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副刊)
专栏:

  永恒的生命
  谭谈
  我像往常一样,清晨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早间新闻。突然,荧屏上一行醒目的字映入我的眼帘:著名作家冰心逝世。我平静的心态一下子被搅乱了,连连在心头发问:这是真的吗?
  昨天,我还读过周明先生的文章:《春天的问候》。朱镕基总理到医院看望她的情景,还暖呼呼地留在我的心头。几天前,我还收到她故乡冰心文学院的信函,他们正在为老人百岁华诞做准备,开展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函请作家们签名赠寄自己的代表著作,向老人祝寿。我认真地挑选了自己的几本拙作,虔诚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上挑了又挑的句子,表达我内心最真诚的祝福……书,刚刚从邮局寄走啊!
  去年,乘着春风,我放飞了一批爱的小鸽。前一年,几个月贫困山区的采访,我目睹了许多山村文化生活的贫乏,一种沉沉的责任,落到我的肩头。一个想法涌上我的心际:借助天下朋友温暖的手,汇集文坛师友的殷殷爱心,在贫困山区建一座“作家爱心书屋”。此时此刻,我心里很自然地浮现出她的形象来。她的爱心,一直跳动在我的生活里。我工作的单位,先后创办了《小溪流》和《小天使》两份少儿报刊。老人都给过她们以关爱,或为其题名,或为其题词。我想借助老人的名望与爱心,给“作家爱心书屋”以支持。
  一天早上,我终于拨通了老人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老人的女婿陈恕教授。陈教授听了我的陈述后说:“你这个想法非常好。这完全符合妈妈的心愿。她的故乡为她建了一个文学院。文学院里有一个公园,就叫爱心公园;文学院办了一份刊物,刊名就叫《爱心》。只是你要妈妈写一封信为这事呼吁一下,这……”停了停,陈教授为难地说:“这在以往,她一定会乐意做的。哪怕她自己不能动笔了,只要她神志清醒,我们也可以为她代笔。写好后,念给她听,她认可了,就可以交报刊发表。可是现在,她病了,没有了知觉。周围的邻居也知道这个情况,再这样做,就不妥了。这样吧,我们一定准备一些老人的著作,盖上她的图章,给你寄来。”
  陈教授的这番话,使我深深地感动着。
  过了些日子,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从中得到信息,老人奇迹般地醒来了。不几日,一个奇迹,也来到了我的面前。那一天,我从邮局送来的一大堆邮件中,解开了这一包。里面,八本崭新的厚厚的书,全是冰心老人的著作:《冰心小说全集》、《冰心散文全编》、《冰心诗全编》、《冰心……》……我欣喜地翻开书的扉页,看到扉页上清晰地盖着冰心的图章,上面,还写上了两个清秀的字:冰心。我心里想:爱神为你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你又把你的爱洒向贫困山区的孩子。你用你不朽的著作,你用你真诚的爱心,塑造了你永恒的生命!


第12版(副刊)
专栏:

  她没有离去
  孙新
  我的眼前是一片花海。
  她躺在鲜花丛中,还是那么端庄、那么慈祥、那么热烈,宛如一枝火红的玫瑰……
  她去了?不!她没有离去——
  我仿佛看见她还和孩子们在一起。孩子们就像鲜花一样围簇着她,她清晰而温柔地向他们讲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认识她在1987年。虽是八十七岁的老人,但她那如火的热情和蓬勃的事业心却感染着我。
  我怎能忘记她对我的教诲: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不一样,都是独生子女,最要紧的是要教育孩子不要自私,自私是最坏的习惯,什么坏东西都是从自私发起的。于是,我们在报纸上开设了“传统美德”专栏,向孩子们介绍古今中外名人的高尚品格和广阔胸怀。
  我怎能忘记她对小朋友们的关爱:1988年“六一”前夕,她专函从北京寄来了她对孩子们的祝愿:“愿《小学生阅读报》的小读者们以读书阅报,度过快乐的六一节!”更加激发起孩子们读书看报的热忱。
  我怎能忘记她在教给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同时,还告诉孩子们“学的时候要专心地学,玩的时候要痛快地玩”。她反复强调:写作文必须有真情实感,并呼唤“请小朋友们把爱祖国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用优秀的文字写出来”!
