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7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小心“猪作饵”
  杨洪立
  慎微十分重要。许多人之所以违法犯罪,就是由于不能慎微而一步步滑下去的。所以,一个人能做到慎微,确实难能可贵。
  但是,也须看到,慎微固然不易,而慎“重”,或曰慎“巨”,在某种程度上则更难。因为对一些人来说,小恩小惠、小名小利也许可以做到不动心,而在重利厚禄面前,则可能把持不住,因贪而铤身走险,以身试法。
  有一典籍《幽闲鼓吹》,就说了唐朝张延赏的一个故事。张延赏任节度使时,过问了一个案子。那案子牵涉许多无辜,冤情甚大,而且一拖就是一年半载,因为不少无形之手在暗中左右。张大人非常气愤,命手下主审官十日内迅速判决。可是第二天,张府桌子上就出现了一个小帖子,上写:“送钱三万贯,请别再追问该案。”张看后愈加愤怒,即刻叫来办案人员,说案子结得越快越好。第三日,桌子上又来了张帖子,上面印着五个金字:“送钱五万贯。”大人看后心想,想拿五万贯收买我,做梦!又把手下人叫来,限定两日内宣判。岂料第四日,那桌上又躺着一张帖子,虽无金字,可价码让人目瞪口呆:钱十万贯。这回张大人“站”不起来了,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说:“十万贯钱,可以通神,哪有不能挽回的事儿呢?我也应该知道,不停止追究有麻烦啊!”随后对手下人吩咐道:你们看着办吧!
  看看,随着价码的加重,张大人不是到底顶不住了吗?他固然有“怕麻烦”的一面(也许是遁词),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钱的威力吧?三万五万都能顶住,张大人的定力也算不错了,比起今天某些人三千五千就能出卖原则实在超出许多。可是,一旦到了能“通神”的程度,张大人的防线便彻底地垮了,这重金、重利的威力还不可怕吗?
  对这个道理,其实古人也早就认识到了。《孔子·抗志第十》载: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卫国住着。卫国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钓到一条很大的鳏鱼。这条鱼大得可以装满一辆车。子思问他:“鳏鱼是很难钓到的鱼,你用的是什么办法呢?”钓鱼人回答说:“我开始下钩的时候,只挂了一条鲂鱼作饵,鳏鱼游过去时看也不看它。后来我改用半只猪作饵,它就吞下上钩了。”子思听了长叹道:“鳏鱼虽然难得,却因贪食钓饵而死;读书人虽然懂得一点道理,也会因贪图利禄而丧生啊。”
  鳏鱼的教训也告诉人们,懂得道理的人,要真正做到不“贪以死禄”也不容易。如今查出的大案要案,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其中的原因之一,恐怕是与这“猪作饵”的重利诱惑有关。因此,在今天,一般地懂得反腐倡廉的道理还远远不够。要经得起重利的诱惑,那就非得有一套严格的制度监管和更高的道德修炼不可。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茶楼

  爱兮归来
  吴若增
  一句朴朴实实的话,竟然将我深深地震撼了!那是巴金在几个月前,在一封致小读者的信中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
  是的,这就是巴金!
  是的,这也就是文学!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巴金的伟大的谦虚。不,我不这么看;相反,我倒是相信这是巴金对于自己一生创作的概括与总结。
  对待作家,我们惯常的观察角度是———他有没有才华?他有多少才华?品味了巴金的这句话后,我以为我们应该明白才华对于作家对于文学的意义其实有限,而感情和爱才是根本!
  每一次阅读巴金的小说或鲁迅的杂文,都会使我激动不已。我终于知道,巴金的热烈与痛苦,鲁迅的深刻与愤怒,其实都是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和同胞那无限的爱。正是这种无限的爱,激发了他们的写作热情,也激发了他们的写作才华。在这里,爱是他们的创作之火,才华是那火的闪光。可以说,没有爱,便没有鲁迅,便没有巴金,也便没有了他们的才华!
