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多味斋
吃的联想
萧乾
食品在我记忆中能留下痕迹的，往往不是它本身，而是那场合。
小时候对我来说，最解馋莫如大饼卷“盒子菜”（酱肉）。每当妈妈领到工钱，就把我带到一个小饭馆，用她佣工挣来的钱为我叫上一张大饼和一碟盒子菜。当她看着我的小肚皮一凸一凸的时候，就感到万分欣慰。我问她怎么不也叫一份，她说她不饿。我把我的“号筒”（就是我正吃的盒子菜卷饼）硬送到她嘴边时，她也仅仅肯舔上一口。她还说，看到我吃比她自己吃还香呢。
啊，妈妈的爱多么无私啊！
小时候有个南方同学，我们给他起个外号，叫他“豆腐皮儿”，气得他就回敬，叫我们“土豆”或“白菽”。都着眼在各自常吃的东西。其实，北方人对豆腐同样感兴趣。那时走过北新桥，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是豆汁儿。一方面，那也最合我的财力。一张小桌，三面是条凳。坐下来，一碗滚烫的豆汁儿就摆在眼前了，连同咸菜也只消几文钱！
教养高的人，最不习惯于在街上边走边吃，可我对露天吃东西（只要不刮风，没有尘埃）很感兴趣。年轻时我穿一件黑色短皮衣，口袋里装满了刚买到的糖炒栗子（还滚烫的），一路上边吃边蹬着车，十分惬意。
十八岁去潮汕，那里每日三餐的序幕，是吃生蚝。后来又去福州教书，那里菜肴的特点是红糟。然而那只是席面的序幕，同时桌面上用方言进行着交谈，也没人理会我下不下箸。
说起来，新闻记者似乎好当，其实，有时也会碰到考验———包括吃的方面。1938年我采访滇缅路时，东缅一位土皇帝（官名土司）请我赴宴。他把珍品全摆在桌上了，可每一盘都赛过北京的臭豆腐！他以为我不大下箸，是客气，所以就拼命给我往碟子里布。
小时候虽然吃过北京的臭豆腐，有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对每碗每碟菜无一不臭，我思想里可缺乏准备！
1936年我赴上海编《大公报·文艺》。巴金、靳以和我几乎每天都泡在大东茶室，有时孟十还或黎烈文也凑到一起。我们叫上一壶龙井，然后就有女服务员推着小车来到桌前，小车上的马拉糕什么的任凭挑选。在饮着龙井，嚼着甜点心之间，我们交换起稿件，并且聊着文艺方面的问题。对我，那既是高级享受，也是无形的教育。在当时文艺界那复杂的局面下我没惹出什么乱子，还多亏巴金这位忠厚兄长的指点。
三十年代在上海，我们大都还是单身汉，住法租界的霞飞路———今淮海西路。早晨去老虎灶灌上一瓶开水（每月一元），中午和晚上的饭大都包给罗宋（白俄）馆子。左不过是一盆西红柿汤，厚厚的一片烤肉，也许还有份甜点心。面包算是充分供应，每顿一元。就是那番“锻炼”，使我后来在英国结结实实地啃了七年面包。当然，一边啃，一边还是在怀念着家里的烧茄子和打卤面。
四十年代我旅英时，曾专程去东伦敦贫民窟访问过一次加里多尼亚市场。那里的贫民食谱还是相应地高出东方一筹。那条街上有好几家都在卖一种把土豆条和鱼炸在一道的食品，叫“Fishandchips”。我买上一点，托在手心里，一路吃着：是刚炸的，还滚烫。味道确实很香。
其实，英国贵族家庭在吃上面并不都讲究。到这样家庭去过周末，有时很愉快，有时由于拘谨而受罪。那时我有位澳大利亚朋友，他的木屋就像跨在泰晤士河上。我每次去，他总请我吃烤肉。是围着一只大铛，自己掌握火候，真过瘾。尤其当时英国食物配给十分紧，每人每月才可吃上几两肉。朋友认识个东伦敦的肉贩子———一个矮小殷勤而善良的都柏林人。他大概不时地卖给他一些。
有时也会碰上十分守法（尤其是英国大世家）的请我去度周末，我往往就得处于半饥饿状态。
三十年代伦敦的中餐馆不少，可几乎全是粤菜。盟军把希特勒从巴黎赶出后，我在那里才吃到我国北方的菜肴。同朋友一走进去，首先给我欢快的是大师傅用铁勺在锅上敲出的清脆响声。还有，伙计们那声：“您吃点儿什么？”我心里想，到了这儿，吃什么都香。
解放初期，当包括我在内的大批友人都成为纯螺丝钉，而巴金每次出国经过北京，或来开会时，他总不忘旧雨，必约我们吃上一顿川菜。他很少邀那些虽熟稔而正在春风得意的人。在胡风等人遇到厄运后，席间大家说话都小心了。然而倘若有人偷偷弄个窃听器，也还能挑出点儿刺儿来。每次除了我和洁若，还必有他留法时结识的大教授陈占元和翻译契诃夫作品的汝龙。
