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勇于研究新情况
江白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号召全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是“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号召，有力地推动我们冲破“左”的严重束缚，大胆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以昂扬的精神斗志走进新的历史时期。二十年过去了，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确实拥有了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优越条件。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提倡勇于研究新情况？
回答是肯定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确实需要勇敢，需要勇气。
要有勇气承认落后。世界总是在变。对于人的实际经验而言，过去没有，现在或将来才感受和遇到的变化，都可以称之为新情况、新问题。世界的变化总是以新情况、新问题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新情况、新问题是世界发展变化的标志和载体。客观世界的变化永远快于和高于人的认识。人的思想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必须及时地研究新情况。我们为什么要解放思想？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里总是有许多条条框框，总是经常地落后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解放思想正是勇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实际行动。二十年的实践已使我们的认识水平和观察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人类社会依然在剧烈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在不断发展。要勇敢地承认，我们的认识和思想水平还会经常地落后于客观实际，落后于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必须以更大的勇气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继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到实处。
要有勇气面对难题。随着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遇到的难题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事物总是相辅相成。认识领域扩大了，新鲜的、未知的事物就必然要增多。没有航天飞行，就没有太空行走的难题；没有现代工业的飞速发展，也就没有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困扰。文明的进步与难解的困惑成正比。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改革开放的二十年里，我们所遇到、所解决的问题，都是过去没有遇到、没有解决过的。随着改革的深化，陌生的问题还会更多地出现，认识它们、解决它们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只有直面难题，以改革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关键是要有勇气。新情况、新问题并不可怕，严肃认真地研究它，扎扎实实地解决它，就没有解不开的难题。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不就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历史么！鼓足勇气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
要有勇气提高自己。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不是小农经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过去曾经遇到和解决的问题、情况不知要复杂、深刻多少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能力。无论你有多大的学问，有多么丰富的经验，在不断前进的社会生活和人类实践面前，都不能自满。小农经济的办法，计划经济的办法，远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不能以为干了二十年改革开放就轻车熟路了。改革开放急需深化，不要说我们的经验还很少，就是很多，也不能一劳永逸。鼓足勇气面对自己，克服惰性，克服骄气，努力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领导方法，提高我们观察和处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能力，才能有效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第9版(理论)
专栏：
二十年宏观治理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陆百甫
改革开放二十年，我国经济发展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国民经济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经济运行由封闭单一的状态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双层调节状态的转变。由于我国当前的改革和发展是在前人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前进中的曲折。二十年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五次经济波动而产生的经济阵痛，同时又有效地克服了这些前进中的困难，并从中积累了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的取得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它们的确是我国经济治理方面十分宝贵的财富。因此，做出总结，留给后人，避免再犯，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基本经验
概括起来，这些基本经验有八个方面：
“发展是硬道理”，要十分注重中央、地方和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积极性的充分发挥。中国是一个有十二亿多人口的大国，经济相对落后，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是我国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而我国经济发展又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我们的“原始积累”只有靠自己的勤劳智慧。要做到这一点，正确做法就是把中央、地方和广大群众的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组织和引导大家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
以改革推动发展，以社会稳定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二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只有改革才能使中国产生活力，只有改革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也只有改革才能使人民的生活不断地得到改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改革决不能停滞、倒退。经济越是困难，越要注意理顺经济关系，推进改革的深化。当然，改革和发展必须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只有全国人民顾大舍小，统一意志，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保持一个和谐的社会政治氛围，才能使改革和发展真正顺利推进。
宏观调控权限适当集中，经济管理权限适当分散。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同时推进的阶段，经济关系处在激烈的变动之中，非常容易引起经济的波动和比例关系的失调。在这种情况下，最理想的办法是宏观调控权限适当集中在中央，使中央政府有能力运筹帷幄，做到未雨绸缪，保持宏观经济整体的稳定发展。但是，经济管理权限则要根据不同经济领域和权属关系，从中央部门下放到有关方面，特别要使微观主体有自主运作的权限，使他们更能适应市场变化和新的经济环境。
以控制社会总需求为主，同时抓好社会总供给的改善。我国经济由于长期处在短缺经济状态，经济上的主要矛盾往往表现为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而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往往又是总需求旺盛，投资饥渴，而社会总供给不足，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经常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平衡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缩小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率是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在更多的情况下，控制总需求过旺是平衡的主要着力点。但从积极意义上讲，最终解决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矛盾，还要依靠社会总供给状况的改善。因此，宏观调控上要把握好两者关系。从年度看，应把控制总需求作为矛盾的主导方面；从长远看，应把改善总供给作为解决供求矛盾的战略措施。在改善总供给中，应注意避免“饥不择食”，盲目发展和低水平重复，以免给以后的发展造成困难。
