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降价能否打败盗版
本报记者刘琼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就已经有了唱片公司。然而九十多年过去了，唱片业在海外已是“艳阳满天”之时，中国的唱片业发展却屡屡受挫。尤其是近年来，盗版日益猖獗，盗版唱片年产值几乎是正版制品的四十倍，唱片业遭受重创，大有一蹶不振之势。江山沦落，盗寇称雄，业内人士自然不甘心，在高喊“打击盗版”的同时，也就如何振兴正版市场想了许多辙。有人提出，既然盗版是凭借价格低廉占领市场，唱片业何不联手降低正版的价格，剥夺盗版的市场优势，从根本上动摇其存在基础？一些音像公司无奈之际，也的确使用了降价举措。但市场实效到底如何，很多人不免发出疑问。
货比三家是消费者的购买本能
与国际市场定价相比，中国唱片的绝对价格并不算高，但相对于国民收入水平来说，价格还是高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平均消费水平不高、消费能力有限的前提下，一张唱片卖到五十、一百甚至二百元，意味着一个普通工薪者买一张唱片，大约要花去月工资的八至十五分之一。正版唱片买不起，许多人自然转向购买价钱便宜的盗版。盗版之所以有市场，就是抓住了这个消费心理和消费现状乘虚而入。
由盗版的猖獗可知，唱片业不景气，并非供过于求，而是价格因素在起主要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定价依据：一种是它的生产成本，一种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前者位于商品的边际成本线上，后者位于消费者的需求线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上，企业不亏本，消费者也能接受，即通常所说的薄利多销。价格如果远远高于成本，企业利润固然是高了，但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伤，消费欲望就会减少。唱片业要想赢得市场竞争，应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消费市场的现实，要对利润和价格关系作出合理的调整，尽量将市场价格降到边际成本线上。
正版不敌盗版
用降价吸引消费者，这是一种销售策略，目的在于同盗版抢夺市场。然而，记者在随文化部主管部门暗访中南几省的文化市场时发现，尽管柜台上出售的许多正版唱片的价格已经降低很多，昔日标价五六十元的唱片如今二三十元就可以买走，但是，门庭依然冷落，唱片业的现状并没有多少改观。什么原因呢？
其一，降价是为了获取同盗版竞争的价格优势，然而事实上，在这场价格战中，正版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可能占上风。据了解，炮制一张盗版唱片的成本大约只需三四元，而一张正版唱片的问世就复杂得多，作曲费、演唱费、制作费，等等，加在一起，成本往往是盗版的数倍之多。在这种情形下，正版即使降价，幅度也不可能太大。设想，正版唱片的价格如果降到盗版的水平，则意味着，价格远远低于成本，厂家和商家不但赚不到钱，还要倒贴。音乐制作的经济动力没有了，一时半刻企业兴许可以支撑，作长期打算，亏本买卖肯定谁都不愿意做。
其二，在价格因素外，盗版之所以有市场，还因为“物美”。盗版者出手快，只要手中有一条生产线，什么样的唱片立刻可以大量炮制。更何况，高额利润壮大了盗版的资金实力，有能力“引进与国际接轨的技术”，盗版的乱真程度越来越高。葛莱美大奖刚刚落下帷幕，精美的盗版就可以在北京的地摊上买到。与此同时，正版市场又是版税，又是报批，折腾一圈下来，盗版早已铺天盖地，除了“铁杆”的乐迷，哪儿还有多少人要买正版的东西？加上体制的原因，唱片业的经营和管理自身存在很多问题，信息反应慢，工作效率低，生产技术差，产品价格贵不说，包装有时还粗粗拉拉，质量未必就比盗版好多少。商品是因为有使用价值才有购买者，在这种情形下，正版唱片的市场形势不问可知。
关键要“自强”
由此可见，唱片业要突破盗版的重围，不降价不行，只降价也不行。要想改变现状，必须正本清源，解决根本问题。
尽快健全和完善音像法律、法规和政府的有关政策，加大打击盗版的力度，搞法制管理、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监督“四结合”，创造有利于正版生存的环境。对盗版者的经济制裁和法律制裁一定要双管齐下，一旦发现盗版，不但课以重罚，还要处以刑罚。对购买盗版者，也要进行适当的经济制裁和必要的道德谴责。只有实行“两头堵”，盗版才会真正受到扼制。
加快音像出版体制的改革，壮大唱片业的规模和实力。中国唱片业的发展存在一个误区，就是始终做小本买卖，不成气候。小型作坊式的唱片公司，资金少，技术力量薄弱，缺乏竞争力，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东倒西歪。联合之路，是解决资金、技术和人才问题最简截的办法。唱片业只有搞联合，打造“航空母舰”，才具备与盗版抗衡的实力。
事实上，任何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打击对手，关键在于“自强”。同样，中国唱片业要想走出困境，还得在增强自身竞争力方面大大地下功夫。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艺文快讯
现代艺术与传统刺绣“联姻”
苏州刺绣研究所近年开始尝试现代艺术语言与传统刺绣形式结合，在全国同业中率先寻求与中外艺术家的联袂。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成功地创作出了一批苏绣新作，如与美国艺术家合作的《冒气的池塘》、与我国著名画家合作的《点线迎春》、《彩墨荷塘》（题图）等。这些作品不仅扩展了苏绣的题材范围，且在针法运用、工艺技巧、色彩变化等诸方面均有大的突破。（罗雪村）（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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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快讯
