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山西省临汾市交警大队四中队处理交通事故，推行法律法规、办事程序、听证、调解“四公开”，不仅改善了执法环境、消除了“暗箱操作”，且效率高了，服务好了，老百姓也满意了。
在阳光下作业
本报记者 阎晓明
每天，从太阳升起的那一刻起，临汾市交警大队四中队的干警们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审理案卷、出现场、询问当事人、上路巡逻……
临汾市交警大队四中队是一支执法水平和办案作风都响当当的队伍，他们推行的公开办案制度尤其让人称道。
“四公开”落在实处
在临汾，许多人都知道“一只皮袄袖子”的故事。1997年底，一位交通肇事的司机提着礼品找到事故处理员张来义家，希望通融通融。遭到张来义和妻子的拒绝，双方推让了很长时间。在推让中，硬是生生把司机的一只皮袄袖子拽了下来。最后这位司机只好一手提着礼品一手拎着袖子回去了。“当心拽了你的袖子”，成为临汾市司机到四中队办案时的一句口头禅。四中队并没有满足于人们的赞誉，他们认为，现有的事故处理机制仍采取背靠背的“暗箱操作”，人为因素非常大。要消除事故处理中进行交易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暗处的东西摆到明处来，在公开的条件下办案。
经过深入讨论，交警们向社会推出了“四公开”办案制度。“四公开”是：公开处理交通事故的有关法律、法规，让当事人知法、用法；公开办案程序，让当事人了解交通事故立案、取证、认定、调解到结案的具体环节和规定；公开听证；公开调解。这项制度要求，听证调解时主动召集群众旁听，疑难、典型案例邀请执法、纪检和新闻媒体参加。公布案情、出示证据必须有两名交警共同主持，互相监督，当事人可当场申辩、举证、质证、辩证，最后得出结论当场公布。与此相配套，实行了事故现场图和档案管理规范化；内外勤分体办案，杜绝一人一案办到底现象，严明了对干警的奖惩。
去年5月，一位河南民工车祸身亡，公开听证时，双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在赔偿的问题上，当时一方认为死者是单传，上有老下有小要求赔偿人民币10万元，事故处理民警小段耐心地陪家属查阅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按规定当场进行计算，家属最终认可了调解意见。
如今在临汾，交通事故发生后，当事人马上可以从交警手中领到一张印有交警处理人员姓名、通讯地址和服务承诺的“青年文明号便民服务卡”；处理事故时，交警向当事人和委托人发放一张“明白卡”，写明处理事故常用的法律法规、伤残评定、损害赔偿等事项，使当事人做到心中有数；事故处理结束后，当事人要填写一张“征求意见卡”，表明对事故处理结果的态度。
公开促进公正
交警四中队深刻认识到，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但真正做到秉公执法，让当事人满意，除了一身正气外还必须有水平———能正确执法的水平和业务能力。为了提高交警业务素质，做到“认定”事故科学准确，他们多次邀请全国著名处理事故专家、公安大学教授等给干警讲课，邀请兄弟支队业务尖子手把手进行业务指导，使交警的业务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培养出痕迹检验、法医、照相、制图等多方面的尖子，在中队配备了高科技设备，为准确认定事故，侦破逃逸车辆提供了科学依据。
1997年7月，大宁县一辆大客车行驶中将一辆摩托车驾驶员撞死，案发后，司机拒不承认肇事经过，因发案时现场没有目击者给案件认定带来很大困难。四中队干警充分运用他们所学的业务知识，经过细致痕迹鉴定，采用光谱测定，使案情真相大白。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肇事者交待了全部事实，受害者家属感激得热泪涟涟。几年来，四中队侦破交通肇事逃逸犯罪的破案率一直稳定在80％以上，取得了良好的信誉。
四中队的大门口有这样一条标语“见‘一’就争，争创一流”，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执法更严，效率更高，服务更好，群众更满意。他们在公开办案制度，提高办案水平的同时，提出了“两提前”、“五加快”、“六不准”的更高要求。“两提前”就是：立案事件、责任认定时间，一般事故由规定的最长15天，缩短为7天，重大事故由20天缩短为10天；“五加快”要求：交警出现场时间加快、勘察现场加快、撤除现场加快、履行法律手续和结案加快。作为交警禁令的“六不准”为：不准私自受理和办理案件，不准对当事人报警、求助、申诉等推诿拖拉，不准随意变更调解时间等事项，不准忽略任何一项程序下达法律文书，不准在值班备勤时离开岗位，不准事故结案后留后遗症。
