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学者访谈<br/><br/>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政府的作用<br/> ——访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张蕴岭<br/> □本报记者 马宏伟<br/> 自从去年下半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许多论者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曾经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广为称道的政府，一夜之间成了千夫所指。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政府干预经济的什么问题呢？就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研究员。<br/> 记者：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是信奉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的，那么，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理论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目前为止它的发展脉络又是怎样的？<br/> 张蕴岭：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早就存在，工业化开始后更制度化了，如以立法形式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经济政策，但真正把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理论化、系统化，论证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的是凯恩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干预经济得到了全面发展。然而，政府的过度干预产生了许多新的矛盾，尤其是美国、西欧所出现的综合危机———“滞胀”，被认为是政府过多参与和干预的结果。因此，一些主张经济自由的经济理论重新崛起。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执政时期，开始明确强调发挥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缩减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导致了“供给学派”的广泛传播。但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职能事实上没有全部缩减，而是进行了显著调整，有缩减、有加强。一是削减了政府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拥有；二是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与此同时，加强了政府的宏观协调和管理。今天，美国经济的良好运行可以说就得益于其政府适时适度的货币政策和完善的市场管理。<br/> 记者：这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说，过去20年的市场革命使政府的规模大大缩小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力量的削弱。相反，政府现在应发挥的一项新职能就是确保市场机制有效和公平合理地发挥作用。在东亚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什么不同，您怎样评价这些作用？<br/> 张蕴岭：在东亚，政府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区别。由于东亚（包括日本）经济的特点是追赶型经济，它们在非常落后的基础上开始起步时，面对的西方市场体系已经相当发达，与之竞争的国外企业也已相当强大，这时企业很难自然发展起来，更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民族经济也无法成长壮大。这些国家（地区）只能运用政府的力量广泛动员资源，推动经济发展，表现在：第一，政府直接组织经济资源，包括筹集资金，进行直接投资等；第二，政府直接指导经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等；第三，政府直接扶植企业发展。可以说，东亚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政府是经济运行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活动的直接组织者，这与西方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是不同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大成功，所谓“东亚奇迹”、“东亚模式”，可以说就是对东亚国家（地区）政府作用的一种肯定。<br/> 记者：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呢？这场危机的爆发是否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意味着“东亚模式”的终结和政府干预经济的失败呢？<br/> 张蕴岭：正如西方过度的政府参与和干预在70年代引起“滞胀”一样，东亚国家（地区）政府这种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也是有缺陷的。它的缺陷主要有两个：第一，往往以政府行为代替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的行为，或者说这是一种政府—企业一体的体制，它弱化了企业在市场上运行和竞争的能力。同时，企业运行以追求效益为主，而政府主导型经济则以实现快速增长、实现“追赶”为目标，这样，就弱化了整个经济追求效益的功能，造成了增长与效益的矛盾，如果这两方面的关系处理不好，不能适时向效益型结构转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高投入、高增长，低产出、低效益的结果。第二，政府主导型经济中，市场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市场信号对经济运行的反馈不明显，市场透明度降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经济运行主体对市场信号反应不灵敏，甚至做出错误反应，比如，市场已表明某种商品生产过剩了，政府还可能鼓励扩大生产，厂商还会投资。尽管不能说金融危机是上述缺陷的直接结果，但在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问题都与它们有关。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们是金融危机的“初发点”。<br/> 这次金融危机说明，在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市场更加开放的形势下，必须提高企业的独立经营能力，减少政府对企业和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增强政府对市场的宏观管理和对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的调节，增强经济体制的透明度，使市场信号能够灵敏地反映经济运行情况。所以说，东亚的问题不在于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了作用，而在于政府没有对自己的作用进行适时的调整，亚洲金融危机不是对政府作用的否定，而是面对过去几十年高增长所积累的问题，政府的作用因没有及时调整而发挥得不够。因而，随着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自由化特征的加强，在政府功能上，东亚国家（地区）应该加以深刻的反思，并作出必要的调整。我认为，与其他发展模式一样，“东亚模式”也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个“分水岭”，如果调整得好，那么它有可能就是“东亚模式”一个新阶段的开始。<br/> 记者：可不可以说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呢？<br/> 张蕴岭：是这样的。经济理论上有极端派，但从实际经济运行来看，不要政府的经济是不存在的。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原则：第一，政府的职能要适度、适宜。适度就是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环境相适应；适宜就是与本国实际情况和社会历史发展相适应。第二，政府的职能要不断调整，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模式也要不断调整。