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诗歌的民族化和民族精神
小海
一
中国诗人面临着深厚民族文化传统和近现代西方话语入侵的双重压力，这种国际文化格局中的边缘状况，把中国诗人不由自主推向了急剧震荡的“漩涡”。
记得季羡林老人在谈论“民族性”的一篇短文中，曾引用了《三字经》中的一句话：“性相近，习相远”，形象化地说明了不同民族由于生活、习俗、文化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迥然不同的民族特性，在论及诗歌的民族化（或民族性）问题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它应该是那些独特的，区别于其他民族种群的东西。可是，真实的民族性恰恰是有涵盖意义的，它又具有所有民族种群共有的那些特征，它其实又是一个广泛的类的概念。当你离开真实的存在方式强调纯正民族性时，它可能是虚幻的，超越了它的本质，也超越了种群的属性概念。从这层意义上看，我怀疑所谓的“少数民族”，如果它只是“奇风异俗”的替代语的话。
那么，我们到底欠缺什么？缺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归宿感，是对本民族真实生存状态本质上的认识。民族性首先是我们民族种群的天然属性，但同时，它又是从具体情境出发，从独特个体出发，而又反映了广阔的普遍人性课题，它是以素朴的人本主义为前提的，任何教条的理解都会导致简单化和庸俗化。
民族化不是一个民族业已形成的固有观念的投影、衍化，它其实是与我们共在的一个有血有肉的躯体。难怪叶芝更加干脆地把写作视作“身体在思想”。诗歌创作不依赖我们自以为完备的明辨是非的判断能力。“诗叫我们触、尝，并且视、听世界，它避免抽象的东西，避免一切仅仅属于头脑的思索，凡不是从整个希望、记忆和感觉的喷泉喷射出来的，都要避免。”诗歌创作有它自身的运动发展规则，我们固然重视个人发展所处民族命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却必须更加看重诗歌在个人历史横截面上的认知，因为在一个民族最优秀的诗人们身上，这两者是联动和融通的，具体表现为一种血脉和气息上的沿袭。在这里，它既依赖又排斥我们既成的生活经验，有时也会遭到我们民族传统思维观念的驳斥，凸现于我们现有的审美经验之外，又真切地触及了我们的知觉，超越日常已知的经验范畴，一时无从把握，可又力拒我们的写作惯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有效原则，可能正是激发我们潜能的更加本质的写作，真正深入探索了我们民族深层心理的实际复杂性，探索了我们每天运用的实验、怀疑、焦虑、幻灭和惊奇。它的这种面临解放的广泛意义，超越了狭隘的民族性。它在短短一首诗中，在某一个瞬间，保留了我们的直觉和想象的经验，使得我们的诗人在极端无助的孤寂时刻，直接面对灵魂运动，使诗人得以一次次重返诗歌创作的源头，给予他们为万事万物命名的勇气和能力，从而也为我们的民族诗歌保持多元性质和提供更多的个人视角。
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我想，评判一个诗人成功的标志，不在于他的诗多么具有国际性，使用了国际通用语言，顺应了世界诗歌一体化的总秩序，在情感和具体处理方式上与国际化标准趋同和靠拢。他首先必须是一位“民族诗人”，具有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的胎记。优秀诗人的诗作是一个民族精神精粹的核心，不能想象，缺少了屈原、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等诗人的中国，缺少了惠特曼、弗罗斯特的美国，缺少了洛尔迦的西班牙，缺少了聂鲁达的智利，缺少了叶芝的英国该是怎样的缺憾和不幸。他们是这些国家、民族永恒的鲜花和纪念碑。他们传达出诗歌中真理的声音，甚至那片土地上神的声音。高尔基这样评说叶赛宁：他是我们俄罗斯大地上的一个抒情器官。这是叶赛宁诗歌民族化的一个重要注脚。他的优势和他的致命弱点仿佛都是命定的。“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每次读到老诗人艾青这段直白，总令人感慨不已。
是的，我们立足的这块土地和文化背景在滋养我们的同时，也给我们以巨大的压力，我们觉得沉重，想竭力挣脱。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无济于事，哪怕你一直是喝“狼奶”（尽最大可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长大的，你终究要回归，栖身于现实的土地和生活。这种漠视、抵触、认同的复杂情结令我们的身份一度显得可疑和模糊，令我们迷惑和尴尬，但对身处现时代的一个诗人的成长来说又是现实而又可信的，是一个诗人走向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我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因为对诗人而言，他有两次生命。