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攻占江浦解放南京亲历记
沈鸿毅
今年4月23日是南京解放50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日子。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首都，是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中心。解放南京标志着中国大地上最后一个反动王朝的覆灭，预示着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新的革命政权的诞生。作为一名老兵，我参加了半个世纪前那场渡江战役，带领一支侦察部队最早进入南京市区。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毛主席、中央军委高瞻远瞩，决定尽快发起渡江作战，加速埋葬蒋家王朝。1949年4月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指挥下，我百万雄师分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东起江阴西迄九江的千里江面上，强渡天堑。东路大军则向国民党反动军队盘踞的京沪杭地区发起攻击。
攻占南京，是东路突击集团渡江作战的重要环节，也是渡江战役的重要环节。主要任务由三野八兵团35军完成。我当时任该军103师侦察科长。敌人对南京的防御分为内外两层。外围即是地处长江北岸的江浦、浦镇、浦口。南京国防部把“三浦”地区作为拱卫南京的大门，命令其精锐部队28军死守，以“确保首都安全”。显然，要克南京必先克“三浦”。战役发起之前，我35军已逼近“三浦”之敌。我带师侦察连完成了对江浦敌情的侦察任务。有几名侦察员踩上敌人地雷牺牲了。
4月20日晚8点，103师对江浦之敌、104师对浦镇之敌发起攻击。我奉命带侦察连在江浦西南约10里的地方埋伏，堵截逃敌，防止对岸敌人过江增援。经一夜血战，我师伤亡400余人，21日晨攻克江浦。我和侦察连同志押着百余名俘虏刚进县城，师参谋长林毅同志命令我们，立即向浦口搜索前进，伺机占领浦口码头，找好船只，准备过江。这时我才知道，中路突击集团已经强渡长江成功，胜利突破敌人江南防线。南京守敌害怕被围歼，可能要跑。我们啃着干粮，昼夜兼程，尾追着仓皇逃跑的敌人，于22日拂晓到达浦口码头。我隐隐约约看见，敌人28军最后一船逃敌刚刚离岸。我喊了一声“打”，侦察员们立即向敌船猛烈射击，有不少敌人中弹。敌人也从船上向我们射击。敌人的炮艇也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开枪开炮，火力很猛。我们眼睁睁看着敌人逃到对岸去了。又亲眼看见大大小小几十艘轮船被他们放火烧掉。我和侦察员们恨得咬牙切齿。由于附近没有船，我派出三个小组去远处找船。
大约下午3点，终于找到一只能坐5人的小舢板。经向林参谋长请示，我派5名精干侦察员，乘坐舢板到对岸去找船。他们在我方炮火掩护下，顺利登上对岸，并得到下关电厂工人大力支持。天近黄昏时，工人们把一艘藏在河汊里的运煤小火轮开了过来。各师都去抢这艘船，军部指示让104师先过，眼看104师要上船了，我瞪着已经两天两夜没合过的血红眼睛，对林参谋长大声说，不让103师先过，起码让我们师侦察连先过。且不说船是我们冒死找来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5个侦察员在江那边了。他们已经和对岸的工人同志建立了联系，熟悉江边情况，便于接应部队过江。我们先过，可以尽快展开侦察工作，对战斗有利。林参谋长认为这条理由很充分，果断决定再次向军里请示。他直接打电话向军政委何克希同志请示。何政委考虑了一下，终于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明确指示，第一船由103师侦察连先过，然后把船交给104师。我一听激动得热泪盈眶。就这样，在岸边几千双羡慕目光注视下，我率师侦察连60余名勇士，登上了解放南京第一船，大约于晚8点多，抵达下关码头，踏上了这座被国民党反动派统治20多年城市的土地。
我在码头附近找了个小旅店作落脚点。派好岗哨，我去向下关电厂的工人表示谢意。“解放军已经到达下关”的消息不胫而走。大约晚上9点多钟，南京地下党派来一个30多岁的中年人和我们联系。我看他带来一辆卡车，决定乘车进城侦察敌情，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和他坐在驾驶楼里，一个排的侦察员坐在车厢里。进了挹江门，卡车在昏弱的街灯下沿中山北路缓缓向前行驶。突然，地下党同志神色紧张地拍了我一下，指着前边一个院子耳语道：“国民党司法院。”我循着他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一个院子外边停着一辆国民党军用卡车，10多个国民党兵正在往车上装东西。我立即跳下车，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手势，他们立即敏捷地跳下车，跟着我悄悄向敌人包围过去。黑暗中突然有人问：“干什么的？”我大声答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赶快投降！”敌人开火了，我们立即还击，并逐渐逼近汽车。敌人伤了好几个，连忙叫喊：“别打了！别打了！”我们过去一看车上装的是炮弹。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收缴了他们的武器丢到我们车上，命令他们留在原地，等待后面部队来收容。我们继续前进。
大约晚上10点多，我们到达新街口。地下党同志告诉我这里就是市中心。我一看，这里人多了一些。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散兵游勇还有伤兵难民，匆忙向中山门方向奔逃。我想，虽然国民党大部队已经跑了，可能还有小股残敌，于是带侦察员们搜索前进。刚到路口南边，从中山东路开来一辆军用吉普。侦察员令其停车，它却加大油门跑了。侦察员们朝着逃跑的汽车开了几枪，引起周围一阵惊慌。也不知从哪里射来几发子弹，带着尖利叫声打在我们身边。我一看周围全是水泥地面，没法修工事。我们不足20人，万一遭到残敌偷袭就十分危险。我要地下党同志赶快找一幢大楼作依托。他连连敲了几家大门都没有敲开。最后在旁边一条街上，经地下党同志再三说明情况，才敲开一家电力公司大楼的大门。我们立即闪了进去，侦察员在大门两边埋伏下来，严密监视外面的情况。10多分钟后，我看街上已无异常情况，立即开车往回走。
到了林森路向南拐弯的地方，又开来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坐着五个穿便衣带武器的人。凭着多年侦察工作的经验，我断定他们有问题，我跨在车门边向车上侦察员作了个下车的手势，然后命令对方停车。对方也气势汹汹要我们停车。我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反问我们是什么人。我说我们是解放军，他们也说他们是解放军。我问他们是哪部分的，他们也问我是哪部分的。我说我们是华东野战军，他说他们是“华东挺进纵队”。我一听忍不住冷笑了一下，此时进入南京的除了35军的部队，哪有什么“挺进纵队”！一听这番号就肯定是假的。我厉声道：“少啰嗦，投降吧！”他们坐后排的一个人突然开了枪。侦察员们一阵射击，“挺进纵队”都倒下了，一死两伤，司机也受了伤。他们这才老实招供，是留下来搞破坏的特务。
这是我们侦察队进入南京与敌第二次交火，拿侦察员们话说，“小菜两碟”。
大约晚上11点，我们在挹江门碰上了104师的先头部队，大约有个把连的样子。我简单向他们介绍了城里情况，立即返回下关准备迎接我师部队。
23日早上约7点，南京维持治安委员会的同志，带来两辆美国大使馆武官处的吉普，要我们立即上车，去山西路处理一座“即将被敌特引爆的弹药库”。我赶去一查，并非弹药库而是军需库。往回返途经美国大使馆附近时，车上的使馆工作人员停下车邀请我们进去坐坐，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先生想见见我，和我谈谈。我按战前学习的有关规定回答道：“我不知道什么美国大使馆，我们只承认你们是住在中国的侨民。”他生气了，说：“那就请你们下车！我们要回去吃早饭。”我觉得这样下车丢了面子。于是严肃地说：“我们也没吃早饭。你们是维持治安委员会派来协助我们执行任务的，从哪里把我们接来，就应该把我们送回哪里去。否则出了问题，你们要承担责任。”美国人摇摇头，只得继续开车送我们回下关。
就在往回返的路上，我看见我们的大部队已经进城。他们迈着整齐步伐从街上列队走过。南京群众，特别是工人、学生涌上街头夹道欢迎。他们不断高呼着欢庆南京解放的口号。这时的时间是1949年4月23日9点多。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历史的选择
——任弼时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背景初探
蔡庆新
今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95周年纪念日。
江泽民同志在任弼时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说：“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这是给予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准确定位。