  由此,我以为可以抽象出一条规律来:有多少爱,就会有多少感人的作品留存。不独对于鲁迅和巴金是如此,对于全体作家也是如此。
  远的不说了,仅以“文革”后的文学而论,就不难看清这一点。
  “文革”后的新文学初期,一大批作家冲上文坛,尽管他们在写作手法上或已荒疏或还稚嫩,但由于压抑已久,心中有许多爱的火要喷发,在一个时期里他们写出了一大批令人读了血热心跳的文学佳作。
  本来,中国的作家们应该珍惜这一可喜的势头与起点,保持这样的感情与热情,使作品走向成熟,进而以几部留世之作完成这一历史性的文学使命;可惜的是,这种势头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显得越来越微弱了。
  不能说这十年来没有好作品没有好作家,但作为一种倾向,我们的许多作品与评论,较少谈论感情谈论爱,谈的更多的是语言是结构是手法是感觉……对祖国和同胞的豪情万丈与撕心裂肺的爱,已鲜能看到了;看到的更多的是相互吹捧或铜臭气。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已经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日益成为许多读者内心真诚的呼唤。呼唤崇高、呼唤圣洁、呼唤黄钟大吕式的文学巨著的出现,已经汇成了文坛的最强音。
  据报载,巴金的这句话是在他近期写给小朋友们的信中说出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另有所指,或另有批评,但至少,我相信这是九十多岁的文学老人对于中外文学史和自己的写作史的最高概括,因此,理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与深思!
  爱兮归来!
  文学归来!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听取蛙声一片
  谢云
  川端康成曾说:“一听见雨蛙的鸣声,我心田里忽地装满了月夜景色。”读到此语,我心田里虽未装满月夜的美景,但记忆里的阵阵蛙声,终究是再一次浮现了出来。
  真正的乡间的夜晚,是寂寥而冷清的。特别是早些年,在末秋到初春这段漫长的时光里,每到入夜人定后,往往就只有零落的鸡鸣犬吠,聊作静夜中的点衬。但到春末夏初,情形就大不同了。首先是各种鸟儿,麻雀、布谷、斑鸠、喜鹊之类,从早到晚,都在房前场院里,或屋后竹林中,切切烈烈地歌吟翩舞着。连各色的花儿,也不甘寂寞,纷纷地绽放了。桃红,李白,菜花黄,你先我后地撵着趟儿。便是到夜晚,鸟宿花眠,也还有盈盈满耳的阵阵蛙鼓,激昂亢奋地噪闹着,将落寞的静夜和旷野,喧嚣得热情洋溢,生机勃勃。
  其实,早在春风初拂,春水甫暖时,蛙们就已从蛰伏了一冬的洞穴里钻出来,抬脚伸手地四处活动了。只不过,那时它们多半沉默着,悄无声息。但在塘边或河畔,一茎茎水草或被水浸润的树枝上,已能见到一团团密密麻麻的黄褐色籽粒,被一网似有若无的膜状物粘连着,浮拥着。那便是蛙卵了。再过些日子,就会有一群群墨黑墨黑的蝌蚪,在乍暖微寒的水中,娇憨可爱地摇摆着尾巴,游来游去,倏停倏止。我们叫它“摆尾子”,很形象,很写真。记得那时,总要捧捉一些回家,养在盆或瓶里。但往往,刚见着它们褪尽尾巴,长出双脚,一眨眼再看,就不见了踪影。小蝌蚪到哪里去了呢?我们那时颇觉疑惑。读了书后,才知道是“找妈妈”去了。这时节走在野地里,便随时可见鼓突着晶亮眼睛的蛙们,蹲伏在路边草丛中,或树荫里。听得人的动静,便蹦跃而起,划一道美丽的弧线,就咕咚一声,潜入水里。只留下一圈圈微漾着散开的涟漪。
  惊蛰后的第一声蛙鸣,极像时令的“揭幕鼓”,颇能让人恍悟季节的变更。印度人在其上古诗集《梨俱吠陀》中,曾以“默默沉睡了一年/似婆罗门守着誓言/青蛙现在说话了,说出/这雨季最潮湿的语言”这样动情的抒叙,来表达他们初闻蛙鸣的愉悦和欣喜。但是,真要听取成片的蛙声,却得在喧闹的夏天。那正是割麦插秧、抢收抢种的大忙时节。“乡村四月闲人少”,连蛙们,也自昏至晨不甘寂寞地呐喊着,鼓噪着,似欲为节气和农事助阵加油。
  亲近过乡间的人都知道,蛙们并非只是被“拟声”了的那般单调的咕嘎咕嘎。细细辨听,蛙鸣也颇丰繁缤纷。有唧唧呱,也有咕咕咚,有咯咯咯咯,也有咣咣咣咣,还有唧咕唧咕,咣咚咣咚。或远或近,或高或低,或独奏或合唱,或粗亢或清越,都沉雄嘹亮,清澄明朗,疏密有致,意趣天成。再与田园之清翠,沟渠之潺潺,星月之辉光融融汇集,其境界之恬静纯粹,是再高妙的乐师也难以合成的天籁。而如此丰繁缤纷的声音,充斥于原本寂寥的乡夜,随着暖暖荡荡的水温、水汽,铺排开去,也很容易让人沉醉动心。有时夜梦恍惚中醒来,谛听着窗外鼓乐般响响歇歇的蛙鸣,总觉得似乎只有它们,才是那寂寥田野中的真正主宰。
  早年在乡间,听说过“蛙声如潮带雨来”的谚语。那往往是在久热苦旱,万物望雨之时,骤雨将至,闷热已极的夜晚。蛙鸣较平常就更其激切喧腾。如鼓,阵紧一阵;又如潮,浪高一浪。父亲就说,“是青蛙在向天祈雨呢”。我起初颇不相信。但很快,大雨果真就在蛙声喧响中,雷鸣电闪间,挟风而来,瓢浇桶倒,如泼如泻。蛙群便悄然沉寂了,仿佛正静心地享受着甘露的淋洗。直到雨歇风住,凉意渐生,才蛙声再起。先是东几句,西几句,清晰可数。紧接着便汇聚成片,又是密不可分的如潮蛙鼓了。