不久前，在对临汾市民的抽查中，对四中队的满意率高达93％，居全市公安系统之首。他们的工作得到全社会的承认，先后被授予“山西省青年文明号”、“全省红旗中队”、“为人民服务，树公安新风”示范单位，公安部高度称赞他们的办案机制为“阳光作业”，要求全国公安交警推广四中队的先进经验。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捉一捉“钱串子”
宋光茂
钱串子本是一种生活在墙角等潮湿地方的节肢动物，它由许多环节构成，每个环节都有一对细长的脚，触角很长。无奈，现在“钱串子”却钻进了工程项目中，把一些工程“咬”成了“豆腐渣”。前不久坍塌的重庆綦江彩虹桥事件中，就捉出了不少的“钱串子”。
大凡“豆腐渣”工程，莫不有“钱串子”在咬工程的墙角。君不见，工程立项后，层层转包，环环“想抠”（相扣），每多一个环节，工程款项就被抠去一块，到最终的施工单位，款项所剩无几。据介绍，施工单位只拿到工程款的1／3是家常便饭。不得已，施工单位就在材料和工时上打主意，从而炮制出一座座“豆腐渣”。正如民谣所言：“上环吃下环，末环吃材料，最终留隐患。”
就像钱串子由许多环节构成一样，“豆腐渣”工程里的“钱串子”也往往环环相通、节节相连。下环一般是上环“靠得住”的人，要么沾亲带故，要么狐朋狗友。当然，上环也有“走眼”的情况，把项目转包给了“没有良心”的人，当他把“细长的脚”伸下去的时候，就被告发捉住了。不过，没有被捉的肯定也还不少。现在就像对工程质量隐患需要进行检查一样，有必要对“钱串子”进行捕捉。否则，我们的“百年大计”工程不知何时又将重现“彩虹桥”的悲剧。
一旦捉了“钱串子”，就应该依法惩治，轻鞭薄杖，解解疼痒，产生不了儆百之效。中国古代，曾有对大江大河治理工程中贪赃枉法者，上追三代之惩律。在当今一人犯罪一人当的文明社会，这种做法不可效颦，但其从严惩处的精神值得借鉴。
当然，捉一捉“钱串子”，毕竟是亡羊补牢。在工程项目管理中，真正把招投标制、项目法人责任制和施工监理制落到实处，消除层层转包、层层剥皮的机会，让“钱串子”没有生存的环境，才是治理“钱串子”与“豆腐渣”工程的长久之策。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整顿干部作风
中共河南鹤壁市委书记 李新民
李新民，1951年生。中央党校研究生班毕业。历任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处长、副主任、省政府副秘书长，鹤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98年4月任鹤壁市委书记。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但我们发现，作为“决定因素”的干部还有不少不适应的现象，为此，1998年我们在全市开展了被群众称之为“整治吏风，重塑干部形象”的集中教育活动。首先，在市直机关整顿思想作风。通过整顿，60多个可有可无的机构被撤消，292项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被取消，一些不适应形势的干部被调离岗位。市直干部工作作风明显转化，一天能干的事，不拖到两天，上午能办的不放到下午。
接着，我们开展了反腐倡廉集中教育活动。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贪污受贿、公款大吃大喝、吃拿卡要、收支多条线等问题，我们采取自查自纠、群众举报、新闻监督、司法查办等有力措施，一些久拖未决的案子得以了结，新立案50多起，端掉小金库39个，查出违纪金额2500多万元。
最近，我们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采取专题学习、民主评议、民主生活会、建章立制、整改验收等措施，重点解决宗旨观念淡薄、不注重学习、放松世界观改造、跑官要官、甘做“太平官”等问题。
开展“吏风整治，重塑干部形象”的活动，受到上级领导及普通百姓的普遍好评。全市上下围绕发展经济想事谋事干事的氛围初步形成，经济发展开始摆脱低迷状态。（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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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加快产业升级
浙江省绍兴县县长 徐纪平
徐纪平，经济学硕士，历任绍兴市越城区区委组织部长、绍兴市机电公司总经理、绍兴市政府副秘书长等职，1998年初任绍兴县县长。
绍兴是全国经济十强县，浙江第一财政大县。在这样一个县当县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回顾一年来抓经济工作的体会，可以概括为：加快企业改革，加快产业升级，在改革转化中求发展。
绍兴县经济的主体是乡镇企业。20年来，绍兴县的乡镇企业利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制优势、政策优惠和优越的市场环境，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要保持发展后劲，就必须继续加快改革。
