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科扫描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述要
□柳剑平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是我国许多学者目前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现将这一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一简要介绍。
基本含义
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的学者中，绝大多数是从国家层面上来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认为它反映的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破坏和威胁的状态。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主要有如下几种：①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②认为国家要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③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环境、参加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及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5是保障国家经济（包括科技）发展战略诸要素的安全，使之在参与国际竞争中能维护国家利益并争取优势地位，特别是保护本国市场、开拓国际市场；⑤是指一国经济整体上的安全性，即不致因为某些经济问题的变化而使国家损失过多的利益或使本国经济受到来自国内外过大的打击。
在探讨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含义时，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还应从社会和个人层面上进行界定，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含义也应包括社会和个人的安全，如保障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正常秩序，保持社会各阶层的和睦共处，建立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社会发展机制，控制犯罪、贫穷、腐败等消极现象，尊重多数人的权利与选择等。
缘起背景
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缘起背景，学者们的解释极不相同。
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缘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强的必然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经济与世界市场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各国除了要解决好国内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外，还要保证国内经济发展不受任何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出现的金融危机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使各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较大的外界风险，国家经济安全作为抵御外来经济风险的战略措施便开始出现。
有的学者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缘起与冷战结束后超级大国国家战略的调整有密切联系。冷战结束后，在国际竞争中，军事因素的分量相对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日趋上升。9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经济因素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进行了重新评估，明确把国家经济安全置于对外政策三大支柱的首位。此后其他国家也纷纷将国家经济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的范围，并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
还有的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缘起是二战后一大批亚非拉国家相继独立的直接产物。亚非拉民族国家在经历政治独立后的短暂喜悦后，越来越多地意识到，如果本国的经济没有发展，自身的生存没有保障，政治独立最终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仍然可能是一种“依附国家”或处于“边缘地带”。1961年12月1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一个关于“发展”的决议后，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独立和发展的斗争工具便开始萌生。
领域范围
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范围是不同的。学者们目前主要按两种划分方法进行分析。
一种是从不同区域上来划分，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范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经济安全，即一国经济免于国内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从而使国内经济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正常状态；二是国际经济安全，即一国内部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外部要素都能获得有效的保障，从而形成一个有利于本国经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另一种是从不同领域上来划分，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范围包括：国家经济体制与秩序安全，即一国符合国情的经济体制与秩序能始终得以继续；本国金融与货币安全，即一国金融与货币处于正常运行的状态；国内产业与市场安全，即一国产业与市场保持结构合理的态势；战略物资与能源安全，即一国所需的战略物资与能源始终能得以保障；对外贸易与投资安全，即一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处于稳定增长的状态；经济网络与信息安全，即一国经济网络与信息保持快捷准确的态势。
学者们认为，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国家经济安全都有其特定的领域范围，各国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国情，确定本国国家经济安全的领域范围，为国家制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安全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风险因素
有哪些风险因素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也是学者们所关心的问题。侧重从国际环境方面分析的学者，有的认为少数西方大国的保护主义、歧视政策和霸道行径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威胁；也有的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直接威胁来自各种国际经济渠道，如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风险因素一般分别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国的经济制度、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发展战略、市场秩序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二是在既定的有缺陷或无缺陷的“结构条件”下，来自国内各方面的过大的“非正常干扰”；三是在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来自国外的一国对另一国经济利益的“侵害”。
