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革命家风范
李大钊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李运昌
岁月如流，转眼李大钊同志离开我们已经72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仍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大钊同志被害时才38岁，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革命风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诲人不倦的作风、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都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学习和纪念的。
我是河北乐亭县人，与李大钊是同乡。大钊是乡里的知名人士，他青少年时代就忧国忧民，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走南闯北，奔走呼号。我从小就听到他的许多事迹，从青少年时期就对他无比崇敬。
他后来去日本留学，听说他在那里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回国后在北京发表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文章。我读了李大钊的这些文章后，认为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杰出的代表之一，既有学问，又有道德，主张也正确，是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可靠领导者。他介绍的马列主义观点和关于解救中国的革命主张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衷心赞成。
受大钊同志思想的影响，1924年7月我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乐亭县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中国革命形势高涨，李大钊这时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负责人。为培养革命干部，这年10月李大钊通知乐亭县党组织选派青年党团员去苏联学习。乐亭县党组织决定选派我与孙鸿祥二人。校长王佩寰把介绍信交给我，告诉我去北京找李大钊，由他安排去苏联的具体事项。
我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憧憬离开乐亭县城，由昌黎乘火车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打磨厂一个客栈里。快要见到我们敬慕已久的李大钊先生，当时心里特别激动。不久，记得是一个上午，按着乐亭县党组织告诉的地址，我们找到了北京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方执行部办事处。当时冯玉祥的国民军驻在北京，国民党的机关已经是公开合法机关。我们看到不少前来拜访李大钊的各方面人士，人来人往，他十分繁忙。过了好一会，办事处的于树德先生才带领我们去李大钊办公室。
李大钊的办公室里陈设很简单，一张大办公桌，桌上放有文房四宝等，另有十几把椅子。大钊同志正伏案疾书，见了我们，他向我们打招呼说，你们从乐亭中学来，路上辛苦了。接着让我们坐下并顺手倒了两杯茶。我们深深地鞠了一躬，问了一声好，坐下后细端详，大钊同志中等身材，面貌和蔼可亲，戴着一副眼镜，身穿一件灰色夹袍，毫无架子，平易近人，使我们初次见面的紧张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
大钊同志看了介绍信，沉思了一会儿，慢声细语地说，你们愿意去苏联学习很好，但是已赶不上了，去苏联的船前几天已经从天津开走了，这次去不成了。我们一听，顿时像凉水浇头一样懊悔万分。李先生看到我们很失望的样子，紧接着说，这次去苏联不成，可以去广州么！现在广东黄埔军校来北京招生，你们可以报考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创办的，是国共两党合作办的学校。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培养革命的军事人才，准备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国民革命军，扫平军阀势力，创立统一全国的革命政府，彻底结束中国四分五裂、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他还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干革命没有军队参加不行，旧军队需要改造，各省已有的农民武装需要我们派人去领导，我们党还要建立自己的军队，你们学了军事知识，对中国革命很有用处。
李大钊同志用商量的口气，征求我们愿不愿意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当时听了李大钊先生一再说的学习军事对革命事业很重要，当即表示愿意报考黄埔军校。李先生见我们同意报考军校，很高兴，并说在黄埔军校学习后，可以在当地军队工作，等北方需要你们回来工作时，就去调你们回来。在军校要安心好好学习。在李大钊同志的安排下，我去了黄埔军校学习，走上一个新的革命历程。
从1925年11月到1926年9月，我在黄埔军校学习锻炼了10个月。1926年9月，受党组织委托，我带领一批军校同学到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报到。在农民运动讲习所，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把广东省委的介绍信交给他，他表示欢迎黄埔军校学生到讲习所学习，掌握农民运动知识。毛泽东同志问我是哪里人，怎么到黄埔军校的？我告诉他我是直隶省乐亭县人，是李大钊介绍报考黄埔军校的。毛泽东一听当即说，李大钊是他的老师，是大钊引导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并说李大钊是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土地与农民问题的人，你们在农运所要好好学习李大钊的著作，以及彭湃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报告，还要学习一下广东农民协会会章及有关农民运动政策。
我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培训队学习三个月，当年11月被广东省委及省农民协会农军部派到汕头地委，任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农军部主任。当时汕头农会办事处主任是彭湃同志。6个月后，我们组织起农民军模范队2000人。