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出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为成员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它标志着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由于当时没有设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实际上行使了这一职权。正是这一届书记处最终完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的历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尽管任弼时因病早逝，几乎没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然而他却与其他四位书记处书记一样，参与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一
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筹建之时，任弼时就有机会前往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培养了他坚强的党性。这是他后来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重要的理论准备。
1920年，任弼时16岁加入长沙俄罗斯研究会，并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是十月革命后中国最早赴苏俄学习的先进青年中的一个。1921年8月至1924年7月，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1922年冬，任弼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第二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随即开始对党团员进行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他们制定了《旅莫党团训练具体方案》、《旅俄中国共产党支部与青年团支部的关系和权限》，提出培养党性的要求。思想上，要树立无产阶级人生观，反对宗法观念、乡土观念和小资产阶级浪漫习气。纪律上，强调团结一致的集体化，反对无政府主义。要求服从大局，个人利益服从团体利益，开展自我批评及互相监督、互相批评。作风上，要求刻苦耐劳、不表功、不畏难、不苟安。
在东大学习期间，他和同学们曾被安排轮流列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曾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922年底因瞿秋白奉调回国，他即接替瞿秋白担任东大中国班的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列宁逝世时，他不但参加了追悼仪式，还有幸作东方民族代表参加荣誉守灵。1924年7月他和王一飞、彭泽湘、卜士奇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他明确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4年历史，不应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有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在这里，任弼时极富政治远见地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奠定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是年，国内大革命高潮渐起，急需人才。任弼时作为在东大学习时间较长而有工作能力的党员，被派回国工作。
如果说1920年任弼时加入青年团是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开始，那么东大三年正值任弼时世界观形成之际，严格的党性教育和系统的无产阶级理论学习，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社会生活与旧中国状态的鲜明对比，不但坚定了他的共产主义信仰，提高了他的政治思想水平，而且使他的奋斗目标形象化。同时，对他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以及视野开阔、头脑冷静、思维缜密的领导者风范的形成，影响是深远的，受益终生的。1948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演，堪称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地问题的经典论述，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
任弼时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除了上述所说的他具有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之外，还因为他积极投入革命实践：在基层主持全盘工作（如在湘赣省委书记任职内）；在一个部门主持全国性的工作（如在团中央总书记任职内）；在一个战略大区主持全盘工作（如在红二、六军团党中央代表任职内）以及其他许多关键岗位上，任弼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掌握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这样才使他能够最后进入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七届一中全会被选入最高领导层，成为五大书记之一兼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统管全党、全军、全国的大事。
1925年1月举行的团三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7月下旬，团中央开会决定任弼时为团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这就形成了任弼时政治生涯起点较高的特点———从负责团中央工作开始。
在团中央总书记的岗位上，年仅21岁的任弼时在上海亭子间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投入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他极为重视团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明确提出把团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根本原则；提出要用布尔什维克精神建设青年团，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他特别指出“玄空”的理论没多大用处，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不应做“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任弼时领导的团中央，积极协助中共中央指导青年运动，在斗争中发展团的组织。到1925年9月，团员总数达9000多人，是团三大时的3．7倍，并且将1／3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1927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代表青年团中央出席党中央会议参与决策。在大革命濒临失败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同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错误进行斗争，几次代表团中央向党中央提交政治意见书，坚持党要有自己独立的主张。
任弼时在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投降主义错误作斗争中的突出表现得到党内的重视。“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中央决策层。
1928年，任弼时到中央机关不久，即逢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党中央决定任弼时与李维汉、罗登贤等在六大期间负责留守国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从1928年4月至9月初新中央回国，长达半年之久。