<br/> 记者：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br/> 张蕴岭：首先，我国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是非常及时、正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不能再直接管理企业、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了。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应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力真正交给企业，培养企业的独立经营能力，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变活变强。<br/> 其次，要加强开放的市场体系建设，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亚洲金融危机不是由于政府管得太多了，而是因为政府的职能没有适时调整，没有把一些该由市场调节的领域交给市场去调节，而一些本该由政府管理的领域却没有去管或管理手段跟不上；金融危机的原因也不是由于市场开放，而是市场管理手段不健全、操作不好。事实上，随着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自由化趋势的发展，今天，再像日本、韩国在六七十年代那样，一方面高度保护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实行出口导向的政策已经行不通了，而应该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增强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本国经济。当今世界经济环境的特点是开放型竞争，市场开放是迟早的事，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必须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提高市场监管能力。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热点研究<br/><br/> 我国社会保障现状三题<br/> □朱庆芳<br/>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也获得了较快发展。据测算，1996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优抚等，农村社会保障因没有统计，本文作了粗略估算）为3100多亿元，比1978年的106亿元增长了28倍，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7倍，18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2％，略快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的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3．1％提高到1996年的4．5％。<br/> 随着改革的深化，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本文从宏观角度对我国社会保障现实中的3个问题进行分析。<br/>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br/>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也就是生活安全网覆盖面，它是反映生活于社会保障网络之内，有安全感的人数占社会劳动者的比例数。根据1996年的统计资料估算，我国全社会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为2亿人，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为30％左右，城乡覆盖面的差别较大，城镇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为1.85亿人，覆盖面为88．7％（按抽样调查的劳动者计算为80．2％），农村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数只有1474万人，覆盖面为3．3％，城乡覆盖面的差距为27∶1。<br/> 目前不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包括4.3亿多从事农林牧副渔业的劳动者和农村个体、私营劳动者，共占农村劳动者96％以上；城镇未享受社会保障的人口主要是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620万人，个体劳动者1700多万人，失业人员553万人，以及尚未参加各种保险的企业职工，共计4500多万人，约占城镇劳动者20％以上。<br/> 城镇享受部分社会保障的人口（指报销部分医疗费、领取困难补助和享受部分福利的人口）约3000万人，其中包括部分合同工、临时工、民工及县以下城镇集体职工等等。合同工人数已包括在职工人数中计入安全网内，但实际上合同工与固定工在福利待遇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还有部分城镇职工虽参加了社会保险，但由于企业亏损、停产半停产等原因，而停发或欠发医疗费和退休金的也有1000多万人。<br/> 农村享受部分社会保障的人口，根据民政部统计，优抚和救济对象约有1.2亿人，但多属一次性和临时性救济，水平较低，还缺乏生活安全感。此外，民政系统近年来推行的农村养老保险虽已取得较大进展，已有6000多万人参加，但筹集养老金历年累计不足100亿元，人均只有150元，现计入安全网内的是已领取养老金人数，仅32万人，加上供养的敬老院、五保户共有295万人，仅占0．7％。<br/> 从总体来看，我国社会保障覆盖面尚处于世界低水平之列，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今后，在城镇要实现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提高覆盖率；在农村要加强自助型养老保险和统筹合作医疗，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农村安全网覆盖率。<br/> 社会保障的总支出<br/> 我国社会保障支出有多少？它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适应？由于我国社会保障的管理没有社会化，分散在各部门，还没有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保障指标体系，所以至今还不能准确计算出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根据掌握的统计资料进行粗略的估算，1996年社会保障总支出约为550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其中正式列入统计的有两笔，一笔是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包括离退休金）2725亿元，二是救济、优抚、社会福利费134亿元，这两笔共计285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2％，如果把遗漏的农村社会保障支出250亿元（估计数）计入，则为310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4．5％。这是目前社会上公认的部分。但实际上，遗漏的社会福利项目还很多，如职工住房补贴、主副食品的物价补贴、企事业单位实物福利补贴、社会集团购买力中用于个人消费支出等，以上4笔，1996年估计有236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4％。这4笔目前虽没有被社会公认为社会保障支出，但实际上这些福利性补贴减少了职工的支出，而且占的比重较大，应该算作社会福利，后4笔加上已列入的社会保障支出共5469亿元，其中用于城镇职工部分为5100亿元，约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的57％。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城调队1995年住户调查，城市居民人均福利收入为3304元，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71．6％，其中人均住房补贴高达1960元，占福利收入的59％。<br/> 据了解，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项目有几十个，包括范围比我国广泛得多，除常规的福利外，还包括妇幼保健、卫生防疫、社区服务、助学金、再就业培训等。若按西方国家的包括范围计算，则我国社会保障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将在10％以上，目前我国8％的比例，已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距发达国家和高福利国家占15％—30％的比例要低得多。<br/> 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别<br/>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地区之间不平衡，直接影响到社会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别。