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公历的一九九八年转身成忆，农历戊寅年已近岁暮，一年的时间段相对于文学史的长河何其短暂迅逝，“一九九八年的文学”这一概念被描述为“长河般的文学史和一九九八年的交会遭遇”也许更为准确恰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对着那些长久孕育但却降生于九八年这个时间段的文学发问———
一九九八，文学贡献了什么？
本报记者杨少波
“一年一年过得很快”，雷达表达了这样的感叹。他首先对整体的九八年文学进行了宏观的描述。他认为九八年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许多作者苦心经营的努力。他一口气举出了《尘埃落定》、《故乡面和花朵》、《高老庄》、《日光流年》、《第二十幕》、《草房子》、《红瓦》、《长相思》、《庆典》、《北方城廓》、《裂岸》、《硕鼠》、《海噬》、《一朝县令》、《好风好雨》、《人寰》等十多部作品。对八年劳动，长达二百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及其他作品的写作精神给予了赞誉。有人在今天还为文学这样雄心勃勃地沉醉投入和努力，还这样玩命地干，是令人感动的不易之事！他认为九八年长篇是作品比较齐整的一年，作家们各自以其生活的密度和艺术的敏感及尖锐度发挥着自己的特长。每一部作品在九八年的出现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雷达认为九八年的中、短篇小说仍然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态势，对《小姐您早》和《大树还小》等一系列小说表示了肯定。李敬泽对王安忆的中篇《隐居的时代》等作品表示了关注，他认为平心而观，我们自己的一些杰出作家的作品并不比同时代的西方作家甚至获大奖的作家作品差。王安忆自己也对自己的作品表示了中肯的意见，她认为在短篇小说中，苏童在九八年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值得注意，她认为苏童似乎是在进行着某种训练和修炼，好的短篇难得，而苏童在他的短篇中有着把某种虚构的东西写得刻肖逼真的能力，这需要短篇小说的技术和结构能力。
众多的报纸副刊和散文杂志及文学杂志的散文栏目亦然为散文的发展提供着广大的生存平原，《散文选刊》还列出了包括季羡林的《清塘荷韵》等十数篇散文的“排行榜”。雷达特别指出了九八年一系列尖锐犀利的思想随笔，以及以怀人忆旧主题为历史提供镜鉴的一系列文化散文的成果和意义。王安忆对余华关于读书的笔记散文也给予了关注。余华于九八岁末结集出版的《我能否相信自己》，以其凌厉直言的智慧方式给“散文”这一宽泛的文体带来了别样一种文风和节奏。
《落泪是金》等作品给九八的报告文学引来了新的话题。李敬泽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在今天的文化功能提出了疑问。报告文学在既是“报告”又是“文学”的矛盾中如何取正自己的位值，报告文学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文体伦理责任，报告文学面对今天众多新闻媒体如何确定自己的方向，这都是我们面对报告文学这曾在现实中担当重任的文体时应该思考的问题。
对诗歌的看法存在着相反的意见。几乎每个人都对抽象或古典意义上的“诗”或“诗歌精神”表示了肃然和神往之情，但大部分人都对诗歌的现状表示了不满和忧虑。九八年发表了《飞行》长诗的诗人于坚对诗歌则持坚定的乐观态度，他为自己的诗歌在文学圈子以外的人们那里取得更朴素直接的共鸣而欣慰。他认为文学中最精粹的形式是诗歌，诗歌有理由有能力写得更好。诗人们遇到了最平稳、干扰最少的历史时期，五四以来最优秀的诗作理应出现在今天。今天的诗人虽然没有五十年代那么高的位置，但那并不是诗人单纯以诗歌而赢得的位置。诗人在今天的位置才是确实的位置，诗人在真正爱诗的人们心中找到了真实。
吉狄马加对九八少数民族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大都能创造性地把本民族的深厚资源充分发掘，从而使本民族纯粹丰厚的文化资源成为更广大世界的普遍资源。《尘埃落定》等作品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例子。他还特别指出在九八年如哥布、列美平措、何小卒等一系列青年诗人的作品，他们以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个人命运与自然及人群的亲密关系构成了少数民族文学独异的宽阔品质。
关于九八年的文学大家都有一些不约而同的关键词和相同相似的句法语式，我们集中地把这些众多作家和批评家们共同触及的“焦点”一一考较过来，或许能从中看到文学在“一九九八”这迅疾一年的侧影和风貌。
