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火炉”马里
章云
非洲可能是世界上天气最热的大陆了，因此，好几个国家都竞相自诩为“火炉之国”。前年，我去了西非的一个“火炉之国”马里，真正尝到了“炉中被烤”的滋味。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了非洲人对中国人火一般的热情。
我们一行记者是5月上旬飞抵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为的是提前做好江泽民主席访问马里的采访准备。到达巴马科时，正是傍晚时分。从充满凉气的机舱里看舱外那轮红红的落日时，还以为外面是很凉快的。谁知飞机上的天气预报说，地面温度是48摄氏度！我难以想象这傍晚48摄氏度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刚一走出机舱，就感到一阵奇热的气流向我袭来。当我走完舷梯的最后几步时，汗已经从身体的各个部位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再抬头一看机场四周的那些红壤土，黑人们黑得发亮的皮肤和姑娘们身上色彩斑斓的衣裙时，我不仅从生理上，而且从心理上都感到了自己已经完全进入一个与火炉没有什么两样的国度里了。
我赶快进入机场大厅，希望在那里享受一下空调的低温。但这里没有空调，只有几个像蜻蜓那样在高空盘旋着的小电扇。好在排队检查签证的旅客不多，我赶紧将护照递给入境处窗口里的那位警察。这时，汗水止不住地从脖子上沿着手臂流了下来，滴在了窗口的台子上。我心中既急又烦，恨不能早点离开这“火炉之国”。“先生，马里欢迎你。”没想到那位警察在交还我护照时同我说话了。他那黑漆般发亮的脸上绽开着灿烂的笑容，又厚又红的嘴唇下露出了一副雪白雪白的牙齿。他笑得那样真诚，那样友善，使我这个被热昏了头的人顿时感到了一阵沁人心脾的凉爽。
我下榻的友谊饭店是巴马科最好的饭店了，还是70年代中国人帮助建造的。由于长年失修，空调经常出毛病。饭店的技工特拉奥雷来了。他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不苟言笑。第一次进我房间时小心翼翼的，但一看是中国人，很快就自如了。他一边修空调，一边同我拉家常，连他的工资收入和家庭情况都告诉了我。修完后，我送他一盒清凉油，并叮嘱他千万不要口服，不要以为它是万能的，只是头部不舒服时抹一抹。他感动地说：“你们中国人同其他外国人不一样，能平等对待我们。”那天深夜，有人敲我的房门。我开门一看，原来是特拉奥雷站在过道里。他说他不放心我的空调，因此下班前再来看一下。我说：“放心回家吧，有你这样的朋友在，比什么样的空调都强。”在过道昏暗的灯光下，我虽然看不清他的脸，但他肯定是笑了，因为我看见了他那副白得发亮的牙齿。
巴马科有一个露天操场改建的工艺品中心，四周是一些低矮简陋的工棚。它们既是作坊，又是商店，吸引着四方的游客。我们一边欣赏匠人们的现场制作，一边物色那些千姿百态的乌木雕刻。马里人同中国人似有一种天然的交情，同我们一见面就能无拘无束地交谈，甚至很开心地打趣。他们把我们带到作坊的里屋，一件件出示他们最得意的作品；他们向我们炫耀有多少中国人买了他们的东西，并乘机灵活地调低了他们的价格。这时正赶上匠人的家属来送茶，他们请我们喝薄荷茶。说真的，此时此地的茶水真比冰镇的饮料还强。就这样，在这片热得冒了烟的土地上，在不知不觉的说说笑笑和讨价还价之间，我这个如此怕热的人竟把那酷热给忘记了。回来的路上，马里司机凯塔告诉我，今天的气温是50多摄氏度！
我们荣幸地来到了总统府库鲁巴宫。因为天热，大家都是夏装打扮，科纳雷总统在接见我们时也穿了一身猎装。他对我们说，马里半年不下雨了，许多地方连吃水都困难。沙漠化威胁着全国，干旱始终是马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课题。但总统深情地说，马里有中国这样的“全天候”朋友，他们有信心克服困难。我猛然想起了我的那些长年在马里各地农村巡回医疗和在马里沙漠深处打井的老同学们，想起了昨天采访过的那位在马里一干就是15年的中国海外工程公司的总经理。说真的，不到马里来，人们是很难想象中国援外人员是在怎样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到了马里，人们才能真正理解非洲人为什么同中国人有如此深厚的友谊。
