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21日人民日报 第11版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每期话题

  文学评论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举足重轻,它为文学发展壮大起着深远的揭示、总结、引导和规范的作用。八十年代文学批评特殊地位和繁盛态势人们记忆犹新,然而今天评论面对的困境和艰难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文学评论如何面对挑战,积极回应,我们请评论家雷达、王干、李敬泽、何向阳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编者
  迎接挑战
  ——关于文学评论现状的访谈
  本报记者 杨少波
  文学批评始终面临的是最鲜活生动的文学现象。回顾来路,雷达这样评价十多年来的文学评论之路:新时期以来,文学评论所发挥的作用十分突出,文学批评自身的建设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批评学的理论建设已初具规模,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和进展。文学评论迎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潮流,为艺术生产力的解放,为文学的正本清源,为更进一步认识文学的本质规律,为大量力作的出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飞速发展的现实使文学评论在今天又陷入了另一困境:读者说看不懂批评,作家扬言不看批评,批评家成了某种场合必要的点缀,批评的声音淹没在一片喧闹之中……当代文学评论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王干认为,这种“尴尬的境地”主要是由于原来社会和文学运作机制的丧失,以及观念多样化带来的各种价值标准并陈等原因造成的。原来那种评论家“裁判”作家作品的权威性正受到各种非评论力量的冲击和消解:如某导演选定了某作家作品的影视改编权,那“某导演”就成了某作家某作品最有效力的“裁判者”,而诸多媒体“大力褒扬”的千字消息,影响力完全抵得你评论家条分缕析的万言评析。各种媒体、各种渠道的声音都在挤占着评论家的发言席位,文学评论成为无数评价作品的方法的一种,评论的发言成为众声喧哗里被遮蔽的声音。
  评论家把这一浮躁状况称为文学“泡沫化”现象,而评论家的某种让步和评论力度的减弱又加剧了这“泡沫化”的趋势。雷达指出某些评论“精神品格”的失落,他们牺牲了科学性来俯就消费性,牺牲了审美性来屈就新闻性,这些评论家立场逐渐的让步和转移使评论的价值和权威在作家和读者心目中一点点消解,以至于我们的评论落到了今天“无人喝彩”的地步。我们的评论家都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评论究竟写给谁看?我们如何才能重新找回评论的“能力”,重新恢复评论的权威?
  当评论家环顾自己的生存环境时,他们发现了诸多需要呼吁和救助的理由。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不能让文学评论以自然择汰的方式参与到商业大潮中去,需要社会给予文学评论以更多的支助和扶持。“被褐怀玉”不应当是评论家在社会上的面目与姿态。
  王干指出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现象:评论的队伍在流失,八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评论家,或出国或经商或潜心于学问研究,这班人马如今已所剩无几;文学评论刊物全国已屈指可数,而更多的刊物不是转向泛文化研究,就是根本见不到评论文章的栏目,评论的阵地也在萎缩;面对市场经济,阅读分析十倍数十倍文字写出的文章稿酬又极低,这种投入产出比根本无法与其他“生产方式”相比;没有见过哪一家评论的稿费比作品高,鲜见过所谓的“大奖”为评论而设,评论家出书难,再版几乎无望,更无版税收益,能够坚守这块阵地的至少都是甘于清贫的人。有人说评论评论,越评越贫,此言有几分中的。辛苦经营,精心打磨的学术性、说理性强,又有新意的评论一年能写几篇?而这几篇数百元的稿费又如何与付出的劳动作比?!社会应该以它的自我平衡机制调整评论家在社会分配中的位置。
  仅从中国现代文学史来看,文学评论无论在解放区还是在国统区,始终以前锋的、理论实践者的前沿方式走在文学队伍的前面,评论地位的下降将长远影响到整个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和其他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提倡尖锐、泼辣说理的批评,但社会现实的诸多限制使评论家难以“秉笔直陈”。评论家常常隶属于学校、作协、社科院等不同机构,单位利益、人情关系,又常常不得不写一些应景文章。过去你批评作家的作品也许还是一个艺术问题,而今天也许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你在人家的钱袋子上捅了个洞,他不跟你急跟谁急?!
