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浩气长留“生死牌”
本报记者 杜若原
编者按：洪水凶险无情，它威胁人的生命，毁坏美好家园。但是，人们在抗击洪水中却创造了一种弥足珍贵的财富，这就是无比坚强、无险不克的抗洪精神。生死牌，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
“生死牌”，是在生与死的考验之下诞生的。在击退洪水过后，我们回首“生死牌”下那一幕幕感天动地的画面，那一段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心潮仍然难以平静。
今夏这场特大洪水，检验了江堤，也检验了人的灵魂、忠诚、意志和力量。在“生死牌”下，我们看到了人水相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力量，看到了中华民族面对空前灾害所表现出的空前的凝聚力。“生死牌”将长留人们心中。
雷宽喜和他的伙伴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在一腔豪情下匆匆草就的“生死牌”，竟成为珍贵的文物，成为记录一段历史的重要见证
8月12日，在龙王庙险段，举行了一个简朴的仪式，武汉市江汉区区委书记黄关春、区长林肖滨郑重地将“生死牌”交给北京来客；9月12日，江汉区防汛指挥部收到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收藏证书。雷宽喜有些后悔地对记者说：“要是早知道这样，我一定要将名字写得更工整一些。”
龙王庙被誉为武汉防汛第一险。长江与汉水在这里交汇，由于地基松软，堤身受两江回流顶冲形成深鸿，堤前江坡已被洗刷一空，岸堤合一，每至汛期格外险峻。
7月5日，刚刚参加了市里的紧急防汛会议，江汉区机关工委副书记雷宽喜便被派往龙王庙驻守。区委在闸口成立了临时党支部，雷宽喜任书记，来自区直机关公安战线和堤管所的128名共产党员，靠着党性和责任感，筑起了一堵冲不垮的防洪堤。
随着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总理等相继亲临龙王庙视察，守卫人员的责任更重了。为了让党中央放心，让武汉人民放心，8月7日雷宽喜带领当班的16名共产党员立下军令状，将自己的名字签在“生死牌”上，以此鞭策激励自己的行动。128名党员佩戴“共产党员”红袖章，站到了抗洪抢险的前沿。
7月26日，龙王庙水位涨至28．51米，闸口前的路面出现大面积浸水，党支部一面火速报告指挥部，一面迅速组织人员装沙填袋、围堰压浸导滤，及时控制了险情。江水超过警戒水位后，共产党员李建强胃病又犯了，疼痛难忍，他隐瞒病情，用手顶着胃部巡堤查险，一个多月下来他瘦了十多公斤，昏倒多次，仍坚守在第一线。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龙王庙巍然屹立。因生死牌声名大振的龙王庙，成为武汉人意志与智慧的化身。
在湖北数千公里防汛线上，处处都有“生死牌”？迄今，湖北省已命名17位抗洪烈士，他们将英名留在了抗洪史上
记者在被黄石市防汛指挥部列为一号险段的河口险段，曾看到“黄石青年誓与江堤共存亡”的生死牌，经过几番风雨的洗礼，显得分外鲜艳夺目。黄梅县团委书记孙旺民带领青年突击队，在全县汛情最严重的李英乡老洲防洪段立下生死牌，将这段堤命名为“青年生死堤”。
除了立在大堤上的“生死牌”，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生死牌”则是用生命之躯矗起来的。8月8日，石首市大垸乡黄木山村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周菊英悲壮地倒在“生死牌”旁。周菊英的家乡处于长江鱼尾洲崩岸险段。洪峰一次接着一次，周菊英主动请求上堤参战，抢筑子堤，搬运沙袋，排除险情，挖沟导滤，扎把护浪，男人干的活她一样也没落下。
骄阳似火。周菊英在自己防守的1500米堤段，每天至少徒步6个来回，行程18公里。8月7日凌晨，黄木山堤防出现特大险情，周菊英立即奔赴现场。40多公斤的堵口沙袋，周菊英实在背不动，就用绳子拼命拖。肩头勒破了皮，血肉模糊；双手满是血泡，疼痛钻心。抢险结束，她满身泥水倒在地上。
周菊英牺牲后20天，农民余礼明又倒在“生死牌”下。6月27日，长江水位持续上涨之时，蕲春县三渡乡白河村47岁的余礼明坚决请战，跟着200人的抗洪大军上了赤东大堤白池段。哪里最危险，他就冲向哪里。白池大堤一处水堵出现险情，余礼明5次潜入3米多深的水底，探明了管涌的位置和大小，为排除险情立了头功。8月28日中午，余礼明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与村民一道巡堤查险。中午12时，他因疲劳过度，倒在赤东大堤上。
