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请关注政治学
俞可平
一位学者曾对经济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区分。他说，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取得最大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生产；政治学关注如何分配那些业已由经济活动生产出来的利益，其支点是价值的分配；伦理学则关心所分配的利益是否公正，其支点是价值的评估。这种区分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它确实道出了一个基本事实：政治事关利益的分配，对社会价值在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中的配置起着重要作用。
人们往往首先注意到国家制度对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增长的重要意义，并以此来判定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这无疑是极有道理的。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够的权威，同时公民也享有充分的自由。一个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的物质利益才能正常地增长。而绝大多数公民真正当家作主，享有充分的自由，那么，就能调动他们生产物质利益的积极性和进行科学技术革新的创造性，最终也将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除了是否有利于物质利益的增长之外，判断政治制度的好坏还有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基本标准，这就是，对社会利益的分配是否公正。事实上，政治对经济的上述反作用并非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它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环节起作用。因为对物质利益的生产和分配负直接责任的，或者说对效率负直接责任的，毕竟不是政治制度，而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所负的直接责任是根本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它对社会的公正负责。正因为这样，政治制度的好坏与经济利益的增长就不能简单地、绝对地画等号。
由于国家及其政治制度对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以及对人类本身的生活状况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所以很早就有人开始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把系统地研究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学问，叫做政治学。政治学是人类最古老的学问之一。距今两千三百多年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写了一部名为《政治学》的名著。《政治学》的基本内容就是对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各种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试图发现最理想的国家制度。亚里士多德说，伦理学研究的是个人的善，政治学研究的是群体的善，或者说是公共的善和公共利益。群体的善和利益是最高的善和最高的利益，所以政治学是最重要的科学，是科学之王。其实，比亚里士多德更早一点的另一位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也系统地研究了“什么是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这个问题，并在一本叫做《理想国》的著作中对此作了全面的回答。到了近现代，许多著名的政治学家仍然不约而同地以“国家制度的研究”来定义政治学：政治学就是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学问，它始于国家，终于国家。
千百年来，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通过对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发展规律，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科学知识，对人类不断改进自己的政治制度，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理智的和有责任心的政治学家和政治思想家都认识到：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人类的尊严、自由、平等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要实现和维护人类的这些基本价值，没有一套合适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民主政治制度，所有这些都应当看做是人类政治知识宝库中的财富。
我们有必要进行政治学研究吗？有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经历后，对于任何一个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来说，回答无疑是肯定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政治学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1页），代表了我们党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学的态度。我们有必要知道当代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吗？回答也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必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学习不等于照搬。我们从来重视学习，而反对照抄照搬，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上，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背景，照抄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必然不会有好结果。
反对照抄照搬外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说一概反对学习和借鉴。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和合理的东西。但是，这种学习和借鉴必须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与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
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坚持。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逐步发展，又对我们提出了如何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去完善我国政治制度的问题。研究和解决这一问题，是我国政治学界目前的基本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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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科扫描
清史研究八十年
李文海
自从1912年清王朝被辛亥革命运动推翻以后，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就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清史开始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断代分支。
80多年的清史研究，经历了一个艰难而又重大的发展变化过程。开始，研究清史似乎不被人们看成是一门学问，清史研究的队伍很小，成果自然也很有限。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研究队伍迅速扩大，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科学成果也日新月异。在历史学的范围内，虽不敢说清史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但如果说清史研究是中国历史学中最有生气、发展最快的一门断代史，大概是不算过分的。