一、“限度感”不同的作家和批评家都用意识到的“限制”、“局限”和“门槛”等词来形容着各自体味到的某种边界。九八年处于世纪之交的“限度感”，对小说、诗歌功能、结构认识的“边界限度”，传统形成的文学观念的“限度感”，以及自己各种素质和艺术能力的“限度感”等等，我们采用了李敬泽提出的“限度感”这一词汇，来描述人们对文学、现实和自身反思时产生的某种心理状态。这是九八年文学表层现象下的某种心理状态，只要我们的文坛还能有这样的切肤之痛的“限度感”的存在，我们的文学心态就必然会保有着警醒和自觉，只要我们能切实地触摸到了某种限制的边界，突破和发展的第二步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在九八年清楚地看到了人们对于“限度感”的惊觉和冲击，只要这种自知和冲击存在，哪怕九八年表层呈现的作品再少一些，我们也有理由确信九八年文学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是有所作为的一年。
池莉这样回顾自己的一九九八：一九九八年，最关注的是自己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写作，自省和自身的修养，对汉语文学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意识到要做一个比较好的人，做一点比较漂亮的活儿。一九九九，我将一如既往。
二、“浮躁”人们都发现了文学中的这一心态，人们又都似乎在自觉地防御着这一心态。期刊、出版社中作品的大量涌现和可圈可点作品的匮乏使“浮躁”似乎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也有逆流而上者，也有大林深泉人，也有苦心孤诣踏实沉潜的劳作者，他们以自己厚重的作品沉实地和九八年相遇了。《故乡面和花朵》的八年之功，《尘埃落定》的辗转路程，《日光流年》的多年经营，《第二十幕》的打磨煅熔以及诸多沉降于深处的磨剑修炼者……吉狄马加说，九八年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文坛的浮躁之气在相当一批作家那里减弱了。近四年写作完成的《日光流年》以多角度的丰富内涵向读者传达了人对生命的抗争和勇气，阎连科觉得这近四年的时间花的值得。“这是一本我可以安心送给朋友的书。”他以这种平静的方式表达了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浮躁是浮躁者的浮躁，正如《浮士德》之于德国十九世纪，《红楼梦》之于中国封建末世，一个时段的文学史只需要极少数的作品作为尘埃落定后的界碑和标记。
三、“汉语写作”“汉语写作”也许早就被人提起，但九八年随着二百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出现，人们又重新思考它的涵义。文学的形式因素就是汉语，我们对汉语特质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李敬泽说，《故乡面和花朵》在尝试着汉语写作的可能性，它系统地对现代汉语内在的脉络进行了梳理和探索，无论人们喜欢与否，其规模与深度都是不可忽视的。作者刘震云说，我们的汉语有了千年历史的流程，它身上负载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我希望看到汉语散发青春光芒和枝叶光泽的样子。我们先秦时期“鲲鹏九万里”、“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诸多语言传达都有令人神往的魅力和魔力，每一个从事语言文字写作的人，都有责任为焕发汉语的青春活力而努力。《日光流年》中对象声词的生动运用、《高老庄》中文言词和陕西土语的转化发明及王安忆在《忧伤的年代》等作品中对平易深厚语言的精细用心都在暗合着“汉语写作”这一主题。从高尔基的“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到中国文学今天的语言实践实绩，这是一段难以一言尽之的路程，每一个真正喜爱文学，并希望从阅读中享受到审美愉悦的人都应该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四、“跨文体写作”九八年“跨文体”一词在《莽原》、《大家》等多家杂志叫响，作家们不满足于现有文体的形式，尝试着在传统的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绘画等艺术体例分割之间创造一种交叉、融合的“文体样式”，以“跨文体”命名这种形式创新和探索。《大家》一连几期的呐喊宣传“新的文学精灵———‘凸凹’来了！”更在读者心中引起了不同震动。李巍说《大家》推出的“跨文体”写作样式———“凸凹”文体在九九年首期集中推出，也收到人们见仁见智的评价回馈。其实跨越某些既定文体的格局界限在许多前辈作家那里早有实绩，但被喧闹得如此热烈也许是九八年的特有场景。这也许是人们另一种“限度感”的表现和超越应对吧。韩少功说，我所见到的《上海文学》、《莽原》、《黄河》、《花溪》等都在“跨文体”写作方面走出了切实的一步。《天涯》的发行量在今年不跌反升，也与这方面的调整先行一步有关。