如果盲目抗拒外来诱惑，他必定不具备成为一个诗人的基本素质，同时，他如果听不见一个更强有力的召唤（对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背景的确认和回归），他是可悲的。因此，从这层意义上讲，在日趋同化的国际性写作大潮背景下，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人，必须要有清醒的意识，保持相对独立的身份。我理解，这也是一种不讨巧的诗歌立场或者说个人立场，其危险性在于你得经常处于半消失状态（不是自愿的，而是迫不得已），更严重一点讲是自生自灭状态。它要求每一个有理想创造自己民族诗歌景观的诗人都必须扪心自问，你真有勇气毕其一生去圆一个中国本土诗歌的梦想吗？也许这也并不可怕，不过就是让你回到一个起点上来，回到一种更广阔的可能性中来。
二
记得有位诗人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假如一个人要想成为自己国家的诗人，他不能依赖他同时代的诗人，而必须从先辈那里获得营养。由此，我想到了诗人的自我定位问题。
我想，这种诗歌中明确的定位意识给我们中国诗歌带来了有益的启示。
其一，在你立志成为一个中国诗人之时，你必须对诗歌创作有个整体方向上的把握。根本目的性的不明使诗人们普遍都有一种无根的感觉，而这是迫切需要认真起来的一个问题。“五四”运动以来，白话诗歌的兴起，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在我国，真正新诗的历史其实不过几十年。后起的诗人们普遍存在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不能直接承继的焦虑。仔细考察，从“九叶”诗派到朦胧诗，这种焦虑感一直时隐时现。因此，在当代诗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奇怪的传统缺乏感。而新时期以来，一些现代派诗人所提供给更年轻的诗人们的也仅仅是一个“虚拟的背景”。所以，在对待民族文化传统和外来文化影响时，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它是诗人自我定位的重要前提。那就是切实增加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了解程度，承接自《诗经》以降我国伟大诗歌传统中那股健康、纯正的精神，从而站稳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才能不惧怕“混血”，不怕被“吞噬”，它所依据的是诗人个体强大的、综合的融会贯通的能力，这也是我们呼唤大诗人的理由之一。
其二，作为一个诗人，必须付出代价。纵观当代诗坛，投机取巧、盲目短视、夜郎自大……不少诗人忽视了诗歌产生之于诗人个体劳动这种健康、正常的关系，忽略了诗人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关键环节。这种代价即是命运，紧随着你的现实生活，是你诗歌中的一道风景线确立的基调。撇开诗人的先天条件不论，从诗人后天的努力上看，生活本身会赋予你诗歌中的爱与恨、忧伤与激情、悲哀与梦想来丰富诗人的人性，并让你借助诗的形式得以充分宣泄、阐述。这代价有时是残酷的、致命性的，但也不是逼迫的，是诗人自愿的。非如此不可。这是诗人自动定位的过程。
其三，作为一个诗人，必须是写作在先，定位在后。诗人的自我定位不完全是一种纯理性的推断，它是长期的诗歌写作实践后形成的归宿意识。一个自觉的诗人，一个成熟的诗人，可能是需要这样一个考虑，从而对他（她）的一生负责。它要求诗人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自我清洁、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使其生命力和意志力在诗歌中成功地发生作用。
说到这里，我想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要找回汉语诗人的尊严，恢复汉语诗歌的荣誉，就必须呼唤大诗人，有说服力，能切实撼动人心的大诗人，生机勃勃，散发热力的大诗人。我的理解是，真正有作为的大诗人应当去参与物质世界的运动，永远密切关注着世界无尽的循环和更新，并以其个人活力和独特的经验融入世界的合唱，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的诗时常在我们的审美体验以外，但本质是热烈、饱满、真实、道地的，是灵魂的呼告、挣扎和展露，他们的诗歌随着他们的人生历程而不断呈现有机生长的状态，汹涌向前又别开生面，揭示事物的互相联系、依存转化的能力，这是力图不断返回源头的诗歌，或者说是从源头探险的诗歌，虽然指证不出具体的师承和来由，却又确实承继着我国古往今来悲天悯人、天人合一、独抒性灵的优秀抒写传统，一边在孤寂中坚持与神灵对话，一边又坚持回到现实的芸芸众生之中。看得出，他们不是诗歌的所谓专门家，但又确定无疑是他们灵魂的舞蹈和符号。在解决上述问题后，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去呼唤、寻找中国的诗神吗？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改革开放与京剧振兴