目前，学者们论述得最多的是我国现阶段究竟有哪些现实的和潜在的风险因素。学者们一致认为，我国现阶段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威胁既有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不利因素，也有国际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但具体到国内和国际的不利因素包括哪一些，学者们的看法又有一定的差别。国内的不利因素大致有：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经济违法行为增多、国际竞争能力相对下降、科技教育投入不足、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人口数量不断上升、经济情报安全意识较差等。国际的不利因素大致有：国际市场的不公平竞争、世界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的干预、金融投机商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冲击等。
保障措施
有的学者认为，外国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措施，基本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攻守结合的防御体系。在进攻上，首先是以进取的对外经济政策来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其次是以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来保护本国的经济安全。在防守上，首先是确立关键领域的“自给原则”及战略储备制度；其次是建立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再次是制定国内经济安全法律和行政规定。二是夯实经济安全的国内基础，提高经济安全度。主要的措施大致有：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和经济秩序、增强企业竞争能力、支持重要产业的发展、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等。
对于我们应该采取哪些保障措施，多数学者认为下面几个方面必须优先予以考虑：①树立全民的国家经济安全意识，考虑并制定我国21世纪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②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加快我国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③加强我国利用外资的管理，采取更有利于国有企业的引进政策和策略；5在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上，积极组建我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⑤在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同时，积极引进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⑥改革现行的企业纳税制度，克服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现象；⑦加快专业银行商业化的进程，健全金融市场的各项规章制度；⑧落实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坚决杜绝贪污腐化和滥用职权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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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治学宜冷不宜躁
□来新夏
一九四九年仲秋，我和几位年轻人被分配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从师于范文澜教授，学习近代史。在第一次见面会上，范老没有讲更多的理论，只是反复讲了“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问题。范老可能从我们的眼神里，看到我们对“吃冷猪肉”有点困惑，所以操着绍兴官话比较详细地阐述“吃冷猪肉”的道理。原来过去只有大学问家才有资格在文庙的廊庑间占一席之地，分享祭孔的冷猪肉。范老用此寓意，勉励后学——只有坐冷板凳的人才有资格成为大学问家。范老的“二冷”精神在我一生的读书、学习中，一直被置之座右。几年之后，可能这位谨言慎行的老先生感到“吃冷猪肉”有为孔夫子捧场之嫌，便改题为“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文字不同而寓意未变。
这种“二冷”精神，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坐冷板凳”不是坐一天，坐一个月，而是要成年累月终身坐下去。这种板凳不是一般的板凳，而是冷板凳，不是主席台上的软皮板凳，也不是会议期间照合影时中间那几把热板凳。对不少人来说，坐热板凳不仅毫无心理障碍地乐于去坐，而且抢着去坐，愿意常常坐，终身坐。坐冷板凳则不然，又冷又硬，又不着人眼。如果没有坚忍不拔之志是难以坐下去的。许多大学问家都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汉朝的董仲舒，不论在学术史上评价如何不同，但他无疑是位大学问家。其得力处就在于能坐冷板凳。董仲舒学问之精，在于“三年不窥园”，三年之久能不走出房门，甚至都不偷偷地掀开窗帘窥一下窗外的风光，可想而知他是多么专心致志坐在那儿苦读。董仲舒常引古人之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自律。“临渊羡鱼”是一种躁动，揣手站在水边，为得鱼者大声叫好，空耗精神，一事无成；而“退而结网”者坐在冷板凳上默默地结网，终必能成一面大网，从心所欲地捕获大鱼。有些人虽坐而不能长久，终与学问圣境无缘。范文澜教授以新史学大师而为时推重，提出“二冷”精神，没有止于言论，更重要的乃在身教。在从师范门时，范老自居前院，终日坐在落地玻璃窗下的书桌前攻读，有意监督学生不乱上街，能下帷苦读。而当我们想偷偷溜出去，从他窗前经过时，范老总是手不释卷，笔不停挥，我们只好缩回去，久之也就不再心猿意马，而惯于坐冷板凳了。
读书宜冷而不宜躁，冷能读下去，能仔细读。其收效不仅能得书之全貌，而且常常可以从字里行间，得到启示。读一本得益一本，看似迟缓，实则扎实。躁者不然，心浮气躁，时而起行环顾，东攀西谈；时而一目十行，掀页如飞，看似瞬间“积书盈尺”，实则了无所得，其想成为大学问家犹如缘木求鱼。写文章也要冷，要冷静地搜集资料和构思撰写，不闹哄哄地追赶时髦，迎世媚俗，发无边高论，写空洞文章。这正是范老“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真谛所在。成文以后，也不要急于发表，因为这时最容易昏头昏脑地自我陶醉，而应先冷处理，请水平比自己高的或与自己水平不相上下的以及稍逊于自己的三类人看，集思广益，然后冷静下来，反三复四地修改、定稿。待文章或著作问世后，更不能热气腾腾，不可一世，而要冷静地听取各种意见，增订纠谬。如此则身后“吃冷猪肉”，庶有望也，也只有如此，才能慢慢地走近大学问家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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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儒商现象与现代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研讨——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儒商现象
□许文
由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儒商联合会（香港）和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儒商现象与现代市场经济学术研讨会前不久在夏邑县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及企业代表围绕会议主题进行研讨，比较集中地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1．“儒商”的概念。与会者提出了儒商“泛指具有较高文化修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取得一定成功后见利思义、对社会有贡献的经济人”、“是指具有儒家文化修养的商界人士”、“是指具有高尚理想、能推动社会合理发展、能开拓国内外市场、会赚钱的企业家”、“是指具有儒家文化修养的资本经营者”、“是指在自己的生活和经营中在某种程度上信奉儒学基本价值观念的商人”等观点。
