在1998年最动人的一句话，不是诗，是“人民币不贬值”。在务实的年代，你要记住，人们开口说“有诗意”，不都是褒奖。
扯远了，还是说诗与散文。诗取一种朝前看的姿态，（不是说诗不来自生活，也不是说诗不需要经验。）这种姿态把我们的生命向前延续，以至于从存在，伸入空幻，作着将空灵变成存在的努力。这种努力极其可贵，可贵于它在“实在”与“虚无”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让人长出翅膀的努力，它没有让我们变成鸟，却让我们有了灵魂。灵魂是什么？就是可以离开这个肉体的我，另一个自由飞行的我！
同样的，散文取一种向后看的姿态，（不是说散文都不要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是说它更多地植根于经验。）这样姿态是我们的生命向后的延续，它从存在伸入消失，作着将消失变成再现的努力。这是人才具有的能力。这种努力，将个体生命已消失的部分，浸入文字之中，像照片在显影液中再现，从而变为“现实的一部分”。不仅个人，一个时代，一代又一代的人，就这么从遗忘巨川中浮出水面，这浮出水面的东西，我们称为历史。历史是什么？就是人们用文字凝固了的往昔烟云，将风雨烟云点铸为金石！
向前看看，向后看看，我们每个人短暂的生命一瞬间变为无限……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世界恶霸
魏巍
现在，世界上
有一个恶霸。
它，面带微笑，
内藏奸诈。
它，满嘴的人权人道，
干的是强盗生涯。
它，说制裁谁就制裁谁，
说搜查就到谁家里搜查。
不管哪国的事，
似乎都是它的家事；
好像整个地球
都归它的国务院管辖。
它，真是一个恶霸，
世界恶霸！
曾记否？当然记得，
我们的“银河号”
就遭到过强迫检查。
天天有强盗飞机跟踪她。
使得她在大洋里
漂呵，漂呵，
飘游了好几十天，
像一个没娘的娃娃。
这是谁干的？
就是这个世界恶霸！
现在，
他又骑上南斯拉夫的脖子拉屎，
每天都在那里狂轰滥炸。
那里夜夜火光冲天，
美丽的城镇桥梁轰轰倒塌。
那里许多妇女儿童倒在血泊，
英雄的人民在呐喊挣扎。
呵，这是谁造成的灾难？
又是这个世界恶霸！
现在，全世界都望着南斯拉夫：
人们的眼里燃着怒火，
心头滴着血宛如刀扎。
他们一致地愤怒高呼：
停止轰炸！停止轰炸！
可是这个恶棍只轻蔑地一笑，
挥挥手，更加紧了轰炸。
也难怪，它是流氓成性的
世界恶霸！
突然，恶耗传来，
我们的驻南使馆也遭到了轰炸。
顿时，中国人的怒火
像火山一般爆发。
新血债，旧血债，都告诉我们：
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该如何来惩罚这个世界恶霸？
有人在摇头叹气，
似乎没有办法。
可是我忽然想起毛泽东
有一条长长的神索。
他说，只要将它套上恶霸的脖子，
就能彻底制服它。
全世界人民呵！
快快把这条神索扯紧，
猛拉！猛拉！
总有一天，
我们要像审判希特勒那样，
来审判这个
世界恶霸！
1999年5月8日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对不起，我们准备误伤你
徐鹏飞作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霸权者的自白
郭立河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四十多天的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日前又袭击了我驻南大使馆，造成我人员伤亡，馆舍严重毁坏……
为了“缓和”巴尔干半岛的危机，
为了“拯救”科索沃的难兄难弟，
为了使贵国人民享有真正的“人权”，
请接受我们北约导弹的“洗礼”！
工厂受狂轰是我们献出的“爱心”，
医院挨滥炸是我们赐予的“友谊”，
桥梁被毁坏是我们作出的“贡献”，
平民遭伤亡是我们立下的“功绩”……
我们不怕世界舆论的谴责，
因为我们有“责任”去铲除“人道”的大敌；
我们不怕扣上“世界警察”的“桂冠”，
因为我们有“义务”去制造震惊全球的重大惨剧！
用不着遮遮掩掩，
我们有炮火轰不透的脸皮；
用不着战战兢兢，
我们有示威、抗议者的“支持”！
谁道这是法西斯野蛮暴行？
NO，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文明”之举！