  我怎能忘记她深情的鼓励和教诲:“报纸确实很有特点,不同于一般少儿报纸光围着习题转,它能给孩子不少新知识呢!”“生命是一张白纸,它的本质无所谓痛苦,也无所谓快乐,我们的人生观,都是环境形成的。相信人生是向上的人,自己有了勇气,别人也因而快乐。”
  我怎能忘记1997年在北京医院的那次见面:当我把插满玫瑰、新荷、马蹄莲的花篮献给她的时候,我禁不住一阵心酸:她瘦了,明显地瘦了,本来瘦小的身躯,都有些不胜衣着了。她艰难地向孩子们问好后,还动情地说了四个字:“再接再厉!”这不仅是对我们的鼓励,更是对少儿报刊的希望啊!我们说好:“明年再来看您”……
  这样的人怎么能离去?
  冰心活在一代又一代少年人的心中,呼唤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们去追寻更加广阔的天地……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其实也不难
  李克因 文 马得 画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一整套老百姓惯说的谚语,生命力还真是不弱,几十年了,至今听着还觉得新鲜,也就说明痼疾确实难治。不过也应该看到其间各有不同。早年的难,毛病多出在架子上,衙门大,身份高,焉能不摆点谱儿?大门岂能那么轻易给你敞开?现如今是商品经济了,百事都讲究效益,事情自然跟着发生变化,要见人,要办成事吗,好说。您也表示表示,见面礼、过路钱、手续费、红包、门包,咋说都行,咱们要的是个实质,不在乎名义。
  表示也有一套运作规则,比如要走后门不可闯大门,要拜托一个得力的中介人“请为先容”,要了解行情、掌握时价。这一点特别重要。某人卖个处长要多少,某大夫开个肠梗阻要多少,某校长收个重点班学生要多少,通过某秘书见其首长要多少等等,一定时期都有个大体接近的价码,掏多了犯不上,掏少了办不成,商品嘛,总有个相互流通、自我调节。该掏的关节眼上不掏则是不可以的。这买卖古已有之,于今不衰。
  《法门寺》里那位县太爷赵廉办完了案向大宦官刘瑾复命,要进门先得通过小太监贾桂这一关。赵廉可能有点迂,不会办事,急着晋见,把这档子事丢在脑后。贾桂还算客气,一再启发,怎奈赵廉就是不开窍。便不由得发起急来:你这个人也太难了,我这么领着你,带着你,还是不明白!赵廉终于明白了,递上门包。小阉竖背过脸发狠道:叫你掏就得掏,我就不信你不掏。他还是够意思的,此后在刘瑾面前为赵廉一意帮忙。不像有的人那样,收人家好几份礼,还装作没事人似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

  一网天下任纵横
  潞远瑞
  要想富,先修路。“一老二穷”的山西,这些年修路是有名的,有看得见的公路,也有看不见的“路”。
  胡富国说,1992年他刚到山西任代省长时,省城最高级的迎泽宾馆只有两部电话能打国际长途;省邮电局长讲:“有朋友对我说,咱山西好不容易请来个外商,人家一看通信二看路,三看项目四看住,一看电话就没戏了!”
