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版)
专栏：
容纳世界融入世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小济博士谈中国“入世”前景
本报记者顾玉清吴绮敏
11月15日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在整个国际社会上引起积极回响。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双赢结局，无疑将为未来世界贸易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也由此进一步靠近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大门。带着国人共同关心的“入世”话题，记者日前专门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小济博士。作为跟踪研究中国“入世”谈判达10余年之久的专家，他回顾了中美13年谈判的坎坷道路，阐述了中国将要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他认为中国人应以博大的胸怀去迎接更为开放的时代。
清除障碍走近WTO
张小济博士指出，迄今为止，中国为进入多边贸易体系（前称关贸总协定，1995年改名为世界贸易组织）而努力的13年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美国。早在90年代初，中美关于市场准入问题的备忘录上就写明：“美国全力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但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人一直没有履行这一承诺。朱镕基总理今年4月访美时，美方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在年内加入世贸组织。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次美国人的许诺总算兑现了。
但是，中美达成协议并不等于中国已经加入WTO，只是为“入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目前，在世贸组织135个成员中，我们要与30多个WTO成员举行“入世”谈判，其中已与13个WTO成员达成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中国与欧盟、加拿大等世贸成员尚未达成双边协议，后面还有相当艰巨的工作要做。乐观地估计，中国最早也得在明年一二月份“入世”。不管怎么说，明年上半年这个问题应该能见分晓。
突破难点取得双赢
在谈到我国为何要求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时，张小济博士颇显激动地说，世贸组织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入世”意味着我们可以参与各项“游戏规则”的制定，这样不仅可以捍卫我国的国家利益，而且还能更有效为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经济秩序说话。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是我们应有的权利。现今，我国对外贸易在全球排名第十一位，经济总量排在第七位，这样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被长期排除在世贸组织之外？因此，中国“入世”不仅是我们应得的权利问题，而且也是WTO实现其普遍性的必需。
然而，由于我国是作为新成员加入，所以在谈判中要作出单方面承诺，说白了，就是要交“入门费”。中美长达13年的谈判，其难点就在于美国无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漫天要价。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们不能作超出我国能力之外的承诺，我们强调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特别是，我们不能接受任何歧视性的、损害我国根本利益的条款和内容。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事实。目前，我们在工业、金融、电信和服务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还相当低，还需要有一定的过渡期。这正是我们在谈判中需要努力坚持的。
在“千年回合”的谈判即将来临时，由于中美都想尽快结束这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不得不采取了“冲刺式”的办法。双方从大局出发，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原则，作出了不懈努力，克服了各种困难，突破了难点，取得双赢。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机遇增多压力增大
对于中国将如何应对未来“入世”后的形势，张小济提醒说，那种认为“入世”后中国经济将出现国门洞开、洋货铺天盖地而来的局面，甚至担心会丧失贸易主权的一些想法，都是因为对WTO本身缺乏了解。实际上，WTO并不是一个没有灵活性的组织。对于事关国计民生和有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国家仍将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以避免损害我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当然，应当说“入世”后将对不同部门、不同企业和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那些对市场保护依赖比较大的部门、那些垄断性经营比较强的部门，感受的压力可能最大。所以，我们应好好地利用宽限期，加快自身的发展，提高竞争力。
市场将越来越开放，这是肯定的。开放就必然会引入竞争。但竞争不光是针对国有企业，对已经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同样有压力。比如，在华投资的外国汽车公司要考虑，是否应投入更多的技术，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毫无疑问，最终受益的是消费者。到那时，他们可以得到质量更好、价格更便宜的产品和服务。至于说最后是否就是外国人或外国产品占上风还很难说，因为我国企业也会奋起迎接挑战，谁胜谁败最终将取决于市场上较量的结果。
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也证明，开放使经济更有活力，经济增长加快。试想，如果我们逐步按照国际规则办事，我们就会赢得更多的投资者，吸引更多的外资和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整体经济上去了，蛋糕就越做越大，从而会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就业机会，这可以弥补某些方面的损失。反过来，如果关起门来搞结构调整，企业转产和工人再就业的余地将受到制约。
有所为有所不为
张小济博士侃侃而谈，话题步步深入。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次中美达成协议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体现了我国国力的强大，美国看到了它的商业利益，才愿意与我们签协议。二、表明了我们国家新一代领导人高屋建瓴，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成熟。张小济认为，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有所为，有所不为”，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方针。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讲过：“有所不为，为无不果。有所不学，学无不成。”这体现出一种哲学思想，走出了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无所不能、万事不求人的旧思路。如今，如果再强调我们的工业部门样样齐全，样样都要干，结果最需要干的事往往干不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就要讲国际分工，讲比较效益和比较优势，知道我们的比较优势之所在，扬长避短，并重视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才能避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走弯路。
最后，张小济特别强调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心胸要开阔，首先应该容得下世界，同时也要融入世界。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所为，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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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七日，美国马里兰州—中国商贸委员会的成员应邀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听取关于中美达成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等情况。新华社记者王岩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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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准备应对挑战
——访世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
本报记者罗春华曾小华
