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要自我解剖,不讳疾忌医
  ——“三讲”教育系列谈之三
  李沛
  领导干部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是勇于自我解剖,还是讳疾忌医,将直接关系到“三讲”教育的要求能否落到实处。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实践的锻炼与考验,我们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人经不住新形势的考验,在腐朽思想的侵蚀和“灯红酒绿”的诱惑面前打了败仗。究其原因,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讲学习、不讲政治、不讲正气。这个问题的形成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讳疾忌医现象,正是造成“三不讲”问题的重要原因。不少人对“三讲”的重要性和“三不讲”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一方面不认为是疾,认为讲学习就是读几本书,讲政治是中央的事,讲正气会脱离实际,对“三讲”的理解简单化;另一方面,则认为不需要医治,不讲学习工作照抓,不讲政治业务照干,不讲正气有义气更行得通。长此以往,必然积小疾成大疾,既有害于自己,更有害于党的事业。
  为什么在战争年代我们的同志能将生死置之度外,而现在有人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却讳疾忌医?细分析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其一,不屑医。有的干部认为人的缺点和错误是改之不尽的,旧的缺点改正了,新的缺点又会产生,只要大错误不犯,小缺点是否解剖医治无关紧要。其二,不肯医。有的干部认为自我解剖医治后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可能会失掉许多实惠,进而对自我解剖的事惟恐避之不及。其三,不敢医。这类干部身上的错误因不屑医、不肯医而一步步由小病成大疾,他们知道此时的自我解剖、主动医治等于将自己的讳处公之于众,是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画上句号,因而他们往往更加讳疾忌医,只好蒙住头过日子。其四,不让医。这类干部不仅不自我解剖医治,连组织和同志善意的批评帮助也统统拒之于外,不是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中,而是在思想和行动上处于与组织对立的状态。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各级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在“三不讲”问题上讳疾忌医,是邪气上升的表现,其根子是党性不强。它对于领导干部个人来说,必然导致健康的肌体一天天腐烂;对于一个领导班子来说,必然导致邪气压过正气;对于整个党来说,讳疾忌医的干部多了,党内的空气就不会纯洁,党的肌体就会受到侵蚀和损害,党的各项事业最终也会受到损失。其实,犯错误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及时拿起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认真解剖自己,及时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去医治自己,我们的肌体就可能很快康复,如果我们在治“病”的同时再用正气筑起一道打不烂摧不垮的思想屏障,做到时刻把党纪国法记在心中,我们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把得住原则,辨得明方向;在金钱物欲面前,守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在各种社会思潮面前,分得清正谬,抗得住歪理;在不正之风面前,站得住脚跟,经得起考验。
  只有祛邪,才能扶正。领导干部只有勇于和善于自我解剖,才能解决思想和行动上的“三不讲”的突出问题。在“三讲”中怎样才能做到勇于和善于自我解剖呢?一要坚决而不含糊。正视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勇敢地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警示于人,切不可因缺点小而含糊麻痹,因错误大而犹犹豫豫,应以不等、不拖、不怕的“三不”态度果断地解剖、大胆地医治这些问题。二要全面而不片面。解剖时,不可剖上丢下,剖左留右,剖外漏内,剖小隐大,解剖已公开的,掩饰他人不知的。三要彻底而不肤浅。解剖时应认真具体地对照党性原则和党规党纪检查自己错在何处,以及错误的程度,剖析产生“三不讲”问题的思想根源,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切不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地搞形式、走过场;也不能一剖了之,而是要查清病因,挖掉病根,达到剖而医之,医而能愈,愈而不发的目的。


第9版(理论)
专栏:

  可持续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令狐安
  编者的话: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同志的这篇文章,结合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探讨了欠发达地区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逐步缩小与先进省市之间的差距,是云南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发展的任务迫切,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则是我们面临的更为紧迫的选择。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坚持走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兼顾当代人和子孙后代利益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未来应切实担负起的责任。任何以环境和资源的毁坏为代价换来的所谓“发展”,都只是暂时或表面的辉煌,不仅不能推动人类的进步,反而会给子孙后代留下沉重的包袱。
  云南地域广阔,气候独特,资源富集,是享誉全国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在已探明储量的一百四十二种矿藏中,有五十四种储量居全国前十位;高等植物和脊椎动物种类分别占全国的60%和54.9%,是全国四大林区之一;水力资源蕴藏量居全国第三位。同时,云南又是一个欠发达的边疆、山区、民族省份,经济社会状况呈现出社会发育程度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自然半自然经济比重高,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重高,人民生活总体水平低、贫困人口比重高的“四低四高”特点。从云南的省情特点出发,我们在面向未来、寻求新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社会跨世纪发展的战略任务,把云南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省份。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前提是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发展才能不断增强综合实力,增加人民的福利;发展只有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持续,才能既增进当代人的福利,又保证后代人福利的永续增进。大量事实说明,贫困是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生态环境恶化又加剧了贫困。因而,只有加快经济发展,才能消灭贫困,提供保护和建设环境的物质基础;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保护,才能巩固发展的成果,获得持续发展的能力。我们把“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打基础,兴科教,调结构,建支柱,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云南省跨世纪的发展思路。这是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运用于指导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体现,是国情与省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个工作思路的指导下,建立环境与经济的综合决策机制,确保在重大决策中充分考虑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以解放思想为先导,抓重点,抓关键,抓协调,抓保障,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抓重点,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支柱产业,增强发展后劲