最惊人的，是席终总是由巴金打扫战场，看着他青筋凸起，简直和他写文章一样认真。当时我就把他的强健等同他的饭量，使他能够不知疲倦地一天写上七八千字！所以，尽管他曾为出版事业倾注了那么多心血，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他个人的文集竟还多达二三十卷，而我的文集却只编到十卷。
三年困难时期，我正在唐山柏各庄劳动。那里靠海滨，是鱼米之乡。1961年6月回京，饱尝了饥饿的滋味。那年冬月，为了给老岳母祝寿，我们一家人到王府大街大同酒家去吃了一顿。站在寒风中排了三小时的队，才轮到我们进去。一小盘炒面要三元，这一餐花掉了半个月的工资。这还不算，老岳母还冻得感冒发烧，差点得上肺炎！
改革开放以来，餐厅及饭馆纷纷开起来，菜肴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想起困难时期，除了伊拉克蜜枣（听说吃了会传上肝炎）以外，什么都凭票供应，真是恍如隔世。另一方面，父母溺爱子女，营养过剩，又出现了“肥胖儿”的问题。
在进餐的方式上，现在我更倾向于西方的办法。咱们是把盘盘碟碟一齐上桌，这样，不管下没下箸，席散之后，剩菜就一股脑儿全倒入垃圾桶或狗食盆里了。西方则由主人掌刀，烤鸡熏鸭横陈在他面前的盘子里。主人切时，望着吃者问数量，绝不硬塞，不浪费，而且十分卫生。
吃饭是件每日必行的大事，为什么没有人出来改革一下呢？这里，涉及经济与卫生两个方面，是值得研究一下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说“问宰”
李景阳
听说到医院镶牙，大夫会问一句：“公费还是私费？”你答私费，就给你镶一只价几元钱的铅牙；你说公费，就给你镶一只价几十元的瓷牙。又有皮肤病开药，你说私费，就给你来一袋价几元钱的药膏；你说公费，就给你开据说能根治的价几百元的内服药。还有关节扭伤，私费——伤湿止痛膏，公费——形似橡皮膏但很贵的所谓“磁疗膏”，以此类推。
开药方前的关切一问，意在探明谁出药钱。若是私人，就小发慈悲，免宰或轻宰；若是公家，则抡圆了刀，狠宰加猛宰。“问宰”，先问后宰或边问边宰之谓也。
以前只晓得诊病术里有“问诊”之说。此外还有“视诊”和“扪诊”。视诊，是看脸相与气色；扪诊，是摸脉或以手感探体内异物之类；问诊，则是询问病情与病史。“问宰”之“问”，不含诊断之义，但既然是医生开药方时所为，故而也该看做“诊病”的环节之一。歧异处只在于，既言宰，就有商业行为在其中，此时医生是身兼“白衣天使”与“药品推销商”的双职的。尤其“新药”，提成与回扣最丰，故宰心最切。
问一声公费还是私费以区别对待的，是天使中的“心太软”者。他总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下刀的强。刀举在半空，忽生怜悯，动作迟疑，这叫“良心发现”。但开药治病的善行既能触动行善者的恻隐之心，可见药价贵到了什么份儿上。怜悯愈重，愈说明药价之难承受，这慈悲，倒能叫人吓出一身冷汗的。
宰刀指向公家，好似对病人无损。问题是，如今宰公与宰私已不好区分。采用新办法的公费医疗单位已将医药费按工资比例下发个人，无病者可将此款转为生活消费，有病者就等于自己掏钱治病。而超支部分虽然公家再行补助，个人也要出一部分的。因此，开药医生的那把宰刀其实总是同时横在两只脖子上的。只是公家与私家的脖子牢度很是不同。宰刀之下，前者还能挺一挺，后者则哪怕是钝刀子割来也要留下碗大的疤的。且近时由于财政普遍吃紧，“公脖子”的抗宰力也差多了。听说某单位临到年底打算出钱慰问老职工老病号，并开一个春节联欢会，不料有位职工在医院做了个大手术，一下花去十几万，于是年底各款项都用来堵这个大窟窿，一切计划告吹。这年头，甭管公家私家，能顶得住开药这个大宰家的有几个呢？
据说已有医院在改革，进药不经中间商，把药价降下来；医生开药不与收入挂钩，倘如此，“宰风”似会收敛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五味谭
未来的立交桥
王小妮
开始，我见到住宅区的墙壁上贴出了打印工整的安民告示，说在我们这一带将要动工修建一座立交桥，“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很快，工人们出现，开始在冬天的太阳下面挖掘绿地上的树，砍它们胳膊一样有汁的根。十年前种下的木棉、凤凰树、紫荆、菠萝蜜、相思树都挺立着巨大的树冠，被放倒在路边。原来生长树的地方，留下了新鲜的红土坑。
