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热点透视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研究述要
□陈珍珍
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营运机制，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我国，国有资产（以下简称国资）占全社会资产的半数以上。近几年，国资流失严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为有效地防止国资流失，确保国资保值增值，理论界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
关于国资经营者的选拔及监督机制的建立
我国有些省市现阶段对国资的管理是实行国家所有、政府分级监管、企业自主经营的体制，简称为三层次监管模式。国资保值增值的责任最终都落在国有企业（以下简称国企）身上。
理论界普遍认为，国资能否保值增值，主要取决于国企的经营与管理状况；而国企经营管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素质。因此，如何选择合格的经营者，以及如何对经营者实施监督，是确保国资保值增值的关键。在选拔与监督经营者的问题上，理论界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
观点一，建立国有资本出资人制度，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国有资本出资者统一对企业行使选择经营者、重大决策和资本收益等权利。
观点二，国家作为出资者只享有固定的资产收益，而企业则应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主体。建议建立一个淘汰筛选制的经理市场以从中选拔经营者。严格约束机制，提高企业运作的透明度，健全财务总监及审计制度，并利用经理市场从外部对经营者施加压力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对于有能力有贡献的经营者实行激励方式，允许这部分人先富起来。
观点三，建立经理库，为企业提供经理人员。经理库类似于预备经理协会，国企的经理人员应由董事会从经理库中选聘，政府部门不得从该渠道之外随意安排经理人员进入企业。进入经理库的人员必须先申请，经有关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考核。在经理库中建立经理档案，记录他们曾管理过的企业的业绩，如资产量、资产增值额、行业的社会影响等；确定经理的评级、晋升条款及处罚方法。
观点四，建立委托代理制以解决企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选择称职的经营人，使所有者所委托的经营代理人能为谋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而尽心尽力地工作。为此，要利用市场筛选代理人，建立党群监督制度制约经营代理人。
观点五，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为加强对国企的控制而解决“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建立委托代理关系，采取措施促进代理人严格地按委托人的要求行动。这实质上是受“股权至上”逻辑所支配，而主张以“利益相关者合作”原则取而代之，把国企由原有的“单边治理”改变为“共同治理”，即把债权人、工人等利益相关者引入治理机制中，才能真正实施有效的监督。
笔者认为，为确保国资的保值增值，选择合格的经营者与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不能忽视劳动力资本的作用。增强职工的监督意识，对国资的保值有积极的意义；而提高职工的素质，加强对职工进行专业培训，规范其操作程序与步骤，科学地按岗定员，按平均技术水平制订劳动定额以减少流动资本的占用，提高流动资本的产出率，对国资的增值将起重要的作用。
关于国资的流动与流失
在我国国企中，存在着资金短缺与资产闲置并存现象。有的国企亏损较大，产品库存严重积压，针对这种现状，理论界大部分人认为，提高国资的有效供给能力与自我增值能力，促进国资合理流动，盘活闲置资产势在必行。国资流动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对企业实行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制、出售或宣布破产拍卖等。在上述的资产流动中有时会出现流失，主要是由于有人不依法办理资产转移、不按规定评估或低估资产价值，把资产低价发包或出租、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无偿分给个人，这样就使所有者权益受损。还有一种流失是出现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由于经营者滥用经营权，违反财务制度，或经营效益低下，使国企长期亏损，对于这类流失有人称之为“坐失”。
对于国资的流动与流失，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资的流动难以避免资产的流失，流失是伴着流动而必然产生的。持有这种观点的大部分人认为因推进改革而造成的国资流失是暂时的，是先失后得，因此，应推进国资存量的流动；而少数人则主张为防止流失，必须禁止或限制资产存量的流动。
另一种观点认为流动与流失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流失的原因主要在于产权界定不明、管理不力、核算制度不完善。如果在流动中，采取各项积极措施：如加强产权登记、明确产权界定、定期清产核资、正确进行评估及健全国资管理的立法工作，依法治产，那么，流失是可以遏止的。
笔者认为，近几年来国资流失之所以比较严重，是因为在国资管理的问题上存在着各种薄弱的环节，以防止流失为由而反对国资流动的看法是不妥的。要强化国资管理，不能只着眼于国资的使用过程与流动过程，而应加强对国资的投资决策、资产形成、占有使用和资产流动全过程的统一管理。目前，我国国资的投资管理往往是和经营管理相脱节的，这就极易造成重复建设，导致固定资产闲置而无法发挥应有的效益。
关于国资保值增值的考核方法
完善国资保值增值的考核方法是国资监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大部分学者认为应通过建立考核指标体系进行考核，并把考核的结果与经营者的利益、企业职工的报酬挂钩。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考核指标才能更科学、更客观地评价现实状况呢？