大革命失败后，在1927年11月，我由南方回到河北省乐亭县我的家乡，开始进行艰苦的白区工作。这时北方地区更黑暗了。当时，县委书记贾昆甫告诉我说，李大钊同志已于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被军阀杀害了。现在北方形势很紧张，到处抓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也回家来了。我听到这个噩耗，当时头都要炸了，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心如刀绞，嘴里呼唤着李大钊先生的名字。当时我暗下决心，要为他报仇，坚决打倒一切反动派。我让贾昆甫同志带我一起去看望李夫人，他同意了，我们就去了大黑坨村，见到李夫人赵纫兰和她的女儿李星华。李夫人面色苍白，看样子是病了。她说，你们请坐吧，并让女儿烧水去。贾和我都说不用了，我们不喝。我说：我们是来看您的，我刚从南方回来才听说李先生遇难之事。我叫李方岐，木瓜口村人，是李大钊先生送我上广东黄埔军校的。南方的革命形势也同样遭到破坏，李伯母您放宽心，共产党员是杀不光的，我们一定为李大钊先生报仇，大钊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要多保重。就这样，我们含泪离开了李家。
当时，她家里就是几件破旧的家具。李大钊去北京大学图书馆任馆长时，月薪120元大洋，收入是比较高的。可是他每月拿出80元用作党的工作经费，剩下的钱还常拿出接济贫困的学生，结果使家里的生活都发生了问题。李大钊生活俭朴，粗茶淡饭穿布衣，有五个孩子，过新年时，女儿连件新衣裳都没有。但对革命需要他则全力以赴。当时北大蔡元培校长了解到这一情况，专门告诉会计科到发薪水时，先提出一笔安家费交给李夫人，免得大钊把钱都奉献出去，影响家里的生活。李大钊是个为党为国忘了家的人，他牺牲后，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
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大钊同志的革命精神一直是我战胜困难的强大力量。
本世纪初李大钊所处的时代，先是清王朝末期，后来发生了辛亥革命，但革命的果实又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以后又是连年军阀混战，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中国人民的是极端的耻辱、落后、黑暗、反动和腐朽。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不仅站立起来了，而且是如此的强盛和充满活力。不久前举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典，充分显示了我们50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让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如果大钊同志和无数先烈志士能看到新中国的这些成就，那会感到多么欣慰啊！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我们纪念李大钊同志，就要学习他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与崇高风范。大钊同志生前曾这样说过：“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的人生价值观是：“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为了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我们要学习大钊同志的崇高精神，做一个有理想、有奉献精神的人，把我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新阶段。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圣地红烛
——怀念人民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敬爱的老师韩作黎
李铁映伍绍祖酆炳林康泠李大立邢立统
1998年6月1日3时38分，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民主圣地延安投身于人民教育战线的著名人民教育家、儿童文学作家、我们敬爱的韩作黎老师，犹如长燃的“圣地红烛”，发尽了最后一点光和热，与世长辞了。然而，他终身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以他一切“为了孩子，为了明天”的光辉教育实践与思想写出的不朽教育诗章，将世代流传，光照千秋。
我们是他在延安时期任教的“抗小”、“保小”的学生，在学校受他言传身教。在两种中国命运的大决战的解放战争中，我们又随他所在学校，经历了从延安到北京转移的整个历程，建立了极为深厚的师生情谊———在我们心中，他不只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而且是保护我们、照顾我们，不是亲骨肉胜似亲骨肉的长辈；又是和我们同吃、同住、同行军、同劳动、同游乐的知心朋友；更是生死与共的同志。他和我们先后离开学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一直互相牵挂着、关心着，保持着有形无形的联系。有的同学在生活中遇到问题，在政治上遇到波折，向他求助，他总是尽力给予帮助，有时甚至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他也毫不推辞。他的逝世，引起我们无尽的怀念。
“我的一生就是八个字：为了孩子，为了明天”
韩作黎老师1918年7月15日出生于河南邓县桑庄乡韩营村一个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就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追求革命。1938年在邓县县立中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延安。1945年服从组织分配，到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小学任教，从此投身于他奉献终生的人民教育事业———他先后在延安抗小、延安保小、晋冀鲁豫边区行知学校、华北育才小学、北京育才小学、北京育英小学任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1956年调北京市工作，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中共西城区委文教书记、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北京市教育局顾问组组长等职务。韩作黎老师1986年离休后，仍坚守在教育战线，他是国家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他曾经多次说过：“我的一生就是八个字：为了孩子，为了明天。”这八个字包含着韩作黎老师的崇高理想和人生目的，又体现了人民教育事业的伟大意义。