洪水消退时，湖北省博物馆的两位年轻人在上级的支持下，开始征集抗洪文物
余少柏和王亮是湖北省博物馆的两位年轻人，在上级的支持下，正在开展征集抗洪文物的活动。他们顶着烈日，进军营，跑险段，倾听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将那些生死牌、磨烂了的军鞋和迷彩服、防汛袖章一一收集起来。
这样的文物收集活动，在湖北省博物馆还是第一次。目前，这一活动引起强烈反响，已征集到80件文物，待征集完毕，他们要进行巡回展出，让抗洪精神永驻人间！（附图片）
题图：武昌区的第一块生死牌。余少柏摄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热点追踪
福建省惠安县5年来从湖南省引进471名中学教师，已发现170多名假教师，这些人大都只有高中或初中学历，却持有各种大专院校的假文凭和手续齐全的干部档案。请看——
假教师何以混进惠安县？
江宝章 林森泉
去年9月下旬，惠安县纪委来了一位在福建某县任教的湖南人，反映惠安县在湖南招收教师时，他的妹妹电大毕业没有招上，持假文凭的人反而招上了。此事引起了惠安县纪委、县教育局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立即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令人吃惊：持假文凭的湘籍教师不是一个，而是一大批。
惠安是一个百万人口的大县。90年代以来，本地师资流失严重，学生人数剧增。为弥补师资的不足，1993年开始，惠安县尝试从湖南引进教师。5年中，惠安县通过湖南省各地人事局组织的人才交流中心先后从永州、邵阳、茶陵等地，共引进7批471名教师。惠安县纪检、监察部门调查后确认，这几年从湖南引进的教师中有170多人是持假文凭者。
且看这些假教师是如何误人子弟的：
有一回惠安县教育局组织部分教师到惠安獭江中学听课，某湘籍英语教师一节课教了21个单词，其中竟有14个念错。某校教化学的一位湘籍老师居然连什么是分液漏斗都搞不懂。在省重点侨校惠南中学，一名教初一英语的湘籍教师只有初中文化，却持有湘潭师院英语专业本科文凭。据说，她是靠听课本录音磁带，现学现卖给学生上课。
可是，这些假教师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引进的。渠道的一端是惠安县人事局、教育局，另一端是湖南省各地的人才交流中心和组织部、人事局。那么，这些假教师是怎么出笼的呢？
据一位家在湖南宁远县农村的假教师说，1995年，他得知福建惠安县委托永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招收正式教师，就交了20元报名费，尔后又花了几百元买了张衡阳师专的假文凭及学籍档案。填好表格后，自己拎着封好的假学籍档案到人才交流中心，再交4500元由人才中心包办“干部录用手续”。他们让他按要求填写了“干部履历表”、“干部自传”等一整套表格，然后帮他到祁阳买了个城镇户口。这样，他就从宁远的一个农村青年变成了在祁阳任教的正式教师被“交流”到了惠安。茶陵县为使应聘者顺利通过惠安县的面试，还与社会中介人员合作举办为期半年的培训班，每个学员收费2000元，所获利润进入县组织部的“小金库”。据悉，湖南省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每输送一个假教师，都要向当事人收取3000元至8000元不等的“手续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湖南一些地方党政部门不遗余力地为假教师大开方便之门，什么档案、干部履历表、干部自传、技术职称呈报表、工资变动审批表等等，只要交费，均可由有关部门负责造假。除此之外，一些地方还把制造假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务输出”，以解决那些国家不包分配的电大、函大、自考毕业生的出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湘籍假教师终于混入惠安。
惠安方面的责任也推不掉。据一些最近被清退的湘籍假教师说，惠安的面试出奇简单：应聘语文教师只需朗读初中或高中课文的一篇文章，然后回答练习题中的几个简单问题，讲解一次，并进行板书，前后20分钟左右；应聘数学教师只需解答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就行了。教育界人士指出，只要面试严格一点，有没有读过师范专科类学校其实是不难辨别的，例如询问一些师范大专院校必修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知识就一试便知。一位应聘语文教师的造假者，在假中文系毕业的学籍档案中竟然填入高等几何、初等数学、高中数学竞赛的成绩。对如此明显的造假，惠安县的招聘者居然视而不见。