第二天一早，江泽民主席就要到马里了。我们在旅馆里紧张地准备着。晚上10时左右，窗外突然雷声大作。顷刻，豆大的雨滴像鞭子一样抽打在旅馆的窗户上。我惊呆了，他们不是说，这里半年不下雨了吗？怎么就在今天，在这里，在这片热得像火炉一样的土地上，居然下起这么大的雷雨来了？我赶快跑到门口一看，只见马路上许多人在雨中欢呼雀跃，他们因这场大雨而惊喜，而兴奋。人群中我看见了司机凯塔，他满头雨水，欣喜若狂地朝我跑了过来。他说：“这雨下得太好了！老天爷好像知道你们的主席明天要来似的，今天特地给马里下了这场大雨。”
（题图：马里杰内用粘土和棕榈树干建成的清真寺。）（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情系中国者心有千千结
李彦春
日本语学校授课前后，总见校休息厅的沙发上坐着十几对一老一少一问一答。岁岁年年，风雨无阻。年长者是日本的志愿人员，年少者是该校外国学生。志愿者是一在该校登记入册的群体，每当一外国人需练习会话，他们便招之即来。
校长的解释是：他们愿为日本走向国际化，“从我做起”。中国人称他们——辅导员。
北京郑君的辅导员是音乐老师，名松田平和。每周四课前教授日本民谣。一次课间闲聊，郑君请松田弹奏曾是日本国歌的《君之代》。没想话一出口，松田笑脸变色：“不行。”郑君绯红了脸，小心试探：“老师，对不起，我说错话了吧。”松田撤下琴谱、合拢琴盖，慢腾腾收拾东西，半晌，松田开口：“我爹不让我弹这曲子，我发过誓。”说完，携琴离去。一个悬念丢给郑君。
一日，郑君带了一饭盒饺子、一碟醋、一瓶绍兴黄酒给松田。吃着喝着，松田简述她爹——石丸一郎。1939—1945年，她爹在中国沈阳驻扎。1945年回国，1946年有了长女，取名平和，取意和平。她爹今年87岁，健康硬朗。松田敏感解释：“我爹去中国，不是自愿的，是遵天皇之命，是被迫的，这不是他的错。这6年历史，他从不提。只有一次过年，晚饭后，他建议我弹《故乡的秋天》。我弹了，他流了泪，含含混混说了句：那时，最想听这首歌。我考上音乐学院后，我爹嘱我一句，不弹《君之代》，我发誓不弹不唱。至今，我遵守诺言。我结婚生子辞去工作后，他问我愿否去附近的日本语学校帮中国人做事。这样，我就来到该校登记，至今做了11年的志愿者。”
饺子吃完了，松田抖着熏醋腌过的白唇拉着郑君的手，表情复杂：“你不在意……我爹吧。他去中国，不是他的错，不是……”
胡君的辅导员与郑君的相似，名桓内英雄，71岁。1944年8月—1945年3月驻扎中国云南。他强调自己没上过前线没开过枪，是检查军容军纪的士兵。战后，他作为俘虏在中国某地劳动改造3年，1948年回国。退休后，他开着一辆白色货车到该校连人带车一块登记，说，学生搬家就用他吧，他死后，这辆车就归学校。他几次对胡君讲，他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去云南看看”是他最后的心愿，他想请胡君做他向导。
是军人的极力避开硝烟，非军人的更是千般解释，虽处硝烟，却不染硝烟。
76岁的中野请乔君相信他绝不是军人，而是满铁职员。哈尔滨5年的经历，影响了他退休后的道路。他亲手创办“日中朋友会”，游说了70多人入会。朋友会的启动资金，由他退休金垫付，其中2／3投向中国。妻儿反对，他执著不悔。他说中国是农业大国，发展农业优先，于是，他出资请来哈尔滨的农林技术人员，传授最先进技术。迎来送往13批，种子、农药、工具等一并送给中国。中野老伴不解，“你早年肯定在中国做了缺德事，现在来偿还了。”中野不语，继续在他的会员中筹钱筹物。在筹钱的电车上，他看《邓小平文选》。技术员们为感谢他，捎来家乡土特产。他却说：“你给我捎一副‘社会主义好’的对联，我更高兴。”
73岁的吉田佑子的人生又是别样。战争期间她是日军的护士，战后作为留用技术人员，服务于八路军队伍中。1949—1953年，她在哈尔滨军区卫生部工作的经历，使得她与周君初次见面的时候，身上竟别着8枚勋章——解放东北、华北、全国胜利……