  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石,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状况,直接决定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质量。经过近五十年的建设,云南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但与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因此,云南的跨世纪发展要按照巩固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培植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要求,稳固地发展现代化农业,加大交通、能源、农田水利、通信等的投入力度,着重抓好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站、农村电网、经济适用住房和综合通讯网络等的建设。根据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原则,认真搞好土地、水、森林、矿产等资源的保护工作,不断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逐步降低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消耗成本,努力争取实现到2000年资源消耗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70%以内,2010年下降到50%以内。在加快烟草业、生物资源开发、矿业开发和旅游业四大支柱产业建设的同时,强化生态基础建设,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生态农业,使之到2010年成为云南的先导产业。
  抓关键,贯彻“科教兴滇”战略,把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最重要的基础产业
  对于云南这样一个科技文化比较落后的边疆、民族省份来说,把“科教兴滇”摆在全省发展战略的首位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首先要把发展教育与计划生育结合起来,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云南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10%的速度稳步增长,但由于同期人口总量以年均1.49%的速度递增,高于全国年均1.32%的速度,使得云南新增产值的一半左右被新增人口抵消。膨胀的人口对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构成了沉重的压力。一些贫困山区,由于人口负担重,陷入了“人口膨胀———过度开垦———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至今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因此,必须以“少生快富”、“优生优育”为主线,提高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水平,使人口的增长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相适应,与资源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同时,增加资金投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是做好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义务教育工作,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人口素质的提高与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形成良性循环。其次,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以教育为基础、科技为动力,加强企业与省内外知名大学和科研单位的合作,促进教育、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促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大力发展高新科技产业,以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有效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改变长期以来生产活动中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的局面。
  抓协调,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
  环境与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没有资源的开发利用就没有人类的进步。但过度的资源开发及浪费将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因而,要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保护并重的原则,节约使用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走既坚持经济规律,又严格遵循自然法则的发展道路。应当结合省情建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产业结构,选择资源节约型、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的发展方式,把经济建设、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有机地结合起来。坚决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清理、整顿、停办一批高能耗、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小造纸、小钢铁、小黄磷、小水泥等企业,严格控制低科技含量、无污染防治措施的企业上马。同时运用经济手段,适当扩大资源补偿费的征收范围,提高收费标准,使费用标准能真实地反映出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实际价值。加大教育宣传力度,增强群众的资源意识、环境意识,扩大群众在环境及资源保护上的参与度,为资源和环境保护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抓保障,推进依法治省,健全法律法规,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强法制,是使经济社会有序、协调、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搞好资源及环境保护的根本。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依法行事,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极易导致资源和生态的破坏。因此,只有按照依法治省的要求,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并结合云南特点完善地方性法规,才能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我们根据《云南省依法治省五年规划》,已就保护高原湖泊、自然保护区、珍稀动物,以及矿产资源开发等制定了一批条例、法规,今后要继续加强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和实施工作,力争在十几年内初步建立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尽快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制和资源更新补偿机制,使人口、资源、环境管理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三五”普法活动,提高全民的法治意识和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依靠法制来保障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发展。
  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保持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利在当代、惠及千秋的大事。每个地区、每个人都应为之不懈地努力,为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作出贡献。


第9版(理论)
专栏:

  村民自治:我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工程
  陈玉杰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把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同包产到户和发展乡镇企业称为我们党领导下的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这是我们党对亿万农民的实践精神、探索精神和首创精神的充分尊重、肯定和高度评价。如果说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体制的伟大创新,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那么,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体制的伟大创新,为中国农村开辟了一条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道路。
