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人物
吴阶平眼中的周恩来
邓立
从1957年开始，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二十年。二十年中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指导下工作，在政治、外交、医疗卫生、教育等各个方面受到周恩来耳提面命的吴阶平，其精神、情感、道德，乃至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的一些小事无不渗透着周恩来的影响。他对周恩来的感情经过二十年的积淀变得格外深厚。这当中既有对伟人的爱戴与景仰，也有学生对师长的尊崇与敬佩，以致整个后半生，吴阶平都能感到周恩来的精神在鼓舞着他，周恩来的力量在支持着他。时至今日，吴阶平仍能准确地说出与周恩来在一起的每一件往事。
吴阶平第一次和周恩来直接接触是在1957年，中华医学会要派一个医疗卫生代表团到日本，他是团员之一。出发前大家听说周恩来总理和外交部长陈毅要给代表团员们讲话，都很兴奋。周总理在知识分子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学识、风度有着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特别是1956年1月14日在怀仁堂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使包括吴阶平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迎来了精神上的解放。吴阶平有幸参加，亲耳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这一天成为他，也成为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终生难忘的日子。对于吴阶平来说，深深感染了他的不仅仅是这个报告，还有周恩来本人。
果然在中南海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大家都很兴奋。当代表团团长、中山医学院院长柯灵将团员们一一向周恩来和陈毅介绍时，周恩来和每个人都谈了几句。吴阶平暗暗吃惊：总理似乎对他们的工作领域都很熟悉。
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在与日本人交往的分寸上应该如何把握，大家心里都没有底，针对这个问题，周恩来专门谈了如何做好民间外交。吴阶平记得周恩来说话时习惯性地挥着右臂，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光芒。一些引起过无数争论的问题，从周恩来嘴里说出来，只需三言两语，却清晰而有说服力。
五十年代正是吴阶平的医学事业突飞猛进的时候，在这次访日以后吴阶平和周恩来的接触逐渐增多。周恩来常常把一些特殊的医疗任务交给吴阶平去完成。
1959年6月的一天下午，吴阶平接到中南海门诊部的电话，周总理要他晚上到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处汇报最近给一位重要病人治疗的情况。
晚上11时周恩来的会议还没有结束，秘书笑着对吴阶平说：“等一会儿您汇报之前可以先和总理随便聊聊天，他难得有轻松的时候，你们做医生的知道怎么让人的脑子休息一下。”
看到坐在宽大书桌前的周恩来，凭着医生的直觉，吴阶平感到他一定很累。
“总理，您刚才开会一定坐了很长时间，要不咱们出去散散步，边走边聊？”
“好，我正想走走，咱们一起到院子里看看。”周恩来爽快地说。
陪着周恩来拾级而下来到院中，已经是夜半更深。
“总理，您在中南海作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我去听了。”吴阶平说。
“噢，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你说说。”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周恩来一直是密切关注的。
“您当时提了三点，社会实践、业务实践和理论学习可以提高知识分子的思想，我对前两点都有感受，可业务实践也能提高人的思想，我还没有什么体会。”吴阶平说。
周恩来停下脚步，一转身，很惊讶地说：“噢？你说说，你业务上都做了些什么。”
“我一直在研究结核病。”
“你为什么要研究结核病？”周恩来问。
“因为这种病常见。”吴阶平详细讲了如何发现原来对一侧肾结核而另一侧肾积水的病人误诊为双肾结核，这个发现使每年数千人的生命得以挽救。
周恩来又问：“你们从来都是这样做研究工作吗？”
“不是的。”吴阶平如实回答：“过去相当多的研究是所谓‘从文献中来到文献中去’，只是印证前人的一些成果。”