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必须有一定灵活性，并注意适时微调。在改革推进的一个长过程中，通货膨胀往往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控制总需求的过快增长，特别要注重财政平衡和信贷平衡，避免过高的财政赤字和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国际收支力求基本平衡，略有贸易顺差。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资本项目保持一定的净流入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这种净流入也必须合理，并更多地采用直接投资形式，对短期商业性外债的举借必须慎而又慎。为此，要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有约束的财政开支和信贷投放，以期保持国民经济总量的平衡。但是，由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往往是呈波浪式前进的态势，因此，宏观调控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在某一时段上，可能是“有松有紧”的。有时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并及时进行微调，用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启动某些方面发展，以利经济全面增长。
大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改善投资环境，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往。处在当今时代的中国，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我们不可能采用封闭的办法，关起门来搞改革、搞发展。加快经济发展，唯一可选的路子是实行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流，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资源，以别国之长，补我国之短。因此，坚持对外开放，扩大贸易，利用外资，建立特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是我们最基本的国策。同时，在对外交往中，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对外开放全过程中，我们还应注意，既要努力按国际惯例办事，行为规则国际化，又要防止可能的外力冲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开放的步伐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谨慎地积极推进。
在生产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使全国人民生活不断有所改善，这是改革、发展的动力。要使广大人民切身感受到改革、发展的好处，进一步提高改革、发展的积极性，提高对困难的承受能力。因此，无论是改革或发展都必须有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要求。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的水平前进，是我国现阶段非常重要的奋斗目标。除了努力增加人民的实际收入外，还要逐步增加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提高教育和医疗保健水平。实行保障困难居民的基本生活的政策，使广大人民拥护改革，积极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
合理发挥“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模式，其基本要求，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在我国国民经济调节机制中，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经济调节的基本方面，尤其在微观经济运作中，市场调节的作用是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经济运作不能偏废价值规律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由于市场调节职能存在不完善性，由于市场参与者不可能充分获得准确的信息，往往出现人为的误导，造成判断的不准确，从而引发对社会生产的破坏。因此，国家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灵活地干预市场运转，校正市场运作秩序，使市场功能得以正确发挥。这二十年来，凡是单一运用某一手段，经济波动就会加剧，凡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作用）与“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配合运用，调节效果就好，经济运行就比较顺畅，就能在平稳中不断增长。
主要教训
在二十年宏观调控实践中，我们也有一些教训，这些教训从反面给予我们的启示同样是宝贵的财富。
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能把通货膨胀政策化，在发生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时也要把握一个“度”。放任通货膨胀将意味着自毁。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是在短缺经济状况下进行的，因此，在高速增长中往往对经济协调发展注意不够，稳定政策贯彻不力而伴随产生了通货膨胀，这是一种政策操作失误，不能视为一种“发展动力”。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时，政府必须正确面对，把握住一定的“度”，即通货膨胀率不能太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通货膨胀的承受力较低，更要特别注意它的“度”不能超过收入增长率。在时间上，短时期发生通货膨胀社会承受力还可能有，如果连续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存在严重通货膨胀，政府就必须下决心治理，否则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对经济过热的治理，不能浅尝辄止，必须调控到位。由于我国普遍存在的“发展心切”的问题，因而对经济过热问题看得比较淡漠，在过热治理上往往是“蜻蜓点水”，总想一带而过。我国八十年代中期的扩张性通货膨胀发生后，本来问题还不严重，只要治理到位，就可取得明显实效。但是由于认识不足，只是轻描淡写地做了一些宏观调节，问题还没有根治，就又急急忙忙启动经济加快发展。结果旧病未愈，新病又添，一连数年，反复循环，出现一治就死、一放又热、一热再治的多次反复的状况，一直拖延到1988年秋，问题总爆发，出现挤兑风潮和物价大涨时，才最终实施治理整顿。这实际上是贻误了战机。
第9版(理论)
专栏：
低水平重复建设，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顽症。因而，制止重复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是当前做好经济工作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制止重复建设 优化经济结构
梁言顺
重复建设的危害性
近年来，人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生产设备闲置、生产能力过剩、产品大量积压、企业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等问题，归根到底，是长期以来产业结构趋同、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造成的不良后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重复建设对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的危害将日益显现出来。
重复建设形成不良的市场约束。自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逐渐摆脱了短缺，初步形成了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买方市场，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性转变；但另一方面，这个历史性转变也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来自市场的约束。这虽是各国在由短缺经济转换为过剩经济时所遇到的共同问题，但它相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说，显然又来之过早。世界其他国家的一般规律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三千美元时才迈入经济相对过剩的阶段，而我国则在不足八百美元的低水平上便进入过剩经济时期。这样，就形成了欠发达与相对经济过剩并存的局面。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多年来我们搞了不少低水平重复建设。而这种状况，对于发展经济甚为不利。因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市场容量是一定的，当产品供大于求时，就产生市场约束。这在一般的过剩经济和买方市场中是常见的，也是正常的。但是，由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所造成的重复生产也是低水平的，这就决定了我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也相对较低，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将大量过剩的产品转移到国际市场。这样，企业为了维持生产，就只得或者在国内市场参与恶性竞争，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形成亏损；或者使库存大量积压，造成生产能力放空，从而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更加举步维艰。