2．我国历史上儒商对经济发展的功过。有的从分析古代文人笔下的商人形象入手，进而谈到商业不蕴涵道德，但商人需要道德的原由；有的着力论述儒家义利观对徽商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有的认为晋商文化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在商业中应用的典范，但晋商的没落主要是未完成现代化的转换并与国际接轨。多数与会代表比较中肯地论述了儒家价值观和儒家伦理道德在商业活动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很冷静地指出了儒家思想在经营中的不足之处及其不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部分。
3．儒家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有的代表以国内外著名企业的成功经验为例，论证儒家的诚信仁爱思想在现代企业经营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的阐明企业文化中渗透的儒家伦理一向是推动企业自身建设和持续发展的巨大精神源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如此；有的则从现代的角度分析了儒家思想和儒商精神对私营经济的影响与价值，认为儒家思想对发展私营经济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道德理性方面，而儒商精神主要体现在“儒”与商的结合方面。
4．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与会代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亚出现了这次金融危机，并不能说就宣告了东亚经济模式和东亚价值观的失败或终结。除了全球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之外，东亚的问题有二：一是经济发展速度过快；二是实施政府主导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体制而诱发出腐败等各种弊端。东亚经济模式出现的问题暴露出了儒家文化的缺陷，如儒家文化缺乏法治观念和必要的制衡机制。可以说，前一时期东亚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结果，而目前的危机说明了这种互补的结合还远远没有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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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亚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讨论——
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洪敏
由辽宁社会科学院发起并主办的东北亚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12月1日至3日在沈阳市召开。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代表们普遍认为，在中国，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一个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除了合理开发与节约自然资源之外，重要的是在于提高国民综合素质，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并保护自然资源。在提高国民综合素质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并大力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活动。代表们认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不仅是一种行动，也应成为一种制度。
把环境保护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质量
与会代表认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为了在更深层次上合理配置和利用资源，降低物耗、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经济效益。从这个意义上看，经济结构调整与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一致的。同时也要看到，环境产业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环保产业的发展，可以提高我们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产业层次，增强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在寻求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时，一定要同时注意进一步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当前，改善乡村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生态农业；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发展清洁生产，建设生态城市。
现代人类面对的重要危机是工业文明带来的危机
代表们指出，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模式，并不是原有的工业文明和发展道路的延续，而是人类在生存方式和价值观上的一场革命。如果我们不从根本上改变在工业文明中形成的那种发展道路及其肯定这条道路的价值观，我们的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无限摄取、占有、挥霍财富的价值追求不仅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同人类的可持续生存相冲突，而且不利于人类的健康，同人的生命原理相冲突。工业文明的价值追求无论是对外部自然界，还是对人本身的生命来说，都是相冲突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现代人类面对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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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胡绳认为
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
胡绳在前不久召开的《胡绳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发言说，所谓“纯学术性”是什么意思，不大容易讲清楚。但若干年来，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避开政治，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当然，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胡绳说，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但应该承认，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不是没有原因的。从50年代后期到60、70年代在学术界内，可以说，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但只要被认为错误，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同时，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只要附和定论，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违反公认的常识，也受到赞扬，无人敢提出异议。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害怕政治，而把“纯学术”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那就一网打尽，无处可逃。胡绳认为，学术界（这里指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十分宽广，的确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人都热衷于政治和理论的焦点、热点，或者人人都远远避开政治和理论，都不是正常现象。（摘自《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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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戴逸撰文分析
历史与现实
