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要务实，不要敷衍
——“三讲”教育系列谈之二
张聿温
开展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贵在认真，重在实效。这就要求务必端正指导思想，把功夫和力气下在务实上，反对和防止敷衍了事走过场。换言之，不向“敷衍”宣战，不革除“敷衍”的坏风气，“三讲”教育要收到预期效果，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央提出“三讲”问题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几年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三讲”内容逐步深入人心，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此，有些同志产生了满足情绪，认为自己在“三讲”方面已经差不多了；也有些同志认为，“三讲”内容已经学过，“三讲”教育已经搞过，属于“老生常谈”，没有什么“新精神”，因而对教育掉以轻心。这是两个危险的倾向。从客观上说，正是由于这两种情况，有人容易对目前开展“三讲”教育产生“敷衍”情绪。对“三讲”是重视还是小看，是认真还是“敷衍”，关键在于主观认识是否到位。应该看到：“三讲”一方面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另一方面又是很高的标准，很严的要求。学过了不等于学深了、学透了，道理上懂了不等于思想问题解决了。我们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学习教育，更不能满足于仅仅了解其主要内容，而应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解决问题。至于对什么是“新精神”，更不能作片面、肤浅的理解。应深中求新，常学常新，温故而知新。只看有没有新口号、新提法，浅尝辄止，不深钻细研，是学习上浮躁的反映，是学风不正的表现。
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是人们熟知的一种自由主义。一些同志精神状态不佳，养成了对上“敷衍”、对下塞责的不良风气，上面一个任务布置下来，不是千方百计去抓好落实，而是想方设法应付交差，糊弄上级，还美其名曰“经得起检查”。真正的“经得起检查”，是指学习教育的内容、人员、时间做到了三落实，并且理论联系实际，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上下了功夫，见了成效。否则，所谓“经得起检查”，不过是应付检查、摆脱干系、推卸责任的同义语。需要指出的是，自由主义的“敷衍”作风，在一些人身上已成“通病”和“痼疾”，是非反掉不可的。否则，什么都应付，什么都凑合，什么都抱无所谓的态度，什么都在低标准、浅层次上徘徊，“敷衍”成了习惯，“三讲”教育岂有不走过场之理？
开展“三讲”教育要务实，向“敷衍”宣战，还必须坚决克服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的恶习。任何一个学习教育活动，注意运用多种形式，调动各种手段，搞得生动活泼，让人喜闻乐见，无疑能增强教育效果，是值得提倡的。但千万不要忘记，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形式应该而且必须为内容服务。只有立足于内容，着眼于实效搞配合，配合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不适当地强调学习教育的形式，不惜花费人力、物力、财力，把功夫下在单纯搞配合上，就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了，势必影响和冲淡实效。学习教育要有创造性，应搞得活跃，搞得丰富多彩；只是，创造性不等于随心所欲地乱出点子，活跃不等于热闹，丰富多彩不等于花里胡哨。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是最省力气的。而华而不实，哗众取宠，说到底是党性不纯。要说“敷衍”的话，这也是一种敷衍，一种装门面、搞花架子的敷衍。这种敷衍颇具迷惑性，不但不易被识破，得不到批评纠正，还往往受到肯定和表扬。有人热衷此道，不过是私心杂念作怪，追名逐利罢了。
倘若真正解决了“容易敷衍”、“习惯敷衍”和“热衷敷衍”的问题，让求真务实真正成为开展“三讲”教育的指导思想，“三讲”结出丰硕之果，就有了可靠保证。
第9版(理论)
专栏：
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
李慎明
领导素质是由思想理论素质、政治水平、文化知识、领导能力、道德品质、性格气质等诸多因素组合而成的，而思想理论素质在其中无疑起着基础性的导向的作用。因此，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关于“思想理论素质是领导素质的灵魂”的论断，对于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有着重要意义。
提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首先是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分清重大政治、理论是非，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的需要
从1848年《共产党宣言》问世到今天已一百五十余年。其间，马克思主义曾几次得到大的发展，几次磅礴于全世界，但也曾几次遇到挫折和挑战。九十年代初，针对西方所谓马克思主义失败了的论调，邓小平曾坚定地指出：“不要惊慌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实践的发展完全证明了邓小平论断的正确。苏东剧变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排除“左”的或右的干扰，渡过一个个激流险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特别是去年，尽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又遭受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我国仍然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这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动荡不安的经济、政治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事实进一步教育和坚定了人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一定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风险，甚至还可能出现多次较量和反复。因此，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一条要靠社会主义不断取得胜利的事实和实践教育人们，另一条就是要真正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任何人臆想和杜撰出来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和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的产物。邓小平坚信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根本依据，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因此，只有“咬定”马克思主义这座青山不放松，通过理论学习，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把自己的理想信念扎根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块磐石之上，才可能“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被历史长河的旋涡和逆流所迷惑，永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决不是空的。正确的理想信念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政治理论观点所组成，并体现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中。当今世界，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信息传播速度成倍加快，各种政治理论思潮异彩纷呈。没有正确的政治理论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而坚定正确的政治理论观点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只能通过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反复学习得来。否则，便可能被各种错误思潮甚至谣言牵着鼻子走，当了错误思想理论观点的传声筒，在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上是非不辨，美丑不分。
