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无论人们如何褒贬评价，文学仍伴随着她所生存的时代向前发展。千百年文学史的长河为我们树立了似乎不言而喻的“典范”和“标尺”，每一个时代新生的文学都要从这纪念碑式的标尺牌前排列走过。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是完美无缺的，每一代人都在内心深处对同时代的文学抱有巨大的期望，正是在这种期望和希盼心境之下，我们和几位活跃于文坛的作家、评论家一起发问——
当前，文学缺少什么？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汉语写作”，是当代作家经常提及的话题。当代文学对语言的自审和反思标志着中国文学的成熟、自觉和勇气。正如一位作家所言：“我们生活在坚实的汉语大地之上！”
池莉认为，相对于英、法、德等古老语种的持续发展历史，甚至相对于汉语文言文学的发展史，中国文学白话文写作的发展历史还显短促。仅就语言本身来说，当代文学是在“限制”中向前发展的。急促发展的社会生活和文学观念使文学一直处在模仿他人的阴影当中，也产生了很多读起来像“翻译”的作品。她认为中国的文学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表述方式和语感，这样的文字，读者仅凭直觉就会喜欢。
刘震云留意先秦文学的创造性光芒，“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那个时期人们的思维和语言都是会羽翼飞翔的，而历史的千年流变却使我们的汉语出现了“沙漠”、“荒化”现象。他认为我们对汉语现成利用的多，而进行“创造”和“激活”的工作却少，对汉语进行回溯式的重新认识实有必要。
于坚提出作家要有用汉语写作的“尊严感”。作家首先要有对自己使用的母语的自信，那种把写作看成与世界接轨的工具，甚至仅仅为了能够被翻译而写作是“可怕的”。汉语不是世界之外的东西，我们在坚实的汉语大地之上，我们与世界是平等的对话、交往关系。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提及《诗经》中这些句子，刘润为认为当代文学的白话写作中，还鲜有同古人篇章中如此朴素、丰富的表达相呼应的文字。博尔赫斯说他是在用西班牙语写出拉丁文的感受。西川认为，我们应该以更开放的心态，来寻求更多的语言资源，在更加宽广的背景下增强汉语表达的可能性。
池莉对作品的语言作了这样的理想描述：作品的文字应该饱含着情感和张力，既从容不迫，又饱含分量，看似平凡，实却华丽，干净简洁，又蕴含雅致。在炉火纯青、行云流水的文字中，触觉、味觉、视觉齐簇并现，我们在对这些文字的阅读中仿佛获得了触摸的质感……
文学以其特有的敏锐感受着时代青苹之末的思想波动，对博大深刻思想的期盼使我们对今天的文学进行着更严格的审视。
雷达认为，新鲜有力的思想感召，是文学魅力的重要资源。和读者一起思考，和时代一起思考，是文学永远的责任。王干认为，支撑一个时代文学的基柱应是强烈的有时代性的思想内容，像鲁迅那样，在社会实践和个人心路历程之上，饱含社会生活实践和个体生命体验双重感悟的思想还不多见。许多貌似深刻的“思想”往往是从他人那里移植和拼凑来的。生活中有些人是少了点思想，多了点大话；少了点智慧，多了点肝火；少了点沉重，多了点浮躁。任何历史都是思想的资源，只有没有思想的时代，没有不值得思考的时代。
刘恒说，我们缺乏的还是那些博大的、新鲜的、能够照亮一个时代的思想。可能每个时代缺的都是同样的东西。这需要排斥那种“机械化”的操作，作家还是得把自己的心血放进去。像苏东坡那样不可企及的天造之才的作品，过了多少年，读来仍然感动，我们需要“重量级”的选手。
曹文轩认为，深刻的哲学背景与世界文学背景是文学的深厚依托，有没有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和人类高度的精神背景是区别“名家”与“大家”的标志。没有这种背景和依托，文学永远只能作低空飞行，而不能实现真正的飞翔。吉狄马加说，今年是普希金诞辰二百周年，普希金成为“俄罗斯的良心”，“俄罗斯文学精神的最高代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作家，是与其作品背后俄罗斯文化精神的神性背景分不开的。在这种博大背景下产生的文学，才能够表达人类共有的欢乐、痛苦和忧伤，这样表达的才会既是个人的，也是他人的，同时也是时代的命运。
刘润为认为，无论怎样博大、深远的文学，必须从作家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出发，从自己生存的民族国家的现实出发。没有抽象玄虚的“人类情怀”，也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文学”，思想的重量和力量来自对现实的责任和担当。文学应该关心工人、农民等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疾苦和欢乐，作品最终要接受时间和人民的评判，“天曷言哉？天曷言哉？”
在对当代文学“思想”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了“思想”在今天的生存处境。发育时间短促的白话文和社会现实的急促变革使当代文学的语言乃至思维都受到多重文化的挤压，中国古典文化的深重传统和旧有的文人审美观照方式同时也在压迫着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思想在艰难而又执拗地寻求着生长的渠道，在此意义上，我们对当代文学的思想开掘应该抱有更大的关心和支持。
“情感”是文学的重要抒写对象之一，作家和世界的情感关系相当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时期文学的内在状况和外在风貌。