“万方”献艺京津
11月15、16日，上海万方青年交响乐团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举行了两场音乐会，特邀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张眉指挥，演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卡门》第一组曲、轻歌剧《轻骑兵》序曲、歌剧《喜鹊贼》序曲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18日他们又在北京音乐厅举行音乐会，演出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歌剧《塞尔维亚的理发师》序曲，特邀中央音乐学院指挥张艺执棒，上海小提琴家朴英独奏。11月19日，万方青年交响乐团还赴天津师范大学演出，仍由张艺指挥。
万方青年交响乐团成立于去年11月，上海师大艺术学院音乐系组成的一支准专业团，已演出二十多场。（袁言）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艺文快讯
由王小明编辑的《谢铁骊谈电影艺术》一书，已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为论电影文化、论编导、论电影改革与发展、编导影片评述、忆往事，以及王小明所撰“谢铁骊评传”等。（李文）
第9版(大地周刊)
专栏：
“十二月九日刘炽的中学参加游行，向临潼前进，要求蒋介石不要继续内战，组织统一战线，他在示威的前排……刘炽决心要做一个革命者而非一个银行家的儿子。他逃出了家庭参加了红军剧团……他真是一个少年天才，戏院一个受人欢迎的演员（这时他在红军人民剧社），他会模仿无论什么，有一大张小调和小贩叫卖的节目单，那些都是他小时候零星学来的，他演出一节很好的中国拳术。……他机敏的才智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时常使我惊异的地方。”——宁谟·威尔斯《续西行漫记》
不朽的旋律
傅庚辰
1948年3月，我报考刚成立的东北音乐工作团，在考场上考我的考官就是刘炽同志。他问我：“读过几年书，会识谱吗？”我说：“读过四年，不会识谱。”于是，他让我读了一篇课文，再唱一首歌。我当时唱的歌曲就是在我们小学课堂上学的《解放军打胜仗》，我唱得很流利，看得出他是满意的。他微笑着问我：“你知道这首歌是谁作的曲吗？”我说：“不知道。”他说：“是我作的。”我当时眼前一亮，惊讶得没说出话来，心想，真了不起，能写出这么好听的歌来。从此，刘炽同志的形象，在我心中扎下根。
时隔不久，在哈尔滨举行全国第六次劳动代表大会，音工团为庆祝大会的召开，举行专场演出，演出的主要节目就是由胥树人、侯唯动、晓星、井岩质作词，刘炽作曲的《工人大合唱》。刘炽既是作曲又是指挥，代表大会的反响十分热烈，演出很成功。我当时十二岁，既没能力参加乐队又无资格参加合唱队，只是在剧场前台帮助维持秩序，所以观众的热烈反应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随着辽沈战役胜利的部队，我们进了沈阳，成立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我被分配到音乐系第三班学习，刘炽同志在东北鲁艺音工团担任演出科长兼音乐系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调进北京，我鲁艺毕业后也多次调动，因此长达十五年我们没有见过面。直到1964年我为故事片《雷锋》作曲曾到过沈阳，刘炽同志当时任辽宁歌剧院副院长，他曾请我和辽宁歌剧院的刘钢、李荫中、李国斌等几个原东北音工团的“小鬼”吃饭，一起叙旧。此后又是近三十年没见过面。再见到他时，他已调任煤矿文工团总团团长并已离休。1994年3月，结合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系列活动，我以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名义，邀请他为全院作报告，请他结合自己所走过的创作道路，现身说法地讲述毛泽东文艺思想。这场报告内容丰富生动，反响十分热烈，很有教育意义。这既使我感到惊喜，也在我预料之中。因为他的大量作品及其社会效果早已说明了这个问题。
刘炽的一生创作了十四部歌剧，上千首歌曲，多部器乐曲，以及舞蹈音乐，话剧音乐，广播体操音乐。他笔下的作品之多、题材之广、质量之高是罕见的。可以说，他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继聂耳、冼星海之后，最有成就的伟大作曲家之一。据不完全的统计，在今年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各种晚会中被使用作品最多的作曲家就是刘炽。《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翻身道情》、《英雄赞歌》、《新疆好》都在被演唱，尤其是合唱《祖国颂》几乎已成了专业或业余合唱团的必唱曲目。一代又一代的人唱着刘炽的歌曲走过了昨天，来到了今天，又将唱着他的歌曲走向明天。
我敬仰刘炽，刘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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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荧屏背后费思量
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出品人高建民
《开国领袖毛泽东》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后，赢得了多数观众的认同。有不少观众来信来电，在对这部作品给予高度的评价之外，也希望对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策划和运作情况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为此，我想介绍一些幕后的情况。
