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2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专论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两点思考
  □沈立江
  转变观念,巩固改制成果
  企业改制的过程是对企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企业制度创新过程,同时也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过程。这就意味着,企业改制不仅要换“牌子”,而且还要换“脑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改制的成果能否得到巩固,关键就看人们思想观念转变得如何。
  转变观念,必须充分认识产权制度的重要性。现代企业制度,不论其采取何种财产组织形式,都离不开产权制度;而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必须是产权关系明晰化的制度。明晰产权,主要是通过产权界定,确定谁有权做什么,并确立相应的产权规则来实现的。只有明晰了产权,企业改制后出资人与经营者各自的权利和责任才能明确,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才能理顺。
  转变观念,必须强化产权保护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改制的完成,意味着已确立了法人财产权,明确界定了出资人、董事会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利于经营者充分发挥作用和有效地保护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但从一些企业改制后的实际情况看,要实施有效的产权保护,当前应着力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法人财产权要到位。法人财产由出资人投资于公司的财产构成。不管企业资产来源如何,不管投资者是谁,也不管外部股权结构发生什么变动,一旦资产投入企业,便构成法人财产。企业也就依法获得对其独立、完整的占有、支配、处置和收益的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和清偿责任。改制后政府与企业间的“脐带”已被割断。政府及主管部门应转变职能、规范自身行为,以扮演好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二是股东权利要到位。有些企业改制往往是换了一块牌子,多了一张模仿现代股份制企业的组织结构图,然而人马依旧、机制未变。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强化企业出资者的股东意识,使他们知道股东大会是行使出资者所有权,表达所有者利益要求的组织,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他们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充分行使自己神圣的权利,采用投票的方式来选择经营者,决策企业经营中的重大事项,以防止“经理发财、企业倒霉、股东遭殃”后果的发生,从而实现对所有者产权的有效保护。三是利益分配机制要到位。以效用最大化原则来支配和处分产权,也是保护产权的重要途径。据此,要立足发展,放眼长远,坚决制止“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的“高分红”行为。可以通过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等手段来调控和限制红利的现金分配,鼓励股东将分红收入转为扩股,为企业的长远发展积攒后劲。
  转换机制,实现科学管理
  现代企业制度应是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经营管理机制的有机结合。企业改制与转换经营机制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改制是转机的基础,转机是改制的保证。光“改”不“转”,改是“白改”;不按《公司法》转换经营机制,转是“瞎转”。因此,有了“好壳子”还要有“好机制”。从一些改制企业管理运作情况看,过去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传统管理体系开始消失,而《公司法》所要求的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并没有迅速生成,使企业出现了严重的“管理真空”。这就告诉我们,严格按《公司法》转换经营机制,不仅是深化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企业实现科学管理的当务之急。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要加强科学管理,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我国国情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的要求,改制后的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中,应按《公司法》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法人治理结构本质上是指在公司法人资产的委托———代理制下规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能否按《公司法》要求,明确各自的权利与责任,直接关系到企业是否真正实现了制度创新。因此,必须根据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各自独立、权责明确、互相制约又互相协调的原则,在充分尊重股东意愿的基础上,按法定程序产生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人员。在此过程中,一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原则上要分设,不能由一人兼任。已经兼任的必须下决心依据《公司法》予以规范。不然,不仅背离了法人治理结构权力分离和相互制衡的原则,而且实践也已证明这种做法弊多利少,有碍企业的长远发展。二是“老三会”、“新三会”决不能简单搞“翻牌”替代,更不能互相干扰,各自要依法、依章程办事。
  其次,规范运行,依法履行职权。将企业运行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的轨道,是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当前一些企业改制后的实际运行看,由于出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加以法律化、规范化,致使一些企业的经营者不是把资产增值最大化作为其经营目标,而是滥用权力,任意挥霍出资者的钱财。这样不仅没能有效地激励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反而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隐患。可见,建立企业内部科学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是降低资产委托——代理成本的一个重要条件。据此,一是通过公司章程或代理契约来明确企业内部从业人员的权、责、利,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将其报酬与行为效果挂钩,把经营者目标函数与所有者目标函数尽可能一致起来,以减少代理损失。二是为了避免发生代理人利用委托人授权,从事追求短期利益等与委托人利益不符甚至有害的活动,应建立健全对经理人员的利益约束机制,以经理人员长期经营业绩为主要依据来确定和付给激励性报酬,将他们的收益与企业未来更大的回报联系在一起,增强他们对企业未来命运的关心。此外,还应建立与市场相联系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评价原则,加快培育经营者市场,加大对经理人员的外在约束力,从而降低代理成本。
  第三,优化素质,强化监督。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必须坚持择优录用的原则,尽可能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由品质良好、懂经营、会管理的人员担任。要通过专业培训、学习发达国家企业管理的先进经验和经营管理的实践,不断优化经营者素质。强化监督,首先要强化监事会职能。监事会要切实担负起《公司法》规定的监督之责,真正代表出资者和职工利益,独立行使监督权。在占有充分和准确信息的基础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业务运营情况实施全过程监督。其次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对用人和采购这两项企业最敏感的问题要实行“两公开”,即中层干部公开竞聘上岗,大宗原材料和零部件公开竞价采购,以解决用人是否公正和采购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最后要抓住企业改制中职工出资入股的契机,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对企业管理、监督的关心度和参与度,保证企业内部监督机制不断完善。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研究动态