何向阳说，我们不缺技巧，也不乏聪明，我们欠缺的是具有勇武和稳健品质的作品。而作品情感因素中缺乏的是那种感同身受的“温柔”和“心疼”。我们相当一些作品常常缺少那种热烈赤诚的善感和“爱”、“情”，缺少温暖、厚道和对柔弱的爱怜，显得“冷”和“干硬”。她列举了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鲁迅的《铸剑》等篇什，希望我们的文学能够在热烈的现实中发现“单纯”的力量，发现人们心中玉一样温润的精神，写出事物背后令人心疼的诗意。
西川认为作家应该和世界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作家不在世界之外，也不在世界之上，作家就是时代生活的一部分，他应该与社会，与街上的一个行人，与一株树，与周围的世界在相互融洽、亲和的气氛中建立一种更自在美好的关系。这种关系，也许只有“亲密”这个词才最能表达。
王安忆着重指出“感情”在文学中的意义和位置，她认为，写作应该从自己真正的内在需要出发，而某些作品似乎是从“第二手”的阅读和“第二手”的生活出发，与真实原本的生活感性有了距离，因而也缺少了内心深处的“感动”。她认为这也许和我们生活的过分“城市化”有关，我们的情感和生活都在给定的环境暗示和“时尚”引导下进行，与像农民从土地里种养出来的庄稼一样直接真实的自然隔得很远。如果我们的生活“封闭”一点，避开一点“风头浪尖”，也许会更好一些。
于坚指出某些作品过分注重技巧和形式的花哨，却没有对人生、心灵，对自己生活状态的诚实、真诚态度。某些作品的确是非常“聪明”的写作，但对生活却避而远之，作家的心跳在大地的什么地方，完全感受不到。这是“没有心灵”的作品，也许他们本身就没有勇气面对生活，缺少鲁迅先生所谓的“直面人生”的勇气。
对作家的自身状况，我们应该十分关注，因为正是他们作为独特的个体，在创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
刘震云认为作家还要注重积累，对文、史、哲的真正贯通，对日新月异的自然科学的认识都需要相当的努力。作家不应该对积累有潜意识的排斥，应该有一种忍耐的力度。因为单凭一时的才华、冲劲写那些“鸡栖于埘，我生忧思”的有感而发的东西可以，但面对真正大气磅礴，意存高远的篇章就嫌不足了。单就外语来说，我们的阅读大多是喝翻译家的奶水成长的经验，对另外一个语言渠道里河水的流速、节奏到底清楚多少，影响着我们对自己身边语言河道的深入了解。我们对世界还所知甚少。
池莉认为作家要调整自身的心理准备，不要在外国文化的挤压之下妥协，也不要过于留恋传统文人审美习惯中浓厚的乡村气息。对波澜壮阔的当代生活不能有太多拒绝的东西，要在直面现实之上拓展我们的思维空间。
西川认为作家应该真正了解对文学构成问题的东西，了解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工作方向在哪里。在面对现实的过程中培养个人对时代和未来的感受力，作家应该发挥想象力的资源，使自己永葆自由心灵。铁凝认为，我们应该去掉盲自乐观的“自恋”，要为检点自己的行囊留出一点时间。我们常常是急于“弄拙成巧”，还缺少“弄巧成拙”的智慧、耐心和勇气，文坛不缺少“弄巧”，缺少的是“笨拙”。她说：文学的每一个进步都很不容易，这里没有捷径，精神的发展不会有一日千里的速度。
阿来认为，我们理想当中的当代作家应该在数量和质量上持续保持创作的高峰期，给当代文学提供更多的“经典”之作。但当代作家创作的持续力量往往不够，初露乍显的才情和创造力很快就被淹没了。这里面除了作家自身原因外，还有一个社会引导的问题。他呼吁官方机构和出版界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要让急切的社会市场行为影响作家的创作，要耐心扶植、支持作家长期、潜心的规模性创作，使他们能有精力和物质支持写出经得起时间消耗的作品来。
“文学，缺少什么”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远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在相对的概念范畴里尝试着对其进行探讨和分析。
李敬泽说，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改变着文学的生存语境，上一个时代迫在眉睫的大事在下一个历史时段却又杳无声息，相对于中国千年文学史，相对于现代文学的传统，相对于世界范围的当代文学，相对于我们理想构建的“文学范式”，我们可以说出无数个“文学缺少了什么”。但时代和文学的共同发展，又使我们认为这些“缺失”并不十分成立。一个时代的文学相对于另一个时段少了什么，也许并不单单是不足和欠缺，也许我们能从中看到另外一种新的发展可能性。
余华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不知道她自己缺少些什么。当代文学缺少的正是她不知道自己缺少什么。这看似一个语言游戏，但也是某方面的实情。当代文学还处在成长过程中，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只是个年轻人而已。她还要进入中年时期、老年时期。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你能说年轻人缺什么？只有到她进入老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问她到底还缺什么。这个问题也许到2050年回答才会更有意义。
李巍从编辑家的角度实在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我们编辑的案头缺少那些独具创造个性的，看了让人拍案叫绝，想立刻拿给别人传看的作品。“奇文共欣赏”一直是李巍对当代每一部作品的期待。他说，我们的作家要珍惜现在的大环境，不要被市场利益所诱惑，写出真正具有“大家”风范的“当代经典”。
在关于这一话题的访谈中，我们的作家和评论家一次又一次地把话题与鲁迅联系起来。鲁迅的思想、精神和作品仍然是我们一次次努力出发又安心回返的“归宿地”，鲁迅先生那要求后人把自己尽快忘却的遗言音犹在耳，我们的当代文学要如何才能真正在鲁迅的目光中建立起自己坚实博大的出发回返地？！