然后，我们看见许多的挖掘车，混凝土搅拌车，带着水泥管道轰隆隆地开进来，尘土飞扬。
十年前，一个熟人从另外的城市来，他要看美国电影的录像，选片标准是以现代化大都市为故事背景，要车流成河，晚上看到的车尾灯一片的红。现在，他本人就亲自被憋在这座城市的车河里，想前进想后退都不行。这种时候，开车的人大都会发出一句感慨：还是走路好！但是，没见到开车的人抛弃了车去走路。人的生活向前容易，后退艰难。所以，管理城市的人执意要修建立交桥，合乎情理，我们没什么可说。
类似于谁都知道绿地和树木是好东西，可是，人必然以人为本，人已经决定了除去绿色的树，在原本僻静的地方兴建一座立交桥。
这是规则。中国有不少山高人稀草木葱茏的地方，人都想呆在拥挤的城市里。厌倦出现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极限。既然在城里生活，你还敢反感立交桥吗？
城市，是一只结构复杂的火柴盒，每个人都自愿充当盒子里面一只火柴棒。
有一个习惯晚饭后散步的人很气愤。他要向城市的管理者投诉灰尘噪音混乱等等。可他又说他的心里明镜似的，这个桥早在图纸上画出来了，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我们都不出生在这座移民城市里，没有资格，也没有情感去回忆它过去的阴湿浸染，那些黑色碉堡似的房子和稻草的芳香。突然出现的立交桥把我们十多年来积累的回忆一起抽走。半年之前，我们陪着朋友出家门，向南走几十米，看弯弯曲曲的界河。界河对岸的白色海鸟，在香港群山的背景中飞翔。那时候，正有两个人用长杆子打摘树上的菠萝蜜。这种大果实像灰绿色树熊一样跨在树叉上。给人感觉是一只哺乳动物的菠萝蜜现在没有了。
1999年出生在这一带的孩子，他未来的回忆就是横在窗口的一架立交桥。他必须跑到植物园去，才能集中地看到木棉、凤凰树、菠萝蜜、紫荆和相思树。
这就是今天的力量。
今天，使我们通过被搅动起来的水泥粉末，站在已知与未知之间。我抬起头能想象灰色水泥柱子架起来的立交桥，桥上是涌动的车流。未来的面孔是这样慢慢接近。
我离开这城市几天，再回来的时候，见到立交桥工地已经出现一条装管线的深沟。曾经气愤又要投诉的人正和几个闲人欣赏立交桥宏大的工程场面。这个人说：人真是了不起！
他被巨大给感动了。这是容易痴迷于某一件工程的人在1999年留下的回忆。
将来，我约朋友来我这儿，再不用啰嗦。只要说，我就站在城南河边那架最大的立交桥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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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欣于所遇即为家
——康有为的两首酒诗
康义
1917年年初，阔别京城二十年之久的康有为重回京城，红墙黄瓦依旧，却已是物是人非，此情此景不由使南海先生感慨万千，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廿载流离逐客悲，国门出入岂能知。长驱津浦有今日，大索长安忆昔时。朝市累更哀浩劫，天人合应会佳期。西山王气瞻葱郁，风起云飞歌有思。”志得意满的心情溢于言表，康有为认为“天人合应”的时机已到，密谋和辫子军首领张勋拥溥仪复辟，眼见得复辟成功在望，康有为非常兴奋，自然而然“风起云飞歌有思”了。只是南海先生没料到，复辟后的张勋总揽了大权，留给他的只是一个弼德院副院长的闲职，让他振纲报国的大志顿时没了着落。更让南海先生没有料到的是，复辟闹剧收场的速度如此之快，还没有从“歌有思”的喜悦中恢复过来，主张复辟的他已成了众矢之的，受到全国上下一致抨击。7月8日，康有为化装逃进美公使馆寻求庇护，接下来又辗转来到烟台美驻芝罘领事馆避难。而1917年的烟台，因为张裕葡萄酒和孙中山等名人的深厚渊源，加之刚从巴拿马夺得四枚国际博览会金奖回来，一时美极盛极，成为国人议论的中心并引为自豪，海内外名流、文人骚客纷纷来此朝拜，其中不乏黎元洪、韩复榘等显赫一时的人物。