这个变化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是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大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正因为如此，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清史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报告中，就提出了“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的号召。他所说的“近百年的中国史”，其中就包含了70余年的晚清史在内。新中国诞生不久，董必武同志提出要修两部史，一部清史，一部中国共产党党史。1957年至1958年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找到著名历史学家、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商议建立清史研究机构，以为修清史作准备的事。1963年，三年经济困难刚刚过去，毛泽东主席就邀集范文澜等几位历史学家，讨论纂修清史的问题，后来还专门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以推进这项工作。只是由于不久以后“文革”发生，这项工作才搁置下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有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建议恢复清史编写工作，小平同志极表赞成，正是在他的直接关怀下，把修清史列入了国家社科研究“六五”规划。
就清史研究本身而言，今日取得的成就和达到的初步繁荣，是几代清史研究工作者不懈努力和持续奋斗的结果。
本世纪初，对于清史研究来说，有两件值得一提的大事，其一是《清史稿》的编纂，再一个就是清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发现。
《清史稿》修于1914年至1927年间。修撰者大多是清朝遗老，由于他们站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写书，所以从观点到史事的取舍褒贬，有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编纂体例和史料搜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第一次对有清一代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我们固然不能指望依靠它去正确认识清代历史，但这部书终究为研究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资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清史稿》的编纂完成，实际意味着中国古代正史编纂传统的终结。
如果说《清史稿》结束了过去的话，那么，清内阁大库档案价值的发现和历尽艰辛终于将它大体保存下来，则为清史研究开辟了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批档案，内容之丰富，数量之巨大，反映清代社会生活之全面，是任何其它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所无法比拟的。这个可贵的文化学术宝藏，不仅属于20世纪的研究者，而且将遗惠于未来一代又一代的学人；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堪称全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罗振玉慧眼识别档案的价值，并为抢救档案作过特殊贡献。就此而言，这位老先生实在功不可没。
前面说过，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清史研究是一个很少有人问津的领域。但有两位先生始终坚持在这个冷清的园地里辛勤地耕耘，并且取得了拓荒性的成果，他们就是萧一山和孟森。萧一山著有《清代通史》，孟森著有《明清史讲义》。尤其是后者，对清前史和清代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和考证，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回顾清史研究的发展过程时，这两部著作是不应该略而不提的。
稍后，也许可以作为清史研究开始出现转机的一个标志，是一批颇多学术成就的清史专家的涌现，如郑天挺、傅衣凌、王钟翰等。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史学功底，又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掌握了唯物史观，从而把清史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不论是观点方法，还是研究视野，都为今天的研究起着先驱者的作用。
清史研究取得初步的繁荣，无疑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20年来清史研究取得的成就，无论理论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广度，还是深度；无论文献的发掘整理，还是综合研究的成果；无论研究条件的改善，还是年轻人材的培养，都超过了以往数十年的总和。清史研究处于更加有组织的状态，仅全国性的或国际的清史学术讨论会，就连续举行了八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撰写的清代通史，如两卷本的《简明清史》和10卷本的《清代全史》，先后问世。几乎囊括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的《清代人物传稿》，计划写20卷，已出18卷。《清史编年》从顺治到乾隆已出版了5卷，其余各卷也已陆续定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大型档案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如《康熙起居注》、《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等朝《宫中档朱批奏折》等，为清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意义极大。至于发表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就更是难以数计的了。
如果说回顾既往是令人鼓舞的话，那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要使清史研究取得新的成绩，达到新的水平，开创新的局面，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例如，要进一步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缺乏对理性思辨的兴趣和热情，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就会极大地限制对历史现象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使自己的研究局限于对历史事实的罗列和排比上。要更多地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如前所述，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本身的特殊性，清史研究在这一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应该利用这个优势，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要进一步端正学风，努力抵制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哗众取宠、墨守成规等不良风气的侵袭，提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提出的，就是由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鸦片战争以前的历史，归入中国古代史的范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归入中国近代史的范围。这完全是正确的和合理的。但是由此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清史研究者常常把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史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视野之外。甚至道光一朝，搞清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前20年，对道光朝的后10年则不予顾及；搞近代史的只管道光朝的后10年，对前20年的情况则不甚了了。这种机械割裂的办法，显然极大地阻碍了清史学科的建设。作为清史研究来说，应该全面地、完整地对从清朝开国到王朝覆亡的历史作出系统的认识和说明。事实上，研究近代社会，如果不了解清前期历史，就会对很多问题弄不清来龙去脉；研究清史，如果不把后期清史包括在内，就犹如鲁迅所说的“断尾巴蜻蜓”，说不清事物的发展变化。所以，使清史从清前期历史的狭隘领域内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贯通前后的清代通史，应该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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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全球化”进程已有五百年