重复建设阻碍着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改革脱困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和扭亏工作按照上述要求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也不可否认，仍有一部分亏损企业继续亏损，还有一些新的亏损企业在产生。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就是重复建设。据国家统计局对九百多种主要工业产品的调查，其中一半左右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0．2％。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坚决制止重复建设，优化经济结构，必将严重制约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目标的实现。
重复建设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及新经济增长点的发育。新的科技革命给各国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与这种形势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为，重复建设往往都有完整的模式可循，只需照搬照抄即可，不用开动脑筋，而在当今世界知识奔流、信息密集、科学技术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背景下，已有的模式往往变成一种失去新意和生命力的模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更是如此了。故而从本质上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是一种缺乏创新的经济行为。其危害，一是禁锢人们的创新思维，淡化人们的创新意识；二是挤占了大量资源，使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受到物质条件的严重制约，从而使我国在以知识竞争为主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重复建设使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增加。目前，在我国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金融机构，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偏高。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企业融资渠道主要集中于银行信贷，再加上国有企业经营状况还未能得到根本改善，因而很容易使企业的经营风险转化为金融风险。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是造成企业经营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样的项目，建成之日就是亏损之时，根本无利润可赚，更谈不上还本付息，结果只能挂账。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按照借款合同规定到期（含展期后到期）但尚未归还的贷款就形成逾期贷款，逾期一年及超过一年仍未归还，就形成呆滞贷款，逾期两年以后仍未归还，就形成呆账贷款。对于大多数重复建设项目的贷款来说，最终都会成为银行的呆账贷款，从而形成银行的贷款损失风险。
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根源
制止重复建设，优化产业结构，这是中央强调多年的老问题了。但从实践看，这一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到根治，分析其原因，它是由以下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认识上存在误区。一种观点认为，中央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扩大投资需求，此时再抓制止重复建设，不利于扩大投资需求政策的落实，影响投资积极性。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们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要讲求质量和效益，增加投资不能搞重复建设，不能生产积压产品。就是说，任何投资都必须是有效益的投资。
一种观点认为，重复建设有利于打破垄断，故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垄断不得人心，而打破垄断的最简单、最快捷的办法就是搞重复建设。这种认识，失之偏颇。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防止重复建设比防止垄断更重要。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国力还没有强盛到可以随便花几百亿上千亿元的代价来对付垄断的地步。在这一点上，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再说，防止垄断也不是非靠搞重复建设不可。实践证明，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等仍不失为可取的打破垄断的措施。而低水平重复建设，只能引起恶性竞争，其损失并不比垄断损失小。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的重复建设已经被控制住，不应再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抓。的确，中央这几年对重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收到了实效。但是，在一些地方，重复建设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还有，不少产品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企业，仍在搞同种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这种类型的重复建设，不到一定的投资规模无需到政府审批，因此往往被忽视掉。此外，乡镇企业以及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中存在的重复建设，因不受政府控制，也往往被忽视。
有一种情况需要特别提起注意，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生产问题。从根本上说，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的重复生产与新的重复建设，作用是一样的。有些地方，有的行业，也许没有上一个新的重复建设项目，但已有的重复建设项目正在不停地重复生产，其危害同样不可忽视。
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现行的投融资体制，仍然残留着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企没能彻底分开，尚未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投资主体。与旧的体制相适应，投融资风险负责人约束机制等很不健全。在国有企业内部，尚缺乏良性的自我发展、自我积累机制，企业内部投资机制，以技术进步、产品结构升级为主的扩大再生产机制，等等。体制和机制问题似是老生常谈，但确实是重复建设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非经济原因。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表现为一种非理性的经济行为，但产生的原因却并非全都是经济方面的。比如，有些地方并不是不知道重复建设的危害性，但依然热衷于搞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根源就在于有的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搞短期行为，认为在任期内项目上得多，投资规模大，甚至能够在短期内带动地方经济增长，就表明政绩突出。至于离任后如何亏损，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改变这种现象，固然离不开投融资体制改革，但还须配以政治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
制止新的重复建设，压缩重复生产
从根本上解决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把住两头，一头是坚决制止新的重复建设，一头是努力压缩过去重复建设所造成的低水平重复生产。只有这样，我国经济结构才能逐渐优化，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难题才能得到解决。
