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化)
专栏：
买书不用到书店，古老的售书方式面临新的挑战——
方兴未艾的图书俱乐部
李文生
足不出户读好书
读书人也有读书人的烦恼。逛书店自然是很美的享受，代价却是读书人最珍惜的时间；而且这也只是城里人的奢侈，与边远地区的读者是无缘的。读书人又常常手头并不很宽裕，在琳琅满目的书架上突然发现一本装帧精美的图书，也许会令你眼睛一亮，但翻看一下封底的标价，踌躇再三你只好把它放回书架。其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最紧要的还是如何从全国500多家出版社每年出版的10万余种图书中选择自己需要的图书，又无沧海遗珠之憾？
稀缺就是商机，精明的商人们组织成立了图书俱乐部。于是在“创造读书风气，提高人类素质”的公益大旗下，商人们坐等利润，读书人的烦恼也似有迎刃而解的可能。
图书俱乐部又称书友会，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的书店零售方式，以会员制和直销为特色的现代图书发行方式。它通过收取一定的会员费、无店邮寄、出版专销版等方式取得商业利润，与此同时，它为会员提供寻书、低额打折、专家导读等多种便利服务，客观上还具有“创造读者”、“推广读书活动”等社会功用。法国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的会员以前是从不买书的，30％以上的会员加入俱乐部后比以往读了更多的书。
1891年第一家图书俱乐部诞生于德国。历经百余年的发展，现在西方图书俱乐部已相当流行。美国现有图书俱乐部166家，会员人数达900万，丹麦60％的人参加了图书俱乐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俱乐部是有近50年历史的德国贝塔斯曼书友会，它在全球有会员2700万，1995年抢滩我国上海。
我国较早的图书俱乐部有人民出版社的东方书林俱乐部，其后有共青团中央的中华青年读者俱乐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中国职工读书网络、上海交大昂立书屋的博雅书友会、北京席殊好书俱乐部等。目前全国共有规模不等的图书俱乐部近40家。
经营运作各具特色
东方书林图书俱乐部挂靠人民出版社，是由全国各地人民出版社参股的国有经营实体，成立于1995年5月，现有会员1．5万人，会员大多数为需要高品位、学术性图书的学者、干部等。俱乐部为读者提供的服务主要是邮购、打折，同时也为边远地区出版社的图书进入上海打开一扇窗户。
民营的席殊好书俱乐部在国内率先按国际惯例运作，专家导读系统和连锁书店与会员制相配合，最具特色。翻开1998年第3、4期的好书俱乐部《好书》赠刊，在专家导读这一栏内，我们会看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总策划朱正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城北等9位专家所写的14篇书评。“目前市场上的图书太多了，读者很多时候无从挑选。现在好书俱乐部提供了检索功能，当然是件好事”，著名作家刘心武说。
通常图书俱乐部的售书方式是邮购。好书俱乐部除邮购外，还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民营的跨地区连锁书店，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个城市有7家分店，把无形销售和有形销售有机结合起来。
上海贝塔斯曼书友会是德国老牌的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与上海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合资组建的，双方共注资1200万美元，其中德方占90％，中方占10％。据市场部经理顾先生称，自1997年1月正式在上海运营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已发展会员达26万余人。此外，贝塔斯曼还以成熟的管理经验、完备的电脑系统令国内同行难以望其项背，其销售的图书以大众化的畅销书为特色。
苦苦支撑等待时机
好书俱乐部自去年7月开办以来，已吸纳会员近4万人，业绩已是不菲。但是，据席殊本人透露，好书俱乐部经营状况其实“很艰难”。东方书林俱乐部主任谌嘉也坦陈：“没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只能维持现状，等待时机。”贝塔斯曼市场部的顾经理更不隐讳：“正在亏损，还处于投资期。”一方面现有的图书俱乐部都在苦苦支撑、在亏损，然而另一方面，一些文化公司、出版社、杂志社如《半月谈》、《战略研究与管理》等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办新的图书俱乐部。