提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又是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增强辩证思维的能力，提高驾驭全局、处理复杂事务本领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既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又是各级领导干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我们所说的思想理论素质，决不是机械地到处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是要掌握它的基本原理，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用它们去分析研究工作中的具体事物，认识和发现客观规律，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在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今天，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当然需要学习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文学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但是，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要求的那样，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摆在首位，真正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去分析、处理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纠正一种倾向的时候，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否则，就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犯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错误，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和片面性。
应当清醒地看到，从国际上说，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政治、经济领域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肇始于东南亚并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有很多变数，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一轮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从国内看，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下岗职工再就业、社会治安、反腐倡廉、维护社会稳定等项工作的任务还很繁重。因此，在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历史时刻，我们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领导干部在处理国际国内各项复杂事务，甚至是一些所谓的纯经济、纯业务的问题时，都要从大局出发，从讲政治的高度审慎对待。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陷于具体事务之中，而忽视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和掌握。领导干部不仅要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要具有雄厚的理论力量。总之，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如恩格斯说的，在“将来如果有意外严重的考验或者重大的事变要求他们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决心和毅力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充分的准备”。
提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素质，还是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防止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需要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党的宗旨，经受了各种风险考验，表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干部中，有的高高在上，贪图享受；有的趋炎附势，跑官要官；有的飞扬跋扈，为非作歹。此外，还有一种所谓的“59现象”，一些人大半辈子清廉自律，可是到了临近退休，自觉有权之日无多，虽然深知法律无情，但仍甘冒被严厉制裁的风险，伸出了贪婪罪恶的手。这些现象，说到底仍是思想理论素质不高，道德趣味低下，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有人说，只要法律体系和各项制度完善了，市场经济体制健全了，干部就不会犯错误了。现实生活一再表明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各项法律和制度比过去要健全得多，但由于一些单位放松了思想理论和道德建设，故而因经受不住各种诱惑而违法犯罪的领导干部却比过去多。所以，江泽民同志说：“人的素质低，即使法律和制度完善，也会有人以身试法，铤而走险。”这就是说，一个人一旦变成了“经济人”或人格化了的资本，他就会贪得无厌地追逐金钱。因此，要避免领导干部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既要靠法律、制度和纪律，也要靠教育。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认清共产党人在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的历史责任，真正懂得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高尚的，什么是卑下的；才能志存高远，意志如钢；才能真正做到清正廉洁，公道正派。只有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时刻想着人民群众，时刻关心人民群众，忠实地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能在血气既衰、逐渐步入老境之时仍珍惜清名，戒得不贪，善保天年。
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也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前进的需要
事物随时发展变化，实践永无止境，认识真理的道路永远不会完结。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静止的封闭的教条，相反，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毛泽东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总结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事物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现在，无论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诸多领域里的新问题、新课题、新事物接踵而来。因此，我们要按照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上所要求的那样：“不仅要善于在实践中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而且要善于通过总结从中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结论，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倘若没有创新精神，这个民族便会停滞、僵化，直至导致生存的危机。这不仅是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创新，同时是指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论思维的创新。在继续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这一“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中，各级领导干部无疑肩负着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为此，各级领导干部首先应刻苦学习和真正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使邓小平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而不断丰富和发展。