周恩来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你已经得到了，但没有自觉。”
原来，旧社会的医生很少根据老百姓实际的需要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常常只是纸上谈兵。而这一次吴阶平是从普通病人的疾苦中总结出自己的研究方向。“你从病人的实际出发，从全面去分析问题，解决了问题。你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这就是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周恩来一口气说了很多。
这番话使吴阶平豁然开朗。
在和周恩来的接触中，吴阶平经常能感到受益匪浅，甚至周恩来生活中一些小事也深深打动了吴阶平。
有一次，周恩来到协和医院去探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发现没有给她输液，周恩来立刻查问为什么不输液。答曰：病人不肯接受输液。周恩来听后很不满意，严肃批评医务人员：不能把责任推给病人，这是你们工作不到家。他亲自向斯特朗说明输液的必要性，一直看着病人输上液才放心离去。
这令作为医生的吴阶平震动很大，他想起了周恩来经常对医生说的一段话：医生最需要辩证法，医生也最容易懂得辩证法，要在为病人的服务中，发挥病人的积极性。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吴阶平另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凡是周恩来委派的工作，他必亲自过问。这时，医生们在汇报时必须作充分准备。吴阶平甚至觉得要比一个实习医生向教授汇报还要准备得仔细，考虑得周全。每次医生们除了要带上病历、化验结果、X光片，还要拿着看片灯箱，夹着图谱，甚至抬着模型，提着显微镜、显微镜片等相关设备、材料。因为周恩来不仅要听对诊断、治疗的结论性意见，还会提出一系列问题。
平时周恩来对医疗报告也逐字逐句地审阅，退回到吴阶平手里的每一份医疗报告都用红笔对每一个标点符号一一点过，若有错的符号就加以改正。
有一次，一份医疗报告退回到吴阶平手里，他发现周恩来在“体温37．8度”后面用红笔加了一个括弧：“（昨天38．2度）”。
吴阶平一边惊讶周恩来的细致与记忆力，另一方面也对自己的疏忽感到惭愧。病人的体温只有和前一天的对比，才能看出病情是好转了还是加重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除了日常保健工作，周恩来还会有许多突发事件交给吴阶平去完成。
1969年8月底吴阶平接到周恩来的指示：立刻坐专机到越南了解一位领导人的病况，二十四小时内返回汇报。
经过了一夜的飞行，飞机终于到达了越南。因为越南还处于战时，河内没有机场，飞机停在了离河内较近的一个机场，来接他们的是两辆吉普车。
在大使馆吴阶平见到了王幼平大使和中国医疗组组长陶寿淇教授。吴阶平了解主要病况后便请陶教授的助手整理出有关诊治工作的主要材料。
紧接着，吴阶平在王大使的陪同下到病人住地，病床上的老人极度虚弱，已经呼吸困难，奄奄一息，不省人事。全身插着输液管、输氧管、胃管，身体上也接着心电图电线、血压计等仪器。主要病变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合并严重肺炎。又看了胸部X线片，肺炎范围广泛，但片子照得并不满意。
医疗组的医生们陪着吴阶平在床榻前看了看，便退出了病房。回到使馆，吴阶平和王大使、陶教授对病情略作讨论，同时了解一下这所医院和医疗仪器的情况。为了能向周恩来汇报得更详细、更清楚，吴阶平尽量多地提了一些细节性的问题。
时间已经不早了，吴阶平不能再耽搁，他集中了所有资料，急匆匆离开河内乘原机返回。飞机起飞不久，便收到周恩来的指示：要求吴阶平回国后除口头汇报外还要写出书面报告。
幸好携带了最详细的材料，吴阶平在飞机上就赶写书面报告。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已是深夜，汽车直接把吴阶平接到了中联部，没多久，报告完成。
几小时后周恩来在西花厅接见吴阶平，一见面就说：“看你的报告病人是没希望了。”
“是啊。”
吴阶平的报告上已经把病情说得很详细，总结是：“除非出现奇迹，随时都会出现问题。”
“痰上不来怎么办？”周恩来又问。
“痰上不来只能切开气管吸痰。”吴阶平对周恩来提出的详细的询问都一一作了认真准确的回答。他深知周恩来想问题十分细致、深入，自己几乎每次都要被问倒，而这次，一问一答，似乎回答得比较好。
“肺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周恩来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又问。
“很厉害。”吴阶平说，又补充道：“但是床头最后的那张X光片照得很不满意。”