  我因此自小就知道,蛙是益虫,又是祥物,古人曾筑庙祭之,作诗颂之。宋人赵师秀有“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之句,对仗工稳,寓意涵永,向为人称道。但最令我动情喜爱、感慨系之的,却是辛弃疾“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两句。寥寥数语,不仅描摹了一幅八百年前的田园风景,更借此述说了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它不仅是在咏诵蛙声,更是在表达一种真诚的祝愿,一份深广而善良的关怀。这种关怀,我以为,正是诗人道义和良知的体现,也是它让我怦然心动的原由。
  我固然明白,在不少文士诗人眼里,蛙声是有着浓郁的诗意和音乐的禀赋的。而倾情于蛙声,也便是倾情于那种恬淡善美的诗意,那种祥和雍容的感受。但我,却始终不能超然于自己的经验和经历,超然于田野、庄稼、农事之外,带着禅意和虚静去欣赏蛙声。———事实上,每当蛙鼓如潮的季节,我总是以一颗挚诚的农人的心,甚或,以一株水稻、一秆苞谷的纯朴的心,去观望天地,虔敬地祈愿着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或许只有我知道,这一点,对我们脚下这块土地来说,是多么重要和珍贵。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乐凯之光

  街上行
  秋雁 摄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难舍木鞋情
  王世军
  我的老家红安以“将军县”著称于世,当年也以贫穷闻名遐迩。我们村是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穷村,我们家又是穷村里的穷户,而我,又是穷家中五兄妹的“穷老大”。
  由于家境贫寒,读高中了,我仍穿着父亲制作的木板鞋子。一块木板,画个鞋印,再锯成鞋板,在边沿凿上两个眼,系根布带子,就成了我仅有的鞋子。从家里到学校三四十里地都是崎岖的山路,每周要往返两趟。每次来回,一路上磕磕绊绊,吧吧嗒嗒。有时为了赶路,布带将脚背勒得青紫青紫的,这道痕迹勒在脚上,也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底。就这样,从春暖扬花直穿到秋霜飘零,冬夏轮回,履痕处处,木鞋也由长变短,由厚变薄。日子久了,倒觉得木鞋套在脚上走得板正,实在。
  念完中学,我于1976年初春,拖着吧嗒吧嗒的木板鞋参军入了伍。换装的那天,我穿着光荣的“解放鞋”,前后左右打量了半天,反复和木板鞋比较着,心里喜极了,兴奋得一宿没有睡好觉。我想,穿着这双“解放鞋”,不管路有多险多难,我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后来,我部奉命赴边疆执行作战任务。我穿着解放鞋,走向硝烟弥漫的战场。一天拂晓,战斗即将打响,上级命令我部赶赴某高地,阻击敌增援部队。由于地图与地形的差异,部队按预定路线已无法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全团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团和连队首长点名让我深入敌后,抓名俘虏提供行军路线。黎明前的黑暗时分,我独自一人在荆棘野林中走着,冒着随时都有踏雷、摔伤、扎伤和被敌人反擒的危险,勇敢地向敌营靠近。经过一番分析、勘察,不到半个小时便将一名“舌头”抓获,押到了指挥所,为部队及时开进和完成作战任务提供了线路和时间,我也光荣地立了战功。
  我穿着草绿色的解放鞋,在军营走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从中原的大别山走到桂南的十万大山,从豫西的伏牛山走到燕赵的太行山,又从江南走到塞北。军旅岁月的洗礼,脚下的“解放鞋”泛黄变白了,而人生的信念、理想与追求日趋丰稔起来。
  后来,我提了干,待遇提高了,生活宽裕了,但那段穿木板鞋的日子却总也挥不去,抛不开。有一次,公务员见我换下的胶鞋破了个洞,随手扔进了垃圾桶。我感到可惜,又把它捡了回来,到鞋摊修补好,穿在脚上让它继续“服役”。几天后,部队向灾区捐款捐物,我第一个将新发的胶鞋拿了出来。公务员拿着崭新的胶鞋,摸摸脑勺,愣了好半天。
  今夏,一位昔日的“木履”同窗做生意发了家,开着高级轿车专程来部队看我,交谈中忆起了脚穿木板鞋的日子,感慨颇多。他见我脚上还穿着很旧的“解放鞋”,便执意要给我买双高档皮鞋,被我婉言谢绝了。
  我常想,“解放鞋”虽然显得土气些,但总比木板鞋进步、舒适多了。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同学录》
  ——现代藏品的宠儿
  秦杰
  同窗数载,校园惜别,人过了中年,回味最多的当属学子生涯。同桌的你,对面的他,少年时的纯情,怎不令人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同学”这一称谓,含朋友、同龄、至交、亲情于一身,怎一个“深”字了得!