在国外，图书俱乐部的特征之一，也是其获取利润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出版专销版。美国的专销版图书占其图书销售总额的80％。其做法是俱乐部向出版社购买专供会员的俱乐部版权，自己印刷，这样就能获得出版社约20％的让利，俱乐部再让利一部分给会员，这种无店面的销售形式对出版社、俱乐部和会员三者来说都是有利可图。但时至今日，由于传统和法规等方面的原因，我国还未有一家俱乐部曾出版过真正意义上的专销版，这也是制约图书俱乐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图书俱乐部业的兴起是成熟图书业的标志，但它前面的道路还很长。
席殊好书俱乐部每月书评会，前排右起为党史专家龚育之、漫画家丁聪和老出版家沈昌文。（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
铸重器者必诚
——徐诚和他的出版理念
本报记者 卢新宁
目光灼灼的徐诚坐在青岛出版社社长办公室里，有一种与窗外清丽秀美的红瓦绿树不相干的豪壮。徐诚，10年的碧海蓝天也没有改变你的大漠性情吗？徐诚豪爽地伸过手来，笑得一脸真诚。
“伯乐”编辑
1980年，衣衫褴褛的王贤才走进徐诚的办公室，喃喃说起自己8年冤狱中翻译了一本《希氏内科学》。时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汉文科技编辑室副主任的徐诚慨然应允出书。那时，王贤才这位50年代青岛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还是个既未摘帽，也未平反的“反革命”。在那个坚冰未融的年代，许多人是避之惟恐不及，徐诚却与之携手，集5年之力，将这部举世瞩目的医学巨著翻译出版，成就了文化出版领域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许多人还记得《光明日报》专门为徐诚组织了一场“他该不该得伯乐奖”的讨论，进而引发了人们对知识和人才价值的思考。最终，徐诚成为中国出版界第一位“伯乐奖”获得者。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这是徐诚自当编辑以来，时刻牢记在心的。出版是构造人类文明大厦的一项基本工程。作为编辑理应不拘一格潜心发现与培育人才，待人以诚，心诚则灵，大作品、好作品才得以面世。30多年的出版生涯里，徐诚无数次面对世俗偏见与传统观念的挑战，使许多沉埋在尘垢中的珍珠发出夺目的光彩：张颍清从一个回乡青年到一门新学科的创立者、国际全息生物学会终身主席；樊建修从包头市普通的二级钳工，被破格晋升为计算机软件高级工程师……
“大将”社长
1988年，45岁的徐诚被求贤若渴的青岛当作“内蒙古挖来的一棵参”调到了草创不久的青岛出版社。
两年后，徐诚为青岛出版社夺得了建社以来第一次全国大奖。其后，又推出了《中华20世纪丛书》、《中国针灸四大通鉴》、《东部热土》等雷霆之作，年年夺标。一个地方出版社连续5年获国家图书大奖，在国内出版社中可谓首屈一指；而1997年，青岛出版社又连夺3个国家大奖，即使是大出版社也未必能望其项背。徐诚主持制定的许多选题，被列入国家“八五”、“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是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入选最多的出版社之一。青岛出版社赢得了“社风正派，书品高洁”的称誉。而徐诚也以“大将风度”闻名出版界。
这期间，徐诚获得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也是这期间，徐诚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以人为本，整体推进，持续发展。”他提出，人是出版活动中最具活力的因素，以培育时代精神、传播知识、积累文化为己任的出版事业必须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因此，编辑部应该是人才开发部。“整体推进”是指依照现代大传播的概念来规划各种媒体的协同合作，将书、报、刊这三种长短不一的媒体在一个组织机构内整合起来，形成立体的规模效应，共享文化资源与市场。“持续发展”既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化命题。要深入洞察出版的产业特征，同时也要培育出版社的文化风格。
敢为天下先的徐诚开始了集约化的青岛出版集团的组建，开始了电子出版物的开发、精品书系的长远规划。近年来，他一直着手按照国际大传播的格局来设计青岛出版的产业框架，其雏形是多种媒体的一体化。如今，青岛出版社的建制就包括一报、三刊、七个图书编辑部，还有电子出版物开发部门，在国内率先冲破条块分割的单一传媒格局。