——有感于京剧界国庆献礼的盛大展演
龚和德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创建五十周年之际，由中宣部等六部门隆重推出的五十个重点文艺项目中，京剧占十二项，近四分之一，引人瞩目。这十二项即十二台京剧，有久演不衰的传统戏《群英会》、《龙凤呈祥》等，有四十年代涌现的名剧《锁麟囊》，有新中国成立后创演的精品《穆桂英挂帅》、《状元媒》等，还有近年的新成果《风雨同仁堂》、《宝莲灯》。这些题材宽泛，风格多样的京剧，大体上可以展示京剧各个历史阶段的艺术风貌。参演单位有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上海京剧院、天津青年京剧团和中国戏曲学院，不少剧目的演员阵容又实行跨院团的优化组合，有南北名家联袂，有师生携手，有老艺术家提携新秀，有攻读研究生的青年演员的通力合作，真个是名角荟萃，珠联璧合，流派纷呈，各显风采。此外，全国政协还组织了由委员中京剧艺术家主演的十台传统京剧；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及中直院团献礼演出也有四台京剧，是五十年代末已脍炙人口的《杨门女将》及新近创排的优秀之作《骆驼祥子》、《贞观盛事》、《弹剑记》。在外地，如上海也有《曹操与杨修》等十一台二十一场京剧演出。如此丰富多彩、规模宏大的展演，是其他戏剧样式所难以比并的，其意义也非同一般。
京剧兴起迄今约有一个半世纪，新中国的五十年是京剧历经砥砺、发出灿烂光华的五十年。从本世纪初起，就已开始经受时代的诘难与滤析的京剧，有了“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艺术面貌焕然一新。经过努力使丰厚的剧目遗产得到保护、改进，又使京剧在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两方面，进一步开拓艺术表现的新领域，为京剧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国家剧院团的建立、新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置等，都在为京剧艺术的持续发展提供保证。在共和国初期，对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虽然还缺少经验，难免有某些失误，然京剧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好的。那时没有“振兴京剧”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十年动乱所造成的严重破坏而提出的一项文化重建任务。这决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党和国家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战略决策，对大环境的改善起了决定性作用。自1990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以来，有关京剧的各种活动，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连绵不断地推动着京剧的复苏与振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弘扬民族艺术提到振奋民族精神的高度，更激励着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京剧界的团结奋斗。“梅兰芳金奖大赛”和“中国京剧艺术节”的连续举办，既促进了京剧界的互相学习和友谊竞赛，又强化了京剧同人民群众的精神联系。《中国京剧音配像精粹》的录制与播出，抢救了一大批传统剧目濒临失传的表演艺术，使之能长期生动地展现于荧屏，满足了广大观众的欣赏需要，有利于京剧的传播、普及，又为培养京剧新人准备了教学和研究的标本、依据，也给京剧在继承基础上的革新创造提供资源。“京剧走向青年”、“京剧万里行”、“校园京剧”、“少儿京剧假日专场”等，以多种形式为扩大京剧市场、培养新一代京剧观众积累新鲜经验。“全国新苗奖少儿京剧邀请赛”、“中国京剧之星推荐演出”等，使京剧新人的脱颖而出有了新的机制。而一、二届“中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的相继开办，更着眼于面向新世纪的挑战，探索如何把年轻的中坚力量，从一般比较单纯的技术型、传承型、经验型，培养成为技术—文化型、传承—创造型、经验—理论型，使他们能更自觉地把握京剧的艺术规律和历史命运。