11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达成了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走向世贸组织的大门。“入世”之前，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进行哪些方面的调整？中国的企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以加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适应将来“入世”后可能面对的挑战？为此，记者采访了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先生。
他说，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必然会越来越重要，经济决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也要依据市场规律。实际上，中国早在1992年大幅度降低关税时就已经开始了面向国际市场的调整，但是，中国的经济在产业结构、资源配置以及资源的流动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这是中国目前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具体到企业而言，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如何面对国际市场，如何使企业的管理层更好地承担起赢利和其他管理指标的责任。
迪帕克先生认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3个层次上的资源重新配置。就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而言，低效率企业应该趋向于高效率企业，其出路有两条：要么改组重建，要么破产；就一个行业来说，可以进行生产方向的调整，如从生产低附加值的收音机转向生产高附加值的计算机等；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可以实行由工业向服务业的战略转变，或低附加值农业向高附加值农业的转变。
迪帕克先生坦言，世界银行曾经帮助过许多国家完成了加入关贸总协定和WTO前后转型期的过渡，并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目前，中国在资源流动上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程度不高，资本流通不畅。由于没有建立起成熟的社会保险体系，劳动力无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由流动。面对即将到来的转型，他认为，中国应该首先增强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流动性，商业银行必须向能刺激经济活力的企业提供贷款，同时要加强企业对市场赢利的责任，加强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能力。
在谈到将来加入WTO可能对中国金融业产生的影响时，迪帕克先生说，中国的银行在中国加入WTO后2—5年，才会全面面对外国银行的竞争。而根据经验，银行和其他金融业一般需要2—3年的时间就可以建立起基础设施，使人力资源到位。在此之前，金融部门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它们需要知道哪些部门要较早开放，那些竞争来得稍稍迟些。中国应该根据自身情况有序地选择。具体地说，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后，通常对放贷不会很感兴趣，但可能对以收费为基础的业务，如交易、咨询服务和股票承销等感兴趣。鉴于此，政府需要仔细研究金融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哪些业务领域可以开放得快一些，哪些业务可以稍缓；银行本身需要及时了解和研究外国银行如何进入世界其他市场，然后制定出自己的发展战略。
迪帕克先生来自印度。当记者与他聊起印度加入WTO前后的情况时，他笑着说，作为世界银行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对印度的了解并不比对中国的多。但有一点他非常肯定，印度在加入了WTO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举个例子来说，目前世界上最具效率的一家钢厂是由印度人开办的，此前，印度仅有3家钢厂，效率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同印度一样，加入WTO后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经济目前在全球经济市场中占的份额是3％，5年以后将增加到4．5％。根据世行的估算，中国加入WTO后，这一比例将增加到6％。到时候，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将会大幅度提高。尽管囿于高等教育普及率偏低，中国在掌握和运用世界先进技术方面所花的时间可能要比其他一些国家相对长一些，但是没有人会忽视在中国即将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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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需同哪些成员谈判
王永荪陈瑛制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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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
王永荪曹文忠周咏缗制作（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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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界看好中国市场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周德武
中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边协议的消息近几天成为美国报章的头条新闻，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也出现少有的热卖和蹿升现象。而记者从对美金融界、学术界以及政界人士的采访中，更是感到美国无法抗拒中国巨大发展潜能的诱惑力，一股对华投资热正在悄悄酝酿之中。
美国最大的评级服务机构——标准普尔公司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将强化中国的信贷地位。公司主权信用评级部副主任乔伊迪普·慕克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积极发展的趋势将因世贸协议的达成而被置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使之更具可靠性。随着外国投资者不确定心理因素的消除，外国直接投资会大量增加。
长期研究世贸组织的美国西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尹尊声说，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大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只有遵守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才能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他说，虽然在软件开发等领域，中国处于劣势，但是外部资源与中国智力资源相结合，仍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且中国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差几十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美国莱曼兄弟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迪夫·斯利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虽然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刚刚起步，但外资的介入将会使中国的电信业获得更大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重要的一极。瑞士联合银行美国证券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卡尔松说，随着太平洋区域经济的恢复，美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以及欧洲经济的复苏，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将大为改善。而中国加入世贸，将使中国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畅销，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更多的投资。
以编纂和发布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而闻名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盖尔·福斯勒女士说，中国“入世”如同打网球，要想成为最好的选手，就必须与一流的选手去较量。中国为“入世”所作的努力，反映了中国的勇气和信心。
摩根—斯坦利公司全球经济研究部主任兼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告诉记者，中国入世将有助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和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他说，长期以来，投资者一直在担心中国资本账户的不可兑换性以及其他制度的不连贯性，而中国加入世贸将会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而处于低潮的对华直接投资也将会发生积极的转变。他说，中美达成入世协议客观上也验证了摩根—斯坦利的对华投资战略的正确性。