谁道这是粗暴干涉别国内政？
NO，这是“爱”出国界的“爱国之旅”！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也说“忙啥呢？”
丝雨
有篇“诗话画”，题目是“忙啥呢？”说的是一位领导，一天到晚穷应付，开会、剪彩、祝酒、参加新闻发布会、看时装表演，不知道忙了些什么。
它讽刺的这类官们，的确并不少见。一次和几位部门的头头闲谈，说起平时到底能把多少精力用在学习和实实在在的工作上，有的说，百分之六十就不错。有的说，一半也不到。还有说过不了三分之一的。如此说来，整天都忙忙碌碌，都忙的什么？
忙开会。一年到头开不完的会。老百姓戏言：“当官的，没啥事，除了开会是开会。”有位负责人对自身一年的活动作了统计，仅参加各种会议就占去了一百四十多天。
忙起草、阅读文件。一个单位，如果一年发不出几个文件，编不出几期简报，年终工作总结就少了不少“政绩”。这既忙了领导，也让秘书们失不了业。至于内容有什么新意，到底起多大作用，那就很难说了。各级都如此，“文山”怎能搬掉？
忙迎来送往。说是领导人出发要轻车简从，不准迎送。可我们是“礼仪之邦”啊，自古信奉“礼多不伤人”，况且你不迎送有迎送的，万一碰上个“要面子”的领导，失了“礼”再也没法解释清楚。领导来了还要陪看陪吃，有时还要陪玩，一样不周也是工作没有做好。
忙完这些，你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认真地读读书，深入深入基层，体察民情，抓好工作？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当时”的心态
李克因
一个创造了非凡业绩的人，往往成为备受关注的对象，并被探究创业一刹那间的心理状态，例如：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如此等等。
据说，有在被探询时能说出一整套道理的，但毕竟为数甚微；感到不太好回答的居多数，有的或竟而避开正面答复，赶快敷衍了事。因为这实在是道难题。
此类信息有时会从电视屏幕上获得。一青年见义勇为，抢救落水儿童上岸，于是询问者绕了个圈子归到要害：您当时是怎么想的？青年挠挠头，说也没什么，就是想把他救上来呗。邓亚萍在一场重要的国际赛事中艰难取胜，退场时立即被追询：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这位乒乓国手边走边气喘吁吁说，我很累。女排名将孙玥和她的队友打赢一场超霸赛，当即被问：您现在对打古巴队是怎么想的？回答是，争取打胜吧。又问有信心吗？答，有，当然有。
“当时是怎么想的”，可以说是想“掏心窝子”，获取若干特殊回答，当然最好是含有哲理的话，用意也自然是非常好，为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掏的结果往往不是“非常理想”。因为心窝子话有些容易透露，有些很难表达，甚或什么都没有，也未可知。曼谷亚运会体操比赛中，我国女队遇到一个很悬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三名国手参加“女子全能”的比赛，按习惯的说法该是上了夺冠的“三保险”。不料首项一比便有两位失了手，得了很低的分数。据我们现场解说员介绍，两位即使在后面的三项中都发挥正常，也难进入“前八”，更不要说“前三”，现在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二十一岁的“老大姐”刘璇身上。她必须在后三项比赛中项项做得完美，且取得高分，这块金牌才有可能落在中国人之手。形势如此严峻，又受着诸多强手的紧逼，压力之大不言而喻，恐怕在当时谁也不敢说这个女孩有必胜的把握，只好一步步“走着瞧”。看着各国选手们有些表演得那么精彩，有些又冷不丁从平衡木和高低杠上“掉下来”，怎能不为刘璇的每一步都捏一把汗，生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但她一步步稳稳当当走过来，终于是胜利了。说这是个奇迹，是特特超水平的发挥，大概不为过分。事前谁都可以说对她的取胜持有信心，而又谁也不敢说她必得。
