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讨会简讯
“主客体关系学”研讨会
本报讯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保定市委党校、保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河北宝硕集团联合举办的“主客体关系学”研讨会，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对主客体关系学的框架、命题等学术问题进行了研讨。（筠文）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讨会简讯
中小企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
本报讯最近，由东北地区宏观经济管理研究会，黑龙江省发展战略研究会、黑龙江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经贸研究所和黑龙江省纵横战略策划咨询事务所联合举办的“中小企业跨世纪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就中小企业在跨世纪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改革的重点与发展战略、市场的开拓与对策、全面提高管理水平与中小企业厂长（经理）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钱英球）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讨会简讯
一九九九国际老年人年科学论坛
本报讯由中国人口学会与中国·金泰集团联合举办的“一九九九国际老年人年科学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主题，从老龄化发展趋势、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健康老龄化、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彭珮云到会并讲话。（王君）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讨会简讯
《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学术研讨会
本报讯由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中央党校人权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人权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人权研究室、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人权研究中心、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等单位前不久在北京大学联合召开了《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年学术研讨会。大家围绕《世界人权宣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世纪之交世界人权的形势和发展前景等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一则）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中华大典》工程回眸
——访著名学者任继愈
本报记者吴珺
1992年9月，《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编纂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建国以来最大的跨世纪的文化出版工程正式启动。首都许多媒体曾对此予以报道。有的以“皇皇巨著，千古盛事”来形容这项文化出版工程，有的称其为“超过《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的举世最大类书。”几年过去了，这项巨大的文化出版工程目前情况如何？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著名学者、《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任继愈先生。
记者：任先生，《中华大典》是项著名的文化出版工程，已经进行了多年，许多读者对此一直非常关注，您能否对《中华大典》目前的进展情况做一介绍。
任继愈：好的。《中华大典》编纂工作从1989年试点开始，到1992年正式启动，已历经10年时间。通过全国各方面的专家学者艰辛努力，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可以说进入了开始出书的阶段。
首先，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进行选择和编纂。查阅了我国两千多年来大量的古文献典籍。《中华大典》文字总量约7亿多，这是我国文化出版历史上未曾有过的。
其次，统一了体例和结构。《中华大典》原则上采用《古今图书集成》经目与纬目相交织的统一框架结构。同时参照现代科学的分类方法，每一大类的名称，均以现代科学方法命名，其内容也尽可能纳入现代科学分类体系之中，以便体现新型类书的特点。同时，对收书范围、字数，对各典（分典）之间有交叉内容的处理办法等做了具体规定。
第三，1998年9月，《文学典》的《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第一册）付印样稿完成，今年1月，又审定了《医药卫生典》的《基础理论总部》及《儿科总部》的付印样稿。今年上半年，《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和《医学分典》的两个总部可以开始出书。标志着《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从工作量来看，已有十个典批准启动，占全部22个典的45％，文字量占总字数的49％。《中华大典》共分22个典，90多个分典。已开始启动的10个典是：《文学典》、《医药卫生典》、《法律典》、《语言文字典》、《历史典》、《教育体育典》、《历史地理典》、《农业水利典》、《交通运输典》、《林业典》。
记者：编纂这么一部大型类书，工程量确实巨大。清朝朴学的开山大师阎若璩曾说过：治学，一要不误，二要不漏。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近年来，社会上出版过不少文化典籍类的工具书，与它们相比，《中华大典》的突出特点有哪些？
任继愈：《中华大典》是一部空前的古籍文献分类资料汇编，是一部规模宏大、学术性很强的大型工具书。其目的是为学术界以及愿意了解中国历代珍贵文化典籍的人士服务。它继承了我国类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不同。我国编纂类书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代，就现有资料来看，最初似乎是以文学创作的辅助手段而出现的。但从宋朝的《太平御览》起，到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古今图书集成》，却开辟了一个新的局面。它们企图网罗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的一些知识，通过系统的文献排列将其体现出来。这就近于今天的百科全书了。
《中华大典》是从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发展出来的，但是却同前此诸书都有区别。它突出的特点是：
分类的科学性。它是根据现代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来分类的，但同时又照顾了各门科学的独特性，例如《文学典》即不按文体结构而按时间先后编辑。
严谨性。使用的材料，不仅要注明文献的版本和书籍的卷数，必要时还要参考异文。