“大器”官员
在青岛出版社庭院的最显要处，矗立着一幢气派非凡的建筑“崔子范艺术馆”。这里收藏展示着崔先生等艺术家的数百帧绘画艺术珍品，属琴岛一景。由出版社出巨资修建艺术馆，聚丹青华章以培育艺术精神，在国内出版界实不多见。这让人想起当年张元济主政商务印书馆时，创办东方图书馆，惠泽沪上文人学子的雅举。在徐诚看来，艺术馆本身就是一部活书，它的文化含量与价值远在某些图书的出版流传之上，由艺术馆支撑起的人文精神又何尝不是青岛出版社孜孜以求的内在气质。作为出版社社长和青岛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横亘于徐诚胸中的不仅是出版官员的政治热情和抱负，还有出版家的文化情结和瞩望。
在青岛出版社的大门上，很显眼地挂着一块“外国教材研究所”的招牌，徐诚就兼着这个所的所长。以前，这类研究所的招牌只能在老资格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门口才能看到，一个成立仅仅10年的城市出版社能与之比肩，不能不令人对决策者投去几分钦佩的眼光。如今，这个所主编的“优秀外国教材中译文库”已出版了英国中学生理科革新教材《社会中的科学和技术》。这部装帧精美的近百万字教科书，为我国教材改革提供了耳目一新的借鉴，一问世就受到教育界的欢迎。
徐诚宽敞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地图。工作之余，对图遐想就是他的休息。徐诚说，如果将上海和北京用一条线连接起来，青岛恰好就在这条线的中点上。北京、上海无疑是当代中国的两大文化中心，也是不可替代的出版基地。两地南北分踞，文化特色迥异，出版风格也各逞风流。青岛夹在这中间，自然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融合北风南韵，努力敲打出自家的特色来。
说起青岛，无人不知“海尔”、“青岛啤酒”，它们是青岛的支柱产业。而在青岛出版产业发展研讨会上，徐诚局长提出通过10年奋斗，将青岛出版业办成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支柱产业的设想。话语铿锵，显出他一贯的大器。如今的徐诚正为此番事业运筹帷幄。希望不久的将来，人们在关注“海尔”的同时，也能注目于“青岛出版”。
艺术馆建在出版社内，提示着主人深切的文化关怀。（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
真正的艺术品是朴素的
——高振宇其人其作
冯其庸
高振宇的陶瓷艺术品给我第一个直观感觉，就是各种器皿的造型都非常流动舒畅。任何一件器皿，只要你的眼光接触到它，就会随着它周身的线条而圆转自如，没有窒碍。器形单纯朴素而富有大家气，绝无雕琢感。这许多影青瓷的釉色，青而润、绿而嫩，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和朝气，使你感到特别亲切。看了这许多作品，我的脑子里很自然地跳出了六朝时大赋家江淹《别赋》里的名句：“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首两句拿来形容高振宇的釉色，我觉得是自然而贴切的。末后一句，时代不同了，但如果将一个“伤”字改作“欢”字，就完全切合现实了。
高振宇有一件影青瓷三足盘，其色如雨后青山，翠色欲滴，令人感到其釉色充满着生机，釉下仿佛有生命之液在流动。我给它取名叫雨后青。这个盘子如果盛上晶红的樱桃、杨梅，或者大红西瓜、荔枝、红菱等等，那真是别有风味了！
高振宇的作品，不仅仅是这一类充满生机、清淡雅致的影青水理纹器皿，他还有沉稳朴厚的作品。我见过他一件大圈足盘，乳白釉，酱色边缘。乍一看，以为是件宋瓷，仔细品味，才看出是新作，而其风格之沉稳，釉色之老到，让人一眼看去就爱不释手。
年轻的高振宇取得这样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除了他留学日本专攻陶瓷外，更重要的是出身于陶瓷世家。他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紫砂大师顾景洲。他热爱泥土，把泥土当作自己的亲人和挚友，做不好瓷器，他觉得对不起泥土。他有一桩宏愿，要提高日用陶瓷器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让人们运用这些陶瓷时如同与亲人在一起，如同天天看到自己赏心悦目的事物。他还认为真正的艺术品都是朴素大方而平易近人的。他不赞成过分的雕琢。