唯有南海先生，面对美妙无比的张裕葡萄酒，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承蒙主人厚待，南海先生赋诗作谢，诗云：“深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且避蟹螯写新句，已忘蒙难征莲华。”矛盾无比的心情溢于诗里行间。大杯大杯的美酒，使心情黯然的康有为回想起自己一生的经历，多少岁月逝去，而自己的梦想并没有来到，而时局的变易，已离他的想象越来越远，连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等名词也仿佛渐被人们遗忘。复辟未成，自己倒激起众怒，不得不避难在外。闹剧结束后，政局更是乱纷纷一团，对中国向何处去，南海先生显然已是无能为力了。于是自负有治国奇才的他，也不免有了避入佛门、逃离红尘的倦意，觉得应“已忘蒙难征莲华”。但康有为又不甘心，“且避蟹螯写新句”，说明南海先生认为他只是暂避一下，一俟时局改变，他还是要出来的。
谁知他一避就是十年，直到1927年康有为作别人世，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康有为已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内。晚年的康有为，先是把自己心目中的大同社会描绘出来，最后又将这原本打算雪藏起来的理论公之于世，但国人对他的印象，却认为他是越老越复古了，越老越顽固了，甚至是越老越天真了。这或许是南海先生作为一个政治家最大的悲剧。康有为想象的社会大同，到现在看来虽有可笑的地方，但他的一片赤子情怀和济世之思，仍然让我们钦佩不已。而南海先生本人，目睹十年来中国社会之风云变幻后，一颗雄心也慢慢消磨到古佛青灯中去了。康有为本是个佛性很重的人，晚年避入佛门，也似乎是必然。1927年南海先生遗世之前，又一次来到烟台，依然受到了张裕主人的殷勤款待。在东山张裕葡萄园别墅，酒还是十年前的张裕美酒，但南海先生已不是十年前的南海先生了。此次南海先生依旧诗和诗一首，诗云：“浅倾张裕葡萄酒，移植丰台芍药花，更读法华写新句，欣于所遇即为家。”（左下图）诗中浓浓的禅味，让人感受到先生晚年归于佛后那静若止水的心境。由“深倾张裕葡萄酒”到“浅倾张裕葡萄酒”，这一“深”一“浅”之中，正是先生心境差别的写照。从儒家的入世之“深”到佛教的入世之“浅”，先生十年走过的路程，十年经历的一种幻灭，其苦痛之切肤，并不亚于其早年“公车上书”时的激愤啊。只是此时南海先生的境遇，几乎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悲剧了，而历史，正是在扬弃这些人的失意中逐步前进的。
1927年的张裕，也少了1917年的辉煌，张弼士先生1892年创建以来盛极一时的张裕，也从这一年起走向衰微，到解放时只剩下一块招牌几个人了。让康有为想不到的是，在成立之初便被他蔑称为“匪”的赤色共产党，实现了他心目中大同社会构想的某些主张，也让百年老字号的张裕获得了新生。九十年代的张裕，年产值数亿元，产品远销国内外，已成为国内葡萄酒业中执牛耳者。在张裕的葡萄酒历史博物馆中，南海先生的两首酒诗墨迹仍在，而历史却将翻过二十世纪这一页，中国也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前进。现在南海先生若重回张裕，也不知道他能写出怎样的诗篇来。（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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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阅读手稿
李辉
巴金的五卷本《随想录》，已成为二十年来文学界、思想界极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巴金不是书法家，但写作《随想录》时，是他晚年思想、精神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些颤抖的手迹，恰恰最为真实和生动地体现了他晚年生命的分量与力度。如编者所说，从这些珍贵的手迹中，能够读出一种生命的痕迹。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紫丹印务有限公司及参与《随想录》手稿征集工作的作家、编辑、专家、学者，出于对巴金老人的敬重和一种文化热忱，出色地将印制精美的《随想录手稿本》奉献给读者。（附图片）
