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31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市场专题)
专栏:

  共和国的骄傲
  ——北京卫星制造厂探秘
  本报记者 费伟伟
  1970年4月24日,遨游太空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将一曲《东方红》唱遍全球,它向世界宣告,中国已成为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1975年11月26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
  1984年4月8日,我国又成功发射了地球同步轨道试验通讯卫星。
  这三次发射被誉为我国航天史上三个里程碑。三大步走下来,我国昂然步入世界航天大国之列,空间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水平。而这几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卫星的诞生地,就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北京卫星制造厂。
  第一件产品是台“老虎钳”
  空间技术,集中了当今世界最尖端的现代科技成果。然而谁能想到呢,这个制造卫星的工厂当初生产的第一件产品,却是一台“老虎钳”。
  北京卫星制造厂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北京科学仪器厂。1958年,为给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提供必要的试验仪器和设备筹建创办了这个厂。他们从比较简单的设备“老虎钳”干起,到1965年,已着手开展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质谱仪、物理光学电子仪器的研制。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965年初,毛主席亲自批准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已跃居国内一流水平的中科院科学仪器厂担当起了这一重任。“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保证卫星研制工作不受干扰,周恩来总理决定,将该厂归入部队编制,对外称五二九厂。直到1994年,路过这里的行人才猛地发现,工厂临街的楼顶上竖起了醒目的大字:北京卫星制造厂。
  卫星之家
  自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至今,我国已成功发射了40颗卫星,而其中33颗由北京卫星制造厂总装和测试出厂。
  走进工厂陈列室,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摆在正中的一颗球形状、72面体的人造地球卫星。高慎斌厂长告诉我们,这颗卫星是1971年3月3日发射、在轨道上工作了8年的实践一号卫星的备份星。原来,这个厂不仅要生产发射用的发射星,每次发射还要准备备份星,以备不测。而事实上,不仅是我国的卫星发射水平居世界一流,卫星制造水平也名列前茅。北京卫星制造厂总装出厂的33颗卫星,从未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均按设计寿命正常工作,有的甚至远远超出了设计使用寿命。所以,许多备份星进了展室或博物馆。
  在工厂的总装大厅里,工人们正在组装一种新型航天器。“这颗星还不是发射星”,高厂长告诉我们,“一颗卫星有10多个分系统,10万多个元器件。卫星除了要受到火箭飞行和分离时的巨大振动、强烈冲击和恶劣环境的考验外,还要在轨道运行中经受高真空、高低温、各种粒子各种射线照射和辐射的考验。这些都会给卫星带来致命的伤害。为了确保每一颗卫星出厂前不留一点隐患,在研制阶段,就要做一些针对各个分系统特点的不同的初样星,模拟飞行环境进行大量的力学、振动、冲击、噪声、高低温等试验。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颗初样星。”
  在采访中我们还得知,近年来北京卫星制造厂在开拓国外卫星市场方面也取得了突破。目前,他们与巴西合作研制的地球资源卫星正在总装测试之中。
  北京卫星制造厂,这个让我们倍感自豪的“中国卫星之家”,正向世界敞开她热情的胸怀。
  胸怀宽广的“造星人”
  卫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不可估量。在采访中,高慎斌厂长给我们介绍了许多有关卫星的知识。比如,搞国土测量,用飞机测绘一次拍摄的照片多达百万张,要10年时间。而用卫星拍摄只需几百张,累计用一天时间就可完成。通过分析卫星拍摄的照片,地质工作者在准噶尔盆地成功地找到了油气田;山西一大型发电厂避免了将厂址选在地震断裂带上的悲剧。卫星还可以搭载各种试验品。经卫星搭载的水稻种子不仅穗长、强壮,而且有的一颗苗上长出了两穗、三穗……
  说起这些,高厂长如数家珍,神采飞扬。然而当我们问起这些为共和国创造了巨大社会财富的“造星人”的待遇时,飞扬的神采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了。北京卫星制造厂已创办40年,由科学仪器生产转入卫星研制30多年间,他们承担了科学试验卫星、广播通信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等各种系列卫星的模样、初样、正样的研制生产任务,为我国航天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几十年来,这个厂的厂貌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当时还算不错的厂房车间,如今与那些合资企业现代化的厂房一比,既旧且陋。职工们的工资待遇与相距不远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的一些公司相比,更是差许多,甚至数倍。
  支撑着北京卫星制造厂职工们几十年来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的信念是什么呢?是航天人立誓要为祖国争得大国地位的使命感、责任感。他们始终难忘的一件事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毛主席、周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切接见了厂里的职工代表。他们始终难忘的一句话是,邓小平曾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第一次走进这座造卫星的工厂,好神秘,也好骄傲,为我们先进的卫星制造技术,也为这些胸怀比天空更宽广的“造星人”。
  图为1992年10月6日,我国研制的第十四颗返回式卫星在酒泉成功发射。(附图片)


第12版(市场专题)
专栏:

  1995年12月,铁道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战胜所有外国竞争对手,承揽到价值5亿多美元的尼日利亚铁路修复改造和机车车辆供应项目——我国对外经济合作史上通过国际竞争取得承包权的最大工程项目。那么,尼铁项目两年多来实施情况如何呢?
