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伟大的母亲
——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六十周年
付延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发动侵略我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我国东北、华北和华东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大好河山被蹂躏，无辜生灵遭涂炭。日寇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自“七七事变”起，中国人民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战，历经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今天，当我们回顾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抗战时期有一条特殊的战线，那就是由无数个妈妈组成的难童保护战线。
抗战初期，无数的百姓在逃亡，在流浪，其中最悲惨的是儿童。他们或死于战火，或流离失所。特别是那些失去了双亲的难童，举目无亲，啼饥号寒。有些还被日军掳掠，施以奴化教育，充当战争的炮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极端残暴的侵略者竟然把中国儿童作为他们“活的血库”，因为“儿童血液纯洁精壮”，输给受伤日军可使他们“早日恢复健康，重返支那战场”。
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中国妇女界的一批著名人士，在国民政府临时所在地武汉，开始了拯救受难儿童、保护国家未来人才的探讨和酝酿。沈兹九主编的进步刊物《妇女生活》杂志社，邀集社会名流开会座谈，提出了到前线抢救难童的设想。沈钧儒先生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收养难童并把他们培养成抗战建国之材。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和长江局妇女委员会的邓颖超，专程会见冯玉样将军和李德全女士，希望两位支持这项工作。于是，由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刘清扬、沈兹九、张素我等20多人正式发表了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书。发起书受到了国共两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响应，很快即有宋美龄、宋庆龄、宋霭龄、何香凝、邹韬奋、田汉、陈立夫、张劲夫、曹孟君、郭秀仪等184人亲笔签名，作为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的联合发起人。“救救孩子”的呼声向着实际行动转化。
1938年1月24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李德全被推选为筹备会主任。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正式成立。宋美龄应邀出席成立大会，被推选为理事长，李德全任副理事长。大会推选56人组成理事会，其中有中共党员、国民党成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了争取国内外多方面的支持赞助，大会还聘请了包括国共两党领导人、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以及驻华使节在内的286位名誉理事。在爱国抗战的旗帜下，以抢救保育难童为共同目标，各界妇女携手并肩，戮力同心，组成了抗战时期国统区出现最早的一个妇女界统一战线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但在某些地区或某种情况下，为了开展工作和争取援助的方便，也曾以“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宋美龄为主任委员）下属组织的名义出现。到1938年5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又曾与“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儿童保育组合署办公。
在武汉不断遭受敌机轰炸的危机时刻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除就地收容难童之外，还派人奔赴战火纷飞的郑州、徐州前线抢救难童，很快实现了“抢救1000个难童”的口号，并将难童收养在5月1日成立的汉口临时保育院内。在各战区和大后方相继成立的20多个战时儿童保育会分会，也不失时机地到战区附近和沦陷区周围抢救难童，并设立起收养难童的保育院。1938年8月，日寇进攻湖北，武汉吃紧。战时儿童保育会将汉口临时保育院等处的儿童分散转移入川。工作人员在天空有敌机、长江无屏障的艰危之中，护送28批计1.5万名儿童平安到达大后方。之后，费尽千辛万苦在四川境内陆续建起8所儿童保育院，分别安置入川难童（加上四川分会、成都分会建立的保育院，四川全境共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所属的保育院23所）。各地分会及所属保育院，常常需要根据战局的变化，艰难地迁址到较为安全的地区。
处于战时状态下，儿童保育院的经费没有固定来源。赖以维系的主要是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的捐助。保育会成立之初，理事长宋美龄，副理事长李德全，常务理事郭秀仪、黄卓群、邓颖超等即带头捐款并承担特定儿童的常年生活费。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之下，各界人士乃至普通市民，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精神，尽其所有支持赞助保育院。在海外，美、英等国政府及其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及个人，香港爱国民主人士，不断给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以援助和赞助，成为保育院经费的主要支柱。即使如此，儿童保育院的经费仍然十分拮据。保教人员与难童吃一样饭、住一样房，艰窘之时连薪金也没有。有的保育院不得不办些小型的生产经营项目，在引导儿童“手脑并用”的同时，也争取一定经济收益。