当时我们所上的“抗小”和“保小”都是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的“集体育儿、养教并举”专门收容革命遗孤、抗日军人子弟、边区工作人员和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子女的儿童保育院。这种“集体育儿，养教并举”的保教形式，是革命老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徐特立为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开创的。
韩作黎老师是1945年春天，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抗小”任教的。当时抗小有200多学生，烈士子女就有几十个。他全心全意投入党所分配的教师工作，很快受到了学生的爱戴。他讲授“国语”课，备课认真，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富有情趣，一开讲就吸引了孩子们。他具有一颗童心，和孩子们同游乐，无论是下棋、打扑克、顶蜗牛……玩得和孩子一样投入，使孩子感到无比亲切。他耐心细致，遇事能做到情况明，分析清，宽严得当，处理公平，又能以身作则，因此，孩子们对他的教导总是口服心服。他照顾孩子们的生活犹如慈母，平时查铺盖被，病时擦屎倒尿。当时他任级任的“抗小”四年级的一个小学生在日记中描述了“我们的级任韩先生”，最后的结论是“像这样的先生，我们是应该敬爱的”。
“宁肯牺牲自己，一定保护好孩子”
韩作黎老师教育实践中最感人的篇章，还是解放战争中的“两千里行军”———他和郭林校长先是奉命率领“抗小”的师生撤离延安，到安塞和“保小”合并。在敌军占领延安后，又进一步走进志丹、安定的深山中。在沟壑纵横，朔风呼啸，炮声隆隆的黄土高原上，在上级指挥下，周旋于敌我交战的缝隙中。后又奉命率领其中一部，先行东渡黄河，横跨吕梁山脉、太岳山脉，穿过晋绥边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到达晋冀鲁豫边区的太行区。在最危急的时候，老师们曾集体宣誓：“为了保护革命后代，宁肯牺牲自己，绝不屈服，一定保护好孩子。”
韩作黎老师回忆翻越太岳山脉高峰之一的霍山的惊险情况时说道：“有一次翻过山西霍山，牲口驮子碰到山崖，牲口一惊就跑起来，一边是山崖，一边是山沟，之间是山路。当时我在场，怕牲口驮子歪到山沟里就赶快去用肩膀扛着。但是脚底下不稳，扛着就要掉下来，扛不住，牲口一窜，一下子把四个孩子翻到深沟里去了。我和在场的老师冲下去，揪着尾巴揭起牲口，扶起翻倒的‘架窝子’。四个孩子脸上、手上都流血了。”
他利用一切行军空隙进行文化教育。没有课本，“语文”、“算术”、“音乐”都是老师结合当时战争中解放军的英雄事迹和行军中师生中的模范事例编的。没有教室，就在农民炕头上、场院里、树荫下讲课。没有黑板，老师就把字写得大大的，把纸往墙上一挂代替黑板。同学没有笔和纸，就削根小棍，在地上练字，演算题，老师就地检查，打个分，记在小本上就是成绩……“常识”课是走到哪里，就请哪里的武委会主任或村长讲当地战斗历程、地理地貌、物产矿藏、风俗人情、名胜古迹……
就这样，迂回曲折，历时八个月，行程近两千里，险象环生、辛苦备尝。全部人员安全到达目的地———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武安阳邑镇。
学校到达阳邑镇后，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写了一个总结报告，中央局的领导批示：“堪予嘉奖”。这一光辉的教育实践，确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灿烂的一页。
“在安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教学，提高教育质量”
韩作黎老师1950年作为党的卓有成就的优秀教育工作者，调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育英小学任校长，他负责学校的全面领导工作整整六年。他到任时，学校刚从农村迁来不久，校址是原来国民党的一个旧兵营，只有一至三年级的五个班。在领导及各方面的支持下，到1956年他离开时，学校已改造成花园式的校园，到处能听到琅琅读书声。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韩作黎老师忠实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领导的正确指示，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区教育的优良传统，吸收国内外有益的先进经验，结合“育英”的实际去落实，并在以后的长期工作中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想。我们体会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安全健康的基础上发展教学、提高教育质量———办教育，就要“发展教学，提高教育质量”，这点是没有争议的，关键是要不要突出地提“在安全健康的基础上”。在战时环境中，这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和平时期还要不要这么提。韩老师到“育英”后，明确地提出来“在安全健康基础上发展教学提高教育质量”。他认为，学生是未成年人，他们正处于身心都未发育成熟的成长期，无论是课上课下，校内校外，家庭中，社会上，每个环节都存在可能伤害他们、损害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因素。
（二）要爱学生，要考虑他们的一辈子———是他经常说的一句话，这也是他办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之一。爱学生就会为他们一辈子考虑，就是说既要考虑学生眼前面临的问题，更要考虑学生走向社会后将面临的问题。因此，他十分注重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从德、智、体、美、劳等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三）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师生关系，也是学校必须摆正的重点关系之一。他认为：“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是主导就是说，学校的教育方向和培养目标的确定、教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课程的设立和一切教学活动，都应该由教师决定，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教育培养学生，使其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学生既是学校的主体，也是未来社会的主体。
