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大地周刊·读书天地)
专栏：专家荐书
反映藏学成果 体现民族团结
——写在《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出版之际
罗鉴宇
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人民出版社携手，联合出版的《西藏历史文化辞典》，作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也作为全国第一部出版援藏图书，已于近日出版发行。《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共收词目七百九十条，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一百四十四幅，附录西藏历史文化大事年表、吐蕃王朝赞普世系表和历世达赖、班禅世系表等十六种。全书七十万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一部全面系统反映藏学研究重要成果的学术性专业辞典。
西藏，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个美丽、神奇、令人向往的地方。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藏族同胞，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开发着青藏高原这片辽阔而又丰饶的土地，创造了光辉灿烂的西藏文明，融入多姿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并成为其中最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之一。它不仅在文学、戏剧、歌舞、建筑、工艺诸学科领域成就突出，在天文历算、医药、宗教、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成就更是举世瞩目。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语言和地理条件的限制，对于罩有一层神秘色彩的西藏历史文化，人们往往知之甚少，甚至还存有种种误解。其实，相互了解，相互尊重，是发展各民族之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前提。惟有相互了解和尊重，才能增进相互信任，加强相互团结和合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的出版，不仅为国内各兄弟民族，也为世界上其他各国人民系统、真实地了解西藏，提供了一个可靠而又重要的视角。当然，这本辞典的编纂工作，是在藏学研究的发展基础上进行的。关于西藏学的研究，吸引了许多有远见的学者。早在旧中国，就有像于道泉、李安宅、吴丰培这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克服种种困难，各展所长，发表了许多重要的研究论著。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学研究发展更为迅速，成绩斐然。八十年代中期，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曾预言，藏学将成为继敦煌学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国际显学。十几年来，藏学研究的发展开始证明这一预言，藏学成为下一世纪国际显学的迹象已经日趋明朗。正是在这样的藏学发展背景之下，藏学家、敦煌学家王尧、陈庆英率领一批国内外藏汉族藏学研究专家，合力编纂了这部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现阶段藏学研究重要成果的学术性专业辞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关注藏学的发展，先后组织出版了多部关于藏学或与藏学相关的图书，如“世界文化丛书”中的《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丝路文化丛书”中的《吐蕃卷》等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因此，浙江人民出版社组织到这部在学科建设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辞典稿后，立即与西藏人民出版社取得了联系，达成了联合出版的意向。两社领导本着“优势互补，平等互利，联合开发”的合作原则，就联合出版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全面的磋商，在北京签署了联合出版协议。不久，《西藏历史文化辞典》被列为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这种联合出版方式，被出版界和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认为既是沿海地区出版社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出版社资源和优势互补的有益尝试和支援模式，又是对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友谊的积极体现，也是对揭示西藏历史文化神秘色彩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血肉相连的历史的深刻反映，对于发掘我国民族文化宝藏，促进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出版社的共同进步具有启示意义，对于推动藏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这种合作模式的带动下，全国十七家出版机构也先后与西藏人民出版社达成了联合出版二十六种（套）有关图书的协议，使西藏类图书的编辑出版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热潮，引起了新闻界、学术界的关注。
辞典的编辑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它事涉民族、宗教等问题，又几乎涵盖西藏文化的方方面面，所以对全书的政治性、学术性要求很高。两社编辑人员在辞典出版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本着“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宗旨，精诚合作，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工作，提高了辞典稿的民族宗教政策水平、编校质量和规范程度。为了从根本上保证辞典的学术水准、政治质量和体现出较高的政策水平，辞典稿曾请西藏社会科学院的专家以及有关方面领导审读把关。
自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发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以来，民族文化出版事业得到了全国出版界的广泛支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发起的“民族出版基金”的全面启动，全国出版援藏会议的召开，以及《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的顺利出版，标志着西藏民族文化出版事业新的兴旺时期已经到来。我们浙江出版界，在顺利地完成了《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的出版任务之后，将在更广阔的领域与西藏出版界继续进行出版合作，以促进两地的团结友谊和共同进步。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浙江省出版总社社长）