环境虽然恶劣，经费虽然困窘，但以实行人道救助、服务抗战、着眼国家前途为宗旨的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仍然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其中绝大多数为女青年）为之奉献青春。有关资料显示，抗战8年先后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所属各保育院工作过的人员将近万名。她们有的只比保育生年长几岁，自身还未脱尽稚气；有的虽已成家，但也抛亲别子只身以赴。她们把全部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为对战时儿童保育事业的满腔热忱，把对家乡对同胞对亲人的无限深爱化为对难童的一片丹心。她们要在战争的危险之中保护孩子们的人身安全，在物质的匮乏之中保障孩子们的衣食住行。她们不仅关注孩子们眼前的健康成长，还从抗战建国大业的需要出发着力于孩子们的未来成材。
战时儿童保育院，名为“保育院”，实际上是在抗日战争艰难条件下对学生实施全面教育的新型学校。战时儿童保育会制订的《教育实施大纲》提出，保育院要以把保育生培养成抗敌战士、新中国建设者为教育目标，采取保教合一、有教无类、注重实践、因人施教的教育方针，特别提倡发扬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养成集体纪律和劳作习惯，树立独立意识和刻苦作风。保育院为小学学制，但对于学龄前的幼儿和毕业后的少年，也都负责任地作好安排。保育院学生以上课学习为主，也在老师的组织带领下接受适当的军事操练，进行活泼的抗日宣传，并且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许多保育院，既是学校，又是工厂、农场，更是亲密和睦的家庭。在那里，孩子们对年长一些的老师称妈妈，对年轻一些的称大姐姐或大哥哥，同学们之间互称兄弟姐妹。这种在患难之中结成的慈爱亲情，是师生们爱国向上精神状态的生动体现，为孩子们健康成长、迅速成材提供了某些在当时环境中难以具备的有利条件。
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首创了中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战时教育事业。8个年头之中，共在南方诸省、陕甘宁边区、香港以及南洋地区设立24个分会，创办61所儿童保育院，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这是国共两党真诚合作的有力产物，是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篇章，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创举。为这项事业献出了自己的忠勇智慧和青春年华的保育生的“妈妈”们，不愧为无私的战士、伟大的母亲，不愧为教育事业的先锋、妇女运动的英杰！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多智善谋 高风亮节
——《怀念李达上将》序
刘华清
在《怀念李达上将》出版之时，编者让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想来想去，写下了标题上这八个字：多智善谋，高风亮节。
李达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无产阶级的军事家。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曾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战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克敌制胜的谋略和作战经验。为此，江泽民同志曾以“多智善谋，功勋卓著”来称赞他。多年来，人们一谈起李达同志，都说他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我想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李达同志的大部分经历都没有离开过“参谋长”这个职务：先后当过红六军团、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和援西军的参谋长，抗日战争期间当过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当过晋冀鲁豫军区的参谋长、中原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的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还当过西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二是李达同志长期扶佐刘伯承、邓小平同志，是刘邓身边的好参谋长。李达同志在刘邓身边的十六年中，潜心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研究刘邓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撰写了大量充满军事辩证法、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军事论著，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达同志这种“老参谋长”的光辉形象，在本书多篇回忆文章中得以充分的展示。我们通过阅读此书，不仅可以重温当年的战斗场景，了解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不平凡经历，还可以把它当作军事教材来读，从中领略李达同志多智善谋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在战场上，李达同志是一个胸满韬略的“老参谋长”。而在日常生活中，他又是一个讲政治、讲原则、能吃苦、淡名利、以身作则、严以律己的好党员好领导。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处处事事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表现出一个老红军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他不计名，不居功，任劳任怨，勇于吃亏；他理解和关心他人，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挂在心上；他淡泊名利，廉洁奉公，以艰苦为荣，以搞特殊为耻。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他不愧是我们各级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本书贵在纪实。书中或叙事或抒情或论理都朴朴实实，作者和编者都是熟悉李达同志的老战友、老相知、老同事、老部下，他们在用真诚的心与读者说话，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来介绍和颂扬李达同志。