风格定位
为了准确地把握好这部剧的风格定位，我们请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反复讨论，确定：
展示历史全景——展示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以及“三反”、“五反”、“出访苏联”、“决策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一部宪法诞生”等影响共和国命运的历史重大事件。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从内容上使该剧区别于其他同类题材电视剧的政治品位，而且也确保了把此剧拍成一部忠于历史的扛鼎之作。
反映领袖本色——要求编剧王朝柱同志在创作《开国领袖毛泽东》剧本的时候，对于领袖人物的塑造一定要做到回归艺术创作典型人物的本体，将波澜壮阔的历史，浩瀚无尽的原始素材，都为塑造毛泽东这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服务；所有的艺术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毛泽东这个伟大的艺术典型的工具。
三个“把握”
把握好剧本创作质量。编剧拿出第一稿之后，中央电视台影视部不仅进行了严肃认真的研讨，而且还请中央文献研究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全体成员进行座谈。剧本几经研磨之后，呈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审定。
把握好强有力的主创班子。中央电视台极为重视，从人力、财力和物力上给予全力支持。台长亲自挂帅，影视部具体负责组织，在拍摄体制上采用委托制片人制，精心挑选导演、化妆师和美工。为了确保《开国领袖毛泽东》一剧中的领袖人物——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造型成功，我们又诚请年逾七十的化妆师王希钟同志出山。
把握好演员的选择。建国前后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多为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年龄，是一个精明、强干并十分团结的领导集体。因此，剧中扮演领袖人物的演员也相应地年富力强。关于请谁担任主演毛泽东一事上，我们从创作剧本阶段就内定了唐国强同志。唐国强同志近几年正处于艺术创造的高峰时期，他在电影《长征》中饰演毛泽东，得到观众认可。他在《雍正王朝》中饰演雍正皇帝，更显出了演技的成熟和老到。艺术实践证明，这种选择是使该剧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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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录
货真价实
康凯
五幕话剧《青山不老》全部投入不足三十万元，这在一出戏动不动几十万、几百万的今天，近乎神话。然而，正是这巨大的反差，说明了很多问题。
黑龙江伊春林业文工团推出的这出以林业老劳模马永顺为原型的剧作，写的是林区。一进剧场，迎面那幅大森林郁郁苍苍的景片，大气，精致，立即引入规定情境，给人以愉悦和震撼。其后，伴随着森林被伐，大自然报复，砍树英雄转为植树模范，景片一换再换，都以精到见长。加上简朴的平台，简约的道具，形象地托出了规定情境，给予各特定时期特定人物特定剧情以上佳的活动场所，无声地诠释了剧作的意蕴，营造了超乎人物语言动作与让人心领神会的意境。花钱不多，舞美设计、道具制作（包括绘景、制景、服装等），均属上乘。其关键在于：作为二度创作，找到了为剧作服务、实现剧作的途径和手段，求得了诸多戏剧要素的和谐统一。
投入多寡与艺术质量不成绝对正比。苏东坡咏西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我看有两层意思：一、西子——西施，本身天生丽质；二、淡妆也好，浓抹也好，要找准契合点，要相宜。东施效颦，历来为人们所不齿。
鲁迅先生当年讥讽靠店名招徕顾客的把戏，说当求货物的上达，皇太后皮鞋店的生意也并不比皇后皮鞋店为好。仿此，追加一句，也无需只看招牌装潢，挂着金匾银匾，可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挂的竹匾木匾，倒可能是老牌正宗，货真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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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人物春秋
音乐奇才阿格里奇
陈立
玛塔·阿格里奇五岁开始学琴，八岁便登台演奏了具有相当难度的莫扎特《第二十钢琴协奏曲》与贝多芬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十六岁时，阿格里奇在三周之内以技压群雄之势连续获得两个国际重大钢琴比赛（布索尼与日内瓦）的头奖成为传奇，八年之后又在第七届国际肖邦钢琴大赛中出尽了风头。在肖邦比赛中，当阿格里奇刚刚奏响琴音还未弹完全部参赛所规定的曲目时，在场的所有评委都心照不宣地相互交换了会意的眼神：用不着再去考虑谁是这次比赛的第一名了。阿格里奇如今已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钢琴演奏名家之一。