1933年，任弼时调任湘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他停止了肃反扩大化，保护了王首道、张启龙等军队和地方一批重要干部。王震在《红六军团小史》中称：任弼时是“苏维埃工作和党的政策的最正确的指导者和领袖”。
任弼时的军旅征战生涯则始于1934年8月，中革军委训令，命任弼时以党中央代表和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作为党中央代表，他的责任较之六军团其他将领显然要重大得多。任弼时沉着地担起这副担子。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后，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转移。后来，红二、红六军团不但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而且成功地保存了实力，随即组建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共在十年内战期间拥有的三支主力红军之一。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任弼时和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作斗争，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危机，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在这一斗争中，任弼时在巩固毛泽东的军事核心地位和确立毛泽东的政治核心地位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1月，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任命任弼时为三军会师后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彭德怀为总指挥，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同年12月7日，任弼时又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七人主席团成员之一，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统一领导核心的成员。抗战爆发以后，任弼时担任中央军委前方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弼时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
1940年3月，任弼时从共产国际回国后，即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继而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中央机构改革、精兵简政，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同时分管中共中央西北局、华中局、中组部、中央青委及工会、妇委等多方面工作。
在起草对党史、党建有重要意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任弼时作出重要贡献。1944年5月，根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作委员会的召集人，负责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工作。当月，即以毛泽东1941年9月会议后写的《历史决议草案》为基础，写出第一稿，并在以后参与多次修改，其中许多重要分析和判断为决议定稿所吸收。
在延安，任弼时从建立健全中央行政机构入手，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1940年，任弼时到中央书记处不久，即主持建立统一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设秘书、总务、警卫三个处。任弼时亲兼办公厅主任，调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任副主任。
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全面贯彻与执行，继理顺办公厅工作职责与程序之后，任弼时又提出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据此，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中央机关的任务是：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会议决定由任弼时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的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会议，决定：同意任弼时的提议，在“七大”召开以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并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中央调查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由毛泽东兼任主任。“七大”前党中央不设政权部，工作由党务研究室担任。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和海外四个研究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
1943年西北高干会后，任弼时协助毛泽东完成精兵简政，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中央机构调整以及精简方案的报告。3月20日政治局讨论通过《关于中共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明确了政治局、书记处及所属机构的权限：中共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中共中央书记处是政治局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决定。会议一致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书记处改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会议由主席召集，对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三
任弼时一生四次旅居莫斯科，占其30年革命生涯的1／5时间（1949年12月至1950年5月，任弼时第四次旅莫主要是治病，基本无党务、政务活动）。其中第三次旅莫，对任弼时最终成为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有重要影响和直接关系。
任弼时的第一次旅莫，为时3年在东大学习。
第二次旅莫，任弼时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总书记，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时间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4月，约半年。
任弼时第三次旅居莫斯科，是1938年3月到1940年2月。这次他是中共中央派到共产国际的使者，一定意义上也是毛泽东的使者。单从当年的中央会议记录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次赴莫斯科，任弼时肩负着向共产国际交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人材”（《任弼时年谱》第369页）等问题，几乎涉及了中共在抗战时期面对的所有问题。而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与内容。
抗战爆发以来，中共中央在实施以国共合作抗战为核心的统一战线方针上，明确强调必须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这是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关系中共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的关键，甚至说，它决定着中共的生死存亡。因此，洛川会议决定：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八路军应在敌后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这是一条正确的抗战路线。