  除却客观社会的原因,评论家也对评论和评论家自身进行反思,首先要真正认识到评论的作用和意义,还要从评论家的自身素质和评论的概念体系去自省。
  何向阳认为,文学评论应该面对现实冶炼精神、维护信念、创造信仰。雷达从精神价值的层面上来看待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承担着思想改造、道德建设的重任,重铸民族灵魂的重任,美化人的心灵和提高人的情操的重任。
  文学评论不仅仅和文学创作等一切复杂的智慧创造劳动一样需要才情和辛劳,更重要的是它在更深层面上体现着一种责任、良知和信念。有位评论家这样说:这份工作不仅是比才情、比智慧、比生活,说到底是比信念、比信仰!当你把自己从事的工作与维护社会真善美的责任感和那自己为之献身的信仰结合起来时,经济的利益,人情的偏移,孰取孰舍,不就昭然了吗?
  评论家对于评论的概念系统也进行了反思。我们要改变以往那种评论机制,“我”是居高的宣讲者,单向的传讲是用不着太顾及听者的态度和接受心理的。王干提出,要提倡一种“口语式”的批评,时代需要能够讲“口语”的批评家,要真正使评论能够回到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中去。
  这就要清理我们的批评概念系统,我们有许多评论概念来自翻译,“绕口令”一样的转折暴露了文化上的不适应,雷达称之为“水土不服”,我们还要悉心翻检我们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资源,某些传统的概念还仍然具有再萌新绿的生机和活力。
  在诸多新旧洋古批评术语充塞的评论空间里,有人提出要倡议文学评论的“学理化”。仿佛一讲到自己在“学理化”地进行评论,就底气十足,所向披靡。李敬泽对此抱一分冷静态度:“学理化”当然好,但真正做起来想必不容易,现状是,“学理化”,说的多,做的少,甚至“学理化”本身也成为论人之非的说辞。现在有那么多学院派评论家,应该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学批评的学科建设,在汉语文学的基础上批判地梳理整合中西理论资源,否则,我们说不出多少自己的话,就无法扭转文学批评理论上的“对外贸易逆差”,无法真正确立文学评论的文化权威。
  何向阳说,要给我们的评论话语系统增添魅力,评论不仅要有以理服人的逻辑力量,而且还要有以情感人的美学力量,我们要诚心诚意地使评论再次赢得读者的青睐。
  何向阳还提出了评论家“精神资源”的积累问题,作家需要丰厚的生活资源,评论家要深入理解并透彻分析反映这生活的作品,就更需要不断增强自己介入现实的能力,在介入现实的过程中扩充自己的生活储备。生活底蕴不厚,气血不足的评论是不会有健康长久的生命力的。所以评论家要“养心”、“养气”,只有处在气血充足体壮神完的健康状态的评论家才有资格、有心力、有能力来对文学诊脉评判。
  评论家展示了极为可贵的自我反省品质,我们期待着评论家们以全新的姿态重新塑造评论的形象,树立评论的权威。在评论中我们不仅希望读到评论家对评论对象深刻而透彻的分析评判,而且还希望能从中见到评论家的心灵尺度、道德勇气和人格魅力。我们评论界应该在激流勇进的现实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时时返顾温习那评论曾在社会大潮的波峰浪尖上“振臂一呼,响应四方”的辉煌历史。如何以自己的实绩来恢复文学评论的尊严和号召力是有抱负的评论家着力面对的课题,我们相信,在任何领域,总有一些执著而勤勉的实干者,在许多人还处在论争和判断的热闹中时,他们已默默地潜心于辛劳而智慧的创造,人们许久才会发现,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已为我们的进一步发展清理出了一大片开阔地。
  几位评论家不约而同地对评论不能畅快直言表示了意见。他们热切地期望着能在评论界建立一种与人为善的风气,自由畅言的局面,提倡一种尖锐、泼辣、说理的批评来增加评论的力度。王干甚至提到要用“批判”这个中肯而痛快淋漓的词来加强“评论”的力度。他们构想中的是肝胆相照、开诚布公、对事不对人的批评风气,但愿这不仅只是评论家的一时豪愿。
  我们在一些报刊上见到了几位青红不认的评论家,他们似乎无所顾忌,口无遮拦,想到说出,直中命穴。作为“自由撰稿人”这一统称的他们,不属于某一机关单位,也没有更多的圈子“情谊”,他们板起面孔痛下针砭的锋言利辞为我们带来久矣不复感受的豪爽之气。这些报刊开设的“直言不讳”、“泼冷水”、“口吐真言”等栏目更可见传媒的大胆举措和良苦用心。
  传媒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清高自举,远离它们,还是迎接挑战,积极参与,是评论家的两路选择。