高振宇在陶瓷艺术上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熟谙陶瓷艺术的全部工序。从和泥拉坯制作成形一直到烧制成品，共二十几道工序他全部能熟练操作，而且他的每一件作品也都是经他亲手一个一个工序过来的，这就非常难能可贵了。据我所知，现代的陶艺家真能熟练操作全过程的，恐怕为数不多，但这是一个真正的陶艺家的最基本的功夫，其后来的艺术潜力的发挥与此是大有关系的。
第11版(文化)
专栏：
单田芳：快哉惊堂木
新华社记者 江涛
每天，他那略带沙哑、极富个性的声音，通过106家电台、电视台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约6亿人同时倾听他讲述历史沧桑、风云变幻。如果把他讲过的所有评书连续不断地播出，可以整整播30年。他就是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
一位听众说，“单”字繁体有7个“口”，“田”字又是5个“口”，再加上您本人一张口，一个人就占了13张“口”，难怪别人说不过您。可有谁知道，他这13张“口”是怎么练出来的？
单田芳出生于一个曲艺世家，祖辈、父辈或说评书，或唱西河大鼓。从小耳濡目染，他五六岁时就能有滋有味地说上几段《包公案》、《呼延庆打擂》。但饱尝世事艰辛的父母执意让他改换门庭，上学读书，1953年单田芳考入东北工学院理工科。也是命中注定，他偏偏因病住院耽误了半年多的学业，此时新中国已诞生4年，评书艺人开始得到社会的尊重，单田芳重新唤醒了对评书的兴趣。1955年他正式拜评书老艺人李庆海为师，取艺名“田芳”。单田芳在鞍山市曲艺团迅速走红。深感自己史学、文学知识不足的单田芳，1957年报考辽宁大学历史系函授班，深造了3年。多年以后，他谈起这个决定时仍感叹：“正是当时的学习为后来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底蕴。”
十年浩劫开始了。耿直的他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一次批斗中，他的满嘴牙被打掉了，连急带气，嗓子发炎变肿，原本清亮浑厚的嗓音也毁了———这对一个评书演员来说意味着什么啊！后来全家又被遣送到农村9年，铲地、送粪、割草、积肥……一边干着沉重的农活，单田芳还在心里默默地背着书。他背三国、背水浒、背聊斋，背学过的诗词歌赋。古书背完了背新书，新书背完了就背学过的课文和小说，实在没得背了，就从头再背。他还在心底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再说上自己热爱的评书啊！
1978年11月，单田芳终于得以平反。他回到了鞍山市曲艺团，又举起了心爱的惊堂木。从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里，单田芳仅同鞍山电台合作就录制了评书43部，共3500多段。一时间，单田芳的评书“说”遍全国。著名节目主持人王刚1993年出访美国，在华盛顿的一家华人商店里竟然也听到了单田芳说的《封神演义》，令他又惊又喜。
评书这门传统艺术，自古以来其故事梗概（行话称为“书梁子”）一直是师徒之间口传心记，许多“书梁子”在这个过程中散失了。单田芳很早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要在有生之年把所知道的评书全部写成书，传给后人。十几年里，他已创作整理出47部共2000多万字的评书小说，相继出版。速度之快、数量之大，令人惊讶。
评书节目大都是传统段子，而单田芳则大胆涉足近现代历史，他创作的《百年风云》、《乱世枭雄张作霖》、《千古功臣张学良》等书都颇受好评。今年，他又赶录了一部根据《90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改编的百集评书《江洋大盗缉捕纪实》。在他看来，评书不能墨守成规，需要贴近现实，走进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几年前，他在北京成立了“单田芳艺术传播公司”、“单田芳艺术学校”，把自己的评书改编成电视连续剧……人们从62岁的单田芳身上看到的，仍是20年前重返舞台时那个风华正茂的身影。20年前他曾由衷地感叹：“再没有比失去艺术自由更痛苦的了，也没有比彻底解放更痛快的了！”
叶金中 摄（附图片）
第11版(文化)
专栏：读者快递
从“入土为安”到“入塔为安”
——倡导新时代的殡葬文化观念
何人
目前在一些地区，死人厚葬之风盛行。南京普觉寺公墓现有墓穴7000个，5年前每个墓穴是700元至800元。近年来，花费在4000元以上的有3000多个；万元以上的1000多个；5万元以上的100多个；最豪华的墓葬是用大理石和汉白玉雕成的，造价高达12．5万元。
迄今为止，我国的土葬率仍高达66％，也就是说，每年700万死亡者有470万土葬。全国每年仅用于做棺材的木材就有3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我国4大林区之一的福建省一年的采伐量。