绍兴县的支柱产业是轻纺业。经过多年努力，绍兴县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轻纺生产基地，拥有全国最多的高档轻纺设备和全国最大的轻纺市场，但也产生了两对矛盾：一是轻纺规模总量和市场容量的矛盾，轻纺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二是高档设备与低档产品之间的矛盾，拥有世界一流轻纺设备的企业却生产不出世界一流的轻纺产品。为解决这两个矛盾，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力量引导企业加快产业升级步伐，用高档产品打开市场。去年全县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通过轻纺产品产业升级实现的。
目前，绍兴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去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2％；外贸产品出口增长29％；财政收入首次超过10亿元，达到10.4亿元，比上年增长14.6％，成为浙江省第一个财政收入超过10亿元的县。（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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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玉梅与她的绿色兔业
本报记者 刘磊
见到王玉梅时，我实在难以把眼前这位戴着眼镜、文静秀气的姑娘和“养兔大王”联系在一起。当我把这份惊讶告诉王玉梅时，她笑了：“许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但看她井井有条地处理业务时，便能感觉出一种与她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和干练。我们的采访自然从她的创业谈起。
8年前，王玉梅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农家女，初中毕业不久就进入家乡山东省济阳县委招待所当服务员。1991年的一天，她在整理客房时，客人留下的一份《国外科技动态》吸引了她。那上面说，兔肉、兔皮在国外市场效益很好。这则信息拨动了王玉梅的心弦：自己的家乡地处黄河岸边，野草、树叶到处都是，正是养兔的好地方。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她放弃了“农转非”的机会，辞掉招待所的工作，决心回乡发展养兔业。
王玉梅首先遇到的便是资金问题。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她最终以家里和亲戚的11间瓦房作抵押，贷到了10万元资金。然后，她租了13亩荒地，从上海引进3000只兔子，建起了“济阳养殖场”。
一个不满20岁的农村女孩要白手起家干一番事业，个中艰辛可想而知。为了闯市场，她亲自押车送货，风餐露宿的苦她吃过，连遭车祸的厄运她也挺过来了。可她最大的困难还是不懂养殖技术，幼兔成活率不高，经济效益不理想，原本瘦弱的王玉梅一下子瘦了十几斤。
看着一只接一只死去的小兔子，王玉梅一次次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请教专家教授。1992年夏天，她去南京拜访著名养兔专家王义华教授，不认识王教授，她就拿着登有王教授文章的杂志，冒着40摄氏度的高温站在王教授的单位门口一个个对着找。当她终于找到王教授时，这位养兔权威大受感动，破例来到王玉梅的养兔场现场指导。经过专家们的指导，王玉梅的养兔技术大大提高，到1992年底其幼兔成活率就达到96％以上。同时她还报考了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经过两年的刻苦自学，拿到了农业大专文凭，学到了许多养殖技术和企业管理知识。
王玉梅的养兔场办得越来越红火，她也更加重视对科技的投入。1995年她依托省城的科研优势，在济南建起了兔业研究院，高薪聘请了十几位专家，研究开发兔系列高新技术。这个研究院开发的“兔业养殖产业化高效配套技术”还被国家科委评为国家级星火计划项目。
如今，王玉梅当年那个小养兔场已发展为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总资产达6000多万元的济南绿色兔业集团公司。王玉梅发家致富的理想早已实现，但她始终把带动更多的人致富作为自己的目标。几年来，她的兔业公司先后在山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举办了500多期养兔培训班，培训1万多人次。王玉梅的兔业集团公司还在全国100多个县市建立了种兔养殖基地，向农民提供优良种兔，并回收成兔，从而直接带动了8万多农户加入到养兔行列，年社会效益达4．2亿元。