  随着消费性的文学市场的形成,随着大众媒体的兴盛发达,文学评论面临着重新定位的问题。李敬泽认为,评论会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院式的学理化的批评,一种是媒体批评。后者面向大众,面向市场,在报纸上、电视上直接为大众提供批评判断:这是好的,值得一读,那是垃圾,不值得读。而对读者正在发生最广泛效力影响的,也正是这种媒体批评。
  媒体批评也需要伦理建设,它应该公正、准确,最起码诚实,有一种职业自尊。实际上,现在一些能够直言优劣、品评褒贬的批评,正是出自媒体评论家之手,他们更容易采取超然的、直言不讳的态度。相信会出现一批有权威的媒体评论家,他们有扎实的学理基础,又有非学理化的、生动平易而又有感染力的文笔,他们对时代的文化趣味非常敏感,同时又有能力引领潮流,他们将成为文学与大众之间至关重要的中介。
  也许这部分媒体评论家,有些就出自我们今天的评论家队伍。这对于评论和评论家本人都是一件冒险和挑战的事。文学评论以其直接前沿的现实针对性获得意义,评论家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评论通常都具有“时评”的性质,评论在某些理论家那里也被称为“危机的意识”。事实上,文学史上划时代的评论,也都正是伴随着时代的大变革和艺术的大变动而得以降生。让我们沉着应变,积极面对,使文学评论这一带有前沿性质的事业在这个时代里发出自己响亮而迥异的声音!
  雷达字斟句酌地给“文学评论”作了这样的定义:文学评论,既是一种价值的判断,又是一种科学,还是一种创作活动。它以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为研究对象,通过批评家主体的审美和思辨,展开解析与综合、肯定与否定、判断与归纳,完成一种评价活动,达到影响读者,推动创作,甚至促进和引导形成新的思潮新的流派的作用。
  从评论家严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评论所担负的意义和评论家的自律和责任。我们在评论家这字斟句酌的定义背后读到的是信心和希望。我们要给评论以更多的鼓励和关注,期待着在危机和挑战面前,文学评论“大鹏一日乘风起”的壮观场面。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金台文论

  关于文艺领域凝聚力的思考
  魏天祥
  民族要振兴,国家要富强,必须先有凝聚力,这一点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文化要发展、文艺要繁荣,是否也需要凝聚力呢?目前却很少有人论及。似乎凝聚力只是政治领域的事情,精神生产有无凝聚力似乎无关宏旨,二者没有必要放在一起。文艺创作中也确实有许多事情使得人们不便轻易谈论二者的联系。例如,精神生产对个性、创作自由和独创性的追求,创造性劳动所具有的求新求变、拒斥雷同和模式的特性,以及个体性劳动“宜散不宜聚”的特点等等。然而,从当前文艺现状和文艺发展来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
  我认为提出文艺事业的凝聚力至少有以下三个理由:一是社会主义文艺在目的和功能上的需要。既然我们都承认文艺具有塑造民族灵魂和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功能,我们就应保证其在思想、主题、题材、品种、样式、风格、方法等等多元、多样的前提下,在共同的追求和方向上凝聚成合力,至少应在直接目的和终极目的,亦即出人才、出作品和精神文明的提升上凝聚成合力。二是克服精神生产离散现象的需要。目前,精神生产不仅存在相当严重的精神分化现象,而且还存在自我设计、自我定位、自我选择的现象。精神生产者不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甚至背反的认识,而且在价值取向上也甚为殊异。不少精神生产者表现出明显的“两栖性”,即一只脚踩在文化上,另一只脚踩在经济上。有的精神生产者之所以选择“民间空间”或“俗世立场”,显然是要同“现实立场”保持距离或与之抗衡。这些现象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令人忧虑的一面。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文艺工作者创作个性的觉醒和对精神自由的关注,但也助长了业已存在的离散倾向,使得人才的成长和好作品的生产,在精力和财力上都受到较大影响。三是摆脱困境的需要。在社会转型和科技进步的双重压力下,各种类型、各种成分的文艺处在非同等的生存条件之下,急功近利和强调实用者捷足先登,春风得意;坚持艺术追求和人生理想者踽踽独行,生存艰辛。人才流向的均势被打破,好作品的生产受到限制。教化型和思考型的文艺要想摆脱困境并求得发展,很有必要凝聚成一种力量。如果休闲娱乐型的文艺也能作出适当调整,向前二者适度靠拢,文艺的良性发展将会指日可待。