  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由于农村公有制实现形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了变化,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农村面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变。但是,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矛盾又逐渐显露出来。实践表明,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也不能得到巩固。实行村民自治,让村民参与村务管理和监督,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由于旧的体制被打破,新的体制尚不健全、不完善,如何把分散经营的农户按照新体制的需要重新组织起来,发展大农业,走向大市场,一直是困扰我们搞好农村工作、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难题。通过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使我们实现了在新的经营方式下,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的目的,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各项事业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更快、更协调地发展。
  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诸多矛盾和问题,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形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多元化,农村各种矛盾和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如土地承包、收缴统筹提留款、经济纠纷等。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采用行政手段,有的基层干部甚至采取强迫命令和“一刀切”的办法,其结果是,村民埋怨干部办事不公,厚亲薄疏;干部责怪村民不好管理,不听招呼,不仅矛盾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使干群关系紧张。实行村民自治,基层干部逐渐学会用民主的手段、法制的手段来处理问题,让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带头人自己选,从而拆掉了干群关系紧张的墙,搭起了干群沟通的桥,许多过去难以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破解了。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难事不难了,办事顺茬了。干部、群众违法违纪的少了,群众上访的少了,统筹提留款好收了,好多过去想办而办不成的事现在办成了。
  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有效形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工作方法,也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确保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落实,过去我们更多的是靠组织上的要求和倡导,靠干部的觉悟程度和自律能力。这在利益关系比较简单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效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部分农村党员、干部思想觉悟还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固定,从机制上加以约束。实行村民自治,让农民充分享有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有利于党组织的决定真正体现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实践证明,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村干部压力加大了,责任心增强了。村民既能把你选上去,也能把你选下来。这就能够有效地约束干部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使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有利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提高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强化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基础工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曾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表明,加强民主和法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保障。我国有十二亿多人口,九亿在农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农村是关键。农民能不能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能否在基层落到实处,关系到国家政权大厦根基的巩固与否。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搞好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有了坚实基础。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得到加强,也必将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产生重大影响。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如何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呢?按照十五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和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关键是抓好四个“全面推进”。
  广泛发扬民主,认真贯彻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全面推进村级民主选举。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以来,各地农村换届选举工作一届比一届规范,民主化程度一次比一次提高。实践表明,民主选举搞得成功与否,主要是看能不能选出绝大多数村民认可、满意的好带头人,真正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好班子。而要达到这样的选举效果,就必须做到:一是严格按照选举程序和规章进行,依法保障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努力创造能者上、庸者下的平等竞争环境。二是加强宣传引导,使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选举什么样的带头人,与本村的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三是注意宗族、宗教势力的影响,确保选举工作不受干扰。四是要准备充分,程序规范,操作严密,组织得力,努力使一次选举成功率逐届提高。
  充分体现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推进村级民主决策。引导农民自主参与村务决策,是体现村民当家作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基层实践看,要搞好民主决策,主要应该注意这样几个环节:一是明确界定哪些事项应由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讨论决策,这是保证决策严肃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二是决策前应充分准备,反复论证,注意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三是决策中应广泛听取村民的意见,注意决策基础的广泛性。多数村民不赞成的事情,不要急于决策;决策一经表决通过,就要按照多数村民的意愿来实施,充分体现群众说了算。四是决策后要明确责任,定期监督检查决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维护民主决策的权威性。
  重在制度建设,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不是政权组织。它不能对村民实行上对下的管理,而主要是靠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或村规民约等制度来进行管理,实行依法建制,依制治村。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管理,重要的就是在宪法规定范围内,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和完善一些必要的章程和村规民约。应进一步界定和明确村级组织的主要职责和工作方式。已经建立起各项制度的村,要按照新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和提高。