汪信砚在《全球化与人类的共同利益》一文中认为，所谓“全球化”，是指人类从以往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过程，全球化并不是当代才有的事情，它至今已有了近500年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肇始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世界性发展，其发端可远溯至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以及1519—1522年麦哲伦完成的环球航行，就已开辟了东西两半球一体化的新纪元，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世界交通运输业的面貌也迅速改观。轮船的出现，大大地提高了世界上各大航线的航速；多条大运河的陆续开通，为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人们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进入20世纪以后，全球范围内各个领域、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人们之间全球性的社会交往也日益频繁。尤其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和重新瓜分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爆发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及战后素有“世界政府”之称的联合国的成立等一系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事变，使得人类永远告别了从前那种彼此之间相互隔离的社会状态，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社会的初步形成。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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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日本实际到手的
甲午战争赔款是多少？
戚其章在《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一文中指出：日本从甲午开战到马关议和前，其军费支出不过1.5亿日元，约合库平银1亿两。日本实际得到的战争赔款数约为库平银2.6亿两，折合日金约3.9亿元。日本还在赔款之外掠夺了大量舰船、武器、弹药、机器等及金银货币，其价值约为库平银8000万两，折合日金1.2亿元。这样，日本通过这次战争从中国所得到的现金及财物，总计合库平银3.4亿两，折合日金5.1亿元。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其数目是日本当时全国年度财政收入的6.4倍，而不是日本有关论著中所说的4.1倍多。总之，通过这次战争，日本当局真正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于是凭借这笔突然而至的巨款，进一步扩军备战，成为此后东亚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
（摘自《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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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学术著作要编写索引
张远山在《为何没有索引》一文中指出，如果一本专著确有价值却没有索引，那么只能说是著者自误前程。须知一本没有索引的学术专著，真正的专家不要说读，他根本就不会买。因为既然读完该书无法利用，读它就是浪费时间。没有索引的学术著作在国外很难获得出版，因此每一个自视甚高的学者，如果不为自己的专著编好索引，那么就是对自己学术生命的自杀。国外的严肃的学术著作，如果写作时间是一年，那么写作正文需要半年，编写索引也需要半年。编写索引犹如电影的后期制作，如果导演把未经后期制作的片子放映出来，观众一定退场。遗憾的是，我们不仅自己的学者的专著甚少索引，而且我们翻译出版外国学术专著，也总把索引全部删除。这完全与国际学术潮流背道而驰。
（摘自《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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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马晓河、王为农等撰文分析了当前一些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1．乡镇企业发展的先天性特征就是模仿国有企业实现低成本、低门槛进入市场，因此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产业、产品同构现象严重，造成了资源浪费、生产能力过剩和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乡镇企业大多数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技术装备过低，难以与同类国有企业相抗衡，因此产品质量和附加价值低，既不具备竞争实力与优势，又难以适应市场变化。2．乡镇企业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夹缝中生成与发展起来的，行政力量既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也给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3．乡镇企业不少经营管理者只是把办企业作为“致富”的手段而不思进取；在政企分开的呼声下，又失去了地方政府这一有效的动力源。4．乡镇企业大多依靠传统的小农经济方式管理企业，疏于成本、营销和资产管理；在自有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高负债经营使得运营成本大幅度增加，效益下降。5．乡镇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具体包括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直接影响到乡镇企业的发展；原有的资金筹措渠道不断萎缩；税负加重，企业自我发展能力减弱；在企业改制中片面强调外延扩张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护环境所付出的必要成本；等等。
（摘自《中国农村经济》199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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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董昉