我们的读者，我们的文坛，我们的时代，都在期待。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
繁荣诗歌创作 迎接诗坛新世纪
翟泰丰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文学发展的源头。我国拥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创作传统。进入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诗歌创作，又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发展。
首先，诗歌创作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新时期以来老中青三代诗人，以多样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表现了他们各自鲜明的审美个性，从多角度多侧面表现了崭新时代我国人民改革开放、励精图强的心理特质和精神风貌，创作了一大批再现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实践和伟大精神的佳作力作。
第二，现实主义精神的光辉，辐照诗歌创作的广阔道路。许多诗人为繁荣诗歌创作，扎根生活，不离乡土，与人民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创作了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诗作。诗人的精神视野和文化视野日渐开阔，诗的题材空前多样。
第三，主旋律与多样化相统一，唱响时代的最强音。诗歌创作从题材到表现手段、艺术风格以及创作方法是多样的，与弘扬时代主旋律是完全一致的。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创作出充满时代气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诗篇，才能开创诗坛百花争艳的生动局面。当前，诗歌仍然是拥有广大读者的重要文学门类。现在全国大约有诗歌刊物和刊载诗歌的文学报刊三百余家，从事诗歌创作者达二百余万人，每年刊发各种题材的诗作大约有五六万首之多，出版诗集数千种。群众性的诗歌社团和民间诗报之多，也以千计。中华诗词学会、中国诗歌学会等群众性的诗歌团体，成为推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的重要力量，对活跃创作和学术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诗歌创作如何适应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伟大时代的要求，在探索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是大家关注的又一个重要议题。
一、到生活中去，到人民变革现实的伟大实践中去寻觅诗情，是诗歌腾飞的基石。诗人只有通过深入生活，认识生活的本质，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听取和传达人民群众的心声，才能深刻地感知和理解人民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进程和他们极其丰富的精神世界，才能吟诵时代的声音，写出有血有肉感人肺腑流传千古的优秀诗篇。
二、时代蕴含着最激越、最动人的节拍和旋律，面对新的时代放声歌唱，是诗歌永葆活力的源泉。人们把诗人称为时代的骄子，这是由于他们具有敏感的禀赋，能够灵敏地感触到时代的脉搏，窥见历史的趋向，以勇敢的姿态和美妙的旋律为时代歌唱。中外一切伟大诗人，都是时代的先驱者和人民的代言人，一切有才华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都会热情投身到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去，努力创作具有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三、诗歌创作需要继承，也需要借鉴；同时又要善于继承，善于借鉴。所谓继承，就是既要承认历史，又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去芜存菁，继承五千年来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汲取几千年来中国诗歌的艺术营养。所谓借鉴，就是指向外国一切优秀的诗学理论和艺术技巧学习。我们应该像毛泽东和鲁迅那样，以中西文化的精华滋润我们的笔墨，从而创作出属于中华民族和崭新时代的优秀作品。只有这样的作品是属于民族，同时又是属于世界的。
四、坚持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有着广阔的领域，不仅仅指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献身的历史壮歌和英雄业绩，而且包括一切健康向上的有益于德育、智育和美育的情感呈现。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只有内容不脱离人民、不脱离时代、不脱离生活，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和审美个性才会越丰富多彩。
五、尊重艺术规律的大胆探索，是诗歌腾飞的翅膀。我们应该尊重、爱护和支持诗人进行艺术探索，没有探索就没有前进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文艺是一个需要极大地发挥个人创造性的领域，要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人才华进行探索，以求前进和发展。在诗歌创作中那种故步自封、拒绝探索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而那种无视诗歌艺术规律的“天马行空”的所谓标新立异同样是不可取的。