李达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崇高质朴的人
——回忆李先念同志
范康
李先念这个名字，在我的心目中，曾经是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那是1946年，国民党的报纸上差不多天天都嚷嚷“李先念部如何如何”，毫不掩饰一股恨恨不已而又无可奈何的情绪。当时我年少不更事，仅仅听说李先念是苦出身，早年做过木匠，心里猜想：这个搅得蒋介石很不安宁的人，不知道是多大一个人物哩。
1952年初，在“三反”的高潮中，先念同志到我们中间来了。经中央决定，他在继续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同时，又出任武汉市委书记。于是，他从武昌过江搬到汉口洞庭街居住。我们在位于黄陂路的市委机关上班。由于离得很近，经常碰见，印象中他一副平平常常的样子。武汉夏天酷热。有一天黄昏，我看见他站在院门口，光着脊梁，拿着一把大蒲扇不断扇风，口里嚷着纯正的湖北腔：“好热！好热！”同街头上纳凉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区别。然而你听起他做报告来，实实在在的话语里饱含着真理的力量，时不时冒出几句使人忍俊不禁的妙语，不由人不佩服他见多识广，把马列主义道理吃透了，讲活了。这以前，在1951年党的诞生30周年纪念日，报上公布了七大中委的名单、照片。一共不过几十个人，李先念同志是其中之一。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来到武汉市委工作，大家有了直接的接触。机关的年轻干部碰在一起，谈起先念同志来，都不约而同地赞叹：“到底是中央委员的水平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有一次市委举行扩大会议，部署“三反”、“五反”后的工作，准备迎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先念同志自始至终参加几天的会议，认真听取同志们的意见，时不时地低下头来作记录。最后一次会议，他作总结，一口气讲了两三个小时，条分缕析，头头是道，既开人脑筋，又催人奋发。他的这个报告整理出来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认为很好，写了长长的批语，转发中南地区各省市党委参考。李先念同志这个讲话里特别谈到要大胆培养提拔干部。在3年恢复时期即将过去，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即将到来的时候，万象更始，百废待兴，到处都需要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但是，阻碍干部大批成长的保守思想相当严重，有些被选拔出来的干部又怯手，不敢放手工作。李先念同志正是针对这些情况而发。他讲了些道理，但主要是说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我只读了3年私塾，当过木匠，有多少文化呀？哪个人的本事还不是学出来、干出来的？我参加革命，开头也是什么都不懂，跟着闯就是了。1929年组织上派我当区委书记，我作了难，但推辞不掉，就干呗。有一天，县委书记要我召集积极分子开会，还要我去作报告。这一下我可抓了瞎。我从来没有上过台面对许多人讲话。怎么办呢？县委书记说：一定得讲，这是党的任务。你调查调查大伙想什么，根据党的政策解释解释，再提点要求就行了。我拗不过。管他哩，讲。开头站在许多人面前有点发慌，讲着讲着就讲开了，顾不了那么多，把心里想的应该告诉群众的话都说了。刚刚讲罢，不料响起了一片掌声。有一处的掌声还特别重，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县委书记，他悄悄坐在人堆里听哩。我连忙跑到他跟前说，早知道你要来，我就不敢讲了。他说：就是要锻炼你，又有点不放心，趁你不注意，我溜进会场来了。讲得好，没有问题。要真有讲得不对头的地方，我准备帮你一把的。这位县委书记培养我费尽苦心，又放手，又暗中帮。现在，我们也要像当年那位县委书记一样，大胆地破格地提拔使用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帮助。
先念同志讲的这个故事十分感人。四十多年来，在不少的场合，我曾经对许多同志转述过，发现他们听罢没有不为之动容的。
几十年过去了，李先念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工作，后来任全国政协主席，然而基本风格一如当年。1990年深秋的一天，先念同志来到政协礼堂，参加全国政协党组会议，讲了一篇话。他说：我们做政协工作的同志，就是要很好地团结各党派、各方面、各界别的人们；请他们出主意、想办法，支持和帮助政府，搞好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搞好精神文明建设。言简意赅，把政协工作的性质和方针说得清楚明了。然后，他像随便谈起一样，谈到一个人如何正确对待疾病。要知道，在全国政协，有不少老同志，这个问题是带有相当大的普遍性的。先念同志说，一个人有了病，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得了病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治好，继续为党为人民工作；一种可能，治不好，去见马克思。那也不是不得了。谁都会有那么一天的。如果害了病就愁眉苦脸，一天到晚担心死呀活的，还有什么心思去治病呢？一定要振作起精神来。话语并不深奥，他缓缓讲来，气定神闲，不知不觉透出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我们听了都有点激动起来。
李先念同志故去快6年了，他那伟大而又质朴的品格一直激励着我们。
第12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一个外国人的执著追求
——缅怀路易·艾黎对中国工合事业的贡献
杨波
1997年12月2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原主席路易·艾黎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路易·艾黎1927年来到中国，1987年在北京逝世。他在中华大地生活、工作了整整60年，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邓小平同志称赞他是“我们的老战士、老朋友、老同志”，“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创建工合运动
支援抗日战争