强调“精”与“全”的有机统一。由于中国文献浩如烟海，即使是《中华大典》篇幅空前，但仍然不能对所有的材料毫无选择，一概收入。所以我们就要突出“精”与“全”的有机统一，依据“大家”取精，“小家”取全的原则来进行材料的筛选。“大家”材料多，例如关于韩愈、杜甫的资料极为丰富，有许多资料内容重复，不必全收。“小家”材料稀见，搜集不易，则应从宽。
记者：《中华大典》历史跨度大，上自先秦，下迄辛亥革命，涉及的内容广泛，包罗百科。因此，它是一项科学性、学术性很强的工作。您能否谈谈《中华大典》在编纂过程中都取得了哪些重要学术成果。
任继愈：我首先想说的是，《中华大典》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学术成果。《中华大典》是在前人整理研究古代各种典籍的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对古代传统文化典籍进行的一次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整理汇集。众多学科的专家、学术带头人，按23个学科门类，进行一次最广泛的普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对选取的资料进行标点，必须结合研究。不研究，研究得不深不透，就无法标点。同时，《中华大典》编纂完成后，将为我国和国际学术界提供极其丰富的资料，从而为更深入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和奠定坚实的基础。例如，目前，我国林业史的研究水平只相当于国际上60年代的研究水平。《林业典》的编纂工作完成以后，将把我国林业史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中华大典》的体例、结构、框架设计与古代类书相比是一个创新。但最重要的是，《中华大典》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分类法，这是有意义的。我国目前对古代文献的分类法大约有三种：《四库全书》分类法、《古今图书集成》分类法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华大典》的分类法不同于这三种方法。《中华大典》是集古代文献集成的宏大巨著，将容纳二至三万种书，类分五六百万条的资料。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果没有完整科学的分类法，就无法使用。《中华大典》的分类法就是把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和现代学科分类的长处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强调纬目的科学性、条理性、实用性。《四库全书》分类法及《古今图书集成》分类法都失于粗糙，不能满足现代人进行研究的需要。中图分类法便于电脑检索使用，但对古籍文献的分类也较粗，难以满足古籍分类的需要。如古籍中的随笔、记录、笔记，《四库全书》分类法分到了史部杂钞类、子部杂家小说类，中图分类法则将之并入综合类、历史类或文学类的小说散文类中，资料分散、查找困难。《中华大典》分类准确、清楚，检索非常方便。
记者：从历史上看，我国大型类书的出现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下编纂成的，每隔三四百年才能出现一次。首先要积累相当的文化典籍和丰富的资料；第二，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第三，要有一大批能够胜任整理文化典籍、编纂类书的专家和学者。正可谓盛世修典。
任继愈：《中华大典》的编纂正是适逢盛世。国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国家在经济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无息借支1800万元。江泽民、李鹏专门题词，给予指导和鼓励。参加编纂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有成就、有卓识的老专家更是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奉献精神。大批年轻人才得以培养。教育、出版、图书馆等部门给予大力支持，依靠群策群力，使得《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能够较顺利进行。
但是，困难确实也不少，关键是经费问题。据1995年测算，《中华大典》全部完成，大约需要投入1.1亿多元。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既影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稳定性，也影响到《中华大典》编纂工作的进度。目前还有12个典尚未着手立项。
资料的普查工作也遇到困难。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等9家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中华大典〉使用全国各藏书单位图书资料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图书馆及藏书单位积极支持《中华大典》的编纂工作，并就提供藏书等具体问题作了详尽规定。但是有的图书馆不按文件规定的标准收费，近年来有的单位拥有的珍贵版本使用费索价过高，也有的不允许借阅等等。这些都影响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顺利进行。
题图人物：任继愈先生（附图片）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治学漫笔
科学研究与创新
何秉孟
科学的本质在于创新。离开了创新，就无所谓科学研究；没有创新的“成果”，就谈不上科学研究成果，更谈不上精品力作。
由此看来，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品力作，同创新是密不可分的。社会科学是探索人类社会及人自身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所谓“创新”，一般说来，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通过艰苦的探索，对人类社会及人自身发展的规律有新的发现，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观点，或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某一理论体系、理论观点做出了新的理论概括，具有新的突破和拓展；其二，在探索、研究过程中，创造或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为某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其三，在研究过程中，发掘、使用了新的资料，从而丰富、发展了某一理论体系、理论观点。当然，科学研究是一项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我们不应苛求一部论著，即使是精品力作，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创新。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总不应通篇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至少应在某一方面，较之前人的研究有所前进，为学术的发展有所贡献。
如何才能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突破和创新呢？毫无疑问，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这就是我们的学者必须及时地去分析、研究、把握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理论前沿问题。在现实工作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一些现象：有的学者在向别人介绍自己的论著时，总爱说他的论著填补了某一领域的空白，或者他们什么什么观点具有开创意义。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类似的成果在学界早已有之，他的所谓“具开创意义”的观点也早在学界面世。我们且不去怀疑这些学者在向别人介绍他的“成果”时的真诚动机，但至少说明，他对学界、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的学术动态和理论前沿是不甚了了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多年付出的劳动，不过是一种重复前人或他人的劳动；他自诩为“填补空白”的论著，乃是无创见的平平之作。