六、下“诗外”功夫，提高诗人自身的素质，是提高诗歌质量的当务之急。“功夫在诗外”。这“诗外”的功夫，就是诗人素质的提高。有什么样素质的诗人，就会有什么样品位的诗，诗人的素质决定诗的品位，只有优秀诗人，才能创作出传世的诗作，因此提高诗人的思想境界和艺术修养，便成为当今繁荣诗歌的关键。
伟大的时代和丰富的生活为诗人们施展艺术才华，提供了广阔的疆域，任其纵横驰骋和发展个性，人民期待着出现更多更好的诗篇，期待着产生气势磅礴、思想厚重的诗篇，期待着产生感人肺腑、震撼灵魂的诗篇，期待着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的诗人的诞生。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第五届（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茅盾文学奖征集参评作品 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已正式开始。此次评奖的范围为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八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字数在十三万字以上。为此，评奖办公室向各省、市、自治区作家协会、文协、出版社、文艺期刊征集参评作品。推荐篇目限汉语文本，每部门推荐数目以不超过三部为宜，每部作品须附以一千字左右的内容提要、评语、简要的推荐意见，随同样书（每种四部）于一九九九年四月三十日以前挂号寄到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二十五号中国作家协会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邮编：一○○○一三）。（吴小农）
●《心灵的回声》座谈会召开 著名诗人朱子奇《心灵的回声》（作家出版社出版）座谈会日前在京召开。这是老诗人近年来作品的结集，共分“回声激荡”、“金色阳光”、“光荣使命”等五部分。与会专家、诗人对《心灵的回声》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了诗人爱憎分明，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胸怀，正如臧克家所说：“他的政治抒情诗，得到人民的共识与共鸣，是诗苑中一朵赏心悦目的鲜花。”（中石）
●中国社科院《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的《中国通史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按时代分为十种十四册，为《先秦文学史》、《秦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上、下）、《宋代文学史》（上、下）、《元代文学史》、《明代文学史》（上、下）、《清代文学史》（上、下）和《近代文学史》。各册自成起迄而互作照应，合则为文学通史，分则为断代文学史。该系列材料丰富翔实，叙述准确充分，在全面科学地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之上，阐明了各种文学现象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继承发展关系。（严平）
●长篇小说《世纪之门》研讨会召开 东北作家马昭的长篇历史小说《世纪之门》描写了本世纪初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专制、开创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的历史。小说描绘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揭示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的事实。在云南人民出版社近日举办的小说研讨会上，与会者认为，作品对本世纪初发生的影响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全景式的描绘，揭示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趋向，同时，对历史小说的纪实性、史志性和艺术性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周纪）
●《秋韵诗词选》出版 为迎接一九九九国际老年人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秋韵诗社的离退休老同志倡议策划下，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与精心编撰，《秋韵诗词选》于一九九九年二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著名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诗词集作者中既有曾经叱咤“五四”以来诗坛的大家，又有社会科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的诗作，如郭沫若、胡乔木、俞平伯、冯至、何其芳、卞之琳、陈垣、王伯祥、顾颉刚、陈翰笙、吕振羽、沈从文、侯外庐、吕叔湘、夏鼐、钱钟书等，本书作品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本世纪末，题材广泛，历时久远，内容丰富。（科文）