周君欣赏着她身上的勋章，问她在中国8年，留给她什么印象？吉田掰着手指：“男女平等，上下级平等。我在中国时，他们没把我当外人，对我特好，每个人家的饭我都吃过。”她小心拿出一张纸，上面是她在中国8年所结识的人的名字及不详尽的地址，近30人。她说晚年的心事就是一一找到他们，请他们来日本玩。她问周君：“你能帮我找到他们吗？”周君盯着那“家住哈尔滨”、“家住沈阳”的地址，挠着头皮：“万一……有人不在了？”“请他家人来呀。”吉田的口气不容置疑。
69岁的山川春彦虽然不染战争，但他对中国的了解与热爱，在日本人当中是少有的。他是某大学历史系教授，会讲中文，他藏书的1／3是中文古籍。家中之物，大到屏风，小到白玉印章皆中国制造。他对陶君说他与中国缘分深深。他幼时家居对面是一寺庙，寺中住持是一来自福建的出家人，这个福建人启蒙了他的中国之缘。高中毕业，带着对中国历史故事的深刻烙印他选择了历史专业。在5000年文明史的徜徉中，他感叹中国人的智慧：不可思议。
钓鱼岛事件一起，山川教授走出书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宣传、论证钓鱼岛权属中国。
日常，他信道教、服老庄、解易经、喝药酒、练气功、读唐诗。一次，陶君聊起最近为一回国西安友人选择送别诗犯难时，山川脱口而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不是很好吗？！”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来日本学习人文科学。他计划73岁前远征西藏、青海、新疆，圆走完中国版图之梦。甚至他立下的遗嘱中有这样的话：“骨灰的1／3撒入黄河。”他对陶君解释：“投入文明起源之水，灵魂安宁。”
另一位深信自己有缘中国的竹田幸子，当人问起50多岁的她为何不嫁时，她一笑：“我已嫁给了中国。”
竹田一生崇敬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她家居门前有一木牌：“日中友好之家”。时光倒流30年，这块木牌上书写的是“毛泽东思想学院”。一座毛泽东半身像矗立门前，在20个春秋中，迎来送往怀揣《实践论》、《矛盾论》和手执镐头的学员。创办人大?有章逝后，学生竹田幸子续接了院长的未竟之路——学习毛泽东著作，理论联系实际。1985年，“日中友好恳谈会”取代了原会名称。在改革开放时代，竹田决定配合“希望工程”为中国人干实事。即她所言，活用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让中国失学儿童走进课堂”，竹田见每一入会会员的第一面便强调：“你担负着中国二省三地某个孩子受教育的责任。”中国湖南省君植县、永顺县，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县是竹田的扶贫点。几十年来，她率团前往中国30余次，捐款4700多万日元，24所学校落成，3000多儿童得到了资助。
缠绕在日本志愿者心头的结因时代不同而各异，千千结中，“历史情结”也许是最沉重的。50年前的“皇军”，今日的志愿者，踏着历史的阴影忙碌于社会。算起来，日本投降已有50多年，日本政府仍未解开这结，却由一些有良知的普通国民承受着这“结”的重负。唐代，是中国文明大规模造福于日本的时代。唐代名臣魏征曰：“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许，这些有着涉及中国“历史情结”的志愿者的故事说明，日本国民能够帮助日本政府正确解读中日关系的历史……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音乐剧的魅力
范中汇
凡到访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欧美大城市，特别是在纽约百老汇或伦敦西头，只要到剧场附近，就会发现各种音乐剧的海报和节目单琳琅满目，任人取阅。
笔者曾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工作和生活，有机会观赏了不少音乐剧的演出，也顺便收集了一些有关资料，听到各方人士的评论。耳目所及，深感人们对音乐剧的好评如潮。