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执政党的各级干部的理论素质的高低，说到底，同样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素质真正提高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就会生机勃勃。否则，“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新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就有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危险”。我们要深刻领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的理论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切不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应切实纠正“学风不浓，玩风太盛”的现象，克服“学好不如干好”的轻视学习的思想，破除不求甚解、浅尝辄止的习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搞好自身的学习，并努力把勤奋好学的风气推广到全社会，带入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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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延安窑洞溢书香
文化史章添异彩
——评《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
孟凡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赖伯年主编）一书，作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的成果，已由西安出版社出版。本书由马文瑞题词，任继愈题签，担任过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的于光远和原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分别作序。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曾是令世人瞩目的地方。一般人很难想象，在那战火纷飞、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里，供人治学消闲的文化场所———图书馆竟能占有一席之地。本书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完全新型的图书馆，在这片黄土地上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的历史景象。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一百多个大大小小的窑洞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崛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抗日将士、文化名人和国际友人与窑洞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今中外的图书馆史上闻所未闻的感人故事在这里发生、演绎，许多珍贵的有关图书馆工作的文件、指示、通知、启事等从此被载入中国共产党光辉的文化史册。如果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侵略者和蒋家王朝是中国政治、军事史上的奇迹，那么，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则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它开创了无产阶级图书馆事业的先河，并为中国图书馆工作树立了一面光辉旗帜。这一段历史，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陕甘宁边区的建立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有关其文化建设的历史并未得到充分系统的反映，更无深入研究。本书作者通过查阅文献、采访调查和细心考证，首次弄清并列出了当年百余个图书馆和近二百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名录，并对其中五十多个图书馆按类型作了系统的介绍，包括各馆的建立与发展概况、馆藏特色、服务方式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其基本特点、主要经验、历史贡献及对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深远影响作了理论概括。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叙史和立论都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作者通过对两千多万字的书报杂志和档案文献的翻阅梳理，以及对当年建于陕甘宁边区的各个图书馆史料的征集，发掘了大量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珍贵史料，如毛泽东先后向边区四个图书馆捐款的情况，周恩来、林伯渠向北平图书馆赠书的函件与清单，延安日本工农学校1945年的图书目录簿，延安大学图书馆的《阅览室工作总结》等。更为可贵的是，作者通过对几十位有亲身经历的老同志的采访，使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首次得以披露，如有关林伯渠1940年对鲁迅图书馆主任高戈伍所作的有关图书馆工作的精辟指示，有关延安图书馆协会筹建过程与开展活动的详细情况，以及一些当年的图书馆工作者回忆的大量生动的事例。书中还登载了边区十多个图书馆当年的藏书印鉴和近三十幅历史照片。由于现在知情者已为数寥寥，并都已届耄耋之年，使这些第一手资料显得弥足珍贵。
本书研究的对象虽是图书馆事业，但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孤立存在的。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紧紧把握住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在历史大背景下写图书馆。作者通过对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创建与发展的真实记述与理论分析，从一个侧面生动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与文化政策的正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重视文化建设的远见卓识。本书以图书馆事业为主线索，内容涉及陕甘宁边区的民众教育、新闻出版、发行等方方面面以及边区的农村、工厂、军队、医院等系统的文化建设工作，从而为中国的革命文化史增添了丰富而生动的篇章。
第9版(理论)
专栏：
从处理好几个关系看社科规划
蔡曙山
实现社会科学规划的目标，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认识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规律，正确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关系。应根据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制定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相应的五年规划。每个五年规划期间，除了制定中长期的发展战略，还要注意制定年度计划。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是通过课题的设计、申报、评审和审批立项来加以落实的，所以，两者的关系又体现为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年度项目的关系。重大项目往往要组织力量进行攻关，包括跨地区、跨学科的协作攻关，也可以在学科内部组织力量攻关。重大项目的组织实施，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征，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认真抓好重大项目的设计、审批、实施直到完成的每个环节，争取做出对党和政府决策、对两个文明建设、对基础学科发展有重大推动作用的优秀成果。在抓好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同时，对年度项目也要精心设计、精心组织，既要注意控制总量，又要注意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我国有一支数十万人的社科研究队伍，分布在高等院校、社科院、各级党校和党政机关研究部门。年度项目承担着维持队伍、培养人才的任务。年度项目应注意控制总量，不能太多太滥，同时，也应注意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否则就难以适应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