  历史为山西邮电留下的家底毕竟太薄了。到1978年,全省仅有长话电路六百多条,电话交换机容量五万门,长途电缆四十八公里。发生在省城长途电话营业厅的一幕,曾是怎样地刺痛当时的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刘作师的心啊:一位太原市郊区的农民在本地打不了长途电话,便带着干粮、背着行李来到太原市长途电话营业厅。当他踏进长话厅,才发现整个大厅挤满了等打电话的人。这位农民等了多半天,才算拨通了电话。1990年5月,刘作师被任命为山西邮电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他一上任就开始筹划制定邮电系统的赶超战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后,山西邮电系统展开了思想解放大讨论,决心抓住机遇,大干一番。但是面对现实,只能有两种选择,一是按部就班,量体裁衣,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二是瞄准现代化、高科技,力争和国际接轨,实行跳跃式发展。省邮电管理局党组一班人经过深入调查了解,科学决策,审时度势,果断地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省邮电管理局以超常的胆识,确定了大胆负债经营,“借船出海”的思想。本着“借得来,用得好,还得起”的原则,从1991年起,先后利用加拿大、西班牙、法国、日本等外资两亿多美元,使省邮电局成为全省利用外资最多的单位之一,加上国内贷款,共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亿元,占总投资百分之五十,有效地确保了建设资金。
  负债经营,这对过日子抠抠搜搜的山西人来说可是件大事。山西人从来都是喜欢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留下一半做买路钱,这一借就是十几个亿,还有老外的钱,怎么得了!于是有朋友来劝,刘局长哇,你怎么敢下这种赌注呢?稳稳当当做你的官,不管政绩大小,谁能把你怎么样?!刘作师嘴上不说什么,但心里的压力确实很大。因此,他想,无论如何要把这些钱用好,对得起山西的父老乡亲。
  刘作师和党组一班人带领三万邮电职工,勇敢地走上了通信发展的快车道。1992年,投入三亿多元,县以上城市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1993年,投入十二亿多元,省内开通无线寻呼系统、移动通信系统、建成四条快速邮路;1994年,投入十四亿多元,开通了分组交换网,“八五”计划提前一年实现。1995年,投入十三亿多元,全省实现了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1996年,投入十四亿元,百分之百的城市建成大本地网,电话号码全都升为七位,百分之百的地市县建成智能网平台、开通无线寻呼和移动电话,百分之百的地市建成NO.7信令网和同步网、会议电话网、分组交换网、数字数据网;1997年,投入十八亿元,程控交换机容量增加四十万线,增加长途电路两万条;1998年投入三十亿元……七年累计完成一百亿元,相当于前四十年投资总额的六倍多。可以说,一个交换以程控为主,传输以数字为主,无线有线交融,天上地下并行,遍布全省城乡,贯通国际国内的现代化通信网在三晋大地上已经初具规模。山西———这个内陆省份终于把自己的触角舒展开来,伸向四面八方。
  然而,就在以上那些枯燥的数字后面,省邮电局的当家人和全体邮电职工付出了怎样的心血和辛劳啊,这是难以用数字估量的。
  山西邮电的“硬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技术新业务不断出现,人们感受到现代通信的魅力,同时用户又期待着“软件”即服务发生变化。
  他们清醒地意识到,目前还处于垄断地位的邮电行业,最终还是要加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未雨绸缪,他们提出,要把服务质量的好与差置于企业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建设也罢,经营也罢,改革也罢,所有的落脚点都是为了服务。
  为了服务,邮电部门不是没想过办法。但更多的是雨过地皮干,依然是老样子。
  看来一定要找到一个行业服务的好机制。
  1993年刘作师到欧洲某国考察通信设备,一天忙碌下来,同行的人都疲惫不堪地休息了。但他反而在下榻的星级饭店这看看、那转转,甚至掏出小本子记点什么。这座星级饭店优雅舒适的环境,规范周到的服务使他怦然心动。他想,为什么不可以借鉴星级宾馆的服务模式呢?