可见，为着避免重复研究、重复劳动，在科学探索中真正做到“发前人（或他人）所未发”，每一位在科学领域耕耘的学者，必须十分关注本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动态，跟踪分析、研究本学科的理论前沿问题。这无论是对于我们当前正在实施的“创新工程”也好，还是对于正在实施的“精品战略”也好，都是至关重要的。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方生
由李立功、卢功勋编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张奎学术论文集》最近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上、下两卷。
该书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感而发。如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好计划工作的一系列思考，就是针对近年来“搞市场经济还要不要计划”的讨论提出的。该书认为，计划工作者要树立超前意识，积极、稳妥地整体推进计划体制改革，以规划、协调、监督、指导、服务等为职能，形成新型的政府行为。二是有一定的前瞻性。从本书收集的多篇文章可以看出，作者对中西部问题的研究，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研究，都是具有前瞻性的。该书提出了选择新的增长点是中西部发展的关键所在，加快中西部发展重在调整生产力布局、内陆地区经济腾飞必然选择第二优化原理、产业结构创新是内陆地区发展战略的重点等鲜明的观点。三是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作者在实际工作中曾先后组织制定了山西的若干个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为了制定科学可行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他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充分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思路，有的已经形成决策并付诸实施。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期刊头条
期刊头条中国社会科学
1998年第6期刊登李德顺《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一文。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探讨，该文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前提性的问题。作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要以“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客观形成为前提。目前，全球共同利益问题的明朗化为此奠定了基础，但尚未达到形成普遍一致规范体系的程度。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而不是否定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宽容、理解、合作与交流，采取“内生”而不是“外推”的方式，通过增加人们之间实际的共同点来促进“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形成，这是目前形成、维护和扩大人类普遍价值的根本途径。文史哲
1998年第3期刊登杨守森《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概观》一文。该文认为，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从主导倾向来看，本世纪的中国作家，主要表现为政治型、人文型与超然型三种心态，但因主客观条件的不同，具体作家的心态又是复杂的，往往表现出矛盾性与多面性。就文学创作而言，只有设法排除非文学心态的干扰，才能写出成功之作；从研究来看，也只有注重从多方面入手把握作家的复杂心态，才能使文学研究更为切合实际。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交流
我国专家学者聚会深圳研讨——
政府职能与现代经济
彭南林
由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倡议，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共同主办，深圳龙岗区龙岗镇协办的“政府职能与现代经济”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深圳市委党校举行。会议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进行研讨。
政府职能转换与政府机构改革。与会代表认为，我国目前政府职能的转变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的计划管理方式，已经逐步地弱化，间接管理框架初步形成，企业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多元化的经济主体已经形成；二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正在逐步理顺，建立了以增值税和分税制为主要内容的财政税收体系，扭转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三是调整社会各种关系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四是政府机构的综合改革今年有了重大的突破。
对政府职能的界定，与会代表认为转轨时期的政府除一般的行政职能（公共行政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宏观管理和调控职能，社会保障职能，环境保护职能）外，还应当承担观念引导职能、制度创新职能。
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思路，与会代表认为机构改革应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要求和进程相适应，通过建立合理的权力和利益新格局，选准机构改革的有利时机，使经济社会发展同政府机构改革同步进行。
政企关系与国有企业改革。与会代表认为，政企关系和国有企业改革主要问题是政企不分，如何实行政企分开，政府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中如何发挥作用是应当探讨的重要问题。
如何实行政企分开，有代表提出，首先，从企业制度创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宏观调控手段与方式转变等方面入手，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内外监督机制；其次，改革传统的企业人事制度；第三，建立政府与企业间平等的对话渠道。此外，加强企业管理，是当前多数企业的紧迫任务，也是企业最现实的选择。
