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我国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和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斯特恩先生在第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闭幕式音乐会上联袂表演，博得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音乐会的气氛也随之进入高潮。
本报记者徐烨摄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今年“群星奖”有滋又有味
本报记者刘琼
“群星奖”是与“文华奖”并列的两个文化领域的政府最高奖之一，自1991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对推动社会文化健康发展，鼓励基层文艺创作积极性，起了重要作用，影响越来越大。最近在重庆举行的第九届“群星奖”音乐作品比赛，共收到五百余件作品，因特色鲜明、质量精美，被业内外人士一致看好。
“一新”“二土”
据参赛单位反映，今年“群星奖”与以往八届明显不同，定位十分明确：面向基层、面向生活、鼓励富有时代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文艺创作，保护和发掘民族文化遗产。作品大都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社会气息，鲜活而生动。简言之，是“一新”“二土”。
“一新”指编排形式新颖别致。打破声乐就是声乐，器乐就是器乐的传统模式，将器乐、声乐、舞蹈、小品、戏剧等艺术元素有机组合，创造新的音乐形象，使音乐“人格化”，增强舞台效果。
“二土”是回归本土和乡土。“群星奖”面向的是长期在基层服务的文艺工作者。他们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体验，继承了本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发掘和提高这些来自本乡本土的“文化形象”，正是第九届“群星奖”的宗旨之一。事实上，正是这批既保留原汁原味，又有艺术再创作的作品，赢得了观众和专家的喝彩。
重新界定“业余”的概念
全部作品看完，年届七十的老指挥家聂中明对更加年长的指挥家秋里说，因为太激动，一夜没睡觉，一个劲儿自问：业余的水平都这么高，自己这搞专业的该怎么办？
针对以水平高低划分“专业”和“业余”这一约定俗成的思路，有专家提出，要重新定义“专业”和“业余”。业余不一定水平低，专业也未必就水平高，“业余”和“专业”的区别应以是否以此谋生为准。还有专家甚至说，比赛中有些作品，是那些缺乏生活实践的专业人员根本无法创作出来的，有关部门不妨把金奖作品组成一台晚会，送到专业院团、专业院校，给专业文艺工作者看，让他们吸收丰富的民间文化营养，改变目前有些艺术门类日渐苍白、干枯的创作局面。
由于组织有力和专家自律，评奖“公开、公正、公平”，所有获奖名次均一律依据评分多寡排序，没有所谓的平衡，创造了良好的竞争风气。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电视娱乐节目大家谈（10）
王振民，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培养健康的情趣
我们过去的电视文艺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维持着一幅严肃、教化的面孔，缺乏娱乐内容，缺乏观赏性，给人以呆板、僵化、生硬的感觉，让人望而生畏，观而生厌。近年来，这种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件好事，标志着我们对电视媒体认识的提高，已经不仅仅将它作为一种简单的传播工具，更将它作为艺术形式。
电视节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教化性，但是其寓教于乐的功能是不会改变的。艺术是潜移默化的，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好的电视节目能够提高观众的美育修养，培养观众健康、典雅的情趣和积极向上的情操。而品位不高的电视节目则会给人们以庸俗之感。现在的不少电视娱乐节目互相抄袭，缺乏个性，以逗乐为目的，片面强调收视率，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结果搞成了闹剧，贻笑大方。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电视娱乐节目大家谈（10）
童道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竞争首先要创新
目前的电视娱乐节目种类非常多，竞争非常激烈，各个电视台在节目的选播上不免大同小异。某档电视节目一段时间收视率高，其他电视台便一哄而上，短时间内仓促上马，一味简单摹仿。
电视媒体以其传播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而独领风骚，并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但是如果电视节目的编导们不珍惜自身的这种优势，只知摹仿，只会跟风，缺乏创新精神，就会失去观众。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电视娱乐节目大家谈（10）
黄式宪，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限制娱乐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
现在，每天吃完晚饭，打开电视机，充斥观众耳目的不少是一些格调不高、情节简单、以打笑逗骂为主的电视娱乐节目和电视剧。这些节目的观众大多数为青少年，他们身心尚未成熟，摹仿性强，对许多事物缺乏分辨能力，电视节目中人物的行为、语言、着装等对他们都影响很大。
我们的广大电视工作者担负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艰巨使命，他们不能只盯着经济收益，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提出和制定改良措施。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也应该采取必要的强制手段，将那些具有文化含量的电视节目调整到黄金时段播出，而将那些单纯的娱乐性节目调整到稍后一些的时间，以强化电视节目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电视娱乐节目大家谈（10）