对于考核指标的设置，大部分学者认为，单一指标只能反映问题的一个侧面，只有设置一套指标体系，才能全面地评价国资的保值增值状况。关于指标体系的模式，主要有如下两种观点：
观点一，设置一中心指标，围绕这一中心指标还可以分别设置资本金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利润率、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社会贡献率等子指标。对于中心指标的选择，有的认为，应以保值增值率为中心指标，理由是它能综合地反映国资保值增值的落实情况及投入资本的综合增长程序；有的则认为应以净资产利润率为中心指标，其理由是净资产利润率能更明显地反映所有者投资的回报率，并便于把对保值增值的考核与收入分配挂钩。
观点二，不设置中心指标，而主要从如下四个侧面考核保值增值情况：（1）国资的盈利能力；（2）国资的合理结构；（3）国资营运成本的变化；（4）国资的社会贡献率。
笔者认为，以上述的指标体系评价国资的保值增值状况，尚存欠缺之处。第一，它忽略了对资源性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的考核，而资源性资产的保值与增值直接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指标侧重从财务角度进行考核，诚然，利润最大化是国企的重要目标，但并非唯一目标。国企的目标应是多元化的。国资的分布对国民经济生产力布局、经济结构的调整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例如，国家为促进内地山区的发展而在那些地区修造铁路，比在沿海平原地区修造铁路的造价及营运成本要高，而所获的利润也较少，但谁也不能否认此举十分必要。可见，单纯从利润角度考核评价是不完整的，应从宏观利益与微观利益，从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中来评价国企的增值状况。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如何做好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是一个新的课题，它要求我们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地认真研究，积极摸索和总结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行之有效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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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治学漫笔
“坐冷板凳”并非过时
□李琮
我曾接到过一位青年经济研究工作者寄来一本著作，说是请我“指正”。翻阅之后，只觉得如坠五里雾中，实不知所云。而后，又接该青年作者来函，要求对此书写一评语。据说，他要凭此“成果”申请教授职称。我思考再三，觉得实难膺命，此事只好搁在一边。
但事情并未了结。不久又接到该作者寄来某报刊载其大作“书评”的复印件。该书评对作者的学历、已发表的论著和获奖情况详加介绍，并誉之为我国理论界的“后起之秀”，说此书是该青年学者毕半载之功完成的专著，为其“最新之力作”，云云。
这类令人啼笑皆非之事，不知是否个别现象。如非个别，也不知其“普及面”有多大。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并非正常，而令人思考。
理论工作者，关键在于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但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却并非那么容易。这里首先要看理论工作者本人的追求。理论工作者应当追求什么样的效应和价值？本来，回答应是简单而明确的，即追求真理，就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然而，有人在社会利益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口号下，却把理论工作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这样，自然就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了。哗众取宠，目的无非有二：一是为了取得“轰动效应”，作者借此求得一时声名鹊起，转瞬成为“著名学者”；二是为了取得市场价值，即与出版商共享丰厚收入。
坚持实事求是之不易，除理论工作者所追求的目标要正确之外，还有一个科学勇气或思想品德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就要不随波逐流，不随风摇摆，而惟真理是从。就要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利于理论繁荣成长的环境或气候。但对理论工作者本身来说，不管遇到什么环境和气候，都应该提倡这种勇气和品德。
做到实事求是，还要求理论工作者在各方面具有相应的条件和素质。因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意味着准备深入到所研究的事物中去，详尽占有资料，揭示事物的本质。为此，就要准备用脑子，花精力，发挥“抽象思维”的能力；就要有的放矢，明确要解决什么问题；还要注重逻辑，讲求辞章。这些都需要花力气，循序渐进，庶几可得；投机取巧，只能事与愿违。前面提到的那位青年学者，其“力作”之所以不成功，除了他追求的目标有误之外，也是因为他各方面条件准备不足，缺乏功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理论工作者生产的是精神产品，肩负着“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的重任，就更要有一点精神。这究竟是什么精神？姑且把它叫做“坐冷板凳”精神。《滕王阁序》中有两句名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这样告诫做学问者：“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里所说的坐冷板凳，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要耐得住清苦。冷板凳是清苦的象征。如果你一心想升官发财，搞理论工作恐非良策。官（指好官）是要有人去做的，靠诚实劳动而发家致富也不是坏事。但既然选择搞理论工作，却耐不住清苦，就难以有成。因为见异思迁，其心必躁。浮躁是搞理论工作之大忌。坐冷板凳的另一层意思，是要有韧性，有钻劲，孜孜不倦，持之以恒。有人说，现在有了电脑，又有了因特网，操作起来，大感便捷。一部三十万言的书，唾手可得，半载足矣，何必十年！确实，电脑这一高科技产物，对我们收集信息，整理资料，进行写作，是一大得力助手。但即使有了电脑，也代替不了头脑中的思维创造过程和兢兢业业、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