纽约的百老汇自不必说，伦敦西头也是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活动荟萃之地。在那里，几十座大小剧场，一年到头不停地上演着各种文艺节目。特别有六七座剧场，是专门长期固定演出音乐剧的。如《悲惨世界》、《西区故事》、《歌剧院的幽灵》、《猫》、《西贡小姐》等著名音乐剧，都是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如一日地持续演出，每天1—2场，几乎场场满座，而且大都要预先订票。
音乐剧这种新型剧种，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以来，历经沧桑，已经百年了。它像一株奇葩，在戏剧百花园里顽强生长，开花结果，繁衍传播。它初现于法国巴黎，成长于美国纽约，而后流播于欧美各国。现在，又欣欣向荣地朝着东方各国蔓延。百年来，尽管世人对它评头论足，褒贬不一，但它在文艺舞台兴盛不衰，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的观众，却是不争的事实。
音乐剧究竟是什么？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现代高级英语辞典》的解释：“音乐剧是一种轻松、愉快、有趣的载歌载舞的戏剧。”而于80年代初由朗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朗文当代英语词典》的进一步解释是：“音乐剧是一种载歌载舞兼有说白的戏剧。”两者的解释是一致的，即音乐剧的特点是：第一，它的表演是轻松、愉快、有趣的；第二，它的形式是载歌、载舞兼有说白的。这就是说，音乐剧是把歌、舞、剧三种艺术形式集于一体，运用轻松活泼、生动有趣的艺术手法表现主题的综合型的新式戏剧。这也许正是它受到广大观众喜爱的原因吧。
翻开英国官方发表的《英国年鉴》1996年版，其中在“文化艺术”一章，赫然有这样一张统计表：
1993、1994年伦敦西头各剧场观赏各类戏剧演出的观众比例
剧种 1993年 1994年
现代音乐剧 48％ 43％
传统音乐剧 11％ 14％
现代话剧 8％ 10％
古典话剧 12％ 11％
喜剧 6％ 6％
歌剧 6％ 6％
芭蕾舞剧 4％ 3％
各种实验剧 2％ 2％
时事讽刺剧 1％ 1％
儿童剧 1％ 2％
其它 1％ 2％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各类戏剧演出的全部观众中，看现代音乐剧的几乎占一半，如加上看传统音乐剧的，则达到约60％。而看话剧、喜剧（幽默剧）、歌剧和芭蕾舞剧四大剧种的观众总和还达不到40％。这就说明，一多半的观众进入了音乐剧剧场，而另外不到一半的观众分流到了其它剧种的剧场。人们对音乐剧欣赏的积极态度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说喜欢看音乐剧的主要是年轻人，其实不尽然。实际上，音乐剧的观众中，各阶层、各年龄段的人都有。据有关资料显示，30岁以上的观众比例为65％左右。这虽然比话剧、歌剧、芭蕾舞剧同年龄段的观众比例约低10个百分点，但与经常有户外文化生活的各年龄段的人口比例是相当的。观众哪里来？据统计，60％来自世界各国，30％来自英国各地，10％来自伦敦本地。这说明，外国、外地游客的观众居多，而外出旅游者主要不是年轻人，因为占年轻人绝大多数的学生缺少外出旅游的时间和金钱。
当然，我们评价一种艺术表演的质量优劣、品位高低，不能单看剧场的上座率，上座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音乐剧作为一种新型的戏剧艺术表现形式，它能够日益繁荣发展，越来越受欢迎，并迅速传播开来，尤其是近一二十年，在日本和韩国已生根开花，在中国亦已长出青枝绿叶，引起国人的关注和兴趣，的确显示出了很强的生命力。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总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值得深入研究。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图兰多回家