看来在兴奋之余，没有谁去向她开问：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再优秀的运动员在这样的情境中都很难说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自己表现的好与差，得分的高与低，金牌的得与失，同伴的褒与贬，乃至自己此后运动生涯的上升与失落，都可能明里暗里袭入心扉，产生作用。而在高低杠上脱离器械的凌空飞行和在平衡木上的前空翻、后手翻，都容不得丝毫分心，否则必有闪失。
刘璇做得是那么完美，无可挑剔，项项都以高分遥遥领先，最后力克群英，夺冠披金。她在涉险渡难时到底是怎样想的？不知道。但可以揣度。一解是想把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到位；另一解可能更切实际一些，即什么都没有想，而是化百念于一意：专心致志。
看来，“当时”想得太多，包袱太重，未必是好事。当然不止是运动场上。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五味谭
姜是老的辣吗？
舒婷
作家邓刚说：当你发现你所见到的女孩只要是年轻的，都那么漂亮时，你就知道你是老了。
由此延伸：当一个女人目睹满街皆是衣着摩登的新潮女郎，而你却买不到一件合适的时装，你应当明白是自己老了。
一个向来忽视异性的男人（这样的男人简直“纯属虚构”），或者一个不修边幅的女人（这样的女人不是被斥之有病，就是视为雄性化被敬而远之），另有一种测试标准，即：他们的简历是不是越写越长了？
诚然因为他们终于攒够了对私人而言弥足珍贵的历史，同时也痛感时日无多。他们的生存价值罗列于过去，自然决不肯省略最微小的光荣。包括那些注有“接下页”的美衔长篇名片。
一般意义上，我喜欢所有女人。小女孩甜蜜娇美，大女孩青春逼人；被岁月和生活损害了容颜和身段的中年女人，自有一种成熟的风范，其回光返照的神秘魅力虽然不耀眼，却更富于亲和力。女人到后来也许并非个个都那么慈眉善目，但唠叨老头子，强迫年近半百的儿子添饭加衣，被小孙子使唤得乐不可支，使她们获得共同称号叫奶奶或外婆。现在就有小青年直喊我外婆呢。
护犊的女人蛮不讲理，吃醋的女人翘起尾螫虎视眈眈，更年期的女人任性多疑还自怜自艾，这是上帝为了让红尘中的女人生动。
像冰心老人那样的境界，女人不知要修多少辈子，反正八辈子是绝对不够的。
男人相对不怕老。熬到嘴上有毛时却可名正言顺做官，发财，娶少妻。而且不会被斥为男强人。春节前省委统战部下来慰问，召开各界名士座谈会，我一看，全是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便自觉退到后排，与唯一的女记者坐在一起。在女权主义高涨的西方，孩子们普遍看好的圣诞老人毫无异议是男的，多少年来都没有下岗的危险。
写到上面这段，我其实有点心虚，我知道我在捅马蜂窝。我认识的好老头（对不起！）还真多。曾经“革命小酒天天喝”的林斤澜，现在酒虫可能被家人全面专政了；诙谐潇洒的黄宗江，和他一起笔会旅行永远不感枯燥；把樱桃和小鸡（注意，不是黄莺）画在一起的忆明珠，还强词夺理说是绝配；“老顽童”似的汪曾祺，那次我们在广州花园酒店参加一个长达七小时的宴会，他是西装革履地去，稍待片刻即脱去外衣，接着松开领带，索性解开领口。酒酣时，他已挽起袖子，卷着裤管，蹲坐在椅子上，惹得台湾女作家跑来亲他：汪老，你好可爱哎！
然后是绅士风度的邹荻帆。我要去赶清晨的航班，同房间的女伴半睡半醒在被窝里和我道别，毕竟大家时聚时散都已习惯。我拉开房门，看见老先生穿戴笔挺，在走廊等着帮我拎沉重的衣箱，送我上出租车。只有他记得我的近视太深，眼底大出血过，医生严禁我提重物。
这些心地极其干净的好老头，让我知道什么是“炉火纯青”。
人老了，唯一的好处不是可以公然握着年轻姑娘的纤手良久不放；也不是可以四出追啄稚嫩的鸡冠，因为自己已下不了蛋，且毛羽褴褛，且一味发胖。人老了，扬去记忆中那些鸡毛蒜皮，如果能留下稍具分量的经验给别人，无论是创造，是忏悔，是失败，哪怕是一颗通情达理的爱心和一份洞悉世事的睿智，都算不虚此行。
只要平心静气知达天命，不必非要做块辣姜。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张大千的“正气歌”
包立民