如今，年仅25岁的王玉梅已是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青团中央委员，并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等荣誉。1996年，她当选为世界家兔科学协会中国分会副主席，还应邀出国参加世界家兔科学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就在我采访的当天，法国伊高公司的两位客商也来到她的公司。王玉梅告诉我，她准备与这家法国公司合作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养兔基地。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农村墙头，曾经是标语口号的主要阵地。随着农民思想观念的转变，这块阵地正在发生变化———
永丰“墙头信息”也致富
胡廷发
“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无根豆芽机，致富可放心”。类似的信息在江西永丰县农村墙上随处可见。
农村墙头，过去曾经是标语口号的阵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想致富要致富的心情迫切，盯住报纸、电视、广播等，想方设法从中获得致富信息。一些贴在农家墙头的信息，由于直接关乎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也深受农民的喜爱。该县上固乡农民张金保是其中的受益者，去年乳猪价格一段时间较低，一时吃不准该出栏还是该补栏的他，从一条“乳猪跌价，补栏成宝”的墙头信息中受到启发，随即把家中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补进近百头乳猪，精心饲养。去年底，价格上升，他把猪全部卖出，结果净赚2万多元。他高兴地对我们说：“墙头信息帮了我一个大忙。”像张金保这样利用墙头信息致富的农民如今已不算少。
不少厂家、推销商也瞄准了这块天地，把农村墙头作为自家广告的一个阵地。永丰县从实际出发，规范“墙头广告”市场，杜绝虚假信息；减少广告收费，吸引各地厂商到这里来做广告。这样一来，该县农村墙头成了他们争夺的地盘。如今，全县农村墙头信息不少于1万条。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国家图书馆的新追求——
让馆藏文献释放光泽
本报记者 钱江
今年春节初一至初三，14665人次进入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当时在门厅组织迎候、向少年儿童送上礼物的常务副馆长周和平欣慰地告诉记者：“读者对国图春节开馆和欢迎少年儿童参观的反应比预期的还要热烈。”
今年将是国图深化改革、迎接建馆90周年的不寻常的一年，周和平希望，国图要实现“两个突破”：为读者提供的服务和参考咨询要达到全国第一流的水平。如果说春节的不寻常举措即是前一个突破中的一例，那么后一个突破则意味着国家图书馆更深层次的发展。
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提供文献服务
国图东楼第四层设有“参考研究辅导部”。它于去年4月定名，前身是创建于1928年的北京图书馆咨询室，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咨询机构之一。建国以后分设为社科和科技两个咨询组，1980年成立参考研究部，1995年更名为参考研究辅导部。这个部60余名人员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为中央和国家部委、重点科研生产单位提供咨询服务。
该部主任刘一平介绍说，利用国图丰富的馆藏文献，为国家领导机构提供咨询服务，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就是力量”。当年的北京图书馆，经常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提供文献服务。1973年，毛泽东为保护和起用邓小平等同志重新担任重要职务，曾要北京图书馆查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两段古文的出处。