晓舒
初秋的微风里，北京的紫禁城太庙，将迎回一位“明代公主”——图兰多。暮色降临，红灯高悬，身着铠甲的将士守卫着五色门、大戟门，清风相伴，在弦乐与歌声中上演的歌剧《图兰多》，将由张艺谋任导演，祖宾·梅塔任艺术总监和指挥，世界优秀的歌剧艺术家莎伦·斯威特、芭芭拉·亨德里克斯、谢尔盖·拉林、兰多·巴托里尼、克里斯蒂安·约翰逊等与佛罗伦萨节日歌剧院管弦乐队及合唱队联袂演出。人们说，这将是一场堪称世纪之作的大型实景歌剧演出，也是一次东西方艺术的真实交融。
不知出于怎样的灵感，18世纪的威尼斯人卡尔罗·戈济，创作了一个中国神话故事：有一天，美丽的中国公主图兰多诏告天下：名门子弟中谁能猜中她的三个谜语，她便下嫁于他；若猜不出，他便只有一死。一位波斯王子为此丧生后，被推翻的鞑靼国王之子卡拉夫乔装前来一试。不料，他居然猜中，令公主花颜变色。国王令图兰多如诺嫁给卡拉夫。聪明的卡拉夫说，不必勉强，但条件是公主要在黎明前说出他的真实姓名。于是，公主下令连夜调查，不惜对下属奴隶严刑拷打。最后，卡拉夫亲自向公主供认自己是敌国鞑靼的王子。此时，图兰多骄气全消，发现自己已爱上了卡拉夫。她向父亲宣布，卡拉夫的真名为“爱情”。
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国公主的故事，在欧洲大陆流传，吸引着一位又一位音乐家投身其中，仅19世纪，以此题材写作歌剧者，就有布卢门罗德、赖西格、韦斯格·皮特林根、詹森、巴齐尼和雷包姆等。1917年，又有布索尼创作的二幕歌剧问世。
现在流行于世界的三幕歌剧《图兰多》，是意大利杰出的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绝唱。普契尼敏锐的戏剧感、天才的旋律感和惊人的和声与配器技巧，曾使他的歌剧被称为19世纪最成功的杰作。他创作的歌剧《玛侬·莱斯可》、《绣花女》、《托斯卡》、《蝴蝶夫人》以及《西部女郎》和《三联剧》等都成为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1919年11月，普契尼开始创作《图兰多》。为了不落窠臼，超越前人，普契尼殚精竭虑，历时5年，三幕歌剧的音乐及配器基本完成，只差全剧高潮（女奴柳儿死后，图兰多公主人性复归，与王子坠入爱河）的二重唱了。1924年11月4日，普契尼临时赶去布鲁塞尔治疗咽喉肿瘤。不料，11月29日他就因手术失败死于心力衰竭。
1926年4月25日，《图兰多》在斯卡拉歌剧院首演。到柳儿自尽之时，演出戛然而止，指挥托斯卡尼尼放下指挥棒，面向观众沉痛宣布：“大师写到这里就去世了。”
后来，普契尼未完成的部分由曾师从于他的阿尔法诺续写完成。
多少年来，由欧洲人塑造的图兰多，辗转在欧洲舞台上，除了被冠以“中国公主”的头衔，和剧中《茉莉花》主旋曲的相伴，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生活在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哪座城市才是她的家乡。于是，许多喜欢她的欧洲人久久怀着这样的希望：有一天图兰多公主能圆“回家”的梦。1994年11月，在普契尼去世70年的时候，中演文化娱乐公司总经理张宇，与首次率领以色列爱乐乐团访华的祖宾·梅塔大师和瑞士历史实景歌剧公司总裁麦克·艾可相聚于上海，在紫禁城太庙演出、带图兰多“回家”的构想，就在那里产生了。从不懂歌剧的中国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被诚邀导演《图兰多》。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张艺谋成功地为图兰多找到了归宿感。《图兰多》是一部在世界各地上演过100多个版本的歌剧，由于种种原因，几乎所有海外版本都带有阴森恐怖的色彩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剧中的图兰多基本是复仇女神的形象。有的导演为了强化阴森的气氛，一次在慕尼黑的演出，背景甚至是黑的。作为第一位执导该剧的中国人，张艺谋说，《图兰多》应该更像中国。他要把爱情能够战胜一切，使人们消除隔阂、对立，增强理解和交流的思想放进去。