  风风火火闯世界
  本报记者 江世杰
  承揽项目 敢于竞争
  中土集团是在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基础上,于1979年6月组建成立的。经营领域从成立初期的单一对外劳务合作,逐渐扩展到国内外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房地产开发、进出口贸易、实业投资、旅店餐饮服务等方面,在国内拥有30家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参股企业,在海外成立了25个办事处和子公司,经营业务遍及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自90年代初开始,连年被美国《工程新闻纪录》杂志评为世界最大的225家国际承包商之一。
  1995年初,中土集团驻尼日利亚办事处了解到:尼国政府将从石油基金中拿出部分钱来改善铁路运输状况。因为这笔费用确有保障,英、美、德、意和波兰、罗马尼亚、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驻尼日利亚的公司,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展开激烈竞争。中土集团当仁不让地主动出击。他们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方面,展开广泛的公关活动,上至尼国交通运输部、国家元首特别经济顾问等部门和人士,下至尼国铁路公司总裁和部门经理以及铁路经过州的州长,向他们宣传中土集团的性质、能力和已经取得的业绩。其中特别强调:中国铁路技术和设备并不落后,而且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中土集团前身组织承建的坦赞铁路的质量和实用价值,已是人所共知的例证,终于使他们形成了“中土集团是一家跨国经营的具有相当实力的铁路专业公司”的共识。
  另一方面,利用与尼国高层人士已经建立的联系,运用事先对尼国铁路现状的深刻了解,诚恳地提出一个个关于尼国铁路新线建设、旧线改造的建议,使对方由衷地佩服中土集团的中肯分析和负责精神,加大了对中土集团信任的砝码。
  1995年7月底,中土集团派出高级代表团到尼国访问考察,提出了好几个合作方案供尼方比较选择,紧接着又邀请尼国铁路代表团访华,终于在这年12月9日,正式签订了“尼日利亚铁路修复改造和机车车辆供应合同”,合同总金额达5.28亿美元。
  中土集团为何能在尼铁项目的竞争中成为赢家?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吕凤鼎认为,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土集团面对强手敢于竞争和善于竞争,这是中国公司走向世界必须具备的品格。
  实施合同 竭尽全力
  一些参与竞争尼铁项目的外国大公司,一开始就不相信中国人能按时兑现合同。应该说这倒不完全是出于失败者的妒忌。
  尼日利亚铁路是一个历经百年沧桑、已经濒于瘫痪的运输系统,最新的一条支线也已建成30多年;技术标准不统一,一些车站、道口已经变成集贸市场和垃圾堆;设备陈旧又年久失修,235台内燃机车大多报废、趴窝,仅有24台还可使用;尼铁运输管理混乱不堪,1996年全年的实际货运量仅为14万吨……要靠这样的铁路来承担尼铁项目所需近300万吨道砟和轨料的运输,明眼人一看当然会摇头。
  尼铁项目施工条件和环境异常恶劣,这是大大出乎中土集团预料的:气温常年高达40摄氏度以上,要在道砟、钢轨、钢梁上作业,所受的煎烤可想而知;电网三天两头停电,北部的许多车站根本就不通电,现代化施工机具难以正常发挥作用;加配了发电机“保驾”,偏又赶上尼国大闹油荒,而且持续一年多尚无缓解迹象;工地分散在三四千公里范围,交通不便,通讯不畅,上下左右联络困难;伤寒、疟疾等恶性病恣意横行,职工体质大幅度下降;特别是治安状况不好,频繁出现拦路打劫和入室抢劫案件,更使人感到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
  由于对尼铁项目的难度估计不足,因而至1997年春天,工程进展缓慢,线路施工和道砟生产都落后于预定计划。对此,西方一些国家和尼国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散布种种言论,诬说中国公司没有实施尼铁项目的能力。这种情况引起了铁道部的重视,认为尼铁项目从签约的第一天起,就与中国铁路和中国政府的信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它已不仅仅是一项商务活动,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成为联系中尼两国友好关系和铁路合作的纽带,对于扩大我国在非洲地区的影响和中国公司进一步打入非洲市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1997年4月中旬,铁道部在北京紧急召开了尼铁项目协调会议,决定采取五项措施,充实加强尼铁项目生产、指挥、管理力量。特别是派孙永福副部长于4月和6月两次前往尼日利亚,一方面与尼国有关方面广泛接触,阐明中方的态度和措施,以消除误解,打消疑虑;另一方面,深入各个工点,周密部署从1997年7月至1998年6月分四个战役进行的尼铁项目大会战。