五、“断裂”韩冬、朱文关于“断裂”的问卷调查在文坛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他们过于尖锐的问题和激烈的言辞引起了许多人同样尖锐激烈的反对。雷达说，他们的偏激是显而易见的，但也不必过于形成讨伐之势。相同意思相同的观点其实早就有过，只不过他们采用了更为极端刺激的方式表现。李敬泽对他们的行为持较宽容的理解态度，他认为他们这一行为强调的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是一次自断退路的做法，最好不必实对实地来“对簿对账”。于坚认为社会对“断裂”问卷的态度传达出我们所处社会正走向宽容和活跃的信息，逐渐宽阔呈现的空间使年轻人说话的出发点更接近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感受，这也是改革开放二十年带来的变化。
六、“七十年代作家”邱华栋认为九八年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全面崛起的一年。在众多文学期刊的栏目中，都可以见到他们这样一批人的面孔，但许多选刊仍然对他们持谨慎态度。李敬泽认为，九八年只是他们的一个集中“亮相”，我们可以从这样一群人的作品中看到其特殊的气质和特殊的经验方式，但他们的未来和意义如何，还言之过早，他们的一切都还在未定之列，我们只能对他们寄予希望。
七、“关注批评”王干说，从没有像九八年这样，对冷落已久的文学批评给予如此的关注，以致成为新闻的话题之一。接连召开的文艺评论会议和全国文艺理论会议是全国规模的集中研讨，《创作评谭》等刊物专门针对文学批评召开的会议更使人们形成对“批评”关怀备至的印象。但究竟“文学批评”在今天应该如何发展、应对，这是落在每一位批评家肩头的实在重担。雷达说，批评也正在进行着自身的变化、超越和重建，文学不会消亡，批评也不会消亡。我们相信理性严谨、逻辑严密的批评家对自己的位置也一定会有一番丝丝入扣的计划推演和安排。我们真诚祝愿文学批评带着九八年人们的关爱和问候，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
八、“古典”和“感动”伴随着曹文轩的《草房子》和《红瓦》的反响，作家抱着对诸多热衷于描写阴冷、灰色、庸常原生态作品的不满，逆流而动，提出了要重申“古典”存在的权利，谱写悲悯情怀的“感动”文章的主张。这是对大量以“调侃”、“反叛”、“反讽”为现代性的作品的反动，是在现代状态下对“古典”和“感动”的重新思考。他呼唤浑然的美感在作品中出现，希望大量不美不洁的“腐鼠”式的画面不要以“认识价值高于一切”的名义进入心灵。这在今天实验写作热潮涌动的文坛有几分“蓦然回首”的亲切和温暖。九八年的文坛应该有这样一种纯净而有力的声音。曹文轩以自己作品的纯净优美境界向人们发问：写“花瓶”好还是写“痰盂”好？！
九、“旧作重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发表于九七岁末，被《新华文摘》、《北京晨报》等转载于九八，并持续不断地在九八年成为文坛内外的焦点话题之一。改编电影、改编电视剧，报刊连载，单行本问世……它在九八的热闹场景俨然成为九八文坛的又一全新“事件”。《许三观卖血记》在出版不甚景气的今天重新畅销登场，也使九八的文坛又增加一道风景，“张大民”和“许三观”等底层劳动者的形象在九八年被人们重新指认接纳，不能不对某些抽象玄虚的闭门造车者提供某种参照，但同时也让我们的文坛又一次领教了影视传媒的联姻对文学的巨大作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由此被九八年文坛接纳为重归的“陌生客”。
回忆中的一九九八年新鲜而又陌生，九八年的文坛诸事被裹挟着又拥进一九九九年。作家评论家们对新的一年的自信和乐观使我们不由对逝去的一九九八心怀敬意。因为时间流程上的常识是：没有九八，便没有九九。