新时期对振兴京剧所作的种种努力，有的朋友解释为出于某些领导人的个人爱好，这是不确切的。京剧在民族艺术中的突出地位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是我国最具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的戏剧艺术。在全世界，凡有华夏子孙的地方几乎都有京剧爱好者，它是海内外华人文化认同、民族凝聚的重要精神纽带之一。京剧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人民的爱好；尊重人民的爱好就是尊重人民。因而，从根本上说，振兴京剧是由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京剧与共和国的深厚情缘，怎能不激起京剧界同仁的满怀豪情，为共和国的五十华诞献上一份厚礼呢！这次盛大的献礼演出，既为二十世纪京剧打上圆满的句号，又为二十一世纪京剧敲响了开场锣鼓，它所包含的以《群英会》、《四郎探母》等剧目所代表的古典美，以《曹操与杨修》、《骆驼祥子》等剧目所代表的现代美，都将走向未来，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使京剧在新世纪获得平衡发展；京剧的再现辉煌是大有希望的。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漂泊者的饮料
——读张子扬的诗集《提灯女神》、《半敞的门》
雷抒雁
当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张子扬厚厚的两本诗集《提灯女神》、《半敞的门》（作家出版社出版），我惊讶我们认识诗人张子扬太晚。他饱满的激情、对世界的熟悉、捕捉诗歌灵感的敏捷以及如此娴熟地掌握着诗歌的表现技巧，都让人钦佩。早为读者熟知的张子扬，是在荧屏上频频露名的影视艺术家，作为诗人，也许读者还嫌陌生了一些。不过，如果你读完这两本诗集，你就会明白我因何而惊讶。
说是漂泊者，是因为张子扬有幸走遍这个地球的许多地方，他的诗歌内容向我们透露了他南来北往的足迹。张子扬上路，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的所见所闻，都具备了一种独特的个性和视角。更有着一份饱满的对爱情的追求与期待，滋育着这一切。这就使他的诗变得不同凡响。
如果茶和咖啡可以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的话，我们能够从张子扬的诗里品味出两种文化各自的淡雅与浓烈，品味出两种文化在作者精神上的积聚与交汇。
在《咖啡馆》里，我们看到了肖邦、李斯特、乔治·桑；看到巴尔扎克“用餐巾揩着骄傲的胡须”，左拉因付不起餐费而被老板“剥下了裤子和上衣”；看到斜眼的叼着烟斗的萨特从杯中的苦涩里品出二十世纪的智慧；而波伏娃则吃着这“棕色的液体，眼镜片上涂着灰色的反叛与不屑”。
这是西方文化名人汇集的咖啡馆，弥漫着西方文化名人们的浪漫与苦涩。我们能看见诗人啜饮着苦味的西方饮料，透过烟雾审视着西方文化的丰厚。
他在诗里所展示的知识和故事，不是为了卖弄见多识广，也不是为了添枝加叶故弄玄虚；自然而然地使既往知识萌生新芽，显示了作者的聪慧与睿智。
在《德意志》一诗中，作者一连用了三十个排比的诗节，从典故到认识给我们勾画了一个立体的独特的“德意志”。
“德意志／是黑格尔设计的毫厘不差的／旋转式逻辑楼梯／德意志／是费尔巴哈与古典哲学终结后的／谢幕和频频脱帽鞠躬”／“德意志／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张张／解不开愁绪的铁丝网／德意志／是斯皮尔伯格八岁就发誓／把它打倒的擂台对手或者情敌”。
一连串典故的精彩叙述，为我们构筑了一座由浪漫、智慧、罪孽、亢奋垒砌起来的精神“常设研究所”和“永久实验室”。诗人把眼前的见闻与既往的阅读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然后在深入的开掘中，抒发自己的诗意。
但是，当张子扬端起茶杯时，内心便失去了咖啡引起的躁动和亢奋，他竟会默默地沉浸在一片禅意之中。“一壶苦涩且又甘甜的‘冻顶乌龙’／映漾着魂魄小憩的宁静／拨一曲古筝／请秋山的千佛来听”（《千佛山麓》）人与自然的契合，颇有些超然物外的古意。而当饮至“茶已乏力”，犹不要饮尽，因为“饮尽便将分手”。（《茶罢》）茶里浸泡着多么缠绵的一份情意。
在西子湖，“饮茶且为醒酒／酒醒，竟又被这茶醉”（《茶醉》）。
这些绿色饮品勾起的东方情愫，正是作者精神的本源。东方文化的宁静、蕴藉、超然，又使诗人变得明亮、简洁、朴实。无论是咖啡，是茶，都滋润着诗人的行程。本质上的诗人气质，使张子扬无论行踪在哪里，都有浓郁的诗情喷发。重要的是诗人心中一泓不竭的情泉，始终在激荡、涌动和喷吐。
两本诗集里，诗人都用很大的篇幅歌唱爱情，唱对爱情的苦思、苦恋、追求和期待。在《复活节·圣心教堂》，“午后的细雨／润湿了快要干涸的思念”；但在这神圣的宗教场所里，他祈祷的却是“抱紧你便是抱紧我”，追问自己“基督复活／爱焉能不复活？！”
咖啡，茶与爱情，有了这三种饮品，漂泊者，任你走遍天涯海角，你诗的琴弦里都会流淌出感人的声音。张子扬不是以诗为业的，但诗却鼓舞着他伴随着他，他勤奋地记录下了诗在心中流动的声音。当他突然把这声音传递给我们时，便让我们感到欣喜和惊奇。
也许，这可以是一个不错的启示：你不要为写诗而去写诗，走自己的路吧，把那些让你感动、让你挂念的情绪用分行的、抒情的语言记录下来，有一天人们会惊呼：噢，诗人在这里！