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社会保障水平较高，反之则低，并有扩大的趋势。为了全面反映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这里选择了24个有代表性的指标组成社会保障指标体系，归纳为7个子系统，用综合评分法计算出各地的总分并进行排序，保障水平居前10名的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吉林、辽宁、山东、广东、黑龙江、新疆；11至20名是河北、山西、青海、宁夏、浙江、内蒙古、四川、甘肃、安徽、云南；21至30名是陕西、福建、湖北、西藏、河南、江西、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居前10名的有7个位于沿海地区。上海与贵州相比，相差近2倍；若按每一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费比较，上海比贵州高11倍，辽宁比贵州高出近3倍；社会保障覆盖面，沿海地区一般已达40％—70％，以西南地区为最低，除四川为21．7％外，云、贵、藏均不足20％；每一城镇职工和退休人员的保险福利费差距也很大，上海达3758元，广东、浙江达1900元，而内蒙古、江西不足千元；农村社会保障的地区差距更大，如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上海已达12.8％，北京、黑龙江、吉林、天津、新疆、湖北都在4％以上，而西部地区却在2％左右。农村养老保险有2／3的地区进展迟缓，基本未开展。社会保障理应对地区差距起调节作用，但实际上由于社会保障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发达地区福利水平提高较快，从而加剧了地区差距的扩大。<br/> 从上面的排序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总的趋势是社会保障快于经济的发展，但也有部分地区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如海南、福建、浙江社会保障的综合得分居全国第30、22、15位，而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则居全国第18、11、8位，两者相差10位左右。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后，各地社会保障发展迟缓，慢于经济的发展，以1996年与1991年相比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12.1％，同期社会保障总支出仅增长6.8％，慢了5.3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1991年的5.9％降为4.5％。分地区看，除西藏、青海、贵州比例上升外，其余27个地区均呈下降趋势，其中以黑、辽、吉下降最多，分别下降3.9、2.7和2.3个百分点，内蒙古、海南降了2.2和2.0个百分点，东北地区每一职工和离退休者的保险福利费增长最慢，主要是这些地区国有老企业比重大，停产、半停产企业较多等原因所致。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研究动态<br/><br/>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学术动态课题组在最近完成的一份学术报告中，就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的有关观点进行了综述：<br/> 东亚发展模式问题研究现状<br/> 关于东亚发展模式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观点：<br/> （1）认为东亚经济是市场竞争之上的管理经济，是一种开明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体制模式。对东亚地区迅速启动现代化来说，“开明极权主义”———坚强有力的经济行政机构和政府介入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战略要求国家必须以密切注视成本、价格和世界市场的方式来指导经济活动，并支持和发展富有活力的竞争性的私人经济。因此，它们必须采取“开明的”极权主义，并同市场原则相结合。这种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化的经济行政结构模式的要点有三：一是有一个不屈从于国外资本和本地利益集团，并尽可能廉洁的行政精英实施的稳定的政治领导。二是有一个遵循市场原则和利用经济干预方法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的强有力的政府。三是在统一国民经济目标引导下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相互合作，政府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br/> （2）认为东亚模式是现代化模式中的新模式。这一模式具有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征。其经济模式特征是：经济优先主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收入分配相对均等→高经济增长率。其政治模式特征是：贤明型权威主义政治体制（一党或军人）集权—强制型措施＋专家治国＋健全法制＋反腐倡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渐进民主化进程。其文化模式特征是：儒家传统文化（取精华去糟粕）＋西方文化（取精华去糟粕）→东亚现代化文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br/> （3）认为东亚模式是一种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新模式，其基本涵义有三：一是政治上的集权统治与经济上的自由化相结合；二是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执行灵活有效的经济政策；三是共同遵守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体系。这种模式是在东亚的具体历史、政治任务和文化环境下形成的，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它虽可供一些发展中国家参考，但并不具有普遍性，不具备普遍推广的可行性。<br/> （4）认为把东亚模式视为经济发展模式，或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或经济体制模式，这均未从本质上揭示出东亚模式的真正涵义。从本质上讲，东亚模式的内涵是一种制度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不仅是经济过程，同时还明显地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政治过程，表现为以有效的政府替代不断发育和扩张的市场。是理性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在产权、决策和经济运行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组织及其规则，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东亚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对当代西方发展理论提出了鲜明的反论。<br/> （5）认为东亚国家正在为世界提供新的社会政治发展模式。西方那种认为东亚经济发展奇迹是在没有民主制度条件下取得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是同民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并肩前进的。东亚的经济奇迹是在一种崭新的民主体制下取得的，这种民主体制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强调政府的强大作用，把民主与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二是强调集体精神，把民主与集体精神结合起来；三是强调纪律和权威，把民主与严格的纪律结合起来；四是强调奉献精神，把个人权利和对社会的义务结合起来。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书刊评介<br/><br/> 《中日宏观经济体制模式比较研究》<br/> □刘东杰<br/> 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张今声和刘延平主编的《中日宏观经济体制模式比较研究》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作者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侧重对中日宏观管理体制进行较系统的比较和分析，包括正面效应、负面效应及其动态发展进程，同时注意东西方不同模式的比较对照，从中发掘出有利于我国改革的一些思路和实际经验。<br/> 通览全书，有以下特点：第一，观点鲜明。作者认为，传统体制的弊端，集中体现为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过多、管得过死，所以增强企业活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从改革宏观经济体制入手。