第12版(副刊)
专栏：茶楼
乡里年俗
黄国平
时至腊月，大街上，单位里，以及同住一楼的人们，看去总觉得是渐渐地忙碌起来，忙着购这买那，搬这运那，大包小包，肩扛手提车载，一付劳作收获喜悦之情，挂在脸上，也溢于言表。
都市过年的景象，较之于故乡来，我总觉得多了几份忙碌，少了几份清闲；多了几份物质追求，少了几份精神寄托；多了几份时代色彩，少了几份传统特色；多了几份看别人且歌且舞的喜悦，少了几份自己参与的兴趣———而我总是在心里说，其实，春节原本就是中国人长期延续下来的有着深厚传统积淀的民族节日啊。
“二十四送灶，二十五调糕，二十六做馒头，二十七炒蚕豆，二十八炒花生，二十九坐下来守，三十夜，肉叉叉，豆腐豆皮不动它。”这首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小时常哼唱的儿歌，基本上道出了我家乡江苏春节前几天的民俗民情；也道出了小孩子们心目中春节的美好———要过节了，有得肉吃，有得玩耍了其兴高采烈的心态，从中可窥一斑。
送灶，调糕，做馒头，那是大人们的事。一年中这是大人们最忙碌，也是最清闲的季节了。忙得舒坦，忙得心安理得。
腊月二十四，是送灶日。
送灶，就是送灶王爷上天。我们那儿祭灶王爷的风俗一直流传至今。灶王爷，多是乡里略有点美术才能者们即兴的杰作，多用木刻印成，用红纸印上个几十张几百张不等，再挨家挨户地送上一张两张。我依稀记得灶王爷的模样：略圆的面孔，慈眉善目的，上下嘴唇上长有两抹胡须，骑一匹高头大马，面朝着你。
二十四晚上，各家各户的要送灶王爷上天。灶送完了，灶王爷要在天上呆上好几天，到除夕才能接回来，乡民们这才真正忙乎着过年了。
过年，在我老家，最忙的要算做馒头了。
做馒头，分调糕、拌馅、包做、上笼、火煮、汽蒸、下笼等工序。家里一年没有个红白喜事的，一般人家一年便只做一次馒头。做下来的馒头可以吃到第二年的开春。乡人便格外重视做馒头。
除了上饭店加工外，一般人家做馒头，多是几家合伙一起做。其中各项工序有人轮流分担，事先都安排好了，省得糕发好了，人手安排不好打乱仗。
刚出笼的馒头又白又大，煞是喜人。左邻右舍相互还要赠送，互相品尝比试一番，也图个吉利。
此后几天，杀鸡宰鸭，买衣买袜，各家忙各家的。
忙到年三十，再掸尘，打扫卫生，贴对联，贴喜钱，再接回灶王爷，磕过灶王爷和先人的头后，再放鞭放炮———鞭是鞭，炮是炮。在我们那儿，这是两种东西。鞭是小鞭炮串成的，是连响的，得先放；放完接着放炮———响炮，二踢脚，闪光雷什么的，震耳欲聋，还讲究个连响，中间不能放哑炮，并求个成双成对的响，图一个吉利。
扫尘的同时，做好年夜饭，还要把缸水加满，烧好吃的。因为第二天就是春节了，要封水井和水缸，还要封刀，年初一不兴动刀拿刀的，年初一也不能扫地，一扫，就把财气扫出门了。此乃乡人的迷信。
在房前屋后，有的人家还用布袋装上白石灰，再打上圈圈点的白印，用来祛邪消灾。只是心里的一种祝福和一种自我安慰满足罢了。
在吃年夜饭之前，还讲究祭祖宗，敬福禄寿禧财等神仙亡人，敬菩萨、王母娘娘。敬的方法多种多样，可端出装有水果的盆子，可放上煮好的鸡鸭鱼肉，也可放些钱财，放置于祖宗牌位或诸神的供像前。
吃完年夜饭，再试穿一下或准备好第二天穿的新衣新帽新鞋新袜，大人们再给孩子一点压岁钱，多少不等。孩子们先上床睡去。
大人们还要在一起唠嗑，在一起守岁，守到交岁时，出门放上几个爆竹。家家放，户户放，驱赶一种叫“年”的怪兽。放完了，再赶紧上床眯糊一会儿。因为睡不了一会儿，上门来迎财神的一路人马又得踏破门槛了。
春节年年过，人们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下来了，也总是把希望寄托在来年的一年中……
第12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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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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