启程吧，为苦旅和苦思煎熬着的漂泊者，我们为你祝福！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新作一瞥
《如歌的诱惑》
（长篇小说）
作者刘敏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推出刘敏的长篇小说新著《如歌的诱惑》。
在“诗的时代”、“散文时代”、“小说时代”、“传记时代”这样的结构安排下，小说以这四个时代的安排为故事脉络，从个人性的角度写出如歌的诱惑时代的心灵历史踪迹，并折射出这个多元价值选择时代的中国图像。世纪末写作误区很多，要么容易陷入自然主义写个人隐私，要么容易写出虚假的历史，要么没有灵魂的悸动而跌入玩语言的俗套。既能写出真实，又能折射出历史图像，而且在新的语言试验里，写出了一部个体灵肉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的过渡状态，一种或此或彼个人经验撕扯般的断裂。将女性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无力感，生命和爱情的有限性问题，以及难以把握的女性命运敞开化和尖锐化，并不是匆匆加以虚假地解决（实际上也解决不了）。从而，在当代文坛开始了有意识的女性“话语写作”———描述新时期改革开放中知识分子由诗意浪漫到价值观念出现迷乱的精神演变过程，是一部描写当代文化人由务虚到务实的个体心性轨迹展示的新文本。（文边）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
倾听歌唱
——读诗集《冬之鸟》
张志忠
做一名诗人，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做一名能够敏感地捕捉到风的歌唱并且为之感动的诗人，就更加难得。在胡凤亭笔下，在浩荡的春风中，中国大地的勃勃生机，是那样不可压抑地迸发出来：“风歌四起／芍药绽放／花园的石头瓦片发芽／锈铜烂铁光芒四溢”（《风在歌唱》）。在这里，浩荡的春风，也可以看作是诗人的热烈诗情，是诗人内心对春光无限的强烈感受和冲动，赋予这些“石头瓦片”、“锈铜烂铁”以审美资质。
胡凤亭是自觉地做新时代的歌者的。在这众语喧哗的环境下，要奏响激越的乐章，一是要靠对于诗歌的坚定皈依，二是要靠对生活的强大信念。《冬之鸟》中，没有浮夸的词藻，没有笼统的口号，而是紧紧地贴近了现实生活，在与生活的交流和对话中，激发自己的热情，又把这种热情投射到切身感知和目力所及的生活中去，形成一种独特的良性循环，从中获得了源源不绝的诗兴。
胡凤亭所咏赞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耳闻目睹的事物，是一些质朴无华的生活现象。然而，正如罗丹所言，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足以发现美之所在的眼睛。胡凤亭那藏在近视眼镜后面的眼睛，就具有这样的能力。雪天里冻死的飞鸟，不是稀罕之物，但是，“我听见死鸟们说———／雪之下有我们／为春天留下的声音”（《冬之鸟》）的诗句，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写出来的。
胡凤亭的诗歌写作，既勤奋又敏捷，这与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密不可分———他善于从平常性的生活中发现诗意，获得启迪；反之，这种平常性生活又因为其经常性的存在，保证了胡凤亭诗歌的源头活水。同时，这又和他构思诗歌的方式有很大关系。依我看来，《冬之鸟》中的诗歌写作，大体上是两种套路。一种是横向铺排，由此及彼式的，写了《怀中水》，就联想到《旧保温瓶》，写了《走队列》，就引发出《集合与解散》，旧诗翻新地写了《候人歌》，就想到同属于远古诗歌的《生民》。另一种是纵向开掘，在一个意向上着力深入，层层递进，如以北国严寒为表现对象而连续地写出的《冰凌》、《雪的往事和现实》、《雪峰》、《雪季深处》，以及《诗人》、《死亡诗章》等系列。这样两种方式各有所长，但是在促进诗歌境界的拓展上却都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胡凤亭不仅是一个诗人，他更是一个军人———这不仅是指他身穿军装，更重要的是他那激荡的豪情。他一只眼睛盯着切身体验过的军营生活，从打靶到列队，从做俯卧撑到唱军歌，在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中寻觅诗歌的灵性，另一只眼睛则投向历史，在红军长征、抗美援朝战争等历史的记忆中发掘不死的精神。这当中，我最欣赏的是《最后一只草鞋》，它不仅非常巧妙地把艰难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往事浓缩在一只绝对不起眼的草鞋上，以小见大，以具象写情操，更在于他对于草鞋的意象的精妙生发：“听见了么／来自田野的稻香袭人的歌声／让人沉醉于一种皎洁夜色”，“寄托过金灿灿的谷粒／沟通了土地与粮食的感情”，从织成草鞋的稻草上，闻到稻花的芬芳，听到劳作者的歌唱，延展出金谷穗和土地，这可谓独具慧眼了；可是，胡凤亭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进一步地，捕捉到“土地与粮食的感情”，捕捉到藏寓在土地与稻谷之中的农民的感情，揭示出红军长征的动力和勇气的渊源，“以一种相互纠结的力／聚成一体／使你在它的感情约束下／去完成路的使命”。这在众多的歌颂长征的诗作中，是出奇制胜的一首佳作。