  中国新式学堂仅百年历史,印有《同学录》的为数不多。如《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同学录》1913年印行,收录毛泽东、陈昌炽等学生,此书是国家一级文物。《黄埔同学录》集国、共军政要人于一册,早年的印本价值连城。
  我收藏《同学录》注重早年名牌学校。如1919年《南开中学同学录》收录周总理、马骏烈士等,此册北图、革博、南开中学、周恩来纪念馆均未藏,可谓镇堂之物。《北洋大学同学录》收录革命先烈张太雷,烈士之女为我在书上题写“先父大人永垂不朽!”足见珍贵。《北京大学同学录》我按年代系列集藏,文化名流、学界泰斗数不胜数。
  收藏图书讲究版本、稀见、系列、专题,但不必非宋、元、明不可,那不是工薪层的玩物,“学费”太贵。上海藏界传来信息,带照片的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同学录》每册早已近万元,只因这届毕业生中有天下皆知的一代伟人。
  这倒使我想起给藏界的朋友们提个醒:中国第五代导演同出于一届毕业生,虽仅十几年,这册《同学录》谁要是见到,囊中羞涩也无妨,身上的外衣、手上的表、胯下的车,一股脑端给卖家,你一定能享受到影视“大腕”们的气派!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多味斋

  自讨苦吃
  董其中
  近年,我和诸多带苦字和有苦味的饮食打起交道来,如吃苦菜、苦瓜、苦荞面和苦荞茶等,可谓自讨“苦”吃。
  苦菜是北方的一种草本野生植物,过去只是穷苦人果腹充饥之物。著名诗人公刘有诗曰:“喜鹊出窝窝还在,闪下个妹妹你走了口外……挑一苗苗苦菜跌一道道沟,唱一声山曲曲解忧愁”。旧社会苦菜总是和“走西口”、受苦人联系在一起,它似乎是穷人的专利品。然而,现在情况则不同,农民把大包大包的苦菜拿到农贸市场来出售,吃苦菜成了城里人的时尚和乐趣。故流传着这样的话:“城里人吃苦菜,乡下人吃大肉。”这说明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普遍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讲求如何吃得更有益于健康。感到光吃大鱼大肉是不行的,是会出问题的,还必须吃蔬菜,吃绿叶菜,吃野菜……于是那过去不起眼的苦菜便成了人们的抢手货,有的地方还把苦菜加工成罐头。我见到在那些大酒大肉的餐桌上,苦菜一上桌便被食客一扫而光。苦菜又叫苦苣,除苦苣外,还有甜苣,苦苣有点苦,在夏天吃苦菜,不仅可以调节口味,还可下火清热。
  苦瓜,过去广泛栽植于我国南方,为一年生草本菜蔬。我的老家在井冈山下,家门口有母亲作务的一个菜园子,年年总少不了种苦瓜。炒苦瓜成了家常菜,也是我一直爱吃的菜,可以说我是吃苦瓜长大的。现在北方也广泛栽植苦瓜,在夏秋两季的农贸市场可随便买到,即使在冬天,由于有了温室栽植,我们也能吃到苦瓜。苦瓜的吃法也多种多样,可用来炒肉炖肉,也可凉拌。苦瓜炒肉时加入点鲜辣椒更有滋味,是颇具特色的菜肴。苦瓜好就好在它味苦,“良药苦口利于病”,苦瓜可以消暑解热,还有降低血糖的作用,所以备受人们青睐。
  苦荞面和苦荞茶,其主要原料都是苦荞,它是荞麦的一种,为一年生草本作物,适种于北方高寒地区,其子粒供食用。据盛产苦荞的某地调查结果表明,因该地区农民常食苦荞面,而很少有人得糖尿病,进而对苦荞作药理研究得出结论,苦荞具有降血糖和清热解毒的功效。因此,供糖尿病人食用的苦荞面和苦荞茶应运而生。这两种食品均无苦味,面汤和茶水呈金黄色,十分诱人,为糖尿病人乐于食用。我之所以吃苦荞面和苦荞茶,就是因为三年前染上了糖尿病,由于及时有效治疗,现血糖已趋正常,自我感觉良好。我想,这与吃“苦”的辅助治疗是分不开的。此事提醒我,必须讲求科学饮食,这才是真正的提高膳食质量。
