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国有企业改革前沿问题
□刘能杰
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等单位主办、山西省地方电力公司等单位协办的中国企业改革前沿问题理论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现将会议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总结和难点分析。与会者认为，经过20年改革，国有企业的整体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更加成熟，同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条件下，国有企业如何保持自己的优势。二是在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买方市场出现的宏观经济形势下，国有企业如何改革与发展；在国有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过程中，如何正确把握国有企业的演变方向。三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减员增效等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在保证国有企业运行质量的前提下解决再就业问题。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对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激励与约束，等等。
关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问题。与会者强调，政府要积极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创造条件。一要抓紧建构国有资产投资主体，建立出资人制度；二要转变政府职能，由对国有企业的直接管理转向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三要建立和完善产权市场，推动国有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四要下大力气解决企业的负担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与会者认为，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提高企业领导人员特别是企业经营者的素质，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必须切实加强职业企业家队伍建设，进一步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经营者培养、选拔、聘任和激励、约束机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员的工商管理培训，增强他们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加强企业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领导作用和政治保障作用。与此同时，既要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又要搞好外部监督。建立和完善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监督，促进企业切实加强管理。
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和政策问题。与会者认为，一是配合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积极营造国有资产监管、营运体系。二是政府、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相结合，通过制定行业自律价等措施，有效防止无序竞争。三是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建立新的企业领导体制、组织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形成内部竞争机制和约束机制。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五是在继续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城乡消费环境的同时，鼓励企业大力开拓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采取必要措施，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和向境外转移部分生产能力，支持企业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拓展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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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二十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这一大讨论，刘奔撰文指出——
真理标准大讨论促进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以这场讨论为契机，一些以前不曾想到的问题也提了出来，启动了诸多新课题的探讨，导致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拓宽和拓深。有这样几个基本方面。
一、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为了深刻地说明实践何以成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问题，展开了关于实践的要素、结构以及主体—客体关系等等问题的研讨，从而认识到实践中展开的主—客体关系，不仅仅是认识关系，还有价值和价值评价关系。这些复杂关系不仅涉及人和自然界的关系，还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这样，交往活动被看做是实践的不可分割的重要方面。这也就意味着：实践不仅是认识论范畴，同时也是历史唯物论的基石。而实践的本质正在于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解决社会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矛盾从而实现二者的统一，乃是唯物史观要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
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是不同真理观的较量，更是不同价值观的交锋。“两个凡是”的观点往往是和不合理乃至不正当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才能不折不扣地坚持实践标准。
因此，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进一步深化，就引出了价值观和真理观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探讨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思想路线不仅仅是个认识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价值观问题；只有把价值观和真理观真正统一起来，才能彻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清算，单从认识方面总结是不够的，还要从价值观上认真检讨。
三、上述问题的探讨要求在哲学价值论问题上有所突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价值论的研究必须突破传统认识论的眼界，提升到历史观的高度，因为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冲突归根到底反映了不同历史观的分野（例如相对主义的多元论价值观、实用主义价值观就是唯心史观的表现）。没有被僵化理解的唯物史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的统一。深刻而准确地把握这个统一，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关键，也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基本建设以及当前推进文化问题、发展问题、全球化问题、科教兴国和法制与道德建设等等问题的研究，丰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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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讯
书讯
《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马克思主义》
许征帆撰写的《时代风云变幻中的马克思主义》一书，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走向与社会思潮、社会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等问题为基本线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变幻不定的时代风云中曲折行进的历史轨迹及必然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科学指南。（张贺福）
