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要闻)
专栏:

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的有关判决
内地法律界人士发表意见
指出该判决有损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其中有关内容违反基本法的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
新华社珠海2月6日电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1月29日就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居留权案件所作判决引起了内地法律界人士的极大关注。正在珠海参加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政务、法律小组会议的多位内地法律专家和部分法律界人士今天在此间举行了座谈会。这些法律专家都曾参加过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起草和香港特区筹委会、预委会的工作。他们认为,该案的判决将导致在港享有居留权的子女人数大量增加,加重香港社会各方面的负担,有损香港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尤其令人愤慨的是,该判决中有关特区法院可审查并宣布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的内容,违反基本法的规定,是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地位、对“一国两制”的严重挑战。
关于“宪法性管辖权问题”,北京大学法律系肖蔚云教授说,终审法院判词中的“法院宪法性管辖权”部分是其法理基础,但这恰恰同“一国两制”背道而驰。基本法的指导思想和法理基础是“一国两制”,“一国”是前提,首先香港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是我国的一个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人大授予特区高度自治权,特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特区终审法院根本无权审查和宣布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无效。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立法行为和决定是任何机构都不能挑战和否定的。终审法院宣称具有这种权力,实质上是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上,这既违反宪法,与国家体制不符,也是完全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的。
北京大学兼职教授邵天任说,基本法第19条规定的法院审判权是法院对案件的审判权,而判词却引申出法院具有“宪法性管辖权”,这在基本法的规定中是完全没有依据的。终审法院宣称拥有宪法性管辖权,在权力关系上,是把自己凌驾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上;在管辖范围上,是把管辖权扩展到北京。基本法没有赋予它这种权力,也不可能赋予它这种权力。判词的意思很清楚,就是特区终审法院的权力带有主权性质,这是十分荒谬的。我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判词宣称终审法院的权力是从主权派生而来的,据此便可宣布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无效,这实际上是要把香港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
关于特区法院的管辖权问题,肖教授说,终审法院的管辖权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基本法规定香港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包括终审权,但同时基本法第19条对香港法院的管辖权做了限制,即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管辖权的限制。第19条还明确规定特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这些限制包括不可质疑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行为,对这些行为特区法院是没有管辖权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吴建璠教授说,基本法第19条规定特区法院继续保留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的限制,这种限制包括了法院只执行法律而不能对法律提出质疑,也包括了作为地方行政区域的法院不能对中央立法提出质疑。在香港回归祖国前是如此,在香港回归后也仍然应该是如此。说特区终审法院有权审查法律以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直接抵触基本法第19条的规定的。
邵天任教授说,判词承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是主权行为,同时也承认香港回归前法院不能质疑英国议会立法,但却武断地说,现在可以不受这个限制,这是殖民地的东西。如果这种逻辑成立,法院就可以任意废除香港原有法律。这样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就会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状态,基本法规定的“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就无从谈起。
关于谁有权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问题,肖教授说,审查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力,不是终审法院的权力。根据基本法第17条规定,特区立法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如认为特区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有关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不符合基本法,可将有关法律发回。同时根据基本法第160条,香港原有法律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同基本法相抵触外,采用为特区法律。以上基本法的规定充分说明,审查香港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的权力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在特区终审法院,整部基本法没有任何地方规定终审法院有这种权力。判词说终审法院可审查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否符合基本法更是十分错误的。
关于基本法解释问题,吴建璠教授说,根据我国宪法,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基本法也明文规定,基本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解释基本法的权力是人大常委会授予的,而且是有限制的。判词却把特区法院对基本法的部分解释权任意扩大,并且颠倒了权力来源。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判词认为特区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如果需要同时解释基本法的几项条文,只要其中主要条文属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那么同时对中央负责管理事务及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就不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种解释实际上是收窄了需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的范围,也是非常错误的。
肖教授认为,就基本法的解释权来说,终审法院对基本法的解释权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不是其本身固有的。解释的范围也是有限制的。在涉及中央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特区的关系时,要依法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并以人大的解释为准,而按照判词,终审法院却可以推翻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变成人大要听特区终审法院的。判词完全把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弄颠倒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许崇德说,基本法第22条第4款规定“中国其他地区的人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须办理批准手续”。这项条款属于“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该条款中“中国其他地区的人”的解释权理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终审法院对此随心所欲,自作主张,是要为此承担历史责任的。
关于子女居留权问题,许崇德教授说,无论是筹委会关于实施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还是特区的有关立法,都是从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大局出发,都是要防止大量人口涌入香港,给特区造成各方面的压力。特区成立一年多来,这些规定对缓解香港外来人口的压力起到了好的作用,符合香港发展的整体利益。在两地出入境管理机关的密切配合下,从1994年至今已安排了7.8万多名(其中1997年7月后赴港的有4万多)港人在内地的上述子女有秩序地赴港定居,避免了大量人口涌入香港。终审法院1月29日的判决后,在香港发生的事实,以及社会舆论和民意显示,已经给香港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既不符合港人的利益,也不符合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在金融危机已经对香港社会造成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忧虑和恐慌。这是特区终审法院自作主张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参加座谈会的法律专家们说,特区成立一年多来,中央政府坚定执行“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的工作,不干预特区高度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这是有目共睹的,香港乃至国际社会普遍予以好评。但是,我们不能容忍终审法院的先生们肆意挑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权力,基本法的权威必须坚决地予以捍卫。