杜高，电视艺术评论家——
通俗性的娱乐形式同文化的结合
目前不少电视娱乐节目内容雷同，文化贫乏，格调低俗，只简单地迎合观众的庸俗口味。这种状况长此下去，会令观众厌倦。我们的电视娱乐节目的创编人员首先应该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加强对电视本体的认识，使娱乐节目具有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性，将通俗性与娱乐性结合起来，这样才会符合电视文娱节目本身的要求。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文化信箱
樊城最后一段古城墙被拆毁
编辑同志：
11月11日深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市樊城区唯一幸存的一段古城墙被挖掘机铲为平地。这段城墙位于汉江二桥樊城桥头东侧，长五十八米，宽十一米，高约四米，建于宋明时期，是樊城最珍贵的文化遗存之一。
在施工过程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罗哲文、郑孝燮于11月11日晚委托专人打电话到襄樊市政府阻止，湖北省文物局也于当晚打电话到襄樊市政府阻止，襄樊市文物部门的干部甚至到现场登上挖掘机劝阻，但均未能保住这段珍贵的古城墙。
11月12日上午9时许，我赶到工地现场，见城墙尚存一角，其余均已夷为平地，仅存基址，当即向建设部报告，建设部随后打电话到襄樊追查情况。郑孝燮先生在得知襄樊市用如此卑劣的手段不听劝阻连夜突击拆毁古城墙的详情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据了解，拆毁这段古城墙主要是为了襄樊形象工程汉江大道建设的房地产开发。按照有关规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拆毁古建筑，必须报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批准。
去年底今年初，襄樊市拟拆毁国家重点保护历史街区荆州北街，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的干预下得到制止，当地领导理应增强名城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进一步加强名城保护，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之后又将珍贵的樊城古城墙连夜铲平，实在令人痛心。
有关专家呼吁，在当今情况下，要迅速采取措施保护尚未被破坏的城墙基址。此外，汉江大道沿途的古码头、会馆等古城遗迹能否得到有效保护，专家们仍感到忧虑和不安。
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罗亚蒙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他在澳门紧张排练，为了那海内外瞩目的时刻。他想把自己的歌声和专辑献给回归的庆典。
解小东和《相信》
今年10月，上海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解小东全新个人专辑《相信》，华艺出版社出版解小东个人写真集《相信》，同时，他还成为中国最大职业服装生产厂商“培罗成西装”的形象代表。虽然解小东已有整整三年未有新专辑面世，虽然三年间各类新人频繁涌现，但解小东在新老歌迷中仍然占有非同一般的位置。
在专辑中，谢小东不但担当了其中大部分的作曲，还尝试制作。作为制作人的解小东，对自己的作品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解小东早已具备了丰富的舞台经验和专业完善的唱功，但谢小东已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把歌唱好、把音唱准，而是在更高的层面要求自己，尝试不同音乐风格的演唱。收入专辑的歌曲全部经历了几度编配试唱和反复修改。在不断尝试、不断推翻的精雕细琢下，这些作品听来几乎找不到任何浮躁的痕迹。这张名为《相信》的专辑，从解小东近年演唱的数十首新作中选择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十首，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他三年来的音乐探索。
专辑的同名歌曲《相信》和另一首主打歌《必须坚持》，正是谢小东此时心情的真实反映：庆贺1999，相信祖国的美好前景，就像他在澳门排练庆回归节目的状态一样，怀着一颗诚挚的心，抱着一种坚定的信念。从澳门回来后，在排练的间隙，他还赶到北京的几个地方为写真集签名售书，并把售书所得捐给了希望工程，向在艰难中求学的小朋友一表爱心。（刘蓝）（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文化界纪念李少春
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中国戏曲学院最近在京联合纪念李少春诞辰八十周年。
李少春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幼学艺，十四岁蜚声海上。他学流派而不拘泥流派，继承传统又能突破传统，其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在艺坛传为佳话。他在《野猪林》、《将相和》、《白毛女》、《满江红》、《红灯记》等众多剧目中的精湛表演，至今使人难以忘怀。
纪念演出剧目《野猪林》、《大闹天宫》、《将相和》、《响马传·观阵》、《四郎探母·坐宫》等都是李少春生前的拿手戏，曾与李少春合作过的老艺术家也登台献艺，“李少春表演艺术研讨会”同时举行。（玉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救救北京四合院
本报记者李舫
聚讼纷纭的美术馆后街22号
1999年11月20日清晨，北京平安大街宽街向南一百余米，一张醒目的盖有“北京市王开建业拆迁服务有限公司”公章的拆房公告贴在了美术馆后街22号的灰砖墙上，引得行人纷纷驻足观看。公告声明，为在“东城区美术馆后街22号、山老胡同17号、33号进行的综合楼项目”，该地区住户及商业单位“必须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在月底以前搬离，否则将对该住户实行“证据保全”前提下的“先行拆迁”。