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有幸再次请到了这位传奇人物，11月4、5、8日的三场音乐会中，阿格里奇的钢琴弹奏赋予音乐以独有的激情、魔幻般的演奏技巧和自然流淌的内心倾诉，使现场的听众都激动不已。音乐爱好者都知道，阿格里奇个性强烈，我行我素，在国外临场拒演和不接受媒体采访的情况时有发生。1996年她随法国国家交响乐团访华演出时，北京的记者就已经有所领教。在此次音乐节演出之前，阿格里奇也曾提出不出席招待会、不见记者的要求，但在京演出期间，由于与大提琴家梅斯基、钢琴家傅聪和小提琴家胡乃元的愉快合作以及对北京听众的良好印象，再经音乐节组委会从中大力斡旋，最终她高兴地同意接受采访。
阿格里奇说，要想把音乐演奏得完美，首先必须要热爱音乐，要感觉和音乐在一起是一种幸福与享受，否则的话，演奏时根本无法投入，听众自然也就不会满意。当然存在天智的成分，有的人可能缺少些天分，但没关系，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而得到补偿。要想成为一名成功的钢琴家，里面还有许多综合性的因素。
阿格里奇说，非常喜欢北京国际音乐节，这次是和两位朋友傅聪与梅斯基一起来演出的，因而也就特别高兴。她非常喜欢这里的观众，三年前和法国国家交响乐团来的时候就已经体味过了。她有机会还会再来中国，再来北京的！（附图片）
阿格里奇和傅聪联奏。耿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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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本月话题
魏文彪，南昌人，编辑——
摒弃庸俗
现在的一些娱乐节目越来越庸俗了，其表现主要有：一是游戏贯穿始终。游戏参加者或许还能体味到一点乐趣，而旁观者却很觉隔膜。游戏并不属艺术范畴，夹杂个把或还能忍受，若自始至终全是就让人不胜其烦了。现在的娱乐节目游戏挂帅，所以娱乐节目无艺术。二是晚会现场几成了抽奖场所。一会儿是某嘉宾获得某品牌的某产品，价值多少元；一会儿又是某观众获得价值多少元的什么产品。让人体味不到艺术的醇香而只闻到铜臭味。
我想娱乐节目出现如许变化，除抽奖或有些营利目的外，其初衷肯定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因为在此之前娱乐节目像走入了死胡同，节目越来越糟，观众越来越少。“变则通、通则久”，但这“变”是否必须以牺牲艺术、节目庸俗化为代价呢？
其实综艺节目失去观众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紧扣追求节目“新、奇、特”的宗旨，没有坚持在艺术范畴内精益求精，不断求新求变的努力。综艺节目不在节目质量上千锤百炼，而寄希望于形式的改变、趣味上的低层次迎合是没有出路的。“新”，就是要有新面孔、新思路、新表现形式；“奇”就是要以奇制胜，不流于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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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快讯
日本电影回顾展在即
中国电影资料馆定于1999年11月21日开始举办日本电影回顾展，届时将有十二部日本九十年代的优秀作品参展。这些影片均在日本当年《电影旬报》十佳影片之内，大部分参展影片在日本国内或国际电影节获奖。其中有著名导演北野武的作品《花火》，该片获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还有获第五十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新人导演奖的影片《萌动的朱雀》，该片还同时获1997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影片《沉睡的男人》曾获第四十七届柏林电影节艺术电影奖和第二十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特别大奖。
此次回顾展的参展影片基本反映了九十年代日本电影的新潮流。观众可通过影展直观地了解日本电影的新变化。（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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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屏幕重塑宋庆龄形象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二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为了新中国》，再次将宋庆龄的形象搬上屏幕。
宋庆龄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她以独特的身份、独特的风格、独特的方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亲密合作，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不朽功勋。
此片截取1936年至1949年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从国共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写起，直至建国前夕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讲述了宋庆龄如何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新中国的感人故事。全剧以新颖的视角，着重表现了宋庆龄为迎接新中国诞生所作的奋斗与努力，刻画了宋庆龄的典型性格和光辉形象。编剧郭晨，导演任豪，制片人周桂生、朱清燕，北京宏大正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助拍摄。（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