  美国几种新经济理论述要
  □陶德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美国经济呈现新的发展趋势。这种新的经济动向对一些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形成了挑战,从而在美国经济学界引起了广泛讨论。许多经济学家在对当前美国经济现象进行诠释的同时,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观点甚至新理论。
  “新经济”理论
  90年代初以来,美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在该轮经济增长中,美国经济显现出来的特点与走势,都和过去的经济扩张模式大相径庭。
  首先,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但是,这次美国经济却因受高科技产业推动而不受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这就是说,高科技产业一旦在技术或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上有突破性的创新,就会带动消费需求,并进一步刺激企业加大研究与开发投入。这表明,高新技术投入的边际报酬是递增的。
  其次,失业率的持续下降,就业市场的饱和,并未引发通货膨胀。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高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如电脑以每年25%左右的速度贬值;另一方面,高科技产业的能源、原材料消耗较少,它的迅速发展不会带动能源、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同时,非高科技产业又因无明显的需求上涨,自然也不会驱动通货膨胀。
  总之,新经济理论认为,美国已进入新的经济时代,经济增长、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连动的关系已被打破。它强调,科技发展带动生产力大幅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压制通货膨胀,是促成美国“新经济”诞生的主因。
  但是,目前相当多的美国经济学家并不承认“新经济”理论,主张“新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大多也不认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已经消失。
  新经济周期理论
  从美国经济周期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两个明显的特点。首先是经济复苏期延长。战后美国第九次经济衰退后的复苏从1991年4月到今年8月已经持续了88个月,不仅超过了战后前八次经济复苏50个月的平均期限,而且持续增长时间之长已在美国历史上位列第三。其次是周期性特征淡化。这次经济复苏既没有强劲的复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明显的高涨,增长趋于平稳。
  归纳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扎诺威茨和伯克利大学教授史蒂文·韦伯等人的论述,美国经济周期不再像以前那样明显的主要原因有: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就业和生产逐渐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现在美国服务业的产值已经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2%。在1950年,美国只有一半的劳动者从事服务业,到9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近80%,而服务业的周期性比工业要小得多;各级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的确立,避免了因银行破产而触发的经济衰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人们能更好地掌握和控制出现的问题,企业可以根据销售的变化很快调整生产、保持相应的库存,而过去库存过多,往往是衰退的起因;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发展,使经济周期更加稳定。随着与新兴市场之间的贸易日益增长,新兴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周期也起到了调节作用。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周期中出现的新因素值得重视,但是还没有理由得出经济周期规律已经不起作用的结论。认为虽然在过去引发经济衰退的许多问题今天已不存在,但将来还会出现另外一些问题,从而使经济周期再次发生。
  新通货膨胀理论
  自1992年以来,美国的年通货膨胀率始终控制在3%以内,同时,失业率不断下降,到1997年4月降至4.8%,达到24年来的最低水平。认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可能同时下降的菲力浦斯曲线已经失灵。在这种新形势下,美国经济学界就如何看待通货膨胀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1)失业率下降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美国国内的经济越来越紧密地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市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已不再是局限于某一个国家的经济范畴。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多恩布施认为,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各公司向顾客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因为如果某一厂商大幅度提高某种商品的价格以图增加利润,国外的商品就会蜂拥而来,使之在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其结果只能是自食其果。其次,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生产国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多恩布施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司将大批工厂迁往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竞争力;同时由于高科技和新技术的迅速运用,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减少。因此,美国工人和工会组织考虑更多的是保住就业机会,而不是提高工资,这使美国总体收入增加非常缓慢,减轻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2)适当的低通胀率有利于经济的运行。美国经济研究机构布鲁金斯学会1996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适度的低通胀对经济可以起到润滑作用,而追求零通胀率将使经济付出太大的代价,会导致劳动市场出现“扭曲”现象,产生长期性的失业增加和严重的经济低增长。
  新经济增长理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思考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及其新增长理论是这种思考的主要代表。他认为,好的想法和技术发明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知识的传播以及它的变化和提炼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好的想法和知识非常丰富且能以很低的成本复制,因而资源稀缺原理和收益递减法则不再成立。
  罗默的理论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两点不同:首先,传统的经济理论只考虑生产中的两个因素:资本和劳动力。而罗默却将第三种因素——技术考虑进去,因为经济发展进入了信息时代。其次,传统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经济是规范的完美的市场经济,而垄断力量则是一种偏离现象。罗默却认为,垄断力量也会有用,甚至起关键作用,它提供了使公司从事技术开发与研究的动力。
  数字经济理论
  随着“网上空间”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扩大,一门新学科的名字开始出现在美国报端——“数字经济学”。顾名思义,数字经济学就是研究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社会经济新作用的学科。