中国和越南是两个有着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家，同时又都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越两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改革开放（越南叫革新开放）的实践，提出了一系列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回答的问题，其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尤其令人关注。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广西社会科学院和越南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哲学所在广西防城港市联合召开了“中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中越两国50余位学者围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如何看待中越两国的传统文化？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是一种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流传和保持的东西，发展不是原有规定性的重复和扩大，而是不断地产生新的规定性。从本质上说，传统是受未来规定的，它的本质便是真正的现在。文化传统体现着文化发展中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必然会在现实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有的学者进而指出，传统作为历史和现实的一种联系，不仅仅是肯定性价值的积累，而且是以否定性为媒介的。没有否定性环节作为媒介，传统就不会得到发展；而传统处于停滞、僵化状态，就很难“传”下去了。同时，以否定性为媒介的文化传统，只是“流”而不是“源”。文化发展与变革的真正源头活水，是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实践。实践作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的过程，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趋新浪潮与回归传统大量“共生”的现象，耐人寻味，给我们重新认识传统和现代化提供了机遇。利用好这个机遇的前提，是废止书斋里不着边际的玄谈，面向现实并富于批判精神。
在中越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占有重要的位置。有的学者着重对道家思想作了现代诠释。道家哲学最主要的思想是崇尚自然，倡导无为。其自然无为的思想，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崇尚天道（自然法则）的自然无为，二是提倡人道（人事的规范）的自然无为。而在人道自然无为的主张中，又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强调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和谐、一体的关系，认为人应当顺物之则，缘理而动，不要以人的主观意愿胡乱行动，破坏自然界的和谐与平衡；二是在社会人际关系方面，要效法道的自然无为精神，尽量简化各种制度、规范，使百姓保持纯朴的民风。这种思想，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和重视：其一是尊重客观事物的本性和法则；其二是注重事物的变化，强调随感而应、与时变化。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中，同时也包含着相当深刻的反异化思想，认为在社会各种制度、规范中，包含着压制人性的方面，也正是基于这一观点，老庄提倡恢复人的自然天性。反异化是道家的一种社会批判思想，它对于改进和建立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老子所提倡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保持人的清净自然本性，也正是现代人极其需要的生活态度和修养。
中越两国在古代都曾崇尚过儒学，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近代以来，两国的儒家文化体系都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不同程度地解构。但儒家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某些因素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还可能会被激活。有的学者指出，在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中，最突出的有两点：一是高扬道德理性主义旗帜的人文精神；二是追求和谐与秩序统一的理想主义。儒家文化作为民族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制衡与调适作用，是社会发展多元文化动力因素中重要的一元。儒家文化在中越两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首先是制度导向，其次是心理潜能，再次是人才中介，最后是文化传感。对于儒家文化，如果能够自觉地加以利用，汲取其积极因素，剔除其消极因素，将会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否则，它的负面作用就会显现。在呼唤人文精神，大力提高国民素质的今天，我们理当从儒家文化中发掘其固有的资源，并予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意义，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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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史家著述贵在“唯义之求”
——《史学与史学评论》读后
田居俭
治史重“义”，是始于孔子修《春秋》的中国史学传统。孟子对此有过论述。他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所说的“事”，就是史事，或曰治史依据的事实。“文”，就是史文，或曰表述史事凭借的文笔。“义”，就是史义，即从史事中升华出来的理论与观点。孟子认为，三者之中，“义”最难求。清代学者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也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又说，三者“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方志立三书议》）在章氏看来，三者之中，义最重要，居主导地位，是支配事与文的灵魂。因此，他强调：“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唯义之求。”（《言公上》）上述事实说明，自古以来，史家在治史实践中就逐步认识到了“义”在史家著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而把“唯义之求”作为治史的最高追求。
近读瞿林东著《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深感这是一部当代史家“唯义之求”的史著。据笔者所知，瞿氏“术业有专攻”，长期潜心中国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其著述都是以历代的史家和史著为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而史学史研究，往往容易失之于就“事”论“事”，很难跳出史部目录学或历史文献学的窠臼。难能可贵的是，瞿林东不为这一流弊所囿，他在多年的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另辟蹊径，“事”中求“义”，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前进。这既是他的理论探索，又是他的行动指归。正如他回顾自己治史的历程时所言：对于中国史学史，是“从断代的研究走向尝试着作贯通的研究，从对历史过程的阐述走向对理论问题的探索，从当代史学理论研究中得到启迪而回眸于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从对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概括性说明进而对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的深入思考”。虽然其研究视角经常变换，但万变不离理论探索。因此，他才能在“唯义之求”的道路上屡有创获。《史学与史学评论》便是明证。
倘若循名责实，《史学与史学评论》是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其中“论史学”部分的理论特色，自不待言。几乎每一篇都是从史学史的具体问题研究切入，然后逐步进行理论探索，最终升华为一家之言。各篇阐述的重要理论观点有：十九世纪中期至当代史学发展的趋势，近一百五十年中国史学与中国历史的关系，以及其间的经验教训；中国史学的本质和特点；中国传统史学之主体纪传体史书即历代正史的整体面貌；历史、史学与理论的关系；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评论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因之一；等等。“史学评论”部分的书评、序跋、札记与短论，虽然是对一些史学著作、史学问题或史学现象的评论，但这些篇什也都小中见大，从具体的“事”上升为抽象的“义”。如在评史念海著《中国的运河》中关于“历史的品格和现实的品格”的论述，在《中国奸臣要录》序中关于“奸臣和奸臣现象”的分析，以及短论《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中的见解，等等。
概而言之，《史学与史学评论》在理论上提出和阐述诸多见解固然可贵，但笔者认为，作者的治史方法和治史风格更为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