  采访中,中土集团总经理兼尼铁项目经理部总经理钱武云欣喜地告诉记者:经过一年来紧张有序的大会战,已完成的线路施工综合进度,占到总工程量的83.32%。为什么没有达到100%?主要是合同规定由尼日利亚铁路公司提供的轨料供应不上。对此,尼国交通运输部长多次表示:影响工期的责任全在尼方。
  吕凤鼎大使欣慰地说:这又一次向世界证明,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中土集团现在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对再在尼国甚至非洲承揽新的项目都大有益处。
  艰苦奋斗 感天动地
  尼日利亚靠近赤道,北邻撒哈拉大沙漠,一年中只有旱季和雨季之分。即使雨季,平均气温也在35摄氏度左右,而且只有2—4个月时间。漫长的旱季,平均气温都在40摄氏度以上,阳光灼人,地皮发烫,人在这种环境下就像进了生产脱水菜的干燥车间,即使不干活也浑身冒汗。为了早日完成工程任务,各施工部的职工,常常是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就起床出工,中午在工地上啃干粮咸菜,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能回到营地休息。喝水成了维持生命的第一要义,可一天饮十几公斤水还很少排尿。一旦排尿,尿道又火烧火燎的疼痛,医生说那是尿液中盐分太多的缘故。两年多来,中国铁路职工就是在这种酷热条件下工作、生活,绝大多数人的体重减轻了几公斤甚至十多公斤。
  负责尼铁项目大中型钢桥大修任务的施工队伍,经受酷热带给的苦楚就更多了。钢桥大修的重要工序是除锈、喷漆,因为技术要求高而不能雇用当地民工操作,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干。烈日下,桥面气温高达45—50摄氏度,钢铁杆件表面温度在60—70摄氏度之间,穿普通胶鞋在桥上干半天,鞋底就变得软塌塌的几近融断。而压力达70公斤的喷沙枪的操作者,按规定要身穿帆布或皮质防护服,头戴能避免沙尘进入眼耳口鼻的防护盔。高劳动强度加上高温、气闷,使得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头晕恶心……
  “蚊子蚂蚁和小咬,昼夜不停三班倒”,这种现象也是在国内见不到的。尽管中国铁路职工干活时都将衣袖、裤腿捆紧扎牢,但裸露的头、颈、双手还是躲不开蚊虫的进攻,因而皮肤红肿、溃烂、结痂就在许多人身上循环往复、交替出现。尽管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按时服用预防药物,但相当一部分同志还是在长期遭受蚊虫叮咬后染上了在中国早已绝迹的恶性传染病——疟疾,而且有些人是治好了又患病,最重的患过13次之多。病人反复受到“热起来热得像蒸笼里坐,冷起来冷得像冰上卧”的折磨,身体明显消瘦,肌体抵抗力全面降低,往往容易感染上其他疾病。尼铁项目第二砟场常务副场长、年仅52岁的高级工程师宣善宇同志,患了恶性疟疾后还坚持在工地上边指挥生产边进行治疗,最终引起肝、肾功能衰竭导致并发败血症,不幸牺牲在尼日利亚的国土上。
  记者采访过的朗伽朗伽砟场,是受尼铁项目经理部表彰的六个立功单位之一,他们经历的艰难困苦和危险,在施工单位中很有代表性。例如,交通不便,进砟场的20多公里山路,是他们用刀斧镐锹从密林中开辟出来的。例如,致人死命的毒蛇,三天两头在房前屋后、树上树下、路边草丛与他们“照面”。漫山遍野的马蜂,任你火烧烟熏也难“斩尽杀绝”,一年多来几乎天天有人被“群起而攻之”。最凶的一次是1997年7月,孙永德一人被蜇100多处,头部肿得像芭斗,眼睛肿成一条缝,真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就在记者到砟场采访那天,王宝祥还被一群马蜂“围追堵截”,事后从头上拔出许多一厘米长的毒刺。连砟场养的黑狗也被蜇得满地打滚,接着就呕吐不止,卧地不起。不过,对他们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最大的,还是武装匪徒的拦路打劫和入室抢劫,这样的事件已发生两次。头一次是在山路上被抢走一部新买的既能载人又能载货的轿卡车以及车上的生产、生活物资,副场长董宝安和翻译仅仅因为盯看匪徒的车牌号码,就被打得满脸是血……
  尼日利亚铁路公司总裁依路奎接受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尼铁项目的成功实施和中国铁路职工的敬业精神。他特别提到,由于尼日利亚社会治安状况不是太好,经常发生持枪歹徒针对外国公司的抢劫案件,因而也使中土公司的一些朋友受到伤害。但是,他们在生命财产安全缺乏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依然以尼中友好关系为重,依然忘我地工作,因此,“他们应该受到本公司员工和我国人民的尊重”。
  (压题照片为中国制造的列车到达尼国扎里亚车站的情景。本报记者江世杰摄)(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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