坐冷板凳，实际上体现着一种治学之道和一种学风。学风不正，文风也不会正。学风和文风，乃理论工作之生命线。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在今天，当我国理论工作和学术研究日益繁荣，理论队伍不断成长壮大、新人辈出之时，老话重提，也许不是多余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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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黄十庆报道：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于9月15日至18日在江苏省扬州市举行。150多位历史学家与史学工作者出席大会。
会议回顾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展望了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前景。代表们认为，20世纪是翻天覆地的世纪，近百年的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的历史巨变。中国史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前期，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20世纪后期，中国史学建立起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可以说，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构成了一部内容丰富、思潮迭起、名家辈出、历程曲折、异彩纷呈的近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在20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迎面走来的世纪之交，史学家们会聚一堂，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既作历史性的回顾，又进行前瞻性的展望，无疑将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与繁荣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与会代表指出，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明灿烂的国家，近现代又经历了漫长崎岖而独特的发展道路。历史科学作为社会的记录，是先辈们实践经验、成就和创造性文明的贮存库，人类可以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和独特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经验能极大地丰富世界历史文明的宝藏。在新的世纪，会有许多重大的历史课题和文化工程被提上日程，社会将更加关注历史学的发展。中国历史学将迎来阳光灿烂的新世纪。
与会代表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史学研究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体系，给我们提供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使主观认识更加符合于历史实际。尽管人们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发生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但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完成了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到21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仍将引导中国历史学迅速前进，再创辉煌。马克思主义也将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本次会议还总结了中国史学会五年来的工作，修改了中国史学会章程，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金冲及当选为中国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会长，李文海、李学勤、张椿年、张磊、何芳川、龚书铎和张海鹏当选为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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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德占胶澳100周年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由中国史学会、山东省历史学会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专业委员会和青岛市历史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德占胶澳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近日在青岛市举行。与会学者就甲午战前的中德关系、德占胶澳与瓜分危机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德占胶澳对山东、青岛经济发展的影响、山东问题与巴黎和会及五四运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现摘要介绍几个主要观点。