  美国新技术总汇联盟主席唐·塔普斯科特所著的《数字经济时代》认为,信息技术的革新掀起新时代的数字革命,将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带领企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他指出了数字经济时代的十二个发展趋势,为企业在新时代的成功转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思考方向。这些发展趋势是:数字经济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数字时代一切信息数字化;信息数字化使得一切都可虚拟化;网络的诞生将企业组织分子化;企业可以依循因特网的发展模式,建立网际化的组织;消费者和生产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接触,使中间商逐渐消失;产业间相互结合发展新产业是未来的趋势;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接触后,两者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在信息以光速传输的新时代,意志坚决、行动迅速就是成功的关键;数字经济必定是全球化的经济;在这一切新发展的冲击下,工作环境与工作内容都将彻底改变。总之,新科技可能会使社会出现前所未见的变化,而现有法律又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而人们的利益分配、工作性质、生活方式都会面临新问题。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书刊评介

  《知识经济呼唤中国》简评
  □陈华斌
  知识经济对中国科技体制、教育模式、经济结构、企业制度、人们的就业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将产生怎样的影响?面对知识经济的严峻挑战,政府、企业,以至每一位普通百姓应如何应对?由改革出版社出版的《知识经济呼唤中国》(赵弘、郭继丰合著)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理性思考。该书以资源经济(工业经济)两个世纪的辉煌、微电子技术对知识经济的孕育作为历史的纵坐标,以西方国家调整科技政策、运筹帷幄以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作为现实的横坐标,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聚焦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以恢宏的气势、凝重的笔触对中国如何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进行了勾画。
  《知识经济呼唤中国》是目前我国有关知识经济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主要有四个特点:
  第一,立足点高。该书从产业革命爆发引起资源经济的兴起开始,从理论的高度论述了资源经济的利弊。在作者看来,资源经济既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又使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以极快的速度趋于耗竭并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而唤起人们一种忧患意识和危机感。而资源经济的充分发展又孕育了知识经济的胚胎,从而倡导人们要面向未来,以积极的态度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各种机遇和挑战。
  第二,视角广。作者在研究知识经济时,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国内,而是从全球的角度来把握知识经济的脉搏,例如作者分析了美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并考察了在知识经济到来之前,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各种战略行动,从而使其论述更具说服力,并且使全书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第三,观点新。作者审视了全球两个世纪的时代变迁,提出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分配尺度、价值观念、经营理念、生活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制度体系、产业的特点、全新的教育体系,以及智力的资本化运作。这都给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新问题。
  第四,贴近生活。作者在最后一篇“知识经济与你、我、他之命运”中,分析了知识经济的到来对每个人的影响,以及每个人在知识经济社会中可能面临的选择,比如就业的选择、智力资本的运作、如何开发自己的创造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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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通向廉政之路》评介
  □杜英莲
  罗忠敏撰著的《通向廉政之路——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思考与现实对策》,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京市社科“九五”规划重点项目“新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反思与现实对策”的研究成果。
  通读该书发现,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作者在书中既回顾了中国历代王朝及农民运动的兴亡,又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既系统阐述了马克思列宁的廉政观,又阐述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廉政思想;着力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考察,研究反腐败斗争的特点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寻反腐败的有效途径。
  本书主要内容是:绪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作者认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更迭,几乎无一不是按照兴盛——腐败——衰亡的历史周期循环不已;在历史周期率的发生过程中,腐败起了加速器的作用;从理论上讲,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可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事实说明,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想跳出这一历史周期率,也必须坚持反腐倡廉。第一章“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思想的由来与发展”。本章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廉政思想史,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反腐倡廉理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与腐败现象进行坚决斗争的实践启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为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战略策略思想;邓小平提出的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反腐倡廉的一整套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第二章“全国执政前廉政建设的历史回顾”。本章分别就“建党之初”、“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情况进行了回顾。第三章“全国执政后廉政建设的历史回顾”。本章既总结了执政初期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又总结了1957年以后廉政建设曲折发展的沉痛教训,并勾画出新时期廉政建设的历史轨迹。第四章“反腐倡廉是新时期重大课题”。本章着重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现状,分析了当前腐败现象的特点、危害及其产生的根源。第五章“反腐倡廉的对策研究”。本章根据邓小平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思想,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具体建议,如深化改革、法制建设、民主监督、加强教育、从严治党等,在强化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