制止新的重复建设，要抓住重点，区别对待。国务院从去年开始，已停止工业建设项目的审批，为全面禁止重复建设做出了表率。但是，目前中央政府能用于建设的预算内资金和掌握的政策性贷款数量有限，其余多数为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因此制止新的重复建设，应把重点放在后边这一块。
防止地方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出现新的重复建设，在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方案尚未出台之前，建议用行政手段，停止一切一般加工项目的审批，并严格检查监督制度。行政干预经济活动，最大的优点是见效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行政干预会越来越少，但不会完全消失。在必要的时候和必要的方面，进行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行政干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宏观调控的重要补充。当然，行政干预只是临时的应急措施，要从根本上制止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新的重复建设，还有赖于投融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做到政企分开，培育和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投资主体，建立投融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国家投资宏观调控体系，等等。
防止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等的重复建设，应主要靠经济手段，加强产业信息指导。这些经济成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投资主体是明确的，尤其是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在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中出现重复建设，主要原因是对产业信息知之不多，知之不快，没有能力上新兴产业项目。所以，国家应加强产业信息指导，比如定期发布市场供求信息、市场预测信息，制定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采取有力措施，扶助中小企业摆脱重复建设的怪圈。相对地说，“三资”企业中的重复建设少一些，但绝非没有。国家已制定《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这对防止重复建设很有必要，但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和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容应该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不断调整。
防止新的重复建设，还要提高金融机构对贷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水平。目前，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还是集中于银行信贷。因此要从根本上制止重复建设，需要切断其资金来源。以前，国有商业银行贷出大量重复建设资金，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业务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体制改革已全面启动，并于去年11月份撤销人民银行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置分行。这样，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金融监管的独立性将大大增强，金融业务将有效地摆脱各方面的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金融机构的可行性论证工作，提高科学论证水平，将成为控制新的重复建设的重要一环。
解决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的结构不合理问题，还要积极压缩过去重复建设造成的重复生产。对此，中央已经引起高度重视，并于去年开始以纺织业为突破口，淘汰过剩的生产能力。据统计，全行业去年压锭五百一十二万，分流安置六十六万下岗职工，实现减亏二十六亿元。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根本解决重复生产问题，今后应着重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淘汰一批落后的重复生产能力。除了完成纺织行业的压锭任务外，坚决关闭非法开采和布局不合理的小矿井；整顿和关闭技术落后、浪费资源、质量低劣、污染环境、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玻璃厂、小水泥厂、小炼油厂、小火电厂和小炼钢厂。最近，国家经贸委发布了第一批《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为指导和规范淘汰过剩生产能力的工作提供了依据。二是提升一批重复生产能力的技术水平。有些重复生产能力具有技术改造潜力，即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嫁接可以提升原有的技术水平，从而开发生产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的档次，降低生产成本。对这些重复生产能力，不能盲目淘汰，而是要用高新技术进行改造。三是转移一批重复生产能力。对虽然属于重复生产，但又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生产能力，可以到国外发展加工贸易，搞“三来一补”。这样，既可以带动国内商品出口，增加贸易收汇，又能解决一部分过剩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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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
李忠东
陈登才主编的《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已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九五”规划重点社科项目和中央宣传部立项的邓小平理论研究重大课题——“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之一。
该书以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为指导，着重从五个方面阐述了有关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一是在党的建设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主要论述了搞好执政党的建设、新时期党的阶级基础、促进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与密切党群关系、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二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建设的理论思考，重点研究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共产党人的“三观”等问题；三是坚持党管干部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与实践，集中阐述了党管干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与促进党内监督、正确处理行政领导人负责制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四是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路，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问题；五是坚持改革和发展与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新探索，探讨了新时期机关与企业党建工作问题。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
张国强 向祖文
邢广程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苏联高层决策七十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苏联高层决策全史。该书详细地叙述了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高层决策的基本进程，分析了苏联高层决策的得失，从而展示了苏联高层决策演化的基本脉络。
该书述评结合，以史带论。作者从“高层决策”入手分析苏联兴亡的内在规律，从而使这部著作具有较强的学术开拓性。作者首次将苏联兴亡问题与苏联高层决策得失联系起来考察，为研究苏联兴亡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野。作者认为，苏联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其发生的一切都与苏联高层决策有密切关系。苏联高层决策的历程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符合客观规律和民众意愿的正确的决策可以使国家由衰转兴，走向繁荣；违背客观规律和民众意愿的错误的决策会使国家由盛变衰，甚至会导致国家解体、执政党失去政权。不从“高层决策”的角度去观察苏联历史，就很难体察苏联兴亡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