邱华栋说，一九九八年我们更注重的是积累和沉潜，我们正在做着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李敬泽说，中国文学经过“文革”的断裂，新的一代人经过新时期的二十多年，似乎已经接起了文脉之气，经过这二十多年的元气恢复，到了收获像样东西的时候了。所以九八、九九年有好的作品出现，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于坚认为这二十年是诗人运用现代汉语写作以来受到的干扰最少的时期，青史垂名的最好诗歌也应该在这一个时间段出现。诗人们对诗歌这文中精魂仍然保持着乐观和自信，我们相信这乐观和自信是来自他们的智慧、辛劳和汗水。文学，这绵延长久的事业被局限在短短一年中的描述是多么的不适，但它绵延长久的时间进程使我们对它过于匆草的片断式描述略感心安。文章千古事，所有的文学都要面对漫长的时间发言，所有的作品都将在时间激流的沉浮中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
我们就这样倚着农历戊寅年的岁末门槛，畅心舒一口气，从这乌木亮闪的门口眺望诗人心中那虚怀以待而又将涵纳富有的一九九九吧！
你好，一九九九！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文论
小说创作中的文体问题
张学昕
文学创作中的内容与形式问题，也就是作家的生活积累与情感体验如何获得较完美的艺术表现问题，一直是作家们多年来致力探索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艺术课题。这关系到作家对生活的认识和把握，能否达到一定的审美高度，作家的主体意识与追求，能否更好地表现生活的底蕴。因此，寻找、探索语言、叙事风格、结构方法等文体方式的多样变化，进行艺术形式的多项锤炼，成为近年小说创作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近年小说创作文体风格的变化可以追溯到80年代初期。那时，一些作家就开始把笔触伸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注他们的命运与心理，打破了以往小说的戏剧性结构形式，追求朴素而颇具深意的叙事风格和文体。继而，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潮流中，又出现了以刻画人物心理为主的通过“内视角”、“心理结构”来结构作品、表现社会生活的小说。小说的叙事、抒情，人物的行为与心理变化浑然一体，这种探索被评论家称之为“西方现代小说的东方化”。这之后，小说界又先后出现了诸如“诗化小说”和“散文化小说”、“哲理小说”、“笔记体小说”，以及其他许多探索、实验文体。它们或追求空灵，或追求深沉，或讲究韵律章法，或追求叙述语调，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增添了新质。作家观照、审视、表现生活的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文学的文体意识更加自觉了。及至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又先后出现了被人们称作“现实主义冲击波”和“晚生代小说探索”的小说创作，各自以其创作上对现实生活不同的美学原则而给文坛带来不同风格面貌的作品。
可以说，小说创作文体上所呈现的多样化，无论是在小说时空观念方面，在讲究色彩、情调、意境、韵律、审美角度转换上，还是追求深层文学语感的隐喻性和意象性，抑或对生活、现实的“直接书写”，从整体上讲，一方面是由于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精神价值取向更加丰富与自由的表现，一方面也是因为小说主体风格变化赖以产生的现实情境，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八十、九十年代所引发的不断接踵而来的诸多社会人生问题，给作家的写作提供了现实的土壤。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文体风格色彩纷呈的现象，如何客观而公允地评判这种探索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这是我们充分认识、理解当前小说创作至为重要的问题，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当代小说创作，丰富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手法，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总结其创作得失，理性地思考其未来发展趋向，无疑都将大有裨益。