有代表认为，政府既是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实施者，又是服务者，具有“双重角色”。政府在特定情况下有必要直接参与国有企业的战略性改组，特别是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大规模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兼并，以及省市政府组建地方性国有控股公司或资产经营公司。对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重组，主要依靠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进行引导。
政府与宏观调控。与会代表充分地评价了我国政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发挥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认为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和投资政策有效阻止了经济的衰退，运用财政支出政策刺激经济，有效地启动了货币发行机制，形成了货币政策、投资政策和财政政策“三驾马车”并用的格局。
有代表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政府和市场必须合理有效配合，该由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必须发挥好作用，而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则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纠正外在性或其它原因所导致的市场无效率，解决收入分配和福利的平等问题，为市场竞争提供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
与会代表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不能忽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效率优先不是不要平等，兼顾公平和共同富裕不仅与效率一样是我们所追求的重要的社会目标，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要找到二者在不同条件下的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解决办法主要有：减少和消除不合理的收入，促进机会均等，包括就业机会、受教育机会、信息共享机会的平等，限制某些行业、某些个人的垄断性收入，扩大社会保障基金收缴的覆盖面，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探讨
“知识创新工程”与科技评价体系
吴乐斌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是我国建立自己的创新体系的一项战略措施。国家在财力不宽裕的情况下已拨出专款支持中国科学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现在，全国上下关注着中国科学院如何回报国家的这一支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建立起“知识创新工程”的评价体系，评判“知识创新工程”的良莠成败。
我们认为，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衡量：
是否建立并实施现代研究院所制度。“知识创新工程”是以往科技体制改革的继续与深化，建立现代研究院所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
现代研究院所制度，是以发达国家成功的科研院所制度为模式建立的、与我国国情和现代化进程相和谐的研究院所制度。其主要内容包括理事会制度，最高年限制度，年度预算拨款制度，评估制度等。一个研究院所是否真正建立并实施这些制度，不仅要看这些制度是否见诸文字，更主要的要看其是否付诸实施并进入“开放、流动、竞争”的状态。而“开放、流动、竞争”是可以被量化的。
是否具有一支在国际上本学科内有影响的研究队伍。判断一个科学家是否是一个真正高水平的科学家，主要是看他在国际本学科核心刊物或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的情况，而谨防被他的所谓社会知名度或自我表扬等表象所迷惑。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要聚集一大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必须去伪才能存真。
是否具有一个“安、钻、迷”的科研环境。科研环境包括“硬”和“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诸如园区建设、基础设施、支撑条件、后勤、保安等。“软”的方面，包括诸如科学文化、学术氛围、科研道德。一个成功的科研院所必须有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到过国际上著名的科研院所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在那样的环境里，除了做科研不再会有其它的顾虑。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一个优良的科研环境是不可或缺的。
是否做出了高水平，高效益的科研工作。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科技评价体系仍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这些评价体系确实发挥过积极的引导、促进作用。但是，目前，又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不同性质的科技工作，要用不同的评价标准给予客观评价。基础研究工作的定量评价可有以下几个指标：1．一个研究院所单位时间里发表SCI论文数。2．一个研究院所的论文影响因子当量。在这里，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旨在统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论文影响因子当量是指一个科研院所一年的时间里发表SCI论文影响因子的总和。3．效益指数：以SCI论文数或论文因子影响因子当量为产出，以科学家和科研经费为投入，可算得投入产出比，即效益指数。基础研究工作的定性评价，主要是看其工作是否在本学科的国际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生物学界的牛胰岛素人工合成，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就是这样量级的工作。
应用研究有其定量的评价标准，这主要包括自主的知识产权量，如专利数；包括其产生的经济效益的数量，如销售额、利润、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少等。其定性的评价标准，就是看该工作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或国防建设中的问题。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讨会简讯
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本报讯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最近在郑州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的经济学专家、学者和部分企业家共一百六十余人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在回顾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总结二十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经验教训，揭示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黄桂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