  回到太原,他马上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和党组成员商量,大家很快在这个富有创新的思维方式上达成共识。不久,山西邮电推出了“星级服务”的思路,成为全国邮电的首创,也是邮电行业的一个改革。
  他们对服务窗口的环境、设施、服务功能、服务态度、服务效果、人员素质等项目做出定量要求,设定一至五星级,把服务工作的好坏与服务人员的利益挂钩。确立标准体系、管理体系、监督体系和评价体系,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结合,一切以用户满意为标准。星级窗口由省邮电和消费者协会联合评定,请消协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句话,就是自我加压,自我发难,从而使用户受益。
  “星级”思路,使山西邮电的服务上了一个新水平。窗口服务的“硬件”和“软件”,使一些洽谈生意和旅游的海内外人士感到吃惊,他们没想到在黄土高原这样一个内陆城市,邮电服务竟会那样令他们感到满意,有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城市了。在邮电部组织的全国邮电企业服务工作测评中,山西邮电连续两年名列前茅。目前,全国已有十几个省市邮电部门借鉴山西经验,推广“星级服务”。
  刘作师和山西邮电的三万职工并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故步自封。他们把深邃的目光投向未来。一首《浪淘沙·二次创业》表达了他们的心迹:
  壮志凌绝顶,
  一代豪雄。
  群山峥嵘何为路,
  流云似水那是峰,
  勇者攀登。
  信息大竞争,
  全球涌动。
  一网天下任纵横,
  宽带高速多功能,
  环宇飞虹。


第12版(副刊)
专栏:路边拾翠

  秦陇情
  杨闻宇
  乡下贫穷,进入六十年代,常常吃不饱饭。村里人就说:“腰里没铜,不能远行。”人们祖祖辈辈就在那限定的范围里吆牛种地,生老病死,不出村庄的。我是个例外,因为考进省城上过学,二十多岁时离开了陕西这方热土,西上兰州,而且这一离开就是二十多年。
  回想当年,我穿着绿军装独自乘火车穿过秦岭,度过一个湿冷的夜晚,终于到了兰州。那时节,余秋雨的《皋兰山月》、雷达的《皋兰夜语》尚未问世,这山也就没有名气。兰指兰州,皋者“水边高地”,不远处的黄河多宽多深我不知道,这笔陡如屏的皋兰山却黑黝黝的,将火车站似乎挤沉在一条阴沟里。
  这也叫车站吗?左首一片湿漉漉的瓦房大概是候车室之类,下了车,不见站台,也没个台阶,漫坡形的路基像是抹了一层清油,许多旅客滑跌而下,滚得一身稀泥,包儿被摔得老远。我年轻,背包不大,小心翼翼碎步跑下,总算是未坐“滑板”,可惯性太大,下到平地后在烂矮花坛边上打了几个趔趄,蹬住砖楞,才稳住身子。火车站历来是一个城市的天然徽记,兰州城怎样?可想而知了。难怪陇地当兵的调动、转业时有一句口头禅:“宁往东移一千,莫往西挪一砖。”东移千里算走运,朝西挪一砖是背霉。
  就在这个荒凉、破敝的兰州城里,我一下子待了二十多个春秋,生命中一次性的、最好的年华,是打发在这里的。有一天对镜照影,我蓦然一惊,自己怎么就年过半百了?人生易老,再过三二年下岗休息;秦人恋土,还是回关中为妥。主意已定,迅即在故乡相准了安居之处。夜里独坐,思前想后,乍然间对这兰州又有些留恋———二十多年呀,兰州变化是太大了。这是历史上变化最猛烈的一段岁月。
  二十层上下的乳白色高楼鳞次栉比,映入缓缓悠悠的黄河,仿佛新建筑面临铜镜,齐崭、明亮、壮观。早先,雁滩旁边是个烂泥没踝的“泥窝庄”。水退泥干,草萌树长,有了耕耘的人家,更名为颇有诗意的“牛卧庄”;嗣后进一步改建成“宁卧庄宾馆”,堂皇富丽,中央首长到了兰州,无不在此下榻。黄河上新建的大桥一座又一座,长虹卧波,像是天安门前放大、扩充了不知多少倍的“金水桥”;桥两旁的彩灯连缀入城,绵延径至皋兰山麓。皋兰山变成了南山公园,缆车、华灯从山顶的金台阁披挂下缀,如八珍璎珞,如宝石项链;黄昏时分登临,残阳如焚,人们可远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瑰丽景致;夜静时卧床,那熠熠“项链”近在咫尺,映进窗口,悬进了梦境……在一下子变得这样美丽的城市里生活多年,能说走就走,一无返顾吗?!