据惠安县纪委介绍，目前被查实的170多名湘籍假教师已被分批清退回乡，一些人仍在核查中。9月5日，惠安县原教育局局长胡百奇受贿54万元被泉州市中院判处死缓，惠安县监察局领导也正带着有关人员第三次赴湘调查，以彻底弄清湘籍假教师事件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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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与百姓交朋友
中共河北元氏县委书记 高友林
高友林，1946年生，大学文化，历任获鹿县（现鹿泉市）副县长、县长，石家庄市委副秘书长、石家庄市粮食局局长，1994年8月任元氏县委书记。
元氏县是革命老区，如何使元氏父老乡亲致富奔小康？我感到，只有把工作立足于民，知民情、听民声、解民难，崇真务实，多办实事，才能形成人心思上、人心思干的好局面。
作为一个地方的主要领导，要善于从各个角度了解情况。下乡进村倾听百姓呼声，是调查研究的重要一环。初到元氏，我住在西尖中村，一边帮助五保户、军烈属劳动，帮助村里解决修路、找联合收割机收麦等难题，一边做家访，搞调研，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既为村民办了实事，也了解了农村不少的实际情况。现在，全县领导普遍建立了联系点制度，与贫困户结对子制度，每位县级领导都能用不少于1／3的时间下乡，每年“三夏”期间，都在全县干部中开展“扶贫解困月”活动，四大班子领导，打起铺盖卷，住到百姓家中，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我到元氏任职4年，4个春节都是在山区百姓家度过的。关心百姓生活，老百姓便乐意与我交朋友，主动向我掏出真心话。老百姓这么信任我，不为他们服好务咋行？4年来，我们加大为民解难工作力度，每年初，筛选出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经研究决定后正式下发文件，向群众公布。然后，把这些项目列入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的目标任务，一件件地予以落实。
元氏县是个山区半山区县，荒山面积达25．8万亩，水土流失现象严重，山区人民的生活水平较低。我们从实际出发，大力种植石榴，摸索出了一条治理水土流失和治穷致富相结合的成功之路，现在，全县石榴总面积达3．8万亩，其中进入挂果期和盛果期的有7000亩，年总产达30万公斤，可创收200多万元。多年来，元氏县没有一条与山西沟通的东西通道。没有路，山区十几个村的农民难以出行，柿子、核桃等大批山货只好烂在家里；没有路，不少村经济难以发展；没有路，作为全县主要经济支柱的3000多辆个体运输汽车，去山西只好绕道石家庄。面对群众发自内心的呼声，我们不等不靠，经过一年的奋斗，投资1．7亿元的井元公路当年开工、当年通车，沿线群众奔走相告，跷指称赞。（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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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村头竖起“广告牌”
廖海金 廖安生
走进江西新余市渝水区农村，随处可见五颜六色、赫然醒目的广告牌，内容丰富多彩。农民夸赞说：“它一目了然，既省钱又方便，对本地农副产品、工业产品的流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近两年，全镇从事花生米贩运的农户达800多人，他们又带动了2000多农户剥花生，全镇农民每年仅此就增收300多万元。
渝水乡村两级政府筹措近10万元，在铁路、公路沿线各自然村墙上、十字路口甚至田头地角，建起小黑板、宣传栏1200多块，在全区农村形成广告信息网络。据统计，全区各地去年发布广告信息上万条，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上千万元。