  如果就凝聚力的必要和可能可以形成共识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确定凝聚力的源泉。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下几点有可能成为我国文艺凝聚力的源泉:一、人生理想。理想是生活的指南,人生的坐标。理想可以使我们摆脱思想和行动的盲目性。有理想就不至于耽于吃喝玩乐,就不会说“爱国很累”,也不会一听到别人讲社会责任就“头痛”,就不会满足于写个人的私生活,个人的稳私,个人的小感情,不会满足于仅仅按自己的理解去写生活。二、人文精神。九十年代初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曾如火如荼,其根源和指向是九十年代初文化界出现的世俗化潮流与精神立足点的后退。参与讨论的人数之多和应者之众,说明这个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给文艺作品灌注人文精神,给经济大潮中迷失自我的人灌注人文精神,实际上已成为九十年代时代文艺的一种凝聚力。三、价值定位。精神生产者的价值观,文艺作品的功能和作用,究竟定位于何处,这是关系文艺人才成长途径和文艺作品基本构成的重要问题。九十年代价值定位的变化,对文艺曾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人们感觉到以往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至上的价值取向存在过激和偏颇;另一方面,人们又不甘心屈服于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消费至上的价值取向。如何才是适合于我国文艺人才和好作品生存的价值定位,这是一个尚待摸索的问题。文艺如何关注群体人格的改造,关注国家民族的发展,给下一代人留下什么样的文化遗产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价值定位。四、精品意识。如何创作出更多的精品,这也是近年来谈论得较多的一个话题。去粗取精、披沙拣金,不仅是文艺发展的规律,而且是人们接受文艺、亲近文艺的一种普遍心理。精品的多寡,决定着文艺总体成就的大小,印证着人才涌现的多少和创造力的高低。抓住精品意识,就等于牵住了文艺大局的牛鼻子。
  事关大局、整体的事情,需要大家共同来办的事情,其效率与成败,同凝聚力的有无关系密切。但凝聚力的形成却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要克服来自“左”和“右”的干扰,还要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一点一滴地领悟和积累。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

  形象的现实主义历史片断
  ——读长篇小说《抗争》
  孙武臣
  社会与人生是广阔与复杂的,而作为长篇小说特有的功能,就是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与复杂的人生命运。尽管小说观念包括文体观念在不断发展变化,然而,这一点却始终是长篇小说生命中最为稳定的基因。人们始终把阅读长篇小说作为认识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是对读者已经认识与正在认识的现实的一种形象补充,是对尚未认识的一种形象的提示。
  从这个意义上去评价尹曙生的长篇小说《抗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正可见出它的优长。尽管它在艺术表现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人生时还不够从容与独特,但它对于生活的依赖性是独特的,对于生活的摄取不是局部的,不是瞬间的,而是着重于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把握。作者在书的开首《致读者》一文中写道:“在《抗争》这部系列侦探小说中,我仍然坚持我在第一部侦探小说《教授之死》中的创作思想,即:把侦查破案作为一个载体,通过它来反映当前我国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因为犯罪和与犯罪作斗争已构成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且是长期关注的社会热点,通过文学艺术形式正确地反映它,是我这个老公安义不容辞的责任。”