第5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实践”观点打开一个全新的哲学天地
  高清海在《哲学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一文中认为,20年来,“论坛哲学”领域(作者指“属于学者专业活动的学术生活领域”——摘者注)的思想相当活跃,研究讨论了很多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很新颖的哲学见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限,突出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以此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阐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它取得的最重要成果,这一成果最后凝结成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名称。在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学者们的观点并不是统一的,但抓住“实践”观点就是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由此出发才能体现出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正精神和实质。不仅如此,从原来抽象的“物质”基点转移到与人的生存生活直接相关的“实践”基点,这本身也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它意味着哲学从远离人间的彼岸世界向人间生活世界的回归,从对人和人的对象世界的抽象化理解向具体把握人的生存活动和存在方式及其对象世界的回归,从两极对立的绝对化观点向全面性整体化观点的回归。由此才有可能引出对于主客体问题、价值问题、人学问题、自我问题、非理性问题等种种问题的思考和研究。
  很明显,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决不仅仅是叫我们更多去注重“实干”,它为我们打开的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天地,一种观察、对待世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思维方式、理论态度和价值观念。依据这一观点,我们不仅可以超越以往的全部旧哲学,而且对人,对世界,对一切事物都会形成不同于过去的全新看法。
  (摘自《哲学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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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何顺果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一文中提出,在一些著述中,人们常常把“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混为一谈,以为生产方式就是社会形态或社会形态就是生产方式,进而把某种生产方式的产生看成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形成,或新的社会的形成。这多半是受了马克思此段论述中译文的影响:“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从字面上看,这里社会形态是指生产方式。”其实,这完全是对马克思的误解。查有关的德文原文,马克思的本意,只是把“生产方式”看做与之相对应的那种“社会形态”的“标志”,而不是把这种“生产方式”看做是该“社会形态”本身。既然它只是某种社会形态的“标志”,那么它只应是该种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主要的生产方式,并决定着该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即使之具有独立的性格,否则它便不能构成该形态的“标志”。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第一,既然一种生产方式只有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时才能造成一个与之对应的独立的社会形态,那么这种生产方式由萌芽到取得主导地位应是有一个过程的,因此不应忽视社会形态形成的复杂性;第二,既然一种社会形态中必有一种生产方式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么在它内部就一定还会有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因此一种社会形态应是各种生产方式的结合体;第三,既然在一种社会形态中有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而有的不占主导地位,可见并不是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一定会上升到主导地位,并造成与之对应的社会形态的。
  (摘自《世界历史》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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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合理性的追求
  童世骏在《合理性的追求》一文中提出,“现代化”的核心是“合理化”,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人文科学研究,既是整个社会合理化过程的反映,本身也经历着一个合理化过程。到了90年代,学术界在这两个方面的自觉性程度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就此而言,或许可以把“合理性的追求”看做是90年代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界的一个总体特征。
  就社会的合理化而言,十四大和十五大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十四大明确宣布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五大明确宣布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奋斗目标。社会现代化的基础是经济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不仅仅是生产过程的合理化,而首先是经济行为的合理化。为了确保经济行为的合理化,根本的途径是建立一个以这种合理性为原则的经济系统,这就是市场经济系统。如果说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的话,那么,社会规范系统的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对于90年代我国社会总体道德水平及其演变趋势,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如果把道德仅仅看做是社会规范系统的一个方面,对近10年来整个社会规范系统的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评价,就完全有理由得出相当积极的结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学和法学成为过去10年中中国学术界最有生气、最富有成果的领域。
  合理化的学术研究,也要求学术研究的合理化。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经历了思想解放、内容更新这两个阶段之后,从90年代开始又把学科建设提到了显著地位。学科建设的核心不在于出多少书、办多少刊物,而在于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界”或者“科学界”。从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一些讨论和评论可以看出,人们开始在这方面进行着相当积极和自觉的追求。
  (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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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塞外(内蒙古鄂尔多斯)
  本报记者 许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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