第10版(大地周刊·读书天地)
专栏：书事谈往
三联书店的历史由来
倪子明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1948年在香港成立的。今年已经五十周岁。三联的前身是三十年代被誉为“革命文化的堡垒”的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这三家书店的创始人是著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先辈邹韬奋和胡愈之等。胡愈老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首嵌字诗：
三十年来事，
联翩在眼前，
书城非坐拥，
店业奔南天。
南天，指香港。三店合并时我在读书出版社香港分社工作，恰逢其事。
原先各自独立核算的三家书店，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能够自愿地联合起来，建成三联书店这样一个新的出版企业，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决非偶然。如今谈“联合”是个热门话题，我以为就文化出版这类精神生产事业来说，并非联合得越大越好，更不是“拉郎配”，而是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思想基础，联合起来才能保持其独特的风格和文化品位。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原来都有为宣传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的崇高愿望，更重要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有一致的明确的政治方向。因此，三店在工作上一向就能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如一家。抗战期间，三家总店还在重庆的时候，就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精神，先后派人到延安、太行等地设立华北书店，到苏北设立大众书店，到东北设立光华书店。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店总店迁回上海，这年10月，将三家在重庆的分店联合组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这是第一次使用“三联书店”名称。这些局部的联合，可以说是1948年全面联合的历史准备。
1947年，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撤离到香港。在上海的三家书店，除留少数干部坚持出版业务外，总店亦于是年秋迁到香港。在这历史转折的关头，三家书店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集中力量发展出版事业，全面联合势在必行。
到了1948年5月，在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下，成立了由胡绳、邵荃麟、黄洛峰、徐伯昕、沈静芷五人组成的筹备组，负责制定三联书店的规划和具体方案。10月中旬筹备工作全部完成。10月18日，选举产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临时管理委员会，黄洛峰为临委会主席；推举徐伯昕为三联书店总经理，沈静芷为副总经理。还规定除香港用“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名义外，东北仍用“光华书店”，在新解放区则用“新中国书局”名义。10月26日，在皇后大道门市部举行庆祝新机构成立联欢会，大家都怀着新中国即将诞生的真诚而热烈的情绪，会场上高扬起“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沉浸在一片青春活力的氛围里。会后，除香港分店工作人员外，其他同志都先后离港，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有一部分同志则先后被派往石家庄、济南、开封、天津、北平、徐州等地开设新中国书局。石家庄成立最早，“新中国书局”五个字，是请当时在正定任华北大学校长的吴玉章老先生书写的。1949年4月，三联总处由香港迁北平，不久，总处决定，将各地“光华书店”、“新中国书局”名称，一律恢复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三联书店的建立，在三家书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转折点的意义。1949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三联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等同志，做了很宝贵的工作。”这个评价，如实地反映了三联书店的历史发展状况，极大地鼓舞了三联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在中央的指示中，谈到三联书店今后性质时指出：“三联书店以公私合营性质作为新华书店的亲密助手和同行而存在，是有好处的。”这显然体现了当时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建国以后，形势发展出人意料之快，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三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合并。1951年，编辑出版部合并到人民出版社；不久以后，发行部门又并入了新华书店。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邓小平同志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重大理论之后，三联书店才于1986年经批准重新恢复了独立建制，多年来业务发展欣欣向荣。我这个三联老兵，衷心祝愿三联在这个百舸争流的大好形势下，能够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以更新的风貌跨入二十一世纪。
（本文作者曾任三联书店总编辑）
第10版(大地周刊·读书天地)
专栏：
《西藏历史文化辞典》封底
翟跃飞 池长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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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留点空儿给“读书时间”
——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推出专题晚会