可见,作者意识到长篇小说的构思一定要构建于整体性的生活之上,并且意识到透过公安题材较之其他题材更能敏锐、集中、尖锐地反映社会与人生的重大矛盾与斗争,更能典型、深刻地揭示社会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诸如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行为模式、生活方式、社会心理的种种嬗变。古人说:“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尹曙生对此显然具有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帮助他在他的《时代悲歌》、《教授之死》和《抗争》等创作中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事件在生活过程中的关键意义。他在选择事件时注重两个方面,即重大性与典型性。由于重大,也就更易揭示我们现阶段社会本质的基本方面;由于典型,才带有普遍意义,才牵动着社会各个层面各色人等的生存状态与心理状态,才以此映射出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二是注重事件的进程同人物生活史的交织。《抗争》基本以一个案子为轴心,但不是单线条地展现案件的始末,而是在案件发展的线索中组结了各色人物,特别是主要人物的生活史,以案件为经,以人物生活史为纬,经纬交织,网进丰富的现实生活。
  《抗争》不仅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由于时代悲剧带给他们的爱情悲剧,而且着墨较多地描写他们各自从农村到城市谋生所经受的种种磨难,从而为我们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揭示了重大社会矛盾与社会心理。看得出,作者在对此做出历史评价的同时,也对道德评价进行了必要的思考。他相信在传统道德文化影响下,在有力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下,人性在金钱锈蚀下,是不会也不可能全部泯灭。《抗争》中的男女主人公就是在世变中保持了变中的不变。女主人公终于没有丧失纯真与理性而走向彻底堕落,男主人公终于没有随波逐流而保持了嫉恶如仇的情感。
  正因为作家着意之处不在案件本身,而是展现社会与人生的图景,并以此为背景描写人物对命运的抗争,刻画人物鲜明的性格,所以,这部作品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那种侦破小说。它提供给我们许多丰厚而复杂的形象的“现实主义历史片断”(恩格斯语),也为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考。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学期刊最新小说月报

  文学期刊最新小说月报
  《生活在天上》
  作者:毕飞宇
  1998年第4期
  蚕婆婆被变成大款的儿子接到了大城市,住在二十九层的豪华居室。她离开断桥镇的那一刻,心情恰似她刚刚嫁到断桥镇的那一天。然而蚕婆婆在城市有一种住在天上的感觉,感受到与土地的疏远,同时,也感受着与变成城里人的儿子心理上的距离。她开始追忆自己一生养蚕的经历,桑蚕如裸体的婴孩带着生命的灵光慰藉着蚕婆婆的记忆,使她由衷地想回归故土。儿子买回了蚕苗,雇专人送蚕桑,使她在高层居室里重操旧业。儿子出差,又引发了一场撼人心魄的故事……
  “春蚕到死丝方尽”,抑或是春蚕吐丝的精神,携裹了养蚕人的思想经历,使小说在叙述中,充满人情味、哲理味。“亲近土地”与“生活在高空”,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各自投身其中,执著痴迷。小说将两种生活合并在一起,发人深省、感人至深。(李贤)
  《妹妹》
  作者:王家山
  1998年第4期
  妹妹聪明、伶俐又漂亮,人见人爱,但领回家一位仅比父亲小三岁的未婚夫老姚,一家人感到伤心又担忧。父母、哥哥都不了解妹妹是为钱还是为心。婚后,妹妹发现老姚隐瞒了历史,老姚虽千般体贴万般依顺都没能阻止最终的离婚。妹妹一家人亲情浓厚,因妹妹婚嫁而引起思想波动,多病的母亲与影子般的父亲先后去世。妹妹因与其他男人合作做违法生意,被拘留,接受劳改,身患残疾但充满幻想的哥哥来探望妹妹,充满深情和思索。
  小说情节曲折又娓娓道来,作者力求向生活的深层探视。暮年的老姚感叹人生还是要有信念和追求,钱最终会毁了人的精神生活和内心安宁。妹妹的结局是缘于她的性格,她以自我为中心,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她的享受而存在;这也与那个充满亲情和宽容的家庭有关。小说具有浓重的生活和历史空间,具有真实感。(胡悦)