《第三次大转折丛书》
郝瑞庭等撰写的《第三次大转折丛书》，已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披露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和走向全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平反冤假错案的艰难历程，恢复高考和科教文化界拨乱反正，创办特区和对外开放决策出台等重大事件的一些具体情况。（一文）
《民主监督》
荣仕星、钟敏著的《政坛永恒的话题———民主监督》一书，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民主监督问题进行了研究。该项研究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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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社会哲学研究丛书》
□丰子义
变革的社会促进哲学的变革。在社会转变时期，实践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不仅要求哲学一般地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而且要求哲学集中地思索转变时期的社会现实，由此而逐渐在哲学研究本身范围内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就是社会哲学。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陈晏清主编的《社会哲学研究丛书》就显示了这一研究的新近态势。
《社会哲学研究丛书》的突出特点是它在总体上反映了社会哲学这一学科分支本身的特点：即对于人类社会生活首先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把握，而是一种总体性的把握，也就是一种结构性把握，因而具有总体性；同时，不只是研究社会结构本身，更要研究一定社会结构中人的活动，并追问人类活动、人类生活的意义，以探求社会结构的本质及其合理性，从而成为人类自身活动反思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反思性。与研究人类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本性及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社会历史哲学有所不同，社会哲学是直接关注现实生活的哲学，它直接从社会结构的剖析入手来研究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
在研究方法上，该丛书作者不是急于从一般理论原则出发构造社会哲学的理论体系，而是首先把注意力投向现实社会生活提出的重大问题，从中提炼出揭示社会生活某方面的本质、反映社会变革潮流的概念，而后依据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本身的发展再逐步将这些概念加以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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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资治通鉴新注》
□天河
周鹏飞、张大可等三十名学者历时十年进行校勘、注释的《资治通鉴新注》（共十册一千万字），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注》突出的特点是一个“新”字。该书在前人研究、校勘的基础上，搜集新的资料，总结运用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予以最新的注释。这在凡例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可以说新注本凡例，既是新注的准则，也是新注的理论总结。
《新注》的主体内容是注疏了大量的史实、考辨、掌故，以及字音、语词、语句。在史事方面，尽可能吸收、运用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在天文方面，用现代天文学成就与《通鉴》天文用语直接对释。在地理学方面，对各级政区地名、重要的军镇、古战场等，均依现代地名准确注出。在人物方面，简注六大要项，即名（姓名、表字）、时（生卒）、地（籍贯）、官（主要的或最高的、最后的）、事（有价值的行状、事迹）、传（见某史某卷）。对特殊人物予以评注，简述其历史贡献或影响。在职官、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新注也力取最新成果，做到准确、新颖、明了。《新注》行文通畅，有可读性。文字处理改繁为简，通假字、异体字、古体字，一般在注文中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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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四以来，我国思想界掀起了几次文化讨论热潮，怎么看这些文化争论？杨宪邦近日撰文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科学文化观
五四运动以后东西文化之争，随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急剧发展，展开了极其曲折复杂的大论战。
1921年10月，东方文化派主要代表梁漱溟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倡“东方文化”，并对一系列文化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他认为“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生活的根本在意欲”，“意欲”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根本”，“文化之所以不同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他还认为，人类文化有三种不同的发展道路：一种是“以意欲之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洋文化”；一种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一种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世界文化未来的“走向”，是由“向前要求”的“西方文化”走向“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重新拿出来”对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造”，这就是他的“中体西用论”。他用这种唯心主义的文化观论证中国和世界“走孔子之路”，“复兴儒学”。
瞿秋白对梁漱溟的东方文化观进行了剖析。他指出：“所谓‘文化’是人类之一切‘所作’。一、生产力之状态；二、根据于此状态而成就的经济关系；三、就此经济关系而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四、依此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而定的社会心理；五、反映此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这是瞿秋白对文化的本质和文化结构的五个层面的关系所作的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规定。据此，他指出，文化的“根本”动力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不是“高尚玄妙思想”的“意欲”，把这种“意欲”作为文化的“根本”完全是“竖蜻蜓之首足倒置”，东西文化之不同，不是由于“意欲”不同，而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不同，有着“时间上”的“差异”。
陈序经在《中国文化的出路》等文中，正式提出全盘西化论，反对中国的复古论和中体西用论。他认为中国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西洋文化，西洋文化优胜于中国文化，只有物质和精神的全盘西化才是创造中国文化的出路；所谓保存中国固有文化绝对没有存在的可能，要采纳西方的“物质”，就不能不采纳其“精神”，要采纳西方之“用”，就不能不采纳其“体”，西方文化的“物质”和“精神”、“体”和“用”都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这种全盘西化论是一种西体西用论，它有见于文化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无见于文化的社会实践性、继承性和民族性。其根本错误在于从文化思想本身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社会实践出发，抽象地谈论文化的体用，脱离中国国情，全盘否定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否定文化的民族性，照抄照搬西方资本主义文化。