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台开播已经两年多、在读书界小有影响的《读书时间》栏目将推出一台形式别致的特别节目：“1978—1998：读书生活回顾”专题晚会，这台专题晚会是以一场场谈话为节目单元，贯穿一个主题，构成一个整体。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作家、书业人士以及开设了读书专版的各种传媒的从业人员参与了这个晚会，使这次晚会成为一次爱书人的大聚会。节目的主旨是很明确的：为了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选择二十年“读书生活回顾”这一特定视角。节目没有采用宏大叙事，没有从整体上回顾二十年的出版史、文化史或思想史等等，而是通过相当个人化的点滴回忆，叙说了一个个与书有关的故事。当然，它们其实是人的故事。这一个个的小故事，都在说着一个大故事，那就是改革开放这二十年。节目于10月1日12时55分在一套节目首播，10月2日下午在二套节目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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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
读新书
下个世纪我们将面临什么？对这个关系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全人类的严峻话题，上海三联书店以《未来生存空间》为书名，推出葛剑雄、杨东平同名著作各一部，葛剑雄重点是自然空间，杨东平重点是社会空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国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时期，称之为“白银时代”。“白银时代”的作品，以其诗性风格和悲剧色彩闻名；“白银时代”的作家，既是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又是深刻的人文思想家。曼德尔施塔姆的随笔集《第四散文》是学林出版社出版的“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之一种。丛书是继作家版、云南版后的又一版本。
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书中收唐振常先生导读一篇，以便更广大读者阅读。唐振常说：“《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先生研究中国中古史的杰作，对有唐一代政治史作了最精辟的论述，博大浩浩乎无涯际，综观全史，上溯西晋、南北朝与隋世，下迄唐以后之变化。而此浩无涯际的宏观之学，全从先生精深独到的研究得来，正所谓从细微处见精神，以小而见大也。”
美国记者、出版家杰克·富勒的《新闻的价值》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搞清楚一些理论上的基本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新闻中我们对新闻的真实性有什么要求？新闻工作与营销的正确关系是什么？等等。书中的见解对中国同行不无参考价值。
《克林顿访华言行录——美国总统的中国“建言”》是一部忠实记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后言行的历史文献。新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从维熙近日将一部真实记录他被错划右派后20多年劳改生涯的回忆录——《走向混沌》呈奉读者。这部回忆录孕育于八十年代末。当时曾出版了第一部分，并在读者中产生影响。但作者并未借势将第二、三部分推出。作者认为，回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为此，在积淀十年之后，从维熙才完成他的三部曲中的第二、三部分，并将第一部分进行修订，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完整的回忆录。
刘震云的长篇小说《故乡面和花朵》近日由华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四卷本、二百万字的作品，是作家用八年时间潜心创作而成。作者一改传统的小说创作模式，以奇特的想象力和结构，描绘了一幅充满幽默和才情的历史画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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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摘
长江！长江！
金辉
二十世纪的近百年，对于万古奔流的长江来说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这一个世纪给它带来的巨变，却比长江有史以来的多少个世纪中的变化总和还要多。二十世纪中期，长江流域的人口增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持续增长的数亿人的生存需要，终于把这条伟大的长江变成了第二条黄河。长江在这一百年里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了。
据1957年调查统计，长江流域森林覆盖率为22％，水土流失面积36.38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20.2％。到1986年，森林覆盖率就减少了一半多，仅剩10％，水土流失面积却猛增了一倍，达73.94万平方公里，占了流域总面积的41％。长江上游是我国仅次于东北的第二大林区，更是这条大江的众水之源。多年以来，四川森林采伐与更新的比例为11∶1，四川全省在元朝森林覆盖率还高达50％以上，至解放初尚有20％，但到八十年代初只有12％。现在四川一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就超过了五十年代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总和。云南、安徽和江苏无一例外地在三十年间使森林覆盖率减少了一半。湖北和湖南的水土流失面积则分别占到了全省土地总面积的30％和28％。江西省五十年代水土流失面积还是全省面积的4％，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23％。植被破坏的结果，必然是水土流失加剧，河流泥沙量增加，洪枯比加大，径流量减少。
长江中下游发育着我国最大的淡水湖群。这些美丽的湖泊，容纳百川、调节洪峰，与长江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水土流失使这些湖泊首当其冲，寿命剧减。十九世纪初，洞庭湖面积广达6000多平方公里。1949年，面积缩减为435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仍是我国的第一大淡水湖。四十年来，每年淤积在湖内的泥沙1.5亿吨，湖底普遍淤高1至3米，最大达7至9.2米，加上大肆围湖造田，使洞庭湖的面积和湖容都减缩了一半以上，1984年洞庭湖的总面积只有2145平方公里。徒有虚名的八百里洞庭于是把第一大淡水湖的桂冠让给了鄱阳湖。然而，荣居全国第一的鄱阳湖也同样是厄运难逃，只不过相对洞庭它的萎缩速度稍慢那么一点而已。四十年中，鄱阳湖由于造田和淤积，湖面缩小了五分之一以上。湖北省素称“千湖之省”，1949年时，面积超过0.5平方公里的湖泊确实达1066个，可是，经过四十年的水土流失和围垦，只剩下了300来个。