德占胶澳与瓜分危机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一般认为德占胶澳事件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但在这次研讨会上，有的学者指出，近代中国的瓜分危机实际上从鸦片战争后就开始了。以《南京条约》为开端，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列强蚕食和鲸吞，如英国蚕食香港、九龙，俄国鲸吞我国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日本割占台湾、澎湖等等。有的学者指出，瓜分狂潮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1895年11月8日中日《辽南条约》签订为开端，历时两年零五个月，是列强合伙谋夺瓜分中国利权的时期；第二阶段以1898年3月6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为开端，历时一年零一个月，是德、俄、英、法强索租地而引发瓜分和反瓜分斗争的时期。有的学者指出，德占胶澳是近代中国的分水岭事件，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清政府内部最高统治阶层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它也促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掀起了百日维新运动。自此以后，中国同外国之争，开新与守旧之争，帝党与后党之争全面展开，相互激荡，社会变革加剧。有的学者探讨了德占胶澳与戊戌变法的关系，认为德占胶澳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维新派更为急迫地要求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
甲午战前的中德关系及德占胶澳对青岛和山东经济的影响。有的学者指出，甲午战前的中德关系至为密切，主要原因在于两国之间既无边界毗连，又无传教纠纷，商贸利益有限，因而没有发生重大的利害冲突。1898年德占胶澳后，在此设立了胶州湾总督，下辖四部（军政部、民政部、军民共同部和土木部）一会（参事会），大兴土木，青岛的近代化开始加快。1914年日本占领青岛地区后设青岛守备司令官，下辖参谋部、宪兵部、港务局和民政部等，军事色彩甚浓。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在此设立胶澳商埠督办，下辖秘书处、政务处、保安处、交涉课等，脱离了军管。有的学者指出，近代青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受殖民侵略的影响，在德占时期和日占时期尤然。
（危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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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评价北洋海军
□戚海莹
今年是北洋海军成军110周年。由山东省历史学会、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北洋海军学术研讨会于8月底在山东省威海市举行。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北洋海军成军的背景；北洋海军创建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关于北洋海军洋员的评价；北洋海军人物研究等。
长期来，史学界对北洋海军评价不高，甚至予以否定，认为清政府筹建北洋海军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起义。与会学者认为，创办海军和我国的近代化进程是同步的。近代海军的产生和发展是我国近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与重要部分。北洋海军成军则是近代化运动的突出成果。建立北洋海军的目的，主要是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与会者指出，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力量。北洋海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清王朝国家财力的制约。光绪十七年，清政府就作出停止向外国购买大型舰只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北洋海军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久，清朝当权者又挪用海防经费修建“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加上北洋舰队内部腐败滋生、军事训练流于形式，最终导致了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全军覆没。
有的学者认为，对北洋海军中受雇的洋员应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地否定和肯定。在甲午战争中，无论是总教习，还是普通洋员，大都能与中国将士并肩作战，或受重伤，或以身殉职。
与会学者还就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方伯谦、萨镇冰等人的功过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对方伯谦的被杀案讨论最为热烈。大家分析了近20年来双方意见分歧的症结所在。认为翻案论者所依据的两件史料，即《冤海述闻》和《卢氏甲午前后杂记》，记述并不准确可靠。方伯谦被杀的主要原因，是他在甲午黄海海战中擅自先行逃回旅顺。就目前的史料看，尚不足以为方伯谦翻案之据。
这次研讨会还解决了甲午海战中的一大疑案。当时，提督丁汝昌曾经报告日舰悬挂西方列强军旗，因系孤证，学者在研究中只能长期存疑。与会的日本学者中塚明教授从东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廿七八年海战秘史》，这本书是作为“军令部内部秘密”资料完整保存下来的，其中记述有日本海军可“悬挂外国军舰旗帜”的规定，所以日舰多次改挂英军或美军舰旗。这便证实了丁汝昌的报告是正确的。
在研讨会期间，与会人员参加了“北洋海军将士名录墙暨北洋海军将士（558位海军将士，40位知名洋员）纪念馆”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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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李时岳
□郭世佑