审视近年小说创作的实绩，我们感觉，作家对文体风格多样化的选择与追求，确实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与活力。首先，作家文体意识的强化使作家形成了一种艺术自觉，作家们不再仅仅满足于小说的认识功能，而是进一步将其置于艺术哲学的审美高度，致力寻求挖掘作品艺术形式本身对内容的开掘力量，创造小说文体“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对艺术形式价值的确认和拓展，自有其特殊的新意。其次，诸多探索性质的文学创作对小说文本形式和人的个体生命奥秘的探寻不仅丰富了文学对生活的表现形式，而且在现代领域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天地，表现了丰富、复杂的现实人生。作家通过多种艺术表现将视角深入到人的内心情感世界，获得了新的审美体验。对想象中知觉经验的描述、富于审美形式意味的叙事模式、意象、意绪与氛围的精心构造，注重抒情的个性化语言，构成了小说文体的美感特征。作家对不同文体模式的选择，包涵着对世界认识方式和角度的变化，也包涵着对生活认识的深化。这种对生活认识的深化表明中国作家不仅懂得从社会、历史的现实关系中去认识世界，还学会从艺术的、文化的角度审视生活，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但是，从近年小说创作的情形看，在对小说文体风格的重视与强调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有的作家在打通个人感情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时，由于对文体表现的过分强调，使内容与形式的内在冲突表现出来，作家的生活积累往往受到文体形式的限制，制约了作家情感、思想充分而深刻的表达。小说表现出疏远生活本质时代性，迷恋表象，过分地强调感觉，从而丧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二、无论哪种小说创作潮流涌来，无论有无创作界和评论界的倡导，也不顾及作品的语言风格、形式与文体特征不仅和作品内容、艺术追求相联系，与作家才情、气质、内在情神结构相一致，都会有大量盲目的追随者，盲目追随“潮涨潮落”，以一种叙事角度或一种观照事物的方法为“时尚”，甚至不惜改变句法，有意采用生涩冷僻的表达，进行模仿性写作，从而失去了把握生活的独创性能力，造成文学创作中的某种隐患。三、一些作家走入了文体探索的误区，进而可能滋长或导致文体危机。因为，考察新时期文学初期至近年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种种文体几乎都被尝试遍了，人所共知，我们用不足二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现代小说形式革命百余年的历程。在这二十年内，许多人刻意模仿西方的文学大师们，在模仿中迷失自我并陷入自身的创作危机。我们见到的大量“文本”却并非是新的文体，或者干脆就是现成文体的复制品或翻版。我们在近年的一些小说中已窥见到文体风格危机的端倪。
面对当前的小说创作实际，我们所期待的是，作家应坚持文学的本性、文学与现实正确的审美关系，在对文体等形式的选择中，继续不断地探索与寻找一种最契合主体表现个性的形式，使文体风格的选择与追求能够真正使艺术成为艺术，成为有个性的审美表现形式。像有的评论家指出的，中国小说在世纪末将出现一次跨文体的革命性变化，世纪初以来的种种小说文体、古典文体和西方文体，将以“碎片”形式获得新的聚合。这种跨文体革命并不只是纯形式领域的，而是要借新形式创造性地传达出来自现实的新的体验和新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对小说文体风格的不断探索更有其深远的意义。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
梦圆时分已是春
——阳治国和他的《东方之梦》
左孝本
长篇纪实文学《东方之梦》（李天雄、天泉著），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主人公阳治国把他三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的艰辛创业史，沿着寻“梦”、追“梦”、圆“梦”的轨迹，升华为一种难见的新论，又将这新论贯彻运于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中，完成了体现东方民族精神特质的、富有氤氲神韵的“东方之梦”。
《东方之梦》的创作来源于阳治国对梦的感悟。阳治国研究梦的初衷，来自于一次在思想极端压抑的情况下的梦境想象。还是在六十年代初生活最艰苦时期，他梦见母亲手上端着野菜汤，流着眼泪叫他回去，他又梦见乡亲们怎样以期盼的眼光推举他领头干社队企业。又梦见下食堂村在未来的日子里发生了超乎寻常的变化。于是，他放弃了在工厂当工人的令人羡慕的职业，回到了岷江边上的“一坝两岭十三坡”的贫困山村。从那时起，他就走上了带领乡亲们艰苦奋斗，共创富裕的寻梦、追梦、圆梦的道路。