  兰州再好,终归还是身外之物吧。二十多年里,我的生活变化也是惊人的。儿女相继入伍,一个是军校教员,一个为连职干部,朋友戏称为“全家皆兵”。
  我在西北大学期间,中文系出了一宗关于“文字狱”的“反标”案件,工宣队严格查对全系师生的笔迹,不知怎么查的,怀疑对象竟暗暗地踅到了我的头上。我那时二十来岁,读书不多,土性尚存,哪儿懂得什么是“文字狱”呢?幸亏有正直仗义的朋友暗相佑护,“现行反革命”的枷锁才没有卡上我的脖子。从戎后自秦入陇,脱屣了厄运,我的命运开始逐渐地起着变化:动乱结束,恢复了创作室,我便是部队专业作者,中文系当年那么多同窗,能这样专业对口者,百里取一,这是不幸中的大幸;由于痴心于创作,坚持有年,出书多册,因为创作勤谨,部队给记过两次三等功,六年前,我还捧回了国务院发给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证书。
  世事沧桑,一个枵腹学子二十多年里所发生的变化,在我身上是演至了极致。这种变化,为什么恰恰同兰州城千载难逢的巨大变异同步并肩、和谐一致呢?一个命运坎坷者随着军旅流落到千里外的贫瘠苦窖之地,地与人同时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变化的步幅又大得惊人,难道这一切全是偶然性吗?!
  我非陇上人,终回关中去。树梢上的秋叶落地归根的前夕,往往呈深思状态。上述这个本来不难解答的问题,因为关涉到我这一生的曲折历程,使得我辗转反侧,沉思不已……


第12版(副刊)
专栏:

  凤兮凤城
  刘水清
  海阳凤城,一座六百年的古城。她面临黄海,背靠凤山。两侧各有万米金色海滩,呈弧形,酷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凰。凤城故而取名。
  六百年的潮起潮落。朱元璋在此修筑了五十九座围城,以御外寇;至今仍有依稀的断壁残垣,一任风雨剥蚀,岁月涤荡,风骨犹存。当年与天津卫、威海卫齐名的大嵩卫就坐落在此。有城便有史,有史便有文化,于是随之而来的碧霞元君祠、滴翠园、乾隆手书牌坊都在历史的辉光中昙花一现。
  一边是田园,一边是古城,亦农亦工,亦山亦水,凤城秉天地之精华而孕育,独领风骚数百年。然而,由于当时落后生产力的严重制约和历次运动的折腾,这座古城曾举步维艰。潮打空城寂寞回,黄海的涛声并没有惊醒她沉睡的美梦,她走得太缓太慢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黄海春潮急,惊醒梦中人。凤醒了,凤舞了!开放的春潮为凤城吹响腾飞的号声,她翩翩起舞,呼朋唤友,秀美的翅膀驮来南国的柔媚,欧美的风致,片片羽毛镶上了璀璨的明珠。著名的“海阳万米海滩浴场”,沙匀滩平,风光旖旎;新的楼宇熔古典现代建筑于一炉,仪态万方,引人入胜;更有那高尔夫球场,绿草如茵,洞与洞相连,丘与丘交映。古朴凝重的疗养院,悠闲静谧的旅游度假村,各类建筑群体,风格迥异,匠心独运,相映成趣。流畅的线条,错落的结构,明艳的色调,把这座美丽的古城,珍珠般地托在了黄海的怀抱。去城数里,便是有名的千里仙岛。岛上气候宜人,风景秀丽,奇花独放,沙鸥翔集。沿岛周围,风平浪静,水质肥沃,既是一块天然避风港,又是一片难得的养殖场。九十年代,海阳人民实施开发千里仙岛的战略。于是百舸争流,万船齐发。湛蓝的海面上,一行行,一缕缕,人们把大海画成整齐的棋盘,当成蓝色的牧场,随意填诗作画。