美术馆后街22号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赵紫宸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寇投入监狱，在狱中坚贞不屈，写就爱国诗篇，广为流传。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比较文学家、国际著名的惠特曼研究学者。房屋现今的主人、八十二岁的赵景心老人退休前是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曾经参与两航起义，从香港驾机回归。
此前，美术馆后街22号是否应被拆除一事，早已引得社会各界聚讼纷纭。去年，这个院落曾因平安大街建设一度面临危险，今年，“北京王开建业拆迁公司”又以“我单位综合楼建设”为由再度发出动迁令。而这一行为遭到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的联名抗议。去年5月17日，吴良镛、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六位学者联名呼吁：“近日，受平安大街拆迁工作牵连，一处有巨大价值的小四合院面临彻底拆毁的危险，取代它的将是一座现代商业楼。……房地产商借口此院并非文物保护单位，没有保护价值，企图强行拆除。目前，事态仍在向前发展。”今年11月9日，罗哲文、郑孝燮、舒乙、梁从诫等七位学者再次联名呼吁：“我们再一次慎重指出，这个四合院有着极高的文化价值，拆掉它，北京将在文化上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此后，《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也对此作出反应，呼吁“拯救美术馆后街22号”。
北京四合院的历史沿革
近年来，经济建设的发展加快了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的步伐。而在北京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房地产开发中，作为北京文化的重要表征的四合院的存留，可谓城市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北京是我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每一朝代都留下了风格迥然不同的建筑文化，四合院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四合院，老北京人也称为四合房，是指由东西南北四面房子合围起来形成的内院式住宅。目前，我们能够考证到的最早的北京四合院只能追溯到安定门附近的后英房元代遗址，建筑界也将它视为元代北京四合院的典型。元灭金，元世祖忽必烈放弃金中都，将都城的位置北移，改名为大都，从此开始了北京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清代建都北京以后，大量吸收汉文化，基本上承袭了明北京城的建筑风格，对宫殿、城池、街衢、坊巷等都未作大的变更。清代可以说是北京四合院发展的巅峰时期。《古建园林技术》副主编马炳坚在谈到北京四合院时说：“北京四合院是我国古代诸多传统民居形式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它集各种民居形式之长，在华夏诸种民居建筑中堪称典范。它的这些特点的形成，与北京作为六朝古都的特殊政治历史地位是分不开的。长期居住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的各朝代贵族、士大夫阶层对家居环境有着相当高的要求，这就从各个方面促进了北京四合院的发展与完善；加上北京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特点和传统民俗，共同构成了北京四合院独具特色的传统居住建筑文化。”
解放前夕，北京传统住宅建筑发生很大变化，居民的住房越来越少，院里的房客越来越多。独门独户的四合院开始变成多户聚居的大杂院，四合院的居住性质发生了变化。
1949年以后，北京传统四合院出现了使用性危机。由于所有制的变更，很多清代遗留下来的王府、宅院由私产变为公产。那些仍作为住宅用的院落，变为人员更为复杂、多户居住的大杂院。这些用途上的变化，使四合院再难保持昔日的深邃、安谧、幽雅和温馨，四合院被分割、改造成了普遍现象。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是北京四合院罹难最为严重的时期，院中精美的砖雕、木雕、石刻、彩绘等传统装饰构件被荡涤一空。无数价值连城的艺术品，或被砸成碎片，或被抹上泥灰，幸存者为数寥寥。接踵而至的是所谓“备战”的全民挖洞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四合院的原有格局和排水系统。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更使北京仅存的四合院雪上加霜。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市在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确定了四合院的保护方针，使四合院的恶化状况有了初步的控制和缓解。随着古旧城区改造和安居工程的开展，北京的城市面貌在近十年之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危旧房改造迅速向城市中心推进，老的城区在不知不觉中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又一幢现代化建筑。就在北京那些让人耳熟能详的老胡同、老院落被一群群现代材料组合而成的新建筑吞噬的时候，就在北京从一个世界文明古都向一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的时候，老北京的令人备感亲切的特征也在迅速消失，没有了古城墙上辽阔的天际轮廓线，没有了景山俯瞰紫禁城所看到的金光熠熠的琉璃海洋，而是四处冒尖、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四合院同北京城的“双向同构”关系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王其明用“双向同构”形象地指出了四合院同北京城相互依存的关系，北京是四合院化的城市，四合院是城市化的住宅。“一方面，住宅是城市的细胞；另一方面，城市是住宅的集合体。居住建筑是连续使用的房屋，城市的更新势必影响到住宅，住宅的变化又必然反馈到城市中去。因此，城市与住宅之间，存在着某种天然的同一，即同构关系。”与西方城市的发展道路不同，中国的城市无论在空间结构，还是社会组织上，都始终未能摆脱住宅的母体。因而，就北京城与四合院的“双向同构”关系来说，从北京城与四合院在形态上的酷似，到四合院的建筑构造所折射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制度、宗法血缘关系，都标志着四合院这种已趋式微的建筑风格在建筑史上的地位是其他建筑所无法替代的，这些大量被人们所忽视、散落并积淀于北京城的各个角落的形态各异的四合院，是中国历史文化最具象、最丰富多彩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宝贵遗产。