后来，他又发现梦有很多玄妙的东西，可以给人以某种灵感和悟性。他仔细阅读了《黄帝内经》之“发梦”篇、郑玄的《周礼·春官·注》、东汉哲学家王符的《潜夫论·梦列》以及白居易之弟白行简的《三梦记》等书籍，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哲学、社会学、生理学等多科学多角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梦进行了全新的诠释。他认为，梦是唯物的，是可以从唯物辩证法角度解释的心理现象。梦是大脑细胞在睡眠状态下复活的结果；梦与思想、情感、心理、生理、环境有关，梦可以引发思维、丰富想象、产生灵感。有许多创造和发明也都从梦境中得到启示，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是一个显在的事实。
《东方之梦》与我国古代关于梦的书籍不同的是，它不是把梦说得玄而又玄，而是贯入了唯物论的内核。它从诸多新奇的观点中跳出了“玄学”的框架，扬弃虚无缥缈的梦境，立足现实，着眼现实，回归现实，把虚玄缥缈的梦境化为崇高的人生理想和精神境界。文章又用十二个篇章重彩浓墨地记述阳治国怎样将这种人生的理想境界，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苦干、实干、义无反顾地沿着致富的目标前进，从而完成了他的新论新说从理念到成功实践的历程。
阳治国的“梦论新说和‘梦’的实践”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梦是“心”———大脑这个物质载体“思”的结果，梦是客观存在的，本身是唯物的，不是迷信。区别唯心与唯物、迷信与科学，关键在于对它的解释和对待方式。
探索精神是最可贵的精神。阳治国用他的理念和实践与作家合作完成的《东方之梦》，是一本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具有开拓性、开放性、创新性的当代意识很强的书，具有极强的现实感。
从这里可以看出，阳治国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者，而且是一个重视辩证唯物论，重视传统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理论武装的实干家。在作者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现代意识。《东方之梦》的出版，想必对一切希望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一切勇于自尊自立自强的人，一切不甘于为命运左右、勇于改变和创造新人生的人，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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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天无际，雁在飞
——梁子《一本打开的日记》
何玉兴安杨
一半是照片，一半是日记。梁子这本书就像她自己。从青海高原、老山到西藏圣地，她把自己的见闻、血泪、苦乐、爱恨、思悟，以袒裸的真实，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她把青春的生命之花绽放得如此美艳，鲜亮了我们的目光。
“性格即命运”，梁子的经历是这句名言的注释。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的梁子，散发着生命的气息，漾溢着青春的活力，为了多一只眼睛看远方，她选择了摄影；为了远方的梦，她毅然舍弃上学深造的机会，挥泪告别恋人，她挣脱了鲜花铺就的一切安逸。梁子把自己的个性舒展得山花烂漫，把青春的激情贲张得淋漓酣畅。
这就是梁子。正像一位印度哲学家所说，惟将自己全部本性奉出的人，才能寻到自我，这自我不是私我，而是神圣的个性。正因如此，梁子一次次寻梦不止，一次次美梦成真。
人不能拽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一次次寻梦，一回回体验，一番番品咂，梁子不断拓展着自己生命的宽度，不断提升着自己灵魂的高度。
领略了多少蓝天碧海云白风轻，定格了多少山高谷深河曲湖平，饱览了多少奇风异俗乡土民情。结识了多少默默奉献的人们，记录了多少荡气回肠的故事，感受了多少刻骨铭心的经历。仁慈的百岁神医，藏族雷锋蒙托那义，麻风病院北京来的白衣天使，则里拉哨所二十多岁就牙齿掉光的小老战士，年仅四十九岁就把生命句号画在边防线上的司令员，多雄拉山口被冻成冰雕的五位战士，其中一位还怀揣新婚妻子的照片，还没及回信……老山的洗礼更让梁子脱胎换骨。战争给了她宝贵的人生成长机会，使她顿悟了生与死、美与丑、爱与恨、悲与喜、强与弱，更加珍惜爱与被爱的高尚情感。梁子说：战场是个净化灵魂的地方，磨难能够造就伟大的灵魂。在死去的战友面前，名利物欲都失去了分量，我是为他们而活，这本书也是为他们而写，算是对战友们的青春礼赞和纪念。