1997年夏，由张艺谋导演、祖宾·梅塔指挥的全新《图兰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亮相。出现在意大利人面前的图兰多，成为了一位盛唐时期的中国公主。张艺谋说，他想让西方人看看东方文明鼎盛时的辉煌壮丽、雍容华贵。这次演出的效果，甚至超过了观众的期望值，在全世界引起轰动。而今年9月将在紫禁城太庙出现的图兰多，张艺谋说，会是一位明朝的公主。因为紫禁城作为皇家宫殿，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这又会使第一次省亲的图兰多有更真实的归宿感。
这也许不仅仅是巧合：1998年的夏末，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花木兰》，在好莱坞的动画世界里接受了喝彩；秋初，一个多世纪走遍了西方世界的图兰多公主，衣锦还乡回到中国。同期造访北京城的，也许还有魏明伦的川剧《中国公主杜兰朵》。东西方艺术的相交相融在走向深入。先哲曾言，新识以开辟而日进，新学以交通而日新。在东西方艺术的大山之间打通隧道，使它们相通、相连。导演《图兰多》的张艺谋也如是说。（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卡曼恰——
伊斯兰乐坛的一炷香火
肖勇
卡曼恰（Kamancha）是一种拉弦乐器，外形有点像椰胡，琴身较大，呈半球状，音箱底部有支柱。表演者演奏时，将支柱放在大腿上，右手拉弓，左手揉弦，奏出变化多端的乐音。据考证，卡曼恰有1000多年的历史。从中亚到中东的古代壁画上所见到的卡曼恰，与今天在伊斯兰国家看到的卡曼恰几乎相同，只不过近百年来它由三条弦增至四条弦。
如果用中国瞎子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来形容卡曼恰的音乐，或许不那么恰当，但至少可以给人一点想象。卡曼恰柔细又略带刚强的声音，似一缕青烟，袅绕在伊斯兰世界，化作清真寺的诵经、沙漠牧人的营火、草原尽头夕阳的余辉、濒死骆驼眼前的最后光芒和独往独来异乡客晚餐后咖啡的浓香……“世界上没有人能够真正了解另外一个人，只有卡曼恰可以安慰痛苦受伤的心灵”，18世纪亚美尼亚游吟诗人萨亚特·诺瓦曾这样深情地唱道。
伊斯兰世界自古多巡游吟唱之士，他们从城市到乡村，从宫廷到民间，赋诗作曲，操琴伴唱，向人们诉说着爱情与理想、欢乐与忧伤，传播人生哲理，讴歌民族英雄，其行囊里不可或缺的“伙伴”就是卡曼恰。亚美尼亚称游吟诗人为“阿述”，字源出自阿拉伯语，意思是“坠入情网”。传说那些得不到爱情或失去爱情的人，宁肯四处流浪、无家可归，也不愿心灵没有寄托。
卡曼恰的外形与音质似乎与“旷男怨女”无缘。尽管其独奏时极尽缠绵艳丽之能事，但与众乐器合奏时却颇有风度。卡曼恰与督督克（簧片吹管乐器）二重奏的效果，可谓无与伦比，前者细腻婉转略带尖细的音色和后者圆融宽广的音响交织在一起，简直欲将那辽阔的大草原整个包容。卡曼恰与达夫（手鼓）一起演奏，节奏性强的鼓点和旋律性的弦乐乐句刚柔相济，为缠绵的卡曼恰乐曲增加了动感。亚美尼亚都市乐团常见的组合方式，就是以卡曼恰和塔尔琴、轧巴鼓搭档；土耳其民间歌手喜欢用卡曼恰与萨兹琴来一道伴奏，二者旋律各具特色，相映生辉；乌兹别克斯坦的木卡姆演出，则把拉弦的卡曼恰、拨弦的拉巴伯、击弦的筝及吹奏的横笛当成“要角”。
现代卡曼恰乐师中最耀眼的巨星当属哈比·阿力夫。也许是卡曼恰曾被译作“古老的提琴”的缘故，阿力夫被称为“东方帕格尼尼”。他1927年5月生于阿塞拜疆，8岁进入音乐学校学习，先后师从多位卡曼恰名师，不仅掌握了高难的技巧，而且也不断加深了自己的艺术涵养。阿力夫演奏的木卡姆别具一格，除了对传统曲目的诠释为人称道外，还积极从民间舞蹈中取材，创作了不少大受欢迎的木卡姆新曲。在前苏联时期，官方曾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称号，以表彰其非凡的艺术造诣和杰出的文化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