  以村务公开为突破口,全面推进村级民主监督。民主选举出的干部能否为村民搞好服务,民主作出的决策能否得以正确执行,民主制定的章程能否确保人人遵守,都离不开民主监督。民主监督的范围很广,要以村务公开为切入点,以财务公开为重点。实践证明,村务公开确实是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只有公开才能公正、公平,干部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督,才能解决少数干部的不廉洁问题。当前,应突出解决有些干部不想公开、不敢公开、不真公开的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一些农民缺少信心,不愿监督、不会监督、不敢监督的问题。此外,应注意做到公开的内容尽量简洁明了,重点突出,一看就懂,注重效果,千万不能摆样子,搞形式主义。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建立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
  潘新平
  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顾名思义,是一种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具有约束效能的机制,其主要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客观的外在约束,包括来自股东或所有者的约束,如股东在股东代表大会上做出是否让其继续经营的决定,或者在股票市场上买进或抛售该企业的股票,从而使企业经营者的前途命运受到影响;来自公司内部机构和公司章程的约束,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监事会的监督等;政府的监督,如我国最近实施的稽察特派员制度;法律约束,就是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必须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二是主观的内在约束,即通过机制本身使企业经营者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竞争,为取得更大的成就,享有更大的声誉或避免身败名裂,努力工作,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也涌现出一批勇于开拓创新、善于经营管理的优秀企业经营管理者。他们以改革者的勇气和努力为我国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企业经营者队伍中,一些现象令人担忧。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运作过程,实际上是企业经营者的行为过程。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
  企业经营者在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过程中,作为普通的人,不免要从多方面追求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滥用手中的职权,从而产生失当行为。如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些企业经营者以权谋私,挥霍、侵占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损害所有者和职工利益,甚至以身试法,走上经济犯罪的道路。这些行为固然与企业经营者自身的素质有关,但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来看,更重要的是缺乏一套规范企业经营者行为的有效约束机制。因此,为了防范企业经营者失当行为的发生,除了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外,还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约束机制。通过经济利益、职业前途和法律等的约束,进一步规范企业经营者行为,防范不正当行为的发生。
  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管理科学。企业经营者作为企业最主要的管理者,对企业的兴衰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实现科学管理,就需要对企业经营者的行为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及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互相制约,互相促进。明确企业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从不同的方面约束企业经营者的失当行为,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权利和利益,鼓励企业经营者的正当行为,维护企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激发企业经营者努力经营、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把企业经营者的能力和智慧充分地调动到生产经营方面来。这样,可以使企业经营者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优秀经营管理人才脱颖而出,从而形成一支优秀的企业经营者队伍。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藏行记实》
  陈家
  林田著的《藏行记实》(西藏日记四种)一书,已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包括《进军西藏日记》、《康藏公路筑路日记》、《羌塘阿里游记》、《西藏春潮》等四个部分,是四十多年前还是年轻记者的作者在随军进藏和在藏采访期间留下的四部日记。日记从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记到西藏废除农奴制的民主改革完成,前后将近十年。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四部日记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即西藏解放初期那段历史的一个记录,也可以说是新中国建立初期,西藏打破停滞、开始大步前进的历史足迹的记录。它不完整,但涉及了当时主要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系统,但有着大量而珍贵的历史资料。特别难得的是,作者逐日记录下来的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是当年原原本本的历史和生活。其中既有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工作人员进藏和开展工作的情况,世界公路史上罕见的跨越横断山脉的康藏公路最初修筑的情景,藏族人民当时的生活状况和西藏民主改革的具体情况;也有发生在藏、汉族英雄儿女中的许多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雪域高原那雄浑壮丽的山川景色和独特迷人的民族风情。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怎样与领导相处》
  卫青
  怎样与领导相处?这是现代社会大多数公民几乎每天都要碰到的实际问题,也是一门重要的学问。河北经贸大学李薇著的《怎样与领导相处———当好下属的秘诀》(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一书,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
  由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构成的领导关系是维系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社会关系。只有创造和维持和谐的领导关系,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和进步。为此,长期以来,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探讨着怎样改善和加强领导,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领导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关系的矛盾运动,仅讲“做好的领导者”是不够的,还应当讲“做好的被领导者”,二“好”合一,才能真正改善领导。该书以这一立论为基础,首先阐述了与领导者(人们习惯上叫“领导”)正确相处的重要性。指出,与领导正确相处,既为自身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有助于实现人生价值,又可以更好地为社会作出贡献,是理智面对人生与社会的表现。
  该书采取与读者谈心的写作风格,由浅入深,层层展开,着重论述了“了解你的上级”、“找准你的位置”、“克服心理障碍”、“善于把握原则”和“塑造你的角色”等问题,最后特别谈了“如何面对素质差的上级”。全书以建立积极的社会主义领导关系为主旋律,同时也揭露和批评了现实领导关系中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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