党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哲学和社会科学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因此，它具有鲜明的党性。在社会科学规划工作中，首先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哲学社会科学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规律。哲学社会科学是科学，它和自然科学一样，具有自身的规律，具有科学性。因此，规划工作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应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加强基础学科建设，扶持新兴学科发展和边缘学科生长；提倡科学严谨的学风，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争论、相互切磋、相互交流；注意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动向、新理论、新思潮，凡是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都要加以研究，让中国了解世界。同时，还要注意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总之，社会科学规划工作应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努力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从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按照国际惯例，科学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很少用来资助应用研究。这是因为，应用研究容易得到企业或政府部门的资助，研究经费可以得到补偿。基础研究就不同了，其研究成果很难体现为一种经济利益，研究经费往往不能得到补偿。但基础研究不可缺少，不可削弱。因此，在世界各国，基础研究都是由国家资助，或者国家鼓励各种基金给予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方向和范围完全遵循这一原则。社会科学虽然有自身的特点，但也应遵循相同的原则。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基础研究很重要。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出发，统观全局，突出重点，实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继续加强基础学科研究。“八五”以来，社会科学规划工作比较重视应用对策性研究，鼓励“短、平、快”，鼓励社会科学研究直接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我们也要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甘坐“冷板凳”，潜心进行基础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为国内外公认的研究成果，推动学科建设的发展。如果基础研究受到削弱，势必影响学科发展，应用研究最终也会受到影响。
指令性课题和指导性课题的关系。重大课题和重点课题的设计，更多地体现党和国家的需要，这类课题大多数是指令性课题，必须严格按照课题要求申报。另一方面，年度课题包括一般课题和青年课题，特别是基础研究课题，大多数应该是指导性的，也称作课题指南，申报者可以在指南范围内自行设计具体课题，这样有利于发挥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也符合科学研究自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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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特色才会有发展
王同元
由于生产力水平在地区和产业两个层面上都存在着明显的梯度性，各地地理条件、资源状况、人口素质和文化传统等也有明显的差异性，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不可能采取一个模式，必须坚持多样化的发展思路，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发展战略，找准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子。因此，区域经济应是特色经济，它要求不囿于一个发展模式，善于因地制宜，找准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子。象山地处浙江中部沿海，三面环海，海洋资源十分丰富，但过去由于只着眼于发展传统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改革开放以来，县委、县政府在全面分析全县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含港临海、人多地少、底子薄弱和建筑业能工巧匠多等基本特点，提出大力发展工业经济，努力壮大特色经济，并确定了“以工业经济为主体，海洋经济和建筑经济为两翼”的发展战略，对推动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区域经济必须以改革求发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实现制度创新，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象山的改革与全国一样，首先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这一改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针对乡镇企业日益暴露出的负盈不负亏的弊端，我们大胆推行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继而，又在全县范围对国有、城镇集体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攻难破坚，扎实推进，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
发展区域经济，必须彻底摆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束缚，充分利用各种生产条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化生产。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符合专业化、社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充分利用自己独特有利的生产条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市场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生产规模才能不断扩大，生产潜力才能得到挖掘。同时，也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开拓国内外市场，不断提高市场占有份额，才能更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象山县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坚持外向带动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拓展了东南亚、欧美、中东、南非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还以扩大企业自营出口为主要途径，进一步建立国际营销网络，提高了市场覆盖率。坚持从本地实际出发，按照“围绕生产办市场，办好市场促生产”的思路，大力发展地方特色市场，达到以市兴商、兴农和兴工的目的，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兴办和繁荣，不仅促进了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的生产销售，还有效地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成为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
不断强化科教兴国的发展观念，加快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是区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要使经济上规模、上档次，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多年来，象山县始终把推进科技进步，实行科技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作为加快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来抓。在农业方面，切实抓好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与转化，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不断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在工业方面，大力抓好工业企业科技进步和名优产品开发，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和现代化装备进行技术改造和嫁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同时，大力兴办高新技术产业。1998年全县国民经济中科技进步贡献份额达44.8％，农业先进适用技术覆盖率达89％，跨入了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县行列。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关键在于人才。通过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制定和完善吸引县外人才的优惠政策，改革人才使用与管理办法，形成了人才汇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为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