与“广告牌”相映生辉的是“信息站”。近年来，渝水区有5万多农民外出跑生意、做买卖，或到沿海一带打工，掌握大量市场信息。为了便于相互交换信息，村坊间一些热闹场所逐渐形成了“信息站”。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发布各类致富信息，使偏远农村与山外大市场紧紧地联系起来。许多农民通过“信息站”得来的信息，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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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无悔人生
儒警万长松
东方峻
万长松，年届不惑，平头短发，方额浓眉。初见他，阳刚之气逼人，看不出满腹文章，更谈不上儒警印象。
本以为，长松身为海南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事务繁杂，哪有时间探讨学术、著书立说？！
然而，长松忙里偷闲，已经发表近200万字的小说、散文、论文、杂文，结集出版三本著作。
长松当然不能闭门幽居或者藏身别墅专事写作，但他时时用心，处处留意。他的案头、床前、身上，始终备着钢笔小本，尽一切可能地采撷灵感火花，积累思想素材。夜深人静或者周末闲暇时，他写出了一篇篇杂文、散文、小说，或者一篇篇评论、通讯、论文。
长松清心寡欲，不懂麻牌，不喜歌舞，所思所想，多在文字，其为文近乎痴迷。去年深秋的一天，他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又一起雇佣杀人犯罪案件在省城发生，群情激愤。时近凌晨3时。他旋即开灯提笔，将积累的资料归纳疏理：青海、黑龙江、海南等地相继发生这类案例，说明此类犯罪有蔓延之势，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妻子一觉醒来，看到他穿着背心，正趴在梳妆台前奋笔疾书。曙色朦胧之时，一篇字迹工整、洋洋数千言的《注意掌握雇佣杀人犯罪的新动向》论文告成，此时，他才感到疲倦不堪，一看离上班还有两个小时，便倒头睡去。
参加赴澳大利亚海南省高级公务员培训班，他对“不见交警，但秩序井然”的澳大利亚交通管理产生兴趣，旋即进入研究状态。离开澳洲的最后一个下午，团里安排上街购物，他拿个枕头当垫背，就着茶几动起笔来。晚饭时，一篇《中澳交通管理体制比较》完成。回到海口时，同行们大包小包，光照片就洗了七八卷，他的提包中放着后来见诸报端的13篇游记。这些游记都是他在参观间隙、旅行途中即兴写成的。
长松性格幽默，口齿伶俐，颇有语言天赋，东北话、南昌话、四川话、扬州话，学啥像啥，足以乱真。长松的性格语言，与他的阅历有关；生在黑龙江畔，习武五指山下，求学江西师大，供职南昌市委；1988年海南建省，他又重返海南，如今已是为数不多的岛龄较长的“大陆干部”。
80年代初在江西工作期间，长松潜心研究组织人事问题，发表10多篇论文，出版《人才研究文集》。1995年，一本《特区工作探讨文集》，洋洋32万字，荟萃了长松在海南省宣传、组织、人事部门工作时撰写的论文60多篇。如今，又一本30多万字的《稳定的基石》面世。一位在职三级警监，荣膺中国警察学会特邀会员、中国人才研究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还被多家研究机构延聘为特邀研究员、客座教授，长松渐渐有了“儒警”的雅号。（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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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登临黄崖关
本报记者 施芳
平日少见识，不知有蓟县，遑论黄崖关。尽管受了一帮朋友的鼓动，心中的疑虑仍是不少：看过了八达岭、山海关、慕田峪长城的雄姿，这黄崖关还能带给我们几分惊喜？
汽车沿着津围公路北上，城市烦躁的暑气一点点地消失在我们的身后，扑面而来的是山林间清新的风。到黄崖关的时候已是傍晚，太阳的余辉染红天际。此地石崖多黄褐色，在夕阳的映照下，天地融为一体，“夕照黄崖”因此得名。
黄崖关长城始建于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7年），明代包砖大修。能干的工匠在千百年间，陆续建成了水陆关隘、寨堡、墙台、敌台、敌楼、烟墩等多种类型的防御工事，构成楼台相连、烽火相望、层层布防的防御工程体系。时序更替，朝代变换，各处长城在连绵的炮火中伤痕累累，唯独黄崖关是个例外，当地人自豪地称它是“攻不破的长城”。