“噢？为什么会不满意？”
吴阶平几乎料到周恩来会这样问，所以在越南时就把这些细节性问题打听清楚了。原来，越南正和中国一样，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给病人照相的技术员政治上很过硬，但技术一般，所以照片很不清楚。
吴阶平庆幸这次了解得比较深入，未被问倒，不想周恩来听完后紧接着就问：“是什么牌子的机器？你看那个机器没有？”
“我不知道机器是什么牌子，也没有看到机器。”吴阶平回答。
从周恩来那里出来，吴阶平想，这次还是给问倒了。可他不理解周恩来为什么要问那个机器的牌子。
第二天周恩来又把吴阶平找了去：“你们还得去。”
吴阶平发现这次去的医务人员中增加了一位耳鼻喉科医生，以便在病人咳不出痰时做气管切开。当吴阶平赶到机场，一位拍摄X光片的技术员已经等在那里。吴阶平这才明白，如果能答出周恩来所问的那些问题，这个技术员便可作更有针对性的准备。周恩来如此细致入微地替病人考虑，给作为医生的吴阶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可见周恩来对他的异国战友兄弟般的深情。
这次越南之行的结果在意料之中，老人病入膏肓，非针砭所能及。但在抢救过程中，中国医务人员的无私帮助使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大大增进了。
在周恩来最后的岁月里，吴阶平几乎与他朝夕相处，目睹了他是如何为党为国家燃尽了最后一丝生命之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76年1月7日晚11时，弥留之际的周恩来微微睁开眼，看见守候在床边的吴阶平，清楚地说：“吴大夫，我这里没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你去吧，他们需要你……”
这成为周恩来一生中最后一句话。1976年1月8日凌晨9时57分，周恩来溘然长逝。
以后谈起此事，一向以冷静果断著称的吴阶平每每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周总理一生关心别人，就在大脑已经很少活动能力的时候，关心的还是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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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请打一支预防针
郭振亚
过了新年就是春节，在这时不少党政机关要求所属干部，要把“年关”变“廉关”，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子女，不要收受“红包”，要过“廉洁年”。不少媒体都把这种未雨绸缪的警示，视为注射预防针，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有不少干部的失足落水往往与年关有关。比如海南省东方市原市委书记戚火贵，在他初当一把手时，也就是他当上国有西流农场场长时，第一个春节，就收受了几十个红包，总计五万多元。从此，不收礼就感到手心发痒，后来官做得大了，春节收的红包更多了，具体有多少，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再比如广东的徐闻县原县委书记苏凤娟，五个春节居然收礼六十多万元。还有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的几百万元的“灰色收入”，有一部分就来自年关的红包……
由此可见，年关是经济犯罪的高发期，并且此时行贿者行得“理直气壮”，受贿者受得“光明磊落”，因为过年是炎黄子孙最重视的节日，为了表达亲朋好友之间的诚挚情感，增进相互间的深厚情谊，人们便借助年末岁初互送年礼，这是中国人注重人伦之情的一种文化情结，于是，居心不良的犯罪分子，便乘此良机，使其行贿受贿也似乎披上了“合情合理合法”的外衣。所以说年关打一支预防犯罪的免疫针是很有必要的，它可以让人避免腐败病毒的感染。（附图片）
——你可要小心送礼的徐鹏飞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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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渡口
朱赫
由浏阳城出东街口有一渡口。浏阳河绕山城而流，宛若一条黛青色的缎带。对河便是唐家洲，洲上人好种瓜菜，城内居民每日吃的蔬菜，大多来自唐家洲，故每日清晨至晚，过渡者络绎不绝。数十年来，一只渡船来往于两岸；后来，渡船便变为机船，由一只又变为多只，河中遂每日响起“哒哒哒”的马达声。