1980年，邓小平将要与来访的美国商业部长会谈中美两国相互冻结的财产的处理问题，当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王丙乾同志专程来馆咨询。北图文献专家迅速收集文献资料，赶在谈判开始前1小时将有关文献送到，满足了谈判要求。刘一平指出，近年来，国图的咨询服务量明显上升。仅去年就先后完成了为江泽民、李瑞环、李岚清、李铁映等领导人，以及全国人大和国家部委的重要咨询72件，专门编撰了60余万字的资料。薄一波同志写回忆录，国图检索出他的活动记录和讲话原文，总共1000多个条目。
去年6月26日，根据文化部领导的要求，北图查找音乐家冼星海1940至1945年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活动的历史记载。文献专家启用计算机系统检索，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1）》中找到了迄今为止冼星海在阿拉木图活动的最详尽资料。原来，这是为江泽民总书记出访哈萨克斯坦进行的准备。不久后，江泽民总书记到阿拉木图参加了冼星海旧居的揭幕仪式，对冼星海在那里的活动予以高度评价。
为国家立法
开辟服务通道
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文献服务，只是国图咨询服务的一部分。去年，国图参考咨询部累计接待读者口头咨询22371人次，书面咨询828件，其中为重点科研和生产部门完成的专题咨询包括商情调研600余件。该部直接或间接面向读者的服务窗有7个，全年接待读者阅览54903人次。
成绩有目共睹，但国图仍有巨大的潜力有待开发。中国国图年接待读者150万人次，超过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00万人次，若说国图所作的重要咨询工作量，仍在起步阶段。以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服务部”为例，其编制近900人，接受国会议员提交的咨询任务，提供数据、背景材料和正反不同的方案，工作量相当大。邻国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有100人的“调查与立法考察局”，每年完成的委托咨询约2万件。作这样的比较，是为了说明中国国图的咨询服务在量与质方面都有继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回顾近年来中国国图的咨询业务，有一个令人惊喜的现象：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立法工作的深入和广泛展开，国图参考部专设了法律文献研究室，自1993年以来为人大常委会作了23个立法草案的文献咨询和24件属于前瞻性的立法调研文献咨询。这样，知识通过服务方式介入了国家立法的过程。在此期间，前来国图进行法律文献咨询的人数非常明显地增加了。目前采用了因特网检索，更使国图汇聚的法律信息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热情以待
“两会”代表委员
国图参考研究辅导部的两位负责人刘一平、卢海燕希望国图雄厚的文献专家队伍，为正在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提供优良的咨询服务。她们说，国家图书馆的咨询力量，以前较多的是为国家领导人提供文献服务，现在，立法咨询服务已经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承担为国家立法和参政议政重任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越来越感到他们需要国图文献专家的协助，使自己的视野更开阔，认识更深入。
国图新近设立“到馆研究服务”项目，即在馆内开辟专供研究者使用的空间和电脑等设备，由文献专家协助进行文献检索、代理借阅和复制等。记者看到，到馆研究室已经设置完成，正虚席以待来者，特别是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国图已经决定，为“两会”代表和委员提供预约上门办证服务，以参考研究部为代表的社会和自然科学，以及法律咨询部门，在“两会”期间24小时值班，为代表和委员们完成议案或提案作咨询服务，以后也要常年服务。
目前，参考咨询辅导部在有着1500名员工的国图大厦中，人员不算多。但是，他们提供的咨询服务代表着国家图书馆水平，他们的工作将在亿万人关注的国家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进程中，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附图片）
题图：国家图书馆全景。
王彭 摄
第10版(各地传真)
专栏：
福建省武平县常年组织开展“三下乡”活动，为乡镇、村及厂矿企业等广大干群送上精神食粮。图为县艺术团深入边远山村演出。舒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