●《皇天后土》作品研讨会召开 《皇天后土》是一部反映国土战线改革开放的全景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以深沉思辨的语言和精确有力的数据，围绕国土“三次失控”的沉思，回答美国布朗先生哗众取宠的“二十一世纪谁来养活中国”的预言，讴歌党中央、国务院“珍惜土地，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从而关注整个民族命运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该部作品问世后，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起重大反响，是一部国情国策的教科书。（贺晓娜）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
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
——访二月河
卫庶
二百六十多年前，中国历史上一位勤政得少见的皇帝，带着对自己推行未就的改革的遗憾，带着对自己继承人的希望和期盼，离开了他的现实的王朝。二百六十多年后，在一位作家的笔下，这个王朝和他的主角及次角们，又重新地开始和结束了一次。——这个王朝就是雍正王朝，作品就是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播放，更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那么，到底是文学的创作在感动人，还是历史的真实在震撼人呢？不妨请作者二月河本人一吐珠玑——
一、烈火烹油，盛极难继。可以通过艺术方式总结出一些历史的东西。
康雍乾时代，被史学界称为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回光返照的时代，仿佛落日时的晚霞，绚丽灿烂，而又是西山迟暮。
这个时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封建的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达到了顶峰，所谓烈火烹油、盛极难继。这一时期的文化最为璀璨，因而具有代表性。写这三代皇帝的社会层面，可以更为集中地把中国文化展现出来。
同时又要看到我们文化中的桎梏性，它是一副枷锁，一副黄金的枷锁，看到它给我们自身带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自我限制，这造成了文化发展中的迟滞。这种文化中的先天不足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过深重的灾难，有必要把这种缺憾通过艺术的方式展示出来，总结出一些东西，使我们从中得到启迪。正因为这三代皇帝有典型性，所以我才选择写这三代皇帝。
二、遵照的是双重真实。我很难给你一个比例，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
《落霞》三部曲，细节是虚构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是真的。如写到吃饭、穿衣、言谈应对，只能依靠想象和艺术虚构。可以说这样写不是真实的，但这是一种状态，要按照这种状态去写。
要说真实，这又是真实的。我很难给你一个比例，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像刘墨林这整个人物就是虚构的，为的是表现雍正某一方面的性格，为了说明解放“贱民”是雍正干的。“贱民”，实际上就是我们过去说的王八妓女吹鼓手。这些人社会地位最低，没有读书的资格，没有考试做官的资格，只能永世受人奴役。多少年、多少代，明末、入清一代包括顺治、康熙都没在这个问题上做什么。只有雍正下令，三代以外可以脱籍。也就是说，雍正解决了他们的成分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举足重轻，没有一点人性解放的思想，没有一种比较平正公道的思维方式，在封建社会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总的看，某些次要人物在某个时刻的性格展开是为了表现主要人物的某些方面。可以说，《雍正皇帝》整本书都是围绕雍正的性格展开的。所以，这里遵照的是历史和艺术的双重真实。
三、先形成一种“场”。把共性的东西放到形象里面。
写人物性格要先形成一个“场”，在这个“场”里把人物集中，根据每个人的内在性格、所处的社会地位、参与事件的程度和各自的心态，然后确定怎么去描写。“场”，即一种氛围，能给你一种全方位的信息，就是说，我接受的是全息信息。
比如人们常提到小说里面的一句话：“与天子交，共患难难，共享乐易；与平常人交，共患难易，共享乐难。”并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这只是一种个人的人生感悟。我读了《春秋左氏传》、《东周列国志》这类的书，研究了二十四史中亡国之主与开创之主间的区分，研究了他们的心理状态，找出了他们共性的东西。这共性的东西一旦拿到形象里面，得到了观念的依据，也就得到了共同认可。
书中许多诗词，都是我自己写的。这也要根据当时的那个“场”，那个氛围，根据人物的性格要求。
四、我是反对历史小说影射现实的。在历史的真实和艺术之间，我尽量做到两者的结合。
我是反对历史小说影射现实的。更不能借古讽今，带着对今天社会的思考在历史上寻找这一思考的根据和证明。
我的创作思路是，通过形象思维对历史的感悟，通过人物形象的个性表现，通过分析一个个故事情节，既表达对历史的认识，又表达对人生的感受，也还要有娱乐功能。
因为，如果小说不好看，人家认为它是在讲道理，那还不如去看历史教科书；如果一字不差地复述历史，那不如去看《清史稿》；如果完全为了表现自我，像我们通常所说的，只关照自我，不关照社会，不关照人生，那不如去写日记。写日记多自我呀。