  《太阳照样升起》
  作者:华夏
  1998年第4期
  中学女教师苏红给学生补完课回家途中,被四名流氓侮辱致伤。出院后她不但得不到周围人的关怀和安慰,反而面对起莫名眼神和疏远。学校领导让她去图书馆工作,不让她再面对自己心爱的学生,说是怕引起学生的联想,并且拒绝报销她的医疗费。爸爸这苏红唯一的亲人对女儿的遭遇也讳莫如深,不予以关心。最让人痛心的是男朋友韩冰开始躲避苏红,以种种理由疏远她。终于摊牌:他忍受不了自己的想象,提出与苏红断绝关系。雨中,苏红一个人走,任由自己去飘流……
  小说向我们揭示了一种生活真实,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在特定情境下的断裂,让人惊异和发问。(离弦)


第11版(大地周刊·文学观察)
专栏:文艺短波

  文艺短波
  ●四川作家母碧芳近年来致力于长篇小说创作,先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惑之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无雨的日子》。最近四川沙汀文学院举行了“母碧芳长篇小说研讨会”。与会者认为,这两部作品描绘了大都市文化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搏击中不断抗争的历史命运,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价值的完善和人格的重建,体现了社会变动时期文化知识界的新的生活画面。有论者还就当前都市文学、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绵文)
  ●由珠海市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社、花城杂志社联合举办的青年作家曾维浩的长篇小说《弑父》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曾维浩是由湖南南迁广东珠海经济特区的青年作家,历八年之久创作了长篇小说《弑父》。作品发表于《花城》,单行本由长春出版社出版。作者以自由奔放、新颖奇特的想象和夸张、变形等手法,完成了对另一个世界的全面虚构,抒写了乐园与失乐园的宏大主题。人类生活的各种基本因素都被用心提炼过,从洪荒到都市,仿佛依然是诸神的天地。作品被誉为“乌托邦的心灵史”、“神奇的生命大寓言”。(贤文)
  ●汇集鲁迅文学奖各单项奖获奖作品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丛书》,由华文出版社出版。鲁迅文学奖是中国首次以鲁迅名字命名的大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性重要奖项。华文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获奖作品丛书共包括《短篇小说》卷、《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杂文》卷、《诗歌》卷和《理论评论》卷等七卷。(李庆)
  ●以展示当代知识分子大家风范,介绍他们卓越的学术成果为主题的大型系列丛书《东方赤子:大家丛书》由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属的华文出版社出版。首批已出版的七卷入选人物有启功、冰心、萧乾、张中行、张岱年、陈岱孙、季羡林。即将出版的入选人物还有巴金、丁玲、费孝通、叶君健、周汝昌、于光远、郭沫若、柯灵、臧克家、施蛰存、钟敬文等。内容包括自述自传和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代表作以及抒怀言志、充满情趣的随笔短论等。(惠军)
  ●老诗人李瑛的诗集《黄昏与黎明》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分“黄土地上的蒲公英”、“青海的地平线”、“大地情歌”、“埃及之旅”等辑。(颜隽)
  ●由德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文学大奖提名奖得主奥德弗里特·普鲁士勒创作的幻想文学作品《鬼磨坊》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书被译成二十八种文字后首次以中文版问世。世界级儿童文学作家优美的文笔、曲折生动的故事和极富幻想的意境把中国读者带入一个亦真亦幻的迷人世界。(邱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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