（四）课堂教学、课外活动和校外活动统一。他认为学校组织课外、校外活动，是发展学生个性，发挥学生潜力和才能的良好方式；是学生运用课堂知识、尝试主动地与同学协同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完成一项具体任务的实践；是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全面教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五）学校的工作人员都要给学生起示范作用，都是老师———“学校的工作人员都是学生的教师，教课是老师，在其他岗位上也要给学生起示范作用，也是老师。”这是他对学校全体工作人员的要求。
以上是我们对韩作黎老师教育思想的几点突出体会与认识。作为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创了人民普教事业的杰出代表，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还需要大家进一步共同来研究和利用。他自己说：“我有这样的教育思想，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孩子，认真负责地工作与写作，完全是由于党和人民对我的教育与帮助……因此，我要说一句内心深处的话：一切荣誉归于党，归于人民和同志们。”
真是：
文似镂金刻石，掷地有声；
人如圣地红烛，光照千秋。
第6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难忘的日子
我国首次核试验前后
李旭阁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
首次核试验迄今已经35年了。35年来，作为有幸参与和目睹这一奇迹的我，每每忆及，总是激动不已，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到那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岁月中。
英明的决策
1945年美国把两颗原子弹扔到日本广岛和长崎，使这两个城市顷刻间化为废墟。当苏联掌握了核武器并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时，他们之间既争夺又勾结的斗争愈演愈烈，使世界各国人民处在核战争威胁之中。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出发展核工业的决定。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指出：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7年10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为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到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以苏联正与美国、英国进行禁止试验核武器协议的谈判，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会谈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我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到8月23日，在我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了原定设备的供应，妄图扼杀中国的核工业。赫鲁晓夫口出狂言：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党中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毛泽东强调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1960年至1962年，正值我国经济困难时期。有的同志提出等经济好转以后再搞原子弹，因此，原子弹研制就出现了上马、下马的问题。中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陈毅元帅力主上马，并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元帅表示完全赞成。刘少奇主张首先要把情况摸清楚再定。这一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认可。于是，派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副主任张爱萍组织调查，提出建议。
1961年10月9日至11月2日，张爱萍同志同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二机部部长刘杰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于11月14日向军委呈送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几年来，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的研究已经取得初步成果。根据目前的发展状况，1962年是最关键的一年，只要中央领导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成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是可能实现的。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参加了会议。会议同意报告的建议，并经毛泽东批准。这是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大决策，再次显示了搞出原子弹的决心。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特意接见核工业会议的代表。邓小平对代表们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书记处负责。”
张爱萍和刘杰以二机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同意。同时，组成了由周恩来任主任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15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一星”研制试验工作。毛泽东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展开了研制原子弹的攻坚战。
紧张的准备
毛泽东“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是总动员令；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是实现“两年规划”的总指挥部。