李时岳教授（1928．10—1996．4）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史学家，长期执教于吉林大学，80年代初以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的身份参与汕头大学的创建，晚年任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先生主攻中国近代史，著述甚丰，蜚声中外。日前，《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学术座谈会，与会者就李时岳的学术思想、风格与成就展开研讨，并且达成以下共识：
一、思想解放，勇于创新。50至60年代，当史学界以一片骂倒声评价李鸿章与洋务运动时，李时岳就曾以审慎的态度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1978年以后，他又以洋务运动为突破口，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发展线索与趋向、基本内容、价值评判标准等重大学术问题提出新见，进而主张重建近代史学科，影响及于史坛内外。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再学习”的建议，强调马克思主义既要坚持，也要发展。这些见解如今大都已转化为常识，而在当时的史学界却罕如空谷足音，甚至还容易引起误解。尽管如此，他矢志求真，锲而不舍，个人毁誉则在所不计。
二、史论结合，自成一家。李时岳作为新中国第一部辛亥革命史专著的作者，既具备厚实的史料基础与个案研究基础，又不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与宏观概括能力，他常在史与论的有机结合中托出自己的见解。诚如金冲及在《怀念李时岳同志》一文中所说：“大家过去往往习惯地说，近代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讲惯了，谁也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问题。李时岳同志却作了细心的辨析，提出这个过程中包括着两个不同的趋势……不能笼统地称作‘沦为’。这个发前人所未发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我曾听胡绳同志讲到，他也赞成这个看法。”在恢复高考制度后成长起来的近代史研究者中，没有阅读李时岳的论著者似不多见。
三、诚恳待人，淡泊名利。诚恳与直率的个性特征使李时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吃过不少苦头，但他初衷不改，始终保持着这份学人风骨。他坚持自己研究所得的学术观点，又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面对他人的批评或误解，也能坦然处之，从来不在背后议论他人。他替同辈或后学审阅过不少论著，编辑过不少书刊，这些都是在默默无闻中进行。中华书局出版的高校教材《中国近代史》如今已逾120万册的发行大关，举世为之瞩目，而李时岳不仅是该书的积极撰稿者与多次修订者之一，还是该书鲜为人知的倡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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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与哲学研究》
李惠斌撰写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哲学研究》一书，已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对一些重大的理论概念，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社会实践”等问题展开论述。下篇是着重对一种传统哲学或传统思维方式的批判，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扫清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思想障碍。作者指出，长期以来许多人一直没有弄清马克思的唯物论和旧唯物论的区别，没有看到实践对于马克思的新唯物论的重大意义，结果把旧唯物论当成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崔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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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丛书》
谢俊美教授主编的《醒狮丛书》已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丛书包括《海国图志》（魏源）、《校邠庐抗议》（冯桂芬）、《盛世危言》（郑观应）、《弢园文录》（王韬）、《天演论》（严复）、《仁学》（谭嗣同）、《劝学篇》（张之洞）、《大同书》（康有为）、《新民说》（梁启超）、《西学东渐记》（容闳）、《新青年》（陈独秀）、《建国方略》（孙中山）12部著作。每部著作由总论、注释、学界研究论文、论著题解、目录索引、重大事实讹误考订等部分组成，融评介、考释、索引于一书。（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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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个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
李光远著的《劳动者个人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一书，最近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自1979年至1998年近20年间追随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的步伐，进行理论探索的论文选集。主要的论题有：从社会主义的主体、目标、动力等方面探讨劳动者个人的地位及其随市场经济发展而发生的变化；职工作为国家和企业主人的意义；社会主义生产及企业的“最终的”和“中间的”目的；论劳动力的支配及使用方式属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范畴等。
（邱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