路易·艾黎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他积极倡导和促进的造福于人民群众的“工合”事业，就是很突出的一个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国第一大城市、重要工业基地上海就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工厂被毁，大批工人流离失所。在此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兴起全面抗战的紧要关头，当时在上海公共租界任工业督察长的路易·艾黎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及佩格·斯诺等外国朋友，同中国的一批爱国人士一道，发起组织工业合作社运动，号召失业工人和难民组织起来生产救亡，解决生活困难，支援抗日战争。于是，第一个“工业合作社促进委员会”就于1938年4月在上海成立。艾黎在订做这个委员会的徽章时想出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思就是一起工作），用来代表“工合”运动和工业合作社。
“工合”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艾黎说：“从‘工合’一开始，周恩来和八路军办事处的朋友们就十分热心，周极力支持这一想法”，并派王炳南参加了“工合”早期的许多次会议。当时在武汉的博古同志也多次去看望艾黎，帮助制定政策。指导“工合”运动的总部———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于1938年8月5日在武汉正式成立，艾黎担任代理总干事。同时，国民党政府聘请艾黎担任行政院负责“工合”工作的技术顾问。从此，在抗日后方的“工合”运动逐步展开了，在短短三四年中，就发展了2000多个合作社，拥有3万多名社员。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不但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生活的急需，而且为抗日前线战士提供了一大批军毯、军布，为抗日游击队制造了弹药武器，有力地支援了当时的抗日战争。
中国“工合”运动的兴起，得到了国际上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促进委员会”（简称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于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著名国务活动家宋庆龄担任名誉主席，何明华主教为主席，艾黎为委员，并担任实地工作秘书。工合国际委员会成立后，经过多方面做工作，从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缅甸等国筹募的捐款和物资就通过它源源送到中国，总计价值约500万美元。艾黎曾亲自去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为“工合”募集资金。当时，“工合”成了国际上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渠道之一。“工合”这一由艾黎选定的名称，一度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战争中对日军作战的口号，并且作为代表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的同义语纳入英语词汇。
从1938年到1942年期间，艾黎为开展“工合”工作，帮助解决“工合”资金和技术等困难，指导“工合”健康发展，亲自深入抗战后方包括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直接向群众做宣传动员工作，筹组合作社和“工合”的地区办事处、事务所。为了“工合”的事业，他在交通条件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有时甚至自己骑自行车或步行，到处奔波，日夜操劳。他曾两次到延安，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他的实干和献身精神，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赞扬。
为了促进“工合”事业的发展，艾黎不仅亲自指导工业合作社的兴办和健康成长，而且把培养“工合”干部和各种专业人才作为一项带根本性的工作亲自抓。开始，他在陕西宝鸡双石铺举办培训“工合”干部的“培黎技工学校”。1943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他又将学校搬迁到甘肃山丹县，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并亲自聘请了一部分外国教员、专家参与教学工作。英国牛津大学的高材生、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乔治·何克，就是艾黎亲自聘请来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的。艾黎办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求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劳动，既动脑又动手。在他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山丹“培黎工艺学校”培养了很大一批“工合”干部和其他方面的人才。现在，他的学生有不少还在经济战线上做负责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各个抗日根据地按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组织起来”的号召，都发展了一部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如纺织合作社、缝纫合作社、铁匠合作社等。这些合作社，同艾黎倡导的“工合”一样，对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支援抗日战争，满足市场供应，改善人民生活，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工业合作协会在华北的一部分解放区中也开展了工作。我当时在山东解放区工作，山东就有“工合”的朋友在促进“工合”事业的发展，支援解放战争。