戴逸在《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是20世纪历史学应该汲取的重要经验教训之一。历史与现实是联系的，现实由历史发展而来，历史学从根本上说要服务于现实。历史学如果不食人间烟火，对现实不发生任何作用，就失去生命力而将萎缩消亡。历史学的基本功能是揭示历史规律，提供历史经验，启发人们的智慧，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历史的，都是对过去经历的经验总结。“鉴古而知今”，人类总是从过去了解今天，进而开拓未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过去，也就失去了今天和未来。但是，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推动人类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研究应该而且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精神。（摘自《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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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呼吁
需要健康的书评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撰写《史学的发展需要健康的书评》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中国近代史方面的出版物大量涌现，学术精品不能说没有，但平庸之作似乎更多，不仅“低水平的重复”现象比比皆是，更为严重的是抄袭、拼凑之作有之，胡编乱造之作亦有之。在此情况下，优秀书评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它可以给读者指点迷津，可以给学者继续深入研究提供指导性意见，还可以揭露学术幌子下的假冒伪劣行为，清洁学术环境。然而，学术书评的现状却十分令人失望，各类传媒所发表的众多近代史书评，固然不乏严肃认真之作，但捧场应酬之作也不在少数。有些书评作者，既未认真研读所评之书，又无足够的相关知识，却要自充里手行家，动辄曰“填补空白”、“开辟了新领域”，是什么“力作”、“华章”，空话、套话连篇，几同街头招贴。这样的书评，对学术精品起不到推介作用，对伪劣之作也起不到揭露作用，而且本身还难免沦为伪劣产品。学术书评的落后已愈来愈引起学术界的严重关注和忧虑，因此，如何真正利用和发挥学术书评繁荣学术研究、推进学术发展的作用，就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摘自《近代史研究》杂志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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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黎澍逝世十周年暨
《黎澍自选集》出版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黎澍逝世10周年暨《黎澍自选集》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北京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指出，黎澍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家、历史学家。他虽然离开我们已经10年了，但他对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事业所做出的卓越建树，对真理执著追求的精神，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学问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以及爱护和大胆起用人才的气魄，这些卓识懿行都将长留人间，泽及后人。早在1978年，他就发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公开批评忽视发展生产力的偏颇，并擎起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也是在这一年，他直接向党中央有关负责同志进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批评。与会学者指出，学贵创新，这是黎澍治学和论学的基本信念和准则。
这次座谈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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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全球化论丛》
俞可平主编的《全球化论丛》，已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该论丛从跨学科的视角出发，研究和分析了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全球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论丛共七本：《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九十年代国外社会主义述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与当代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薛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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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施琅年谱考略》
施伟青所著《施琅年谱考略》一书，已由岳麓书社出版。这部七十万字的著作，对施琅一生的各个重要阶段都作了认真考证和分析。作者早年著有《施琅评传》，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对诸如施琅“叛郑”的历史真相及其过程；关于施琅的复台主张并对此所做的努力，以及影响清朝皇帝对台湾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关于施琅的思想、性格以及对台湾、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所作的贡献，等等，都作了考证和分析。（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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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结局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研究课题组”所著《李自成结局研究》一书，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由著名学者王戎笙主笔的该课题组研究报告《李自成结局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和张捷夫、何龄修、顾诚等明清史专家的鉴定意见及十五篇有关论文组成，代表了目前我国史学界李自成结局研究的新成果。专家的结论是：“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的李自成墓，作为李自成死难的纪念地，一九八八年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完全正确的。”（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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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香港史研究资料选辑》
马金科主编的《早期香港史研究资料选辑》（上下两册，六十万字），已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选辑》以收集明清时期的中文资料为主，从时间范围来说，大致起自明万历元年（一五七三年），止于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选辑》共四编：第一编主要是有关香港地域及历史属辖沿革；第二编集中反映香港被英国殖民者割占的过程；第三编主要包括一八九八年以前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社会及政治情况等；第四编则反映香港地区物产、风俗、名胜古迹、社会情况、名人诗词等有关史料。（王俊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