长江中下游的湖泊面积在五十年代还有2.2万多万平方公里，到八十年代只剩下1．2万平方公里。仅洞庭湖、鄱阳湖、江汉湖群和云南高原的湖泊，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围垦和淤塞而丧失的淡水贮量就达350亿立方米以上，超过了两座拟建的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
严重的水土流失，长江干流河道的不断淤积，造成了荆江河段的“悬河”。每到汛期，滚滚洪水全靠大堤挟持，洪水水位高出两岸数米到十数米。四十年来，为3600公里长江干堤和3万公里支堤投入了不知多少劳力和资金，完成土石方40多亿立方米。长江的堤防工程远远超过了黄河堤防，而长江的洪水比黄河的洪水更为可怕，长江沿岸直接受洪水威胁的人口也比黄河沿岸多得多。
长江流域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40％。长江帮助人们创造了财富，人们却把它当成最大的下水道和流动的垃圾场。沿江几万个污染源日夜不停地向它倾泻着肮脏的物质，每天都有上千万吨废水流进长江，长江现在每年接纳的废水已达200亿吨以上。
要解决长江所面临的人口与环境这一最重要最紧迫的双重困境，若从流域生态环境的角度看，需要另一项“三峡工程”。
长江上中游待绿化面积有60万平方公里，投资150亿元，用一定的时间，使其全部绿化后，可增加保蓄水量数百至上千亿立方米。它似乎没有眼前的功利，却是恢复长江良性循环生态系统的限定因子。
森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对于当代和子孙万代的造福，是任何水利工程也无法比拟的。据有的学者计算，如果四川境内的宜林荒山全部绿化，每年还可以通过大气环流向西北地区增送360亿立方米水分，这比南水北调或西线工程调水量大得多，也省钱得多。
只有当长江上游森林覆盖率达到50％以上，涵养水源5000亿立方米，才能使整个长江流域山清水秀，水量丰稳。
（摘自《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钱钢、耿庆国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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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著简评
改革开放的历史纪录
文等
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的某一阶段中，如果能阅读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段历史的完整过程，无疑是生命的幸运。红旗出版社把这幸运，给予了《中国改革开放史》（朵生春著）的读者们。
1978—1998，中国进入了划时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生产力获得解放，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置身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经历了灵魂的荡涤，在各种新的价值标准确立的过程中完善了人格，在精神和物质产品日益丰富的社会进步中，成为实惠的受益者。阅读《中国改革开放史》，人们无法进入休闲式的旁观状态，因为许多读者正是这个时代的当事人，改革开放并非一帆风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曾经多少坎坷、多少艰险。重读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人们能温习个人生活重要的时段，回顾激动人心的岁月。天下兴亡，与“匹夫”们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改革开放史》便拥有了相当广泛的读者群。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二十个年头，红旗出版社适时组织专家收集珍贵的文字与图片资料，高屋建瓴且富有远见地对改革开放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阶段总结。市场调查反映，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关心非常强烈，这使该书首印两万册亦不够，不得不加印。
改革开放是一部正在进行着的历史。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中国和中国的经济，而且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本书一定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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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里书外
读书的困惑
郭勇
逛书市、买好书、读好书本是一大乐事，可在这汪深不可测的海洋中浸淫日久，又不免生出几许随感。
先说买书。据载我国每年出版新书多达十万个品种，可是真正在各地市面上流通销售的却远不及这个数字。我所在的城市新华书店被列为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先进示范单位，金字招牌十分诱人，可细数下来，品种也不过万把种，先进尚且如此，那些一般的、偏远的县级、镇级书店又当如何呢？个中症结怕只能归结为发行渠道的不顺畅。对大多数生活在中小城市的书迷来说，买书难并非个别现象。不得已，只能成为日日望穿秋水的“邮购族”，可远水难解近渴，往往新书一到反变为旧书。同时，今日出书动不动成堆成套，搞集团冲锋，大兴“丛书风”，读者因购买力有限常常忍痛割爱。
再说写书。最抢眼、最花哨、数量也最多的都是哪些类型的书呢？耐着性子排了个座次表：营销类、明星类、公关文秘类、辞书类、名作重印类、纪实曝光类……这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渐升温的明星著书热和辞书泛滥。明星书这两年出了不少，笑星影星歌星节目主持人，圈内圈外的人一齐上阵，把书市搅得昏天黑地。按理说，明星写书无可非议，他们浓缩了的那点点人生精华也未尝不能给寻常百姓以启迪，可是电脑上敲出的方块字一多一滥，则难免流于“一地鸡毛”般的单调和琐碎，不过添些茶余饭后的谈资，还有点“文化搭台、名利唱戏”的嫌疑。至于辞书热，学界早就在呼唤规范、调控，可至今仍不绝如缕，什么“鉴赏宝典”啦，“诗文今译”啦，东拼西凑，“旧瓶装新酒”，扰乱了正常视听。凡此种种，莫非真如人所戏言的那样：天下文章抄、炒、钞！
最后谈谈读书。近段时间书评、书话成了读书界的一大热点，就我有限的眼力，就先后见到过辽宁教育版的“书趣文丛”、北京版的“现代书话丛书”、三联版的“读书文丛”等好几种，无怪乎有人说，看别人读书正在成为时尚。书评、书话的内容多为学林轶闻文人意气，以及版本史籍的钩沉补白，读者尽可以由书及人、由文及事去体味书中的乐趣。但由此也产生出新的疑虑，看别人的读书心得是否真能抓住书的根柢命脉？在生活节奏日渐快捷的情形下，大家好像不大愿意去“啃”那些沉重玄奥、引领人“爬山涉水”的经典原著，可又想开拓眼界消除知识上的盲点误区，于是书评、书话适时地搭起了沟通的“桥梁”，成了翰墨书香、陶冶性情的文化休闲方式。的确，读原著是件费力的事，但只要想想知识的积累如燕子垒巢，成于点滴之功，就该把自己沉潜下去，好好读几本世界的、中国的名著，这乃是一种直接的身临其境的感悟，而书评、书话则不免隔了一层，恍若“雾里看花”。总不至于把所有“大部头”都留给专门家，同时又让这些专门家占据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全部阅读空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