二机部决定以苏联来信绝援的日子———1959年6月，作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之后，中央确定张爱萍任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刘西尧（时调任二机部副部长）任副总指挥。我被任命为首次试验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专委自成立之日起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近两年时间召开了9次会议，解决了研制和试验中的近百个重大问题。当时，凡是涉及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问题，只要中央专委一声令下，有关单位便一路绿灯，坚决照办。
我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不负众望，迅速掌握了原子弹的奥秘。1964年1月14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的浓缩铀。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核部件，为原子弹的完成提供了关键条件。1964年6月6日，在青海进行了最后一次全弹爆轰试验。这次试验，除了未装填核材料以外，全部是核爆炸所用实物。为与实弹“热试验”相对应，称这种试验为“冷试验”。由九院院长李觉将军组织，由陈能宽担任指挥的这次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在原子弹紧张研制的同时，核试验场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62年，“两年规划”下达后，试验场建设重新起步。张爱萍同某基地司令员张蕴钰等到新疆罗布泊地区现场勘察，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重新选点建设。按照新的方案，从1963年开始，包括控制、测试、光学、飞机场、道路、通讯以及高102米的试验铁塔等40余项工程陆续开工，经过解放军指战员夜以继日的奋战，如期于1964年7月全部完工。
1964年9月9日，张爱萍、刘西尧向中央专委呈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情况和正式试验工作安排汇报提纲”。
9月16日、17日，周恩来主持第九次中央专委会，听取汇报并详细研究了核试验准备情况，关于核试验的时间，提出了两种方案，一是早试，一是晚试。毛主席批准早试。9月23日下午，周恩来召集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等，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决定，并说，“（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有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他就核试验的准备、原子弹的运输、安全、外交斗争等作了部署。
成功的试验
16日6时，基地气象处报告，整个场区及云迹地带气象转好。总指挥据此下令，8时完成原子弹装配最后一道工序———插接雷管。同时，立即用密语向北京报告。
按照事先约定，15时前接通了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张爱萍和周恩来手执话筒等待起爆。当扬声器中传出振奋人心的声音：“10、9、8……1，起爆！”顿时，透过墨镜看到试验场方向发出耀眼的闪光。闪光过后，五颜六色的大火球在试验场上空升腾翻滚，迅速扩大。首次核试验爆炸成功了！
几乎是在看到火球的同时，张爱萍兴奋地报告周总理：核爆炸成功了，我们已看到了火球！周恩来听到报告后，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仰望天空，此时冲天的烟柱与火球衔接形成蘑菇云，他又回头问王淦昌，王表示肯定。周恩来当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并说要立即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主席，同时要求继续报告后续情况。
当晚，总指挥部向中央报告初步试验结果：烟云上升到10300米，8分钟稳定；爆后1小时爆心剂量为7700伦／时；铁塔共14节，上部7节已消失，下半部扭曲瘫在地面；爆炸威力超过两万吨TNT当量，完全符合设计值。
10月22日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在马兰召开了会议。在专家座谈会上，王淦昌教授说，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时候，他正在加拿大教书，当时也给学生讲解原子弹爆炸的理论，没想到回国后，亲自参加了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结果。
强烈的反应
核试验爆炸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北京，核试验成功的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和《中共中央、国务院热烈祝贺首次核试验巨大胜利》的贺电，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
中国首次核爆炸的成功，震惊了世界。路透社、美联社相继进行了报道。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舆论和政府声明中，盛赞我核试验成功，认为中国拥有原子弹，加强了反帝斗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中国核试验成功，成为世界的头号新闻。只有苏联，除了塔斯社一句简短的消息以外，一直沉默不语。
首次核试验至今35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首次核试验带来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却经久不衰。我国核试验的成功，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首次核试验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科学家、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员，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核武器效应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所起的明显作用。
在回顾35年前这一伟大创举时，我们不会忘记为了研制和试验核武器，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响应党的号召，放弃舒适的生活环境，自愿到戈壁高原、深山峡谷和穷乡僻壤艰苦奋斗，付出青春年华。虽然岁月流逝，他们的成就将永垂史册，祖国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杰出贡献。（附图片）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爆炸成功后，张爱萍（右一）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