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9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改革落后的干部选拔制度
李薇
多年来,我们在发现和使用人才方面作出多方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邓小平在1991年仍然大声疾呼要重视人才,郑重地“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呢?邓小平认为:“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他还讲过,“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因此,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关键是要建立先进的干部选拔制度。
那么,被邓小平称为“落后的”干部选拔制度到底落后在哪里呢?其一,它是“由少数人选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一些地方和单位把选拔干部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把领导集体的多数人和多数干部群众排斥在外;把选拔干部的对象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大量优秀人才被排除在视野之外。这就决定了“由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选拔制度,其直接效果是不能保证人才的充分涌流,不能避免非人才的大量流入。其二,它主要依靠传统的“相马”方法。对人的了解主要是凭感觉,靠“直观”,选人者的主观色彩太浓厚。这样就很难对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进行客观的公正的分析。在这种制度下,尤其缺少民意的科学分析,因而使选人用人缺少真实的群众基础,有很大的盲目性。其三,它容易助长干部工作的神秘化和吏治腐败。选人用人事关大局,关系事业盛衰兴亡,理应由广大干部群众公开参与其事,然而许多地方的干部选拔工作被搞得神神秘秘的。明生公,暗生私,于是就出了许多任人唯亲的现象。拉关系、走后门者有之,行贿受贿者也有之。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公平竞争、择优而用是不可能的。
由上可见,上述干部选拔制度非改革不可。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先进的干部选拔制度。这种制度的“先进”之处应在于:一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它不排斥领导人对人才的培养和推荐,但其前提要符合大多数人的意志。对重要领导干部的使用,要广泛协商,最终通过民主选举加以确认。依靠民主,由多数人选人,在多数人中选人,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性质决定的,体现了党的基本工作路线——群众路线与党管干部原则的统一。所谓党管干部,主要是指党委管好干部路线、政策的贯彻落实,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有关规定管理干部的选拔和使用,在本质上与民主政治、群众路线是一致的。二是具有现代科学性。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一切重要的社会实践都有赖于科学理论的指导,否则便不能达到预期效果,选拔干部也不例外。只有在干部考核、考察中,在德、能、勤、绩的评价中,形成系统的科学方法和机制,才能做到公正、客观,减少主观盲目性。三是具有真实的公开性。要在选拔干部工作中吸引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关键在于公开化。如果广大群众对整个领导状况和干部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或者若明若暗,怎么可能参与进去?人才的公平竞争应有公开化做保证。这样,才能使那些德才兼备的人被人们所认识、所接受,而那些惯于耍权术、“暗器伤人”、蝇营狗苟和腹内空空、哗众取宠的人,就会原形毕露。
总之,要使更多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不让那些品德不端、才智平庸的人进入领导干部队伍,就必须尽快建立一套以民主、科学为精髓,以公开竞争、好中选优为特征的干部选拔机制。


第9版(理论)
专栏:

企业兼并特征及行为规范
赵泉
近年来,根据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的需要,企业兼并作为企业低成本扩张、形成规模经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市场行为,在各地日益普遍地开展起来。但现实中,企业兼并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不仅导致利益关系的失衡,甚至还影响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因而企业兼并行为亟待规范。
企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失去法人资格或独立经济实体资格的行为。它具有以下特征:
企业兼并是以兼并企业存续和被兼并企业丧失法人资格或独立经济实体资格为法律后果的行为。这是企业兼并行为的目的性特征。这一特征使企业兼并与企业收购、新设、合并等行为区别开来,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企业通过竞争,择优汰劣,推动社会资源向着平均利润高的企业和产业转移,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
企业兼并是有偿转让企业全部产权的行为。这是企业兼并行为的有偿性特征,是商品经济的流转性和等价交换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是商品交换的主体,兼并是企业根据市场需要、低成本扩张而获取更大经济效益的手段;另一方面,企业本身也是商品,即商品交换的客体。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低效益的企业产权会朝着高效益的企业流动,以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这其中,兼并企业购买被兼并企业的产权,是要支付成本的,是有偿的。企业兼并的这一特征,使它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关、停、并、转”中的“并”区别开来。由于企业兼并是转让企业全部产权的行为,因而企业兼并法律关系具有与一般买卖关系所不同的特点,即企业兼并中产权转让的标的是企业资产要素的集合体,既包括企业的有形财产,也包括无形财产,而后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易被忽视。
企业兼并是企业意思机关作出的意思表示。这是企业兼并行为的意志性特征。企业作为法人或者非法人经济组织,有其独立的意志,其兼并或被兼并的意思表示应当通过其意思机关独立作出。企业的意思机关是企业的权力机关,有权对包括兼并在内的一切重大事项作出决定。企业因种类不同而意思机关有所不同。企业的内在意志只有通过表决,以意思机关决议的形式表现于外部,让他人知道,才有可能获得法律上的意义。企业对依其意思表示而实施的兼并行为享有由此产生的利益,同时也要承担由此而带来的风险。基于此,企业兼并中任何欺诈、胁迫、违反企业真实意思表示的“拉郎配”等,皆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企业兼并是依照法律进行的行为。这是企业兼并行为的合法性特征。企业兼并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是合法行为。它关系到企业主体资格的存亡、产权的转让、兼并企业及被兼并企业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劳动关系的变更等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的设立、变更与终止,因而无疑应受法律的规范。联系企业兼并的意志性特征进而分析,企业兼并既是任意性行为,又是强制性行为。其任意性表现在:企业兼并可由企业自治,按照企业章程,通过企业意思机关来决定。其强制性在于必须按法律规定进行。无论兼并双方当事人还是政府主管部门,都应依法办事。企业兼并行为应当依法进行,还意味着企业兼并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法定的形式,兼并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公告,有的还要报政府有关部门审查批准。
上述企业兼并的内涵及其特征,决定了企业兼并的运作必须符合法定的条件、程序。一般来说,企业兼并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兼并双方主体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即兼并行为是出于兼并主体的自愿,反映其真实意思;三是兼并行为不得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具备法定条件的基础上,企业兼并的具体运作需要合理、公正、高效的法律机制作保障,这突出体现在企业兼并立法中关于运作程序的规定上。
从当前企业兼并运作的现实情况看,为了保证企业兼并行为依法正常进行,除了应尽快制定统一的企业兼并法外,还亟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规范政府行为。在我国,政府在企业兼并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是进行宏观调控的“看得见的手”,另一方面又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因而实践中时常发生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国有资产管理职能相互混淆的情况,政府行为不够规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经验,政府设立专门的兼并主管机构,统一负责协调、监督兼并事宜,使政府既履行好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职责,又发挥好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的职能,从而使兼并中的政府行为规范化,保证兼并能够公开、公正、高效地运作。
二是发展企业兼并中介机构。中介机构在企业兼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为兼并提供各方面的服务,而且还可以活跃兼并市场,推动企业兼并的健康发展。因此,适应对国民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的需要,我国应适当发展并规范企业兼并中介机构,以适应企业兼并运作专门化的需要。


第9版(理论)
专栏:

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
李文海
内容提要: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反复强调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今天,我们正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应该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从历史中获取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历来有重视历史、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曾经反复强调学习和研究历史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素质以及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极端重要性。最近,江泽民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又把学习历史同学习理论、学习现代经济知识、学习科技知识一起作为各级干部乃至全党、全社会应该特别要注重的四个方面提了出来。他强调指出:“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的讲话精神,在全党和全社会造成学习历史的浓厚空气,必将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兴起理论学习新高潮,增添更加生动丰富的内容,取得更加积极坚实的成效。
了解历史,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历史是已经逝去的岁月。当我们正在集中全副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当我们正在迎接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世纪的来临,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把目光注视到过去,去理会那些尘封的岁月呢?
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认识现实世界,推进现实实践。
江泽民同志早在两年多前所作的《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重要讲话中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他还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
在这里,江泽民同志指出了历史——现在——未来之间的历史联系,这种历史联系的根本内容就是社会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努力去探索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个客观规律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斗争的战略、策略。当革命者对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朦胧走向清晰、从感性走向理性时,党也就逐渐从幼稚走向成熟,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时期对国情和形势的分析以及路线、政策的确定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曾给我们的事业造成或大或小的挫折和损失。目前我们正在做的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大业。为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别种模式?因为只有符合我国历史特点的社会主义才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能实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别种样式的纲领与政策?因为这是一个社会发展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为什么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因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当然,这个过程是漫长的,道路是曲折的,是要经过几代、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的。
以上事实说明,如果不能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既不能正确指导和投身于当前的社会实践,也难以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对于政党来说,就不能说是一个成熟的党;对于个人来说,就不能说是一个自觉的清醒的革命者。而离开了对于历史的了解,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就根本无从谈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如此鲜明而深刻地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也更加艰巨,更加宏伟,自然就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具有更高的理论素养,更丰富的历史知识,更坚实的实践基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经讲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里所说的“大道”,既包含社会的进退得失之道,政治的兴衰治乱之道,也包含个人品德的善恶美丑之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一幕幕悲壮慷慨或哀怨凄戚的历史活剧,一个个叱咤风云或默默无闻的历史人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深刻的历史警示。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就可以从历史这面镜子里看出是非曲直,增长聪明才智。
我们的先人们充分认识到历史借鉴作用的重要性。一部伟大的经典式的史学巨著,从编撰目的到社会影响,都鲜明地贯穿着为后人提供历史借鉴和历史启迪这样一个根本之点。司马迁自己讲,他作《史记》,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不仅书名就表明了此书的目的和功用,而且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更明确地说明,此书的编写原则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书。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读后能“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这些伟大的史学家所以期望自己的作品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是因为历史活动本身便具有这样的功能,史学著作不过是把历史本身的功能加以集中提炼而已。
时代的更易,社会的变迁,使今天的现实同历史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的时候,自然不能简单地以历史的是非为是非,而需要下一番分辨剖析的功夫。过去之是也许恰恰成了今日之非;往昔视之为罪恶的也可能如今正应目之为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鉴戒作用的丧失,而只是说明在吸取历史营养的时候,确立正确历史观的重要。更何况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延续性,许多问题仍有其一贯和相通的地方。历史是不可能重演的,但社会历史现象在特定条件下却常常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和面貌反复出现,这正好说明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人们并不十分陌生的例子。延安整风时期,党中央特地把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此书是专门总结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学习的目的,就是让全党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用李自成因骄傲而失败的历史事实教育全党,提供了一个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的范例。
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提出了“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说它重要,因为这是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大事。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有一个正确对待中外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
毛泽东曾经多次论述过继承历史遗产同指导当前运动的辩证关系。他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稍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着重阐明了历史文化同新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必须从灿烂的古代文化中通过批判继承吸取其营养,同样,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也需要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离开了当前波澜壮阔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文化的发展固然会成为无本之木;割断了与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也会成为无源之水。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拥有的一个最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正是在这一点上,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对于这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颂古非今、言必称三代固然不行,妄自菲薄、数典忘祖也并不可取,还是应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
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所以我们讲尊重历史文化,理所当然地要包括尊重世界各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在内。学习世界历史知识,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愈来愈显得必要和紧迫了。
从历史中获取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进步,需要精神动力。而了解历史,懂得历史,这是获得精神动力的重要来源。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目前,我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致力于实现祖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促使我们万众一心地去面对各种挑战,战胜各种困难的精神动力,就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江泽民同志曾经对这个问题讲过一段极富激情的话:“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积千年之精华,博大精深,根深蒂固,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磨难而信念愈坚,饱尝艰辛而斗志更强,开发建设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涵养而成的民族精神,必定会在对历史的更深刻的认知中得到进一步的弘扬。当人们更加具体地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我国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特别是了解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的侵略和压迫,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业绩后,必定会对今天更加热爱,对明天更加充满信心。
邓小平同志在论证为什么“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这个问题时,专门叙述了一段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并且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第9版(理论)
专栏:

学习的过程也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闵裕道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六十年代,大庆进行第一次创业,依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拿下了举世闻名的大庆油田,建成了我国重要的石油、石油化工基地。目前,大庆正在进行第二次创业,对领导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开拓创新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更要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实现第二次创业目标,最根本的是认真学习和努力实践邓小平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
学习理论必须同加快发展相结合,在确立思路的基础上全力抓落实。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检验学习的成效,最终也要看发展。加快大庆的发展,一要有思路,二要抓落实。根据大庆实际,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大庆市委提出了“发扬大庆精神,搞好二次创业,实现长久繁荣,把大庆建设成为高科技现代化城市”的奋斗目标。思路确定以后,我们动员和组织全市干部群众,集中全力抓落实。截至去年年底,在石油、石油化工业面临严重困难和遭受特大洪涝灾害的情况下,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前年增长8.5%;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12.7%;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总产值比前年增长229.6%。
学习理论必须同解放思想相结合,着力解决改革开放和建设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学习邓小平理论,贯彻十五大精神,首先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一切从实际出发,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都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几年来,我们重点抓了几件大事。一是以招商引资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合同引资额一百三十一点三亿元,实际到位资金六十六点四亿元,引进千万元以上的项目一百六十一个。二是深化各项改革,加快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在继续抓好地方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重点抓了各项配套改革,在粮改、房改、医改、投资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三是下决心整治城市环境,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提供良好的环境。从去年开始,“政府不办企业建环境,不管企业搞服务”,以建设文明城市为目标,集中力量整治城市环境,使大庆开始净起来、绿起来、亮起来、美起来。
学习理论必须同发扬大庆精神相结合,敢于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去年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对大庆各级党政组织和领导干部来说,既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也是一次决策水平和领导能力的检验。在这场气壮山河的斗争中形成的伟大抗洪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扬;结合大庆实际,也是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升华和发展。战胜这场特大洪灾,对大庆而言,可以说是全市党政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学习理论必须同学习新知识相结合,全面提高干部的整体素质。实践证明,领导干部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高低,与其知识面的宽窄紧密相联。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创业,建设高科技现代化城市,不熟悉的东西很多,而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不懂的东西更多。不深入学习、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就适应不了新形势发展的要求。近年来,我们组织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学习了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技知识、法律知识、经贸知识、金融知识和知识经济的基本知识。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进一步增强了领导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本领。
学习理论必须同改造主观世界相结合,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城市,不仅需要领导干部转变观念、增长才干,更重要的是还应具有坚强的党性,坚定的理想信念,真心实意实践党的宗旨,在政治上、思想上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因此,我们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学习《党章》和领导干部《廉政准则》以及学习王启民、孔繁森和抗洪英雄的模范事迹,深入开展党员干部形象讨论,解决“入党为什么”、“掌权为什么”、“为党留什么”的问题,紧密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永葆人民公仆的本色。


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中国经济走向》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新著《中国经济走向——宏观经济运行与微观经济改革》一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由作者在一九九五年初到一九九八年上半年这三年半期间的文章、讲话稿及专访选辑而成。这些文稿围绕几年来我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政策探讨和实践分析,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作者在这个时期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成果。其中,他对我国一九九六年“软着陆”前后宏观经济形势的跟踪与剖析,以及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的微观经济改革的论述,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木土)


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高层、高知、高见”系列丛书
中国发展出版社最近推出了“高层、高知、高见”系列丛书。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研究员的《面对世纪之门》,高屋建瓴地论述了我国宏观经济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以及在二十一世纪的走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张卓元研究员的《面对发展之春》,对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投资、通货膨胀等问题做了深入的阐发。(一文)


第9版(理论)
专栏:书讯

《中国改革的金融人》
朱庄虹编著的《中国改革的金融人》一书,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国内二十余家银行和中国证监会负责人的访谈,以大事记的形式再现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使读者从不同角度感受到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种种决策。(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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