每次来这渡口，我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沈从文先生笔下的《边城》里的茶峒渡口，想起那撑船老人的孙女儿翠翠：“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融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这里管理渡船的也是一位老者，只是身边没有一个像翠翠那样乖巧的女孩儿。不过，过渡人中，不乏翠翠那般俊俏的女孩儿，也许是为这青山绿水既长养她们且教育她们的吧。不过，她们全没有翠翠脸上的那种忧郁，都快活得很，挑一担萝卜抑或白菜，那粼粼的碧波便极欢快地载着她们铃铛般的笑声远去。
前年，市里修通了319国道浏永高级公路，去年又动工修建浏大高级公路，北通省城长沙，南通江西，贯通南北城乡，便要在这里修一座高等级公路大桥，市里的官员纷纷带头捐资。不久，工程队便扛着红旗进驻这里，河两岸扎起两道彩门，上书：“红旗飘飘映浏阳古城，铁流滚滚战天马大桥。”让人顿生豪情万丈。不日，便围水清基；不久，两座桥墩便巍然长出数米；不久，又有几座桥墩拔地而起……每日里机声隆隆，这是一首多么美妙，又多么催人奋进的歌。对河的唐家洲成了开发区，要建天马山公园，一座四星级的宾馆“神农山庄”傍山而建，几栋新楼争相施工，与这里遥相呼应。山城，又多了一处壮丽的风景。
我常去东街口走走看看。
每天去看的人很多，尤以老人为多。
秋日的天转凉了，河风又大，把钻架上、铁架上、桥墩上面面彩旗吹得猎猎有声。
“这房怕要好几万吧，我们那儿起栋屋都要好几万块票子的。”说这话的是一位老人，显然是从乡下赶来的。
“几万？那么一个铁架架都要好几万哪！”说这话的年岁稍轻一点，大概是城里人。
接着便是一迭声的“啊呀呀——”
我觉得作为一个山城人是很骄傲的，便忍不住挤过去对那几位老人说：“你们晓得翠翠啵？如果翠翠不在茶峒而在这个渡口，她会很快活的，不会再去想那个不曾回来的二佬，说不定早已看上了工程队里某个俊俊俏俏的后生。”
老人皆不明所以，以为我是癫子尽说疯话，都不理我，仍去看那河，看那不断长高的桥墩，看两岸还在不断掘进的推土机……
“我的家园”征文到此结束。随后进入评奖阶段，结果将另行公布。感谢广大作者、读者对这次活动的支持和关心。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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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的家园
家住闽江边
武勤英
“这里过去曾经是一片荒山海滩，稀落的农户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夕阳带来了几点帆影，带回了渔家的企盼；曾几何时，一声炮响，警醒了沉睡的大地，夯声阵阵，尘土飞扬，车辆川流不息，沟壑填平了，荒山铲掉了……”
别以为这是诗人的语言，不是。这是1997年6月23日，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正式通航时，福州市市委书记赵学敏的开场白。其实，不止一个国际机场，家乡的变化，体现在闽江口这座人文底蕴无比丰厚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每一个窗口。
家住闽江边，母亲河本身就是一部激情鼓荡的史诗。
改革开放了，台胞回乡了，外商也跟着进来了。为了闽江两岸寸金寸土之地的开发，1994年2月，祖居江边的二千多户人家从台江码头搬到了城郊“亚峰小区”的新楼房。不料，居民们很快就有了烦恼，离小区五百米处有一硕大的垃圾山，海风一吹，遮天蔽日的灰土席卷而来。有人作过统计，这堆垃圾山覆盖面积足有一百三十亩，高达二十三点八米，总堆放量约一百万立方米！
市领导早就想搬掉这座垃圾山。从大队、公社干部当起，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市委书记，一股乡土气掺和着现代人的内蕴。微服私访的习惯使他能体恤民情，“让普通老百姓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实惠”是他的主张。于是，就有了让福州绿起来、花起来、美起来的行动———拓宽了马路，改造了街区，把闽江水提灌到内河上游，让终年蚊蝇孳生的死水流动起来……1995年，他又提出，坚决把垃圾山搬走，还要在上面种花养草，变废为宝。
当时，垃圾山所在地的台江区区长梁建勇，三十多岁，是厦门大学财经系研究生毕业。他提出了改造棚屋区、改造垃圾山的大胆设想，并用通俗的语言激励大家：用明天的钱来实现今天的梦想，用子孙的钱来实现祖辈的梦想。满目疮痍、令人生厌的垃圾山终于变成了鸟语花香、令人赏心悦目的新景点，原来在附近设厂大呼上当的外商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扩大投资，上新的项目。过去，群众见了区长拦车告状，现在群众见了区长放鞭炮欢迎。