前美国贸易副代表、高盛集团现任副董事长霍马茨告诉记者，他曾作为基辛格的经济顾问，参与起草过上海公报的工作，近年来一直关注世贸组织的谈判，并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中国“入世”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成功，将为中国的发展创造积极的环境，使中国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方面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谈到美国国会将对此协议进行表决时，霍马茨说，从目前的气氛来看，国会的总体环境有所转变，国会内不再视政治献金、考克斯报告等问题为焦点，虽然国会内会有激烈的辩论，但美国会将在明年适当时间投票并予以通过不成问题。他说，美中协议的达成，为高盛的对华业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高盛将把中国作为其发展计划的首选。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洛德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从两岸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入世”的巨大好处。洛德说，在世贸组织的框架内，台湾必须与祖国大陆进行直接贸易，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不通航、不通邮的顽固政策，海峡两岸的经济联系将会进一步加强，由此推动台湾对祖国大陆的新投资。在制度化框架内，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将减轻两岸关系的紧张，这既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
（本报纽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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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谈判十三年
李会明
11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前身为关贸总协定）的双边协议。回首来路，中国争取加入世贸组织的13年可谓风雨兼程。
最初，中国曾是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于1984年11月获得了关贸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
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要求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并于同年9月开始参与“乌拉圭回合谈判”。1987年3月4日，关贸总协定中国问题工作组成立。1989年之后，“复关”谈判被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中国与美国的谈判除了原有的问题之外，“人权”与“劳改产品”等议题也被卷入其中。
1992年中美签署了《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禁止劳改产品出口的谅解备忘录》和《关于市场准入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保护美国的发明和版权产品；承诺改变进口体制，公布贸易法规。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为“复关”谈判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1994年4月，中国政府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文件》和《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喀什协议》。
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成立。5月，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7月11日，中国正式提出加入世贸组织的申请，尽管当时中国已被接纳为世贸组织的“观察员”。1996年6月17日，中美签署了《知识产权协议》。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未阻止中国要求“入世”的努力。这时，以是否扩大“市场准入”为焦点，“入世”谈判进入了实质阶段，并与一些国家达成双边协议。
1997年10月，中美发表声明，认为中国全面参加多边贸易体制符合双方的利益，双方同意加紧关于中国“入世”的谈判。同时，中美还签署了《向外国金融信息公司开放市场的临时协议》。1997年11月，中日两国关于中国“入世”的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宣告基本结束。
1998年4月8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七次工作会议结束，中国提出的一揽子降低关税的方案得到工作组成员的普遍欢迎，中国的“入世”谈判取得了显著进展。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中国“入世”三原则：世贸组织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入世”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此前，中国已先后4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并已签署了世贸组织的《信息技术协议》。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期间，美国政府表示“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美签署了《中美农业合作协议》。但是，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联盟使馆，直接导致了中国与美国和欧盟谈判的中断。
1999年9月11日，在新西兰的APEC会议期间，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就中国“入世”问题交换看法，从而促成了我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美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13日就中国“入世”问题举行的会谈。1999年11月7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通电话，决定加速中美谈判进程；10日，巴尔舍夫斯基和美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中美进行新一轮双边谈判。15日，中美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互谅互让的原则终于达成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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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贸易体系
1947年诞生的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1995年取而代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被人们通称为多边贸易体系。这一体系的宗旨在于通过组织多边贸易谈判来增加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规范贸易行为和解决贸易纠纷，从而使国际贸易更加自由、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50多年来，无论是关贸总协定，还是后来的世贸组织都在上述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最直接的好处是简化了多国之间的贸易行为。在多边贸易体系下，需要与多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可同时与多个贸易伙伴进行谈判，达成适用于各伙伴国的统一协议，而不用与各国分别达成不同协议，从而大大简化了国际贸易，促进了国际贸易量的快速增长。关贸总协定自1948年1月1日生效以来，共进行了8个“回合”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关税逐步降低、壁垒日益减少、补贴受到约束，体系所及的商品货物贸易范围也不断扩大。
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世贸组织以其法人地位制定市场运行规则，并对所有成员国都有法律约束力。世贸组织还定期审议各成员的贸易政策，对各成员的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监督，并承担协调和解决贸易争端的重要使命。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近5年里，接手了150多起贸易纠纷案。经过WTO的协调，其中大部分在当事国之间得以解决，只有大约20起通过世贸组织决议强制解决。
多边贸易体系的建立，极大促进了国际贸易量的快速增长。世界贸易总额1997年达6．5万亿美元，是1950年的14倍。跨国直接投资从1973年的210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500亿美元，年增长率达12．7％。据1994年关贸总协定的经济学家估算，多边贸易体系达成的贸易协定到2005年为止，将累计给世界经济带来1840亿—5100亿美元的额外收益。
（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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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