矢志不渝热爱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为了加强对合作经济的领导，立即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总社，统一指导全国的合作社工作（包括工业生产合作和商业供销合作）。党中央分工由刘少奇同志亲自主管合作社的工作。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工业合作协会和工合国际委员会即停止了单独活动，原来的工作由全国合作总社统一管起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通过合作化的道路把分散的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到1956年，全国600多万手工业从业人员，已有92％组织起来，发展了10万个合作社或合作小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合作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这其中虽然也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的说成绩是很突出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此后一段时间，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合作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些挫折，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他形式的群众集体经济还是不断有所发展，合作经济和其他形式的群众性集体经济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50年代起，路易·艾黎把主要精力用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友谊方面，同时挤时间从事写作；但他对“工合”事业始终没有忘怀，一直非常关心，并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的方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艾黎认为“工合”这种群众性的合作组织仍为群众所欢迎，依然可以在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在1979年就亲自提出了“关于组织工合运动的具体步骤设想”，建议组织试点合作社，同时进行合作组织的培训工作。接着又提出“工合重新活动的几个首要步骤”的具体建议和有关“新工合的一些想法”。1982年，他和朱学范、薛暮桥、陈翰笙、卢广绵等老一辈“工合”领导人一起提出倡议，建议恢复工业合作协会的组织和工作，使其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作出新的贡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同意他们的建议，批准成立新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83年在北京召开了“工合”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机构，恢复了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组织，挂靠在中央轻工业部。在这次大会上，艾黎被聘请担任工合协会的名誉顾问。我当时在轻工业部工作，因之有机会结识这位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中国“工合”事业的主要创始人，深深敬佩他对“工合”事业的远大理想和执著追求精神。
工合协会恢复活动后，陆续在全国一部分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逐步建立了200多个工业合作社。这一期间，艾黎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的困难，亲自到各地视察合作社工作，给予具体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发展“工合”事业的宝贵意见。他为发展培养“工合”事业急需的人才，于1985年1月亲自发起筹建新的山丹培黎农林牧学校，并被推选为该校筹备委员会的名誉主任。1985年5月，他又被聘请担任北京培黎职业大学的名誉校长。从40年代到80年代，艾黎为培养“工合”干部和多种专业人才，可以说呕心沥血，矢志不渝。
在推动发展国内工业合作社的同时，艾黎又积极建议恢复工合国际委员会的活动，以扩大中国“工合”在国际上的影响。他的建议，被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1987年9月3日，“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在北京正式宣告恢复活动，成立了新的工合国际委员会。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担任名誉主席，艾黎担任主席，并由他亲自聘请了很多国内外著名友好人士和老“工合”工作者担任委员。在这次成立大会上，艾黎发表了对发展“工合”事业具有重要意义的讲话。他说：“组织工合的梦想是我在抗日战争年代产生的。这一梦想首先是由在西北地区宝鸡县城附近成立工业合作社而成为现实的。”“工业合作社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组织，每个成员都入股，共负盈亏。”“在解放之后，重新恢复这个人民自己组织和为人民服务的工合运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努力干’和‘一起干’是新工合的基本口号，只有信守合作的原则，工合才能壮大和繁荣。”
工合国际委员会恢复活动不久，各方面的工作正待开展之时，路易·艾黎同志不幸于1987年12月27日在北京辞世，享年90岁。为了继承艾黎的遗愿，推动“工合”事业继续发展，工合国际委员会陆续在艾黎的第二故乡甘肃山丹县以及湖北洪湖市，山东蓬莱市、龙口市和河北满城县等地开展了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试点工作。同时，积极开展国际活动，与一些国家的合作社组织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相互联系，争取了他们的支持。经过几年的工作，各个试验区、点的合作社都有一定的发展，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解决社会就业，改善市场供应，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都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图为1969年4月，路易·艾黎（左）与马海德医生在北京。（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