  说到吃“苦”,使我想起我喝啤酒的一段经历。不会喝酒的人认为啤酒味苦,当初我也这样认为。那是1954年夏天,我在上海参加高考,一天我去最大的百货公司先施公司游逛,看见那里零卖啤酒,一角二分钱一杯,我好奇地买了一杯,喝了一口觉得太苦就放下了。后来到京城上学,两年过去了也不喝那啤酒。到了第三年,一个大热天,我和一个同学外出,正当晌午,炎热难忍,那同学买了一瓶冰镇啤酒,我也跟着买了一瓶。那时北京是在一个大木筒内盛上大冰块,然后把啤酒放入木筒内进行冰镇的。由于炎热,当那一瓶冰镇啤酒一口气喝下肚,顿觉凉意沁透全身,舒服极了,不感到一点儿苦味。从此以后,我改变了对啤酒的看法,不仅不感到它苦,反而觉得它甜,喝啤酒成了我生活中的乐趣。报载:我国一年喝掉的白酒相当于一个西湖。可想而知,一年喝掉的啤酒恐怕就不止于一个西湖了。这也说明啤酒是越来越为人们所欢迎,它的苦味是为大家所接受的。
  由此看来,要吃“苦”,首先得实践,就是说你必须去吃它,一口两口三口地吃下去,吃多了就习惯了,也就不觉得苦了。那舶来的带有药味的“可口可乐”,由于大家都来喝,如今不是成了家喻户晓的饮品吗?一些好的东西,由于不去接触,可能一时被拒食,但终归会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其次,出于某种特殊需要。心理学讲,兴趣是与需要有关,由于吃“苦”能治病,治病要紧,你就愿意去吃“苦”,先从认识上来个转变。再其次,在某种环境和氛围下,苦味便会降到次要的位置。除习惯外,吃不仅与环境和氛围有关系,而且与地域、季节,以至个人情绪和文化素质等有关系。如今,我感到苦瓜、啤酒那种与众不同的特有的口味是一种雅味。品味它,如同欣赏古诗词、交响乐、芭蕾舞等一类高雅艺术。
  吃“苦”、论“苦”,“苦”中有乐,以吃“苦”为乐,确是一种美的境界,美的享受。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签字的讲究
  贺生如
  若干年前,我曾听一位从政的战友无意中透露过这样一件事:找某人签字批条,一定要让他用铅笔签,而不能要他用别的笔,尤其不可要他用毛笔签。当时我大惑不解,毛笔签名何其郑重又何其庄重,练习书法、附庸风雅不是时下许多官员的嗜好吗?而铅笔签名又何其随便、何其草率?朋友见我一头雾水,知我在这方面尚属小儿科,远未登堂入室,自然不便深谈,赶紧将话题扯到别的方面。我也觉得此事实属匪夷所思,听完也就拉倒了。
  不想近日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二十六集电视连续剧《人间正道》,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平川市委那位“年轻老成”、从不干正事而专门琢磨如何整人的肖道清肖副书记,对其亲信就作了如下交待,如果我在批条上只写一个“肖”字,你千方百计都要办好;如果写了“肖道清”三个字,你就看情况,办不办都可以;要是写“道清”两个字,你无论如何也不要办。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这使得我对若干年前的那个疑团也找到了答案。这也足见“艺术源于生活”是一点也不错的。
  人民公仆为人民,应当行得端,坐得正,光明磊落、用好手中的笔,手中的权,就像焦裕禄、孔繁森那样,而千万不要沾上肖道清那样两面三刀的政客习气和作风。


第12版(大地周刊·周末副刊)
专栏:

  鸟语花香(中国画) 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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