  凤城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保留着田园牧歌般的宁静与端庄。当一些地方被环境污染搞得焦头烂额时,聪明的凤城人一开始就极其文明地美化着自己的家园,树立起“捍卫”家园的牢固篱笆。再好的工业项目,只要有污染,都别想挤进他们那严谨苛刻的审美防线。凤城的建筑都是环保建筑,它主要是引导人们在怡山悦水中,陶冶情操,更新知识。这让我想起二战后走在德国土地上的萧乾,当时他看到伏在石板上写字的德国小孩,就肃然起敬,一叶知秋,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未来曙光。同样在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祖国,也需要这种自警自励、艰苦奋斗的精神。凤城,黄海岸边区区一小城,在文明的板块上一下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他们理智而审慎地发展着自己,对前人不赊账,对后人不超支。他们送给未来的是一张货真价实、永不贬值的支票!
  我去过很多城市,但一看到那凌乱的环境,浓浓的烟尘,就想起我们的凤城。
  钟灵毓秀的山水,养育了勤劳纯朴的人民;生生不息的黄海,岁岁年年,漂走多少峥嵘岁月。山还是那座山,海还是那片海;但山在变美,海在变肥……


第12版(副刊)
专栏:

  悼念冰心老人
  魏巍
  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她的光芒,将永远存留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
  这是我献给文学老前辈冰心灵前的话。
  像许多人一样,我是在少儿时代,已经接触到这位女作家散文诗一般的作品了。
  冰心是1951年从日本归来投向祖国的怀抱的。她后来在悼念毛主席的文章里,曾极其生动地描写了她归国前夕的心情。她说,1949年的秋天,她曾独坐在日本海岸的一座危崖之中,四无人声,在读一本小册子: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读着读着,她的心门砉然地开了,如雨的热泪落到这光辉的小册子上。她说,这时她抬起头来,灿烂的朝阳已笼罩到海面,闪烁起万点的金光。阵阵的海波不断地向我唱着:“你找到了救星,你有了国家了。”
  以下,她写道:
  “当时敲响我心弦的还是这段的第一句:‘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那时远在异国的我,是空虚寂寞、苦闷消沉,好象一个迷路的孩子,在暴风雨之夜,在深山丛林的没膝泥泞中挣扎行走。远近的重峰叠嶂之中,不时传来惊人的虎啸和猿啼……这时,我是多么希望在我眼前会奇迹般出现一盏指路的明灯,一只导引的巨手呵!