总之，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发生的历次文化争论，不论是东方文化派，还是西方文化派，其观点都有片面性。只有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才是科学的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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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综述
中国哲学史研究50年
□方克立
中国哲学史是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我们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对先秦哲学所作的总结性研究，但直到近代以前，这种研究始终未能超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的范畴。说它年轻，是指按照现代学科分类方法，明确中国哲学史的特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把它从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则还不到一百年。中国人写的第一本名曰《中国哲学史》的书出版于1916年，作者是谢无量先生。
1949年以前，这个学科领域最重要的两项成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1919年出版）和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1931年、1934年出版）。它们代表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时代，即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历史观点认识、总结和诠释中国哲学史的时代。
1949年以前，已有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创之功功不可没。解放后，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我们国家各项事业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理论，因此，真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取得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著述如林，人才辈出，应该说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五十年的事情。据不完全统计，五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不包括典籍注释、今译、资料汇编、工具书和通俗读物等）已逾千种，各报刊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近五万篇，大大推进了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二十世纪后半个世纪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变革创新、繁荣丰收的五十年，也是经过了曲折坎坷历程、不断反思前进的五十年。
可以把建国后五十年的历史大致地分为两个阶段：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与后二十年的辉煌成绩相比，前三十年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道路要坎坷曲折一些，有成绩也有经验教训，我们应该全面评价。
建国初期，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全国哲学教授都集中到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学习，冯友兰等老一辈中国哲学史工作者放弃了唯心主义的哲学和哲学史观，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重新研究、探索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和规律。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各大学陆续恢复或重建哲学系，新中国培养的一代哲学史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显示出了蓬勃生机。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哲学史研究就不仅是探讨哲学思想的逻辑进程，还必须阐明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把哲学史研究和社会经济史、政治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和日丹诺夫（苏）的哲学史定义，在分析历史上不同派别哲学思想的性质和相互关系时，首先要揭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并把它同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与黑格尔对待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态度相反，新中国的哲学史工作者着重发掘、表彰了一批历史上被埋没或不受重视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着重研究和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传统。在两代哲学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它对于旧哲学史的变革创新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侯外庐等人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册，1962年出齐）和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全四册，1963—1979年出版），是这个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两项研究成果，它们教育、影响了一代后起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
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受到了教条主义学风的严重干扰。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本身就有教条主义的倾向，把它奉为金科玉律，简单化地去处理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必然会给这个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带来诸多消极负面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历史教训，更突出地表现在政治对学术的粗暴干涉上。1957年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后来被一些人引向了“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斗争。到了“文革”时期，孔子和儒家成为林彪反革命政治思想路线的替罪羊，儒法斗争史取代中国哲学史，哲学史研究完全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不幸和磨难，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前三十年没有取得本来应该有的更大的进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哲学史学科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
新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繁荣，首先是与总结反思前三十年的经验教训、突破教条主义设置的思想禁区、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分不开的。1979年在太原召开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学者们首先提出的就是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哲学遗产继承方法、哲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如何评价唯心主义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清算林彪、“四人帮”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破坏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学术创造精神。这个时期出版的各种中国哲学史教材和研究论著，不再片面强调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历史，大都把列宁关于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一般认识的历史”的思想当做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原则，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注意揭示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圆圈”。与“文革”时期把中国哲学史泛化为政治路线斗争史的做法相反，这个时期一些哲学史工作者提出了研究对象的“纯化”问题，重视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就是表现了哲学史研究“纯化”的一种努力。