七七卢沟桥事变不久，张大千只身乘车从上海赶到北平，一来是将陷在日占区的家属——三夫人杨宛君及三个儿子接走；二来是把留在北平的一批古代字画藏品运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北平后，非但家属、字画不能马上接走运出，连自己也身陷虎穴，受到了日寇的软禁，软硬兼施，差一点成了他们的掌中物或枪下鬼。面对日寇的威胁利诱，张大千据理力争，巧妙应对，始终保持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唱出了一曲“正气歌”。
据张大千自述，他是1937年7月19日抵达北平，翌年6月10日离开北平，困居北平近一年。在困居北平的日子里，他先后遇到了几起身命（声名）攸关的大事。兹举两件。
第一件是，刚到北平，因在“友人”汤尔和面前数说了他被困颐和园内，亲见亲闻日本兵在园内外的奸淫烧杀罪行（当时不知汤尔和已“落水”，当了汉奸），汤马上向日军当局密报。由此他被“请进”了日宪兵司令部，要他列举各项事实，如果查无实事，后果由他负责。还强调说，此案关系重大，有损日军军誉。面对日寇的威胁恐吓，他毫不畏惧，历数日军的各项罪行。他举出颐和园门口一家卖肉的老板娘被强奸，大有庄米店数人被日本兵用枪打死，还举出一位朋友的太太是日本人，但在逃难时也遭到日本兵的侮辱……说完，他被扣押在宪兵司令部等待发落。一周后，调查属实，日宪兵司令部为笼络人心，胡乱枪毙了三名替死鬼以塞责。汤尔和逢人宣扬张大千“一言杀三士”，说得张大千哭笑不得，最后幸被释放，但不准离开北平，日宪兵还特别强调，将随时“请教”。
第二件发生在1938年4月。日军驻华北司令部总司令寺内寿一大将，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发起组织“中日艺术会”。他们不经黄宾虹、张大千的同意，硬把黄宾虹、张大千列为发起人，在报上公布，造成既成事实，张大千、黄宾虹只能徒唤奈何，又不能发表声明。未几，日军当局又强逼张大千出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对此，张大千再也不能沉默，坚辞不就。
与此前后，日军获悉张大千收藏甚富，尤以石涛、八大作品为夥，多次扬言要他将这批文物捐献给日伪组织，并以颐和园养心殿作“张大千藏画及作品陈列馆”的诱饵。张大千佯装允诺，暗思脱身之计。他以藏画均在上海为借口，要求去上海取画，其实他的二十四箱古字画藏品，当时皆藏在北平的德国友人海斯乐波处。几经交涉，日本人相信了他的话，但是只同意他的夫人杨宛君去取画。杨宛君率三子离平赴沪，张大千关照夫人，去沪后等他南下，不可回平。
杨宛君赴沪不久，张大千收到温州友人篆刻家方介堪从上海寄来的询问近况信函，信中夹有北平《兴中报》刊登的“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消息的剪报。张大千以此为由，天天找日军文化机构的联络官原田隆一，要求回沪开画展公开辟谣，未准。
事有蹊跷，恰在此时，张大千在上海的得意门生胡若思听信流言，借机伪造张大千画作一百幅，在上海法租界举办《张大千遗作展》，展品被抢购一空。张大千闻讯，再次找原田隆一，提出必须即刻赴沪澄清谣言。原田隆一无法推诿，勉强同意开离平通行证，限期一个月回平。6月10日，张大千辞别亲友学生，只身离平赴津，在塘沽港搭乘“盛京”客轮赴沪，船上巧与“船王”董浩云同行。抵沪后，张大千下榻在法租界红粉知己李秋君家，与杨宛君及三子悄悄会面。7月中旬，经李祖韩、李秋君兄妹相助，办妥了张氏一家五口赴香港的证件，北平海斯乐波也将张大千寄存的二十四箱字画安全运到上海法租界。月底，张氏全家乘坐法国邮轮费力斯·罗索号赴港，逃出虎口。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张大千是一位远离政治、远离现实、游戏笔墨、游戏人生、神往桃花源、长住象牙塔里的艺术家。殊不知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也曾是一位富有民族骨气的爱国志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以他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正气歌！（附图片）
张大千在大吉岭作画
第12版(周末副刊)
专栏：
鸢尾花
秦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