  “现在奇迹出现了!一盏射眼的明灯向我照来了,一只温暖的巨手向我伸来了。黑暗扫空了,虎猿驱散了,我要走上一条无限光明幸福的道路……”
  冰心的归来,受到作家协会的热烈欢迎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从此,她就汇集到新中国建设的伟大行列里。不久,她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更加活跃在国内外的许多事务中。当时,我凝视着的冰心,总是显得那么年轻,那么活跃,充满着生命力。她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宛若喷泉一般在不绝地奔涌。她满腔热情地歌颂着祖国的新生和祖国奔腾前进的脚步,歌颂着党所领导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歌颂着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我曾看到她瘦弱的身影也出现在十三陵热火朝天的工地上。她挥汗如雨地一连写了四篇特写,来歌颂“小五虎”和“女尖兵”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人。冰心又年轻了,有如重新恢复了青春,真正的青春,她的创作也随同祖国前进的脚步踏上了新的高峰。用她自己的话说:“这时我感到了从‘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写作热情和‘五四’时代还没有感到的自由和幸福。”
  我正是这时认识她的。
  五六十年代,我们都是《人民文学》杂志编委会的成员。那时,张天翼同志是主编,李季同志是副主编。编委中还有端木蕻良等同志。每年大约总要开几次编委会,每逢开会,天翼总要找一个馆子,让大家打打牙祭。尽管编委中包括着年龄不同的几代人,却都能平等相处。尤其是冰心同志,她整整比我大二十岁,她登上文坛的年龄,也正是我出生的年代。但我觉得她从不摆大作家的架子。总是那么平易随便,谈笑风生,似乎我们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距离。因此,那个编委会显得很亲密,宛如一个家庭。我记得,在饭桌上,有一次李季竟直呼冰心为“大妈”,冰心似乎吃了一惊,忙问:“你怎么这样叫我?”李季说,“你比我的年龄大得多嘛!”冰心笑了。
  1958年,志愿军自朝撤军时,我第三次赴朝,写了《依依惜别的深情》。这篇散文,竟荣幸地受到冰心同志的青睐。在1960年的《语文学习》上,她发表了一篇较长的评析和推崇的文章,使我深受鼓舞。我曾当面表达了深切的谢意。近些年来,她还常常赠书予我。每逢她有新著出版,如《记事珠》、《关于男人》等,总亲自签名寄来。1986年末,三大卷《冰心著译选集》出版了。次年2月,记得是在一个什么会议上,一个人抱着一大摞书,分赠给林默涵、贺敬之、刘白羽和我等四人。我当时打开一看,就是这一套《冰心著译选集》,上面有冰心的签名。第二天,我就登门去拜谢她。在她那间小小的淡雅的客厅里,我看见她从卧室出来了,围着一个类似幼儿学步用的小护圈儿借以稳步。她笑着解释说:“这是一个美国朋友送给我的。”原来她自得脑血栓以后,出外靠坐轮椅,在家就靠这个了。那天我们亲切地谈了很长时间。虽然她已年近九旬,我看她目光依然那样明澈,头脑依然那样清晰,心里很高兴。那间客厅,总是挂着一副梁启超书写的对联:“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嶽梦中飞”。我想老人家一定很喜欢这副对联,也许祖国无尽的雄奇瑰丽的山岳,仍时常出现在她的梦境中吧!
  今天,这位可敬的世纪老人已经仙逝了,近几年我没有更多地去探望她感到深深的遗憾。我认为,她不仅是“五四”以来有重大影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正直的人,热诚的人,值得尊敬的人。自她从国外归来以后,她是诚心诚意地热爱着我们的党,热爱着党的领袖,热爱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她的心是同党贴在一起的。她同党员作家的关系也是亲密无间的。而且我感到她是一个谦逊的人。她没有大作家的派头,从不故步自封,也从不讳言老知识分子的改造。她是真正把周总理的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铭刻在心的。她在1954年出版的《冰心小说散文选集》的自序中就说过:“我开始写作,是在‘五四’运动时期,那正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中国社会,是无比的黑暗的。因此我所写的头几篇小说,描写了也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方面,但是我只暴露黑暗,并没有找到光明,原因是我没有去找光明的勇气!结果我就退缩逃避到狭仄的家庭圈子里,去描写歌颂那些在阶级社会里不可能实行的‘人类之爱’……”我想,从这里就可以找到冰心能在五十岁以后再度创造新的辉煌的根本原因了。不断地改造自己,不断地超越自己,这是冰心身上最可贵的特点。
  我还注意到,数十年来,冰心是同我们一样经过许多风风雨雨的。但却看不到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有任何改变。我甚至可以说,在她的文集里,找不到一句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厌恨的话,不利的话。这一点,比起那些名为共产党员,提起党和毛主席就咬牙切齿、冷嘲热讽的人,真是胜过万倍、高尚万倍了!
  愿善良美丽的灵魂安息吧!
  1999年3月8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