随着时光的流逝，黄崖关墙台倾圮，杂草丛生，往日胜景已随雨打风吹去。1984年的那个秋天，蓟县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太平寨的城墙上如今仍然保留着当年慷慨解囊的好心人的名字。整整10年，人们在蜿蜒的山路上，一砖一石一枕木，精心修复着东起半拉缸山、西抵王峁顶山的古长城，使“蓟北雄关”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黄崖关的妙处在于险峻，全长3025米的城墙全都建在海拔700多米的山脊上，一路沿石阶攀登而上，可见鬼见愁、龙扒谷、断头崖、鹰不到等景观，光从字义上体会，也足可以想见这些地方的惊险与雄奇。
当然黄崖关也绝不失温柔。每到雨水充沛季节，重峦叠翠，山泉叮咚；关北水库，碧波涟漪；关南叠水，湖光倒影。有山有水，山雄水秀，这是别处的长城无法比拟的。
黄崖关脚下还有一些好去处，如八卦城、“百将”碑林、毛泽东诗词墨迹碑林、竹刻名联堂等，虽为后人的创作，但与先前的景观摆放在一起并没有穿新衣戴旧帽的感觉。
黄崖关现在还少有人知，登临其上，你可以静静地独享难得的安宁。走累了，随意找一处地方歇息，脚下千年的石阶默默无语，远处悠悠的白云乘风而去。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无法用文字来描述。
下图：黄崖关的秋天。刘光辉摄（附图片）
第9版(各地传真)
专栏：
“大眼睛”你好吗？
本报记者 傅丁根 程曦
在各地的新华书店里，由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印制的抗洪抢险系列招贴画引来了无数的购买者。其中，一幅《灾区人民期待您的爱心》的主题画，以滔滔洪水为背景，主体是一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女孩那灵秀的眼睛似乎在述说灾区人民的企盼。
“大眼睛”家在江西永修县立新乡车溪村，现在她和父母弟妹一起住在立新圩堤上。“大眼睛”叫淦腊菊，今年10岁，上四年级了。在帐篷里，我们与小腊菊和她的父亲淦长富聊了起来。淦长富告诉我们，房子浸泡时间太长，即使洪水退去，也不能正常使用。现在，全家5口人只能挤在一张床上。
说起上学，淦腊菊脸上才露出了笑容。她说，想不到受了大灾，她还能按时上学。说着，便不由自主地背起了身边的一个崭新的红书包。
设在大堤上的车溪小学临时教学点，离淦腊菊家的帐篷不到10米，学校只有3顶帐篷，只好实行半日制，轮流上课。开学第一天，学生入学率达到100％。校长杨祚希说，课本都已发到每个学生手上，至于书费和学杂费，县里根据学生家庭困难状况，实行免交或缓交。校长说，淦腊菊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好学生。
据了解，永修县仍在水中浸泡的学校有150多所。为了按时开学，学校千方百计借民房借仓库上课，实在不行，只好建起帐篷学校。像车溪村小学这样的帐篷学校，全县有10多所。
淦长富满怀感激地说：“要不是县委县政府的关怀，三个孩子真上不起学。”
帐篷外，淦长富家养了1头耕牛、1头母猪和8头小猪崽，这是除家什物品外的全部家当。小腊菊每天都要放牛、喂猪，帮妈妈做家务，小小年纪便开始分担起家庭重担。
上图：淦腊菊的目光中充满着憧憬。
傅丁根 程曦 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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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采访随想
千家饺子万家情
申北
前不久，记者在哈尔滨松花江畔目睹了这样一幕感人的情景：几位妇女把一盒盒喷香的饺子，往正在大堤上抗洪筑堤的解放军官兵手里塞。一位大嫂告诉我：“从电视里看到解放军不分昼夜为我们抗洪抢险，真让人感动。我们街坊邻居自发组织起来，包饺子送亲人。老话说，这叫千家饺子万家情啊。”
在松花江畔抗洪一线，这种鱼水交融的场景太多太多了。解放军英勇抗洪，让老百姓动真情。老百姓看到了，在无数次的大灾大难面前，在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人民子弟兵总是冲在最前面。最累的活他们干，最险的事他们担。没有任何怨言，不讲任何代价，不要任何报酬。任何有良知的人，谁能不为之动情？又谁能不为有这样的子弟兵而感到骄傲啊！
我不由得想起那首久唱不衰的歌曲：“大红枣儿甜又香，送给亲人尝一尝……”岁月流逝，沧海桑田，解放军还是当年的解放军。此时此刻，我要从心底喊一句老话，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