然而，为时不久，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文化讨论又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再次“泛化”。这次是把哲学和文化联系起来，老、中、青三代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几乎都成了文化研究和讨论的骨干。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都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现实命运的关怀使他们更加重视对中国传统哲学独特价值的发掘和对中国哲学发展特殊规律的探讨。文化讨论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海内外学术交流从无到有并逐渐加强，各种新问题的提出和新观念、新方法的引进，历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出版，重要考古文献的发现，使中国哲学史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和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研究成果表现出了可贵的综合创新精神并且更加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在通史研究方面，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册）、《中国近代哲学的进程》和冯友兰的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最具有代表性。前者将作为知识成果的中国哲学努力提升到民族智慧的层面，表现了作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功力；后者从总体上说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指导下写出来的，同时也包容了作者在深刻反思基础上仍加以肯认的某些前期哲学成果。除通史外，在断代史、思潮史、专题史、少数民族哲学史、人物与著作个案研究等方面也出版了大量新的研究论著，涉及到的问题和方面十分广泛，有些是作者或科研集体下过多年工夫的精心结撰之作，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科学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五十年中国哲学史的发展历程，它同我们共和国的其它各项事业一样，走过了曲折的道路，有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正确的方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五十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如果同前五十年相比，不仅有学术方向的根本差异，而且就成果数量来说，也大约要多近十倍。中国哲学智慧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国家的宝贵资源，它也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重视。中国哲学史在下个世纪仍将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学科，它在加强自身的科学化建设、完成启迪民智的任务之同时，必将进一步地走向世界。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推进农村城市化 加快农业现代化
□程华
不久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日报社、山东省人民政府、中共潍坊市委联合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研讨会，会议围绕推进农村城市化、加快农业现代化这个主题，对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探讨。
小城镇建设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都十分重视小城镇建设。认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而且关系到我国跨世纪发展宏伟蓝图的实现。
会议认为，发展小城镇，一是有利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城市化进程。二是有利于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促进乡镇企业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三是推进农业产业化深化升级。四是成为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有利于转移农村劳动力。五是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从而扩大内需，启动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小城镇建设本身就是投资需求，可以促进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农村消费和城市消费的进一步连接和统一。六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七是有利于节约农村用地，保护耕地。八是提高农民富裕文明程度。
总结山东省特别是潍坊市的基本做法和经验。山东省小城镇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迅速。现在全省已经形成了发展乡镇企业主导型、市场带动型、交通枢纽型、强村膨胀型、旅游开发和工矿服务型等多种模式。到1997年底，全省已有小城镇2309个（含县城城关镇），小城镇镇区人口1019万余人，约占全省人口的11．7％。全省城镇化水平由1990年的18％迅速发展到1997年的34％。其基本做法：一是加强领导，把小城镇建设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二是科学制定规划。三是从政策上引导小城镇发展，重点改革了小城镇建设体制、投融资体制、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小城镇管理服务和社会保障体制，为小城镇建设创造了宽松环境，提供了发展动力。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的综合功能。五是坚持典型引路，抓好试验点。尤其是加强中心镇建设。
进一步搞好小城镇建设的对策建议。会议认为，虽然从全国来看，我国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矛盾，但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完善中的问题。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已展示出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
（一）各地应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议和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对于推进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宏观指导，制定优惠政策，加快发展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
（二）农村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应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和区域经济特点，通盘考虑、科学规划、整体布局。应遵循的原则是，有利于转移人口，有利于节约耕地，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有利于可持续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小城镇标准。
（三）加强户籍管理制度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应允许农村人口在一定区域内自由流动。在国家严格审批、严格管理的前提下，可适当松动土地政策，为小城镇发展创造必要条件。降低土地使用的成本。
（四）改革投资体制，形成国家、集体、个人、外资多元化投资格局。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小城镇建设要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应充分发挥小城镇精神文明载体的功能，搞好文化、教育、科技设施的建设。应下大力气提高农民的素质，引导农民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转变，提高小城镇文明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城镇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当地的文化传统、民族风格，注重环境的绿化美化，努力建设经济发达、农民富裕、特色鲜明、环境优美的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