第4版(要闻)
专栏:

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联合举办文艺演出
慰问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
本报北京2月7日讯新华社记者秦杰、本报记者杜英姿报道:在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统战部、科技部、人事部、广电总局今天下午在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联合举办文艺演出,慰问在各条战线上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
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在演出开始前向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主办单位的领导。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在会上讲话。他首先代表主办单位向全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表示节日的慰问,并预祝大家新春愉快。他说,过去的一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是开拓前进的一年,是我们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带领全国人民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一年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领导下,各条战线的专家学者、广大知识分子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开拓创新,努力工作,为科技、经济的发展,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全面进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全景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迎来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50华诞,迎来澳门回归祖国。我们要加紧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把加速科技进步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不断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广大知识分子的责任重大,任务光荣而艰巨,务必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强盛再建功业。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努力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条件,充分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刘云山、宋德福、胡德平、李树文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与首都300多位专家、学者观看了演出。参加今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部分演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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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民论坛征文

春节之前话“红包”
朱岩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盛大节日,是一年之中亲朋好友、同学同志之间礼尚往来、互致问候的好时机,也是一些人借机收受“红包”,行贿受贿最活跃的时候。
接受和赠送“红包”是一种权钱交易,这是不说自明的。某些人给某些领导干部送“红包”,不管理由多么动听,借口多么堂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冲着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的,大都是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好处或职务上的升迁。在这些人看来,平时给领导送“红包”“师出无名”,而遇到事情再送不仅来不及也显得不自然,唯在春节之时,觉得收受自然。事实上大部分领导干部堂堂正正,是不会接受“红包”的,但也有些领导干部来者不拒,欣然“笑纳”。为给收受“红包”提供方便,有些领导干部甚至故意回避,而让家人代收。介于清醒和不清醒之间的“上级”和“下级”、领导和群众,鉴于风气和形势,为贪小利,也有收受“红包”者。
新春佳节收受“红包”,似乎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不知鬼不觉,无从查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于是,春节期间收受“红包”便成为行贿受贿的一个重要时机和形式。
其实,话说是“愿打愿挨”,实际上都是有价交换。收了“红包”不办事,比较麻烦;收了“红包”真办事,就更麻烦。愈是心存侥幸,愈是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愈是容易陷进去,愈是会有更多的人陷进去。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前车之鉴,不可不察。广东徐闻县原县委书记苏凤娟五个春节竟收礼六十多万元;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几百万元的“灰色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年关的“红包”。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在西流农场任职时,第一个春节就收“红包”五万多元。在其后来的贪污受贿和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逾千万财物中,有一部分就来自每年春节收到的“红包”。
领导干部不得收受“红包”礼金,中央早有明确规定,并且三令五申。一九九三年,中央发文指出,不准“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一九九五年再次强调“不得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因各种原因未能拒收的礼品必须登记上交”。一九九七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又明确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准索取管理、服务对象的钱物;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所以,领导干部不管以什么理由收受“红包”礼金,都是属于违反党纪政纪的行为,都是明知故犯,甚至是顶风作案。
春节即将来临,领导干部千万不要贪小利、图侥幸,务必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挡得住来自各方面、各种形式的诱惑,拒收一切“红包”,以实际行动维护党和国家机关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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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美同学会在京举行新春联谊会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记者李鲲)中国最大的民间归国留学生团体欧美同学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新春联谊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会长吴阶平同来自美、俄、英、德、法等二十多个国家的驻华使节欢聚一堂,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传统节日春节。
吴阶平在联谊会上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丁石孙也出席了今天的新春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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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9师革命陈列馆在河北涉县落成
新华社石家庄2月6日电(记者杨守勇、王金涛)展现刘伯承、邓小平艰难创建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史实的八路军129师陈列馆,日前在河北涉县落成。