然而，1937年11月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恰恰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产生严重分歧。由于王明在共产国际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他以“国际路线”代表自居，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了一套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虽然十二月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但是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说他是在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自然有一定的迷惑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致使中共中央内部一部分同志产生盲目信赖，一时未能辨明是非，支持了王明的主张，并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写进了《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向下传达。
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共的抗战路线是缺乏深刻了解的。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1931年就离开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在莫一呆6年，自然很难准确反映国内革命情况，特别是抗战以来的复杂局面。这势必会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
要想把中共全党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方针上来，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必须派人到共产国际说明与宣传，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人到共产国际讲明中共自抗战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得到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
派谁担当此任？历史选择了任弼时。
任弼时到莫斯科后，向共产国际递交一份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详细的口头说明补充。两个报告，如实地介绍了八个月来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阐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配合友军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说明了毛泽东的领导是正确的。报告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共产国际经过讨论，于6月11日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侵略。”（参见《任弼时年谱》第371页）赞同中共运用自己的经验和一切能力，去在日军后方继续开展游击运动，以八路军在山西的活动区为模范，去建立许多游击运动的根据地，坚持统一战线中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从上述《决议案》中，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的转变，根据是任弼时的两个报告。由此，也就有了王稼祥离莫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会见王稼祥和任弼时的话：“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领导人了。”“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传》第296、306页）9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再次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
王稼祥回国后，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后又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和季米特洛夫的话。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政治局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路线和具体工作”，统一了全党的步调，克服了王明投降主义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确认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之所以取得这样的结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我们党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416页）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追根溯源，任弼时在共产国际的两个大报告，是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季米特洛夫的话的依据。所以说，任弼时第三次赴莫，为共产国际了解和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承认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起到重要作用，为确立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立了功。
1940年3月任弼时回到延安。此后，中共再也没有派代表团驻共产国际。而回延安后，任弼时即参加书记处工作，并很快担当起秘书长的重任。胡乔木曾说：“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0页）这一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总之，任弼时所以能够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第一，由于他在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后，进一步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始终保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犀利的洞察力和稳重而又敏锐地驾驭局势、处理繁杂事务的能力。第二，由于他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注重调查研究，实行理论和实际的密切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积累经验，提高领导艺术，与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坚持党的正确路线。第三，他不但是党内首先倡导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中共领导人之一，而且他在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上为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和领袖地位以及在使共产国际认同并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核心的过程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附图片）
图为1938年2月，任弼时、陈琮英于延安合影。照片选自像册《纪念任弼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