建造塔陵，实行塔葬，是我国殡葬改革的一个途径。比如江苏吴县市民政局与镇湖镇政府共同兴建的西华塔陵，位于姑苏城外的太湖之滨，一座塔陵可存放骨灰8万穴。
塔陵的兴起改变了公墓上出现的香火缭绕、交通拥挤的状况。人们在塔陵举行各种祭奠活动，或者将先人的生平事迹等音像资料永久地存放于塔陵，这种方式也显得比较文明。
如果从山顶洞人算起，我国的丧葬至今已有1．8万年的历史，古代书籍记载了各种丧葬形式，塔葬就是其中的一种。据《辞海》解释说，塔是一种高耸的建筑物，有灯塔、钟塔、水塔和佛塔等。我国的塔是东汉时期随印度佛教传进来的，佛教中的塔具有坟的性质，是藏“舍利”———释迦牟尼或一些得道高僧火化后的遗骨———的地方。相传释迦牟尼火化后有8国国王分取他的舍利，然后建塔供奉。塔是佛教信徒的崇拜物，所以我国民间有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俗语。
藏族是信仰佛教的民族，塔葬是藏族的葬仪之一。一些德高望重的活佛、喇嘛去世之后，其遗骨被存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塔内，长期保存起来，供人膜拜。还有的将骨灰放入石塔中，埋在山头，如少林寺的塔林，就是安放历代高僧骨灰的石塔。
现代塔陵已不是一人一塔，而是“公寓”式的，每个人都可以享用。与骨灰公墓相比，塔陵具有许多好处：
一是节约土地。公墓一个穴位占地2平方米，双穴占地4平方米，此外还有8平方米、10平方米的双穴位，而塔陵一个穴位只占地0．01平方米。
二是扩大了绿地面积。骨灰墓地一般一个坟上只种两棵树，特别是新建的骨灰墓地，碑高树小，根本无法覆盖，影响景观。建造塔陵可以腾出周围的土地开展绿化，其墓地和绿地面积之比可达1∶60以上，这是骨灰公墓无法达到的。
三是变墓地为景点。现代塔陵都是按照园林化要求设计的；同时，塔是一种可供观赏、登高的楼阁式建筑物，周围建造的亭轩、假山、水池、曲桥、花街、回廊，种植花草和树木，形成一个可供游览的场所，一改骨灰公墓那种阴森的景象。
四是有利于现代化管理。塔陵基本上都是采用计算机管理，配有中央空调、升降电梯等设施。后人祭奠先人时，可以通过计算机调出逝者生前的录像、音响资料以及骨灰盒、遗像，在祭奠场所播放，体现了一种现代文明。
我国殡葬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不保留骨灰。以塔葬替代土葬，从“入土为安”到“入塔为安”，不失为一种平稳的过渡。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引导人们树立“厚养薄葬”的观念，就是说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认真照顾，使老人晚年生活愉快，这样当老人去世时，即使薄葬，也是孝敬老人。
第11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心中留一块圣洁的空地
——《坐禅如斯》和《超越三部曲》的追求
日本有个伊势神宫，保留着“式年迁宫”的传统，即每隔20年在紧邻的一块空地上重建新殿，旧殿随即拆去。1300年来，它已重建了61回。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书《超越三部曲》中，作者矢崎胜彦感叹：“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们连猫脸大的一块地皮也要整天转着算计得让人瞧不下去，这种纯属为了将来使用的空间的存在，简直像奇迹般地显示着它的圣洁性。”“如果能超越个人，想到下一代的未来，想到子孙后世，我们就一定能发现与获得‘式年迁宫’式的神殿空地———与精神相同的灵魂的圣地。”
国人谈企业文化，有一种偏差，即过于急功近利，生硬地搬来某些文化概念作为促销的手段。而矢崎胜彦作为“将来世代国际财团”理事长，深谙“做生意先做人”的哲学，所谓“超店铺”、“超经营”、“超理念”三部曲与其说是生意经，不如说是喧嚣尘世中的人生感悟。在目前日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他经营的公司却保持了营业额的持续增长。这大概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理吧。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井上希道，从此奉为终身的老师。希道和尚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道心的市井中人，如公司职员、中学教师、小业主。他们在老师的棒喝下参禅内省的回忆录，集成《坐禅如斯》一书，由同一家出版社介绍给中国读者。公案与随笔式的文字，经营出的同样是“式年迁宫”式清明澄澈的精神世界。（天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