不仅仅是纪念。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在烦恼和名利物欲的磨损中，又有多少人能舒展自己的个性响应梦的召唤，保持着寻梦的激情？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寻梦的激情与活力，萎缩的将不仅仅是生命。
听说，梁子又将远行，梦是她唯一的行李，一同远行的还有日记本扉页上契诃夫的这段话：
大雁在我们头上飞翔，每个春天和秋天，它们都这样飞，已经飞了千千万万年。它们不知道为什么要飞，可是它们飞啊，飞啊，它们还要飞几万年，只要上帝不给它们解开这个秘密……
第11版(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无悔的岁月》出版邓小平夫人卓琳的姐姐浦代英所著《无悔的岁月———我们姐妹的人生道路》一书近日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用最直接的资料，第一次完整生动地叙述了浦家三姐妹———浦代英、浦石英（雷迅）、浦琼英（卓琳）的人生历程，叙述了浦代英与乐少华（原红十方面军政委，中共早期“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浦石英与赵文献（原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浦琼英与邓小平相识、相爱的过程。（迅文）
●最好的纪念：《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出版走进中国亿万读者心灵的著名作家、翻译家叶君健先生，一生共为世人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创作作品和三百多万字的文学翻译作品。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编选的《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叶君健卷》由华文出版社出版。其中选编了《我的外语生涯》、《安徒生童话的翻译》、《翻译毛泽东诗词》、《外国文学研究和创作》、《香山的红叶》、《丹麦散记》、《麦收季节》等文章，全书三十余万字。本书的出版，为热爱叶老先生的几代中国读者缅怀、追忆和研究叶老先生提供了最及时的读物。（李庆）
●长篇小说《裂岸》在京研讨近日，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主办召开了朱东惠的长篇小说《裂岸》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裂岸》地域特色鲜明，描写了大关东的沧桑变化和风土人情，是东北近年来长篇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它以辽宁人民的母亲河———大辽河为背景，展现了黑土地上一幅雄奇的历史画卷和东北军成长发展近四十年的历史，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和浓郁的文化意蕴。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设置、故事展开和可读性方面，《裂岸》都有独到之处。（文一）
●诗集《大山意识》、《记忆的瓷瓶》出版李龙年的诗集《大山意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记忆的瓷瓶》由鹭江出版社出版。作者写大漠荒原的跋涉，写故乡故土，写地质生涯，朴素热烈的意象中饱含诗意的独特创造。作者诗情与外象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诗美意象。（叶公觉）
●《结构神话学》出版陈连山新著《结构神话学》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本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探讨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的专著。从斯特劳斯的精神气质，到结构主义理论的渊源、原则和方法，都做了系统的评述，并结合中国神话的实际，做了深入浅出的解释。（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