十几年来我国为搞活企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不能适应企业改革的要求。第二，容量丰富、系统。该书主要对中日经济模式以及政府机构、职能与行为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了日本政府的经济职能及机构设置和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效率的对策；对中日两国所有制结构进行了比较研究，找出了差异性问题；对中日两国的宏观经济调节机制、产业政策、金融政策以及高新技术与高新产业开发、社会保障体制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对日本国土资源管理、外贸体制与政策均作了详细的介绍、剖析，提出了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国土资源管理和深化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该书以丰富的资料使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第三，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关于日本的资料和数据，作者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中、日两国政府有关文献以及作者进行的实地调查等，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本书又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比如在第二章政府机构、职能与行为比较研究中，作者首先介绍了日本政府的经济职能及其机构设置，以图表和文字并重的形式反映其内容，让人一目了然，而后找出日本政府行为的特征。最后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关于我国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行为效率的对策，提出了实现政府行为的合理定位，转变政府的行为方式和加快政府机构改革的有关建议，因此具有一定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书刊评介<br/><br/> 《汉正街市场志》<br/> □黎智<br/> 由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与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管理委员会合作编纂、朱文尧主编的《汉正街市场志》，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该书记载了汉正街市场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特别是近20年发展起来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详细情况，把现在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汇集于一册之中，便于查阅，可供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利用。<br/> 提供完备的地情资料，是从实际出发的必备条件。地方志性强正是以其资料性强的特点，为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各界人士所看重的。《汉正街市场志》的优点是资料丰富、新颖。历史部分，实际上叙述了汉口成为国内中心城市之一的形成、变迁的历史过程，脉络清晰，是武汉市地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和建设情况，以及这个市场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br/> 该书的缺陷是科学的、系统的统计资料尚嫌不足。这就需要有关单位（如统计局）帮助市场管理部门设计一套可行的统计技术，使市场统计工作更趋完善。因为反映当代情况的志书缺乏统计资料，无疑将削弱其使用价值。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书刊评介<br/><br/> 《刑事执行法学原理》<br/> □董建勤<br/> 由力康泰、韩玉胜合著的《刑事执行法学原理》，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br/> 刑事执行是伴随着刑罚的诞生而出现的，是对刑事判决的执行，涉及到各种刑罚的执行问题，范围很广，是整个刑事司法活动中非常关键的环节，世界各国都把它作为重要问题予以研究。我国的刑事执行工作也一直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1954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并在此基础上，又于199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有力地推动了刑事执行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但我国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尚未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刑事执行法学原理》一书从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刑事法学专著。<br/> 该书是我国《监狱法》颁布实施以后第一部关于刑事执行问题研究的专著，全书由导论、分论及比较研究等四个部分构成总体框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监狱法》及其他相关刑事执行法律为依据，以刑事法学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成功教育改造罪犯的伟大实践，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刑事执行法学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理论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该书对刑事执行法学在刑事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与研究，充分体现了本书作者较早提出并一贯坚持的观点，明确指出：我国刑事法律是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和实施性的刑事执行法共同构成的一个完整统一体，《监狱法》虽然涵盖了刑事执行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其全部内容。书中所提出的一些具体设想，对制定和完善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相配套的刑事执行法典、对刑事执行法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及加强刑事执行的立法和司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书刊评介<br/><br/> 《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br/> □刘东红<br/> 本世纪末，中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保持在8％以上，这对于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论证我国国民经济在1998—1999年期间继续在高速增长区域运行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各增长支持因素的发展趋势和所要求的政策条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预测部与经济科学出版社合作主持并特邀20余位国家各部委的有关专家参加，开展了“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课题研究。作为该项课题的研究成果———《世纪末的中国经济增长》一书，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br/> 细读此书，它有以下三个重要特点：一是对确保8％增长速度的困难作了充分估计；二是系统研究了支持增长的各方面因素及其所要求的政策条件；三是定量化地给出了若干增长方案的比较和对国际增长环境的估计。另外，该书的主要作者为国家各部委的有关专家，这就使得该书研究起点高、涉及面广，并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该书汇集了众多专家的第一手材料，论据翔实，内容有创新；在论述中则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第5版(学术动态)<br/>专栏：<br/><br/> 黄河上游水如镜。本报记者 许林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