在历史的真实和艺术之间，我尽量做到两者的结合。如果发生了历史和艺术之间相矛盾的情况，所谓的历史事件不符合艺术的真实，我宁可让历史的真实为艺术的真实让步。这是我的一个原则。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写出来的书，应该是理论家、大学教授和普通读者都爱看的书，这是我追求的目标。一旦这两者又发生冲突了，我宁可让理论家、大学教授让步。
至于我的作品展现得怎么样，可能有人说好，有人认为不好。如一位专家说，我不爱读二月河的书，他的书比不上金庸、高阳的，写得太实，而文学家应该给历史学家留碗饭吃。不过对自己的作品，我都喜欢。形象点说，这三部曲就像长江一样，上游是瀑布飞湍，中游是激流险滩，下游则平缓阔朗些。我的感觉是，写康熙大帝时比较艰难、文字较生硬，后来的作品比较圆润。写雍正的十三年改革没有一天安静过，容易出戏。从这个角度说，《雍正皇帝》写得好，也好看。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新作一瞥
《好风好雨》（长篇小说）
侯钰鑫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古城县南湾乡党委书记阮大业一手遮天，欺压群众，把南湾乡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一批很有生气的青年唐发根、何腊月等被迫离乡背井，另谋生路。县委书记陈志远选派年轻干部孙浩下乡调查研究。严酷的现实激励了孙浩的斗志。他于危难中受命担任了南湾乡党委书记。孙浩从减轻农民负担入手，提出了全乡经济发展规划。但是，规划难以实现。原因在于阮大业留下的老班底乃至村党支部失去了战斗力，人心涣散。孙浩猛然醒悟到，要发展经济必须整顿党组织，只有抓好党的建设，才能促改革，促发展，促稳定。于是，他带领党委一班人，严厉惩处了为非作歹的村支书石成虎，在全乡开展整顿党组织工作，树立正气，打击邪气。他又千里迢迢去海岛请已发了大财的富商唐发根回家乡，为故乡的经济建设作贡献，逐步打开了南湾乡致富新局面。
小说生活气息浓郁，故事跌宕起伏，语言生动活泼，可读性很强。（辟长）
《我的中国》（长诗）
李瑛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七十三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李瑛，以饱满的热情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写出自己毕生最长的诗篇。这首长达三千二百行的诗作《我的中国》日前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的中国》共十七章。诗人怀着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炽烈的赞美之情，纵情讴歌了五千年历史长河所凝结的璀璨文化和炎黄子孙勤劳、勇敢、智慧、坚强的伟大精神传统，回顾了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诞生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的屈辱历史，描画了中华优秀儿女一代代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曲折历程，更以浓墨重彩抒写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结束十年动乱、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辉煌历程。
《我的中国》结构宏大，格调高昂，深刻的政治主题和优美的抒情风韵相得益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政文）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好书一瞥
《我的中国》（长诗）
李瑛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七十三岁高龄的著名诗人李瑛，以饱满的热情为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写出自己毕生最长的诗篇。这首长达三千二百行的诗作《我的中国》日前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的中国》共十七章。诗人怀着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对新中国建设成就炽烈的赞美之情，纵情讴歌了五千年历史长河所凝结的璀璨文化和炎黄子孙勤劳、勇敢、智慧、坚强的伟大精神传统，回顾了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诞生的百余年间，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掠夺的屈辱历史，描画了中华优秀儿女一代代前赴后继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曲折历程，更以浓墨重彩抒写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结束十年动乱、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使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辉煌历程。
《我的中国》结构宏大，格调高昂，深刻的政治主题和优美的抒情风韵相得益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