第7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五届军事文学奖揭晓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五届军事文学奖评奖活动近日揭晓，《悲壮历程》等二十八件作品获得奖励。获奖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我党我军的辉煌历史，反映了新时期丰富的军营生活，展现了总后专业和业余作者近两年来的创作成绩。这次获奖的报告文学有马泰泉的《悲壮历程》，王宏甲的《现在出发》等。获奖的中短篇小说有王虎群的《黄延河和他的奶奶》与吕东风的《女兵珍重》等。这些作品都有着浓郁的军营生活气息，表现了我军官兵崭新的时代风貌。十多年来，总后勤部领导一直重视做好文艺创作队伍的建设工作，目前总后已有了一支专业和业余相结合的创作队伍，形成了专业创作水平日益提高，业余创作队伍不断壮大的良好局面。（文一）
●曲令敏散文研讨会召开“曲令敏散文研讨会”日前在河南平顶山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作家评论家参加了研讨。多年来曲令敏致力散文创作，曾出版《有情如画时》和《消逝的田园》等散文集。与会者认为，曲令敏的散文根植乡土，风格质朴，以平易的文字写出了“乡土中国”的深情“合唱”。（凡艺）
●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钱昌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钱昌照先生出生于江苏常熟，早年留学英国，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会长等职。与会者缅怀钱昌照先生将毕生精力献身于国家建设事业、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振兴和发展中华诗词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孙轶青在讲话中谈到，钱老酷爱传统诗词，政务之暇，吟咏不辍，他以耄耋之年出任中华诗词学会第一任会长，并亲自宣布将旧居捐献给中华诗词学会作永久会址，还倡议编辑出版诗词基础读物等。（鸥文）
●《九九木棉红》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莫树材的作品集《九九木棉红》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四十多年创作的作品选集，其中包括散文、小说，共分两辑，计二十多万字。作品在平实的文字中显现着高昂的理想主义精神。（闻艺）
●老城长篇小说研讨会在河北文学馆召开河北省作家协会日前在刚刚落成的河北文学馆召开了“老城长篇小说研讨会”。老城在中国文联、百花文艺、长江文艺等出版社出版了《人祖》、《家园考》、《谷神》等五部长篇小说，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文艺史学研究等约三百万字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与会者认为：作者有踏实的创作心态和学风，对世界文化有广博的兴趣。大家对老城的长篇小说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结构，从人物到细节，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辟长）
●《水流云在百年情》出版《水流云在百年情》近日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散文集收入国承新创作的八十余篇作品。有对自然风光的描述，有对亲人命运的追忆，也有对友谊的歌颂，还有对社会事件的看法，状物写景，叙事记人，论事说理，都以抒情为核心。（武侠）
●《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为青年评论家施战军近十年从事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论文自选集，分为“现象或问题”、“作家作品论”、“精神与梦想”、“师友对谈录”四辑，作者注重文学现象的“史识”和“灵悟力”，体现出质朴、严肃的文风，又具有敏锐的批评特色。（济文）
●《折光集》出版八十八岁的老作家、原军委工程兵文化部长王炎，近日推出三十五万字的当代寓言《折光集》，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赵勇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