1940年初,刘邓大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区的河北涉县,在清漳河南岸的赤岸村建立了指挥部,成为后来建立的晋冀鲁豫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和首府,作为司令部旧址的四合院也成为一处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29师陈列馆坐落在赤岸村附近的将军岭上,与司令部旧址一里之遥。陈列馆建筑面积2252平方米,共分5个展室、一个序厅、一个《挺进太行》的半景壁画室。馆里珍藏着500余件129师八路军战士用过的刀枪弹药、娱乐器具等战斗和生活用品,以及缴获日军的指挥刀、汽车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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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开放20年间,河南省尉氏县投入近2亿元改善办学条件,建起324幢新式教学、试验大楼。图为承担着省教委“社区教育研究”等项研究课题的县实验小学学生们在上电脑课。李玉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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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希钦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张希钦同志,因病于1998年12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张希钦同志是山东省东明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他率国民党军队一部参加我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敢死纵队,后受党组织委派在杨虎城将军部做统战工作,参加了西安事变,为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山西战地总动员会参谋主任,山西晋绥分区游击支队长,晋绥分区暂编一师副师长,晋绥宝德二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八分区参谋长、副司令员,吕梁军区参谋长,组织指挥了文水、汾阳、平遥、孝义、阳县等战斗和战役,参加了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一野二纵参谋长、二军参谋长、一兵团参谋长等职,转战大西北,参加指挥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榆林、沙家店、三边、岔口、永平、九里山、石堡、韩城、宜川、运城、瓦子街、西府、澄城、合阳、荔北、高陵、径阳等战役战斗;在抢渡黄河、蔡家坡追击战、扶眉战役,周至、户县等阻击战斗中,英勇顽强,战功卓著。1949年,他参加指挥了宝鸡、天水、固关、临洮、临夏、西密、张掖等战役和和平解放新疆。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新疆军区参谋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共西北局新疆分局委员,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副部长、部长,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为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贡献。
张希钦同志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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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潘国定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2月4日电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原航行司顾问、功勋飞行员、高级工程师潘国定同志,因病于1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王兆国向潘国定的家属表示了慰问。
潘国定是广东新会人,生于香港,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圣特玛丽亚飞行学校学习,1940年回国后任中国航空公司正驾驶。抗日战争时期,他参加了著名的“驼峰运输”,为空运国际援助抗日物资驾机飞行400多次。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两航”起义。1950年参加新中国民航首次开航,任北京至广州航线“北京号”机长。1956年他驾驶CV240飞机开辟了北京——成都——拉萨的“世界屋脊”航线,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他还多次成功地完成了新辟国内国际航线及我国自行研制飞机的试飞行任务,为新中国民航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是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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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名人丛书》第一批出版
本报讯2月6日上午,中华名人协会邀集首都各界知名人士100余人,在钓鱼台国宾馆集会,庆祝《中国人物年鉴》创刊10周年和《中华名人丛书》第一批出版。《中国人物年鉴》是我国第一部以年鉴形式介绍每年度我国各方面知名人士的活动、事迹、贡献的大型年刊。10年来,共介绍各界先进模范人物、专家、学者和知名人士1万余人。《中华名人丛书》是介绍20世纪以来我国著名人物的大型丛书。每本介绍一人,文字10万字,图片100幅,计划出版100余本,第一批介绍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等20人,分别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和昆仑出版社出版。阿沛·阿旺晋美、雷洁琼、荣高棠等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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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短新闻征文启事
为提倡短、小、活、实的新闻文风,及时准确、生动活泼地反映全国各地两个文明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成就,本报从即日起,在要闻版举办现场短新闻征文活动。
这次活动由江苏方圆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协办。
征文活动为期三个月。征文结束后将评选一、二、三等奖若干篇,分别颁发证书及奖金。欢迎读者踊跃投稿。
 地址:北京人民日报社总编室现场短新闻征文组邮编:100733传真:010—65091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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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村歌剧《拉郎配》进京演出
本报北京2月6日讯记者刘玉琴报道:为纪念老舍先生百年诞辰,应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老舍研究会邀请,山东滨州地区吕剧团今晚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了乡村歌剧《拉郎配》。乡村歌剧《拉郎配》是老舍先生1961年根据同名川剧改编而成的。由于历史原因,这部歌剧剧本在民间沉寂了30余年,1998年在滨州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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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现场短新闻

爱心献给“老大哥”
本报记者傲腾
1月28日早晨,天津津南区海河湾村村口,一辆辆贴有“献爱心”横幅的卡车载着面粉袋运往市区。这是海河湾村党支部书记龚世权把上级奖励给他的10万元人民币,买了面粉,向城市下岗工人献上一片爱心。
10年以前,海河湾村是天津津南区的穷村子,村党支部书记龚世权仅用5000元办起家具厂,后扩大为摩托车厂,并组建了港田集团公司。几年间,企业固定资产发展到10亿多元,成为天津津南区的纳税大户。今年,津南区政府根据龚世权所做的贡献奖励他10万元人民币。
“我办企业,不图个人发财。”这是龚世权做人的准则,10年前他就将一个十分火爆的摩托车厂交给全村,让全村人入股,走上全村人共同致富的道路。龚世权说:“我们农民现在日子过得好了,可不能忘记城市里下岗的工人老大哥。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兄弟。过年了,我们端起碗吃饺子,如果工人老大哥碗中没有饺子,我们这饺子咽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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