然而，1990年至1998年，北京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共拆除老房子420万平方米，其中大部分是四合院，并且不乏保护完好者，许多被拆除的四合院构造之精美、质量之坚固，令拆迁工人都啧啧称奇。在用“危机”两个字来描绘北京四合院的总体状况时，许多建筑学家、规划学家、历史学家不无痛惜，不无辛酸。他们说，我们在四合院文化已经被如此大肆破坏的前提下，再谈四合院的保护问题，不能不让人有“亡羊补牢”之感。近几年来，被疯狂拆除的各个年代的四合院，无论从建筑结构、保存形态，还是从历史价值、文化传承的意义上讲，其中有许多都是无法估量的损失。东岳庙山门被拆掉了，观音院过街楼和粤东新馆被拆掉了，余叔岩故居和尚小云故居也被拆掉了。尽管北京市有关领导一再强调，在保护和发展发生矛盾时，发展要让位于保护。而某些房地产开发商仍利令智昏，在历史文化遗产上大兴土木，大动干戈。建筑大师贝聿铭曾痛心地说：“北京有很悠久的历史文化，可是不少都被破坏了。”西方古建筑史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在对西方古建筑保护进行系统的考察之后，忧心忡忡：“在今天，试图像巴黎、罗马那样，对北京现有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保护，尽管已经为时太晚，但仍有许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王世仁提出，能否不再对我们现有的北京四合院大动干戈，而是进行“标本化”保存？内中不无尴尬和无奈。他说，北京四合院从用地不经济、功能不合理等方面讲，已经同经济建设发生较大的冲突，但是，它毕竟是历史的见证，是历史的记忆，是祖先流传下来的建筑艺术品，我们无权将它一铲而光，有必要、有义务将它保存下来，留给子孙后代。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强调，北京作为世界文明古都，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第一部分是紫禁城和一批昔日的皇家园林。第二部分，则是面积更为广阔的居民区，是它的成片的胡同、四合院和由胡同组成的围棋棋盘式的结构。如果仅有第一部分，便不是北京。试想，绝大部分的胡同和四合院消失了，你还能找到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文化吗？还有什么故事可说吗？北京充其量是香港、东京、纽约的翻版，而北京的民族传统、自我个性、地方特点、人文价值、光辉历史，都将统统化为乌有。”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思北欧文化学者波第尔语重心长的话语：“传统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标准，其一，它是一种转变过程的结果；其二，它的文化来自普通大众，也就是说，传统是一个动态的、不断传递和积累的过程。这一点在住宅的发展历史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清华大学人居环境研究中心方可提出要从“活的传统”来理解北京四合院的保护工作。他说：“我们保护古城，保护北京四合院，不是将它们当成博物馆封闭起来。北京古旧城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经济价值，更体现于它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上。如果离开了人的活动的积累，那么四合院就仅仅是一堆死气沉沉的砖瓦结构，社会就会停滞，经济进步也会失去基础。”
北京四合院，存在还是毁灭？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严重、不容人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新中国建国初期，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保存北京明清古城，在北京城西另建新城。可惜这个设想未被采纳，北京古城被破坏得相当严重，成为中国近代文明史上饮恨永远的一大痛事。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是否能够清醒地意识到，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存的大规模破坏，其后果不啻拆除了北京城的第二道城墙，也将导致建筑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呢？
题图为宋画《文姬归汉图》中的大型住宅（引自《中国居住建筑简史》）（附图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专家研讨电视文献片《李大钊》
为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而摄制的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受到观众欢迎。
文献片《李大钊》（上下两集），通过文字、影像资料和文物遗址、有关专家访谈等形式比较系统、生动地反映了李大钊同志的卓越的历史功绩。不少珍贵的历史镜头是第一次与观众见面。片中李大钊同志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演讲的影像资料，让人们第一次目睹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的风采，弥足珍贵。
为总结文献片《李大钊》的创作经验和艺术特色，探讨电视文献纪录片的创作规律和该片种的科学定位，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中央电视台研究室日前邀请十多位电视评论、史学研究等专家专门对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大钊》进行了研讨。
（劲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