在改造垃圾山的大军中，还有一位女性的身影，她就是台江区园林局局长石云。别看石云长着一副南方人的身架，柔韧细腻，纤弱灵秀，然而就是她，一天到晚盯在工地上。六十部装运垃圾的大卡车，每天不停地跑，到最后，五十二部车都散架了，剩下的八部也损伤严重。再看看这位女局长，灰头土脸，跟黑鬼儿似的。公园建得刚有个眉目，石云就了解到一位外商想在福州兴建一个鳄鱼养殖场，而且几个区都在争。石云找到外商，第一个把拟好的方案交到外商手里。后来，这位外商真的投资将鳄鱼公园建在了昔日的垃圾山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外商说：因为这里有个一心为老百姓办事的石云。
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家园，而美丽的家园因有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公仆而更显得可亲、可爱、可恋。这样，不管走多远，都会觉得自己跟这山、这水、这人贴得很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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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收藏史话
珍藏的签名本
秦杰
岁月沧桑，时光流逝，世纪初英姿勃发的一代人渐渐离我们远去了。兵灾水火的劫难，生离死别的瞬间，作家留给后人的只有这垂诸永久的心灵写照。签名图书本是这些稍纵即逝变化的“定格”，是友情与希望的一块“化石”。
“玄同海正，盼遂敬奉，1936年秋”。这是著名学者刘盼遂先生赠给新文学领袖钱玄同的自著签名本，师生之谊、同事之情跃然纸上。这倒使我想起“文革”之初，刘盼遂先生目睹红卫兵将家藏数万册古籍焚于院中，舍身扑向火海与典籍同归于尽的悲壮一幕。1974年，钱玄同遗物散出，我于琉璃厂购归此册，珍藏至今，以志铭记。
我藏有数百册建国前各解放区的书籍，此外，近三百份延安《解放日报》（原版）是我的镇堂之物。老一代红军将领孙毅将军为二十余册1937年至1945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出版物签名；老红军王诚汉上将为延安时期多种书刊签字鼓励；革命老人李葆华在我珍藏的李大钊先烈遗篇孤本《中国大学学术讲演集》（1923年）、《史学要论》（1924年）、《平民主义》（1925年）、《近代文编》（燕京大学，1939年）等（见附图）革命历史文献上题写“珍贵文物”，并赠其先父李大钊纪念品，这都是对我极大的鼓励。
1997年底，在北京市首届家庭藏书大赛时，我与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同台获奖。兴奋之余，携三四十年代话剧老版本书九种，请吴老签字，真可谓“老僧古庙，原物原套！”是“书缘”涵养了我的志趣，成就了我的藏品。我有个心愿——让珍藏的签名本公开展示，与书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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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嫁衣》文丛出版
中国社会出版社推出的《红嫁衣》文丛是一套老编辑们的呕心沥血之作。
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打开这套书，你可以走进袁鹰等老编辑们的内心世界，被一道道独特的风景所吸引：《两栖人语》是一位老报人人生之旅的郑重回眸；《无序脚印》是一位老编辑的心血结晶；《审美小品》既充满哲学的机智又流淌文学的风采；《黎明风景》则是一位父亲、丈夫和挚友的侃侃而谈，话语中不乏机智与幽默；《人生情怀》使人们可以了解“国刊”主编所咀嚼出的各种人生滋味；《唯美散步》充满禅意的情感徜徉；《精神充氧》释解玄机的冷峻思考；而《放逐心灵》则可以使读者从中领悟到作者的真诚与才情。
这套书每种十六万字，内文为六十克米黄纸，加上典雅的装帧，更使这套书充满了书卷气息。（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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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号的收获
张可明
清晨
长鸣的号声
唤醒了军营
军人
带着他们的伴侣
——枪
开始了一天的耕耘
他们
以响亮的口号
整齐的步伐
神枪手的智慧
维护着世间的和平
这就是号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