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历史性的突破 开创性的实践
  蒋正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已有20周年了,这是思想大解放、理论大突破、经济大发展、生活大提高的20年,每个亲身经历这场变化的中国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我是一名生于战乱中、长在红旗下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进步和长期的教育都使我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只有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像我们这一代许多人一样,大家都抱着以技术救国的思想,认为只要踏踏实实地致力于自己的业务,中国就一定能够发展好。在大学学习、工作时期,政治问题、路线问题对我来说十分遥远,那只是报纸上的新闻,是政治家、理论家的事,自己只要按时参加政治学习,积极发言就已经足够了。多年来,像许多技术工作者一样,我专心于导弹、雷达、炼油、化工、计算机、信息和系统工程等技术的应用,就是在文化革命期间,也没有放弃外语和技术知识的积累。可以说,从来没有梦想过自己有一天可能从政。
  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我的眼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使国家大事和政治与自己的生活一下子就拉近了。为了将系统工程等技术综合应用于实际,我参与或主持了多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规划,研制了相应的计算机模型,参加了多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频繁的国际、国内学术活动中,逐渐积累了世界和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知识和研究经验。在工作中,也更加切实地体会到,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机制乃至明确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每一次认识上的提高和理论上的突破是如何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1995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列世界第二位。即使按汇率法计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已名列世界第七位。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不断上升。
  1991年,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巨大的转变:一纸调令把我调到国家计生委担任副主任。从一名纯学者,一夜之间成了副部级干部。第二年,因老前辈的介绍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工作的要求迫使我不能只关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要学习政治,学习做好政府的行政工作和党派的工作。去年,我被选举为农工党中央主席,接着,又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深深感到当前正在跨世纪的发展关键时期,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难度和阻力都会增加,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这是一副千钧重担。江泽民总书记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话表达了中央的决心。我也决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很难想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下,一名普通的非中共党员、有许多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会被选拔到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来。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历史转折给了我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的机会,我就应当更加努力地深入学习、理解、认真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兢兢业业,把工作做好。几年的政府工作使我学到了许多,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叫讲政治和什么是群众路线、群众观点两条。要管理好12亿人口、56个民族的国家事务,必须要有正确的方向、坚定的立场、坚强的核心、明智的政策。也必须充分发挥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不断创造切合实际情况的新鲜经验,加以总结,上升为规律性的方针、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由于中央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一以贯之地坚持了正确的基本路线,及时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团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结果。
  2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年来我们经历了多次政治、经济风波,社会主义经受住了考验。在当前这个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统一认识,团结奋斗。我们坚信中国人民一定能移掉贫穷落后的大山,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和祖国统一的大业。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下岗女工办起四所幼儿园
  李传玺
  下岗女工、民进会员王绍泉两年来办起四所幼儿园,其自立自强奋力拼搏的精神在安徽合肥受到人们的广泛称赞,也成为众多下岗姐妹们“模仿”的榜样。
  王绍泉今年42岁,高中毕业后,曾当过民办教师,1977年12月被合肥市建筑公司第四分公司招工。由于她当过老师,再加上她又比较喜欢文艺,公司便将她分到了幼儿园。这几年,国有企业普遍不景气,合肥市建四公司同样也是如此。她下岗了。
  就在她一筹莫展时,有人向她推荐了一所有30多个孩子的幼儿园,说“这个幼儿园你接过去吧,肯定会有所发展的”。虽说自己是工人身份,可干的却是幼教的行当,就从这儿开始第二次创业吧,她沉重地点了点头。
  她开始全面抓教学质量,先招聘了几名从幼师毕业的青年教师,要求大家用爱心照看孩子,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幼儿园的未来。30多个孩子、30多个家长的称赞使幼儿园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幼儿园的人数迅速增长,中国科大一位教授将他的智力有点问题的儿子也放心地送了过来。如今,这所幼儿园已有150多名学生,小、中、大班俱全。她租了一所中学的一幢三层教学楼,完善了设备,将幼儿园的名字改为“灵童”。她的这番努力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肯定和重视。在“灵童”发展的基础上,她又在合肥东七厂区创办了“金童”幼儿园。继之在市领导的支持下,她又向各方借贷,在合肥南园小区办起了“庆龄”幼儿园,在合肥发展较快的郊区瑶海街道办起了“瑶海”幼儿园。虽然后面两所幼儿园在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上比前面两所先进些,但她还是力求在师资力量和微观的设备上保持一致。针对不同区域幼儿家长的不同情况,她在合肥市率先开展“全托”和“跟踪”服务。她的全托有两种含义,一种是24小时服务,就是家长如有事,耽搁了接送时间,也不要紧;一种是家长可以长期地将孩子放在幼儿园,一个星期可以,一个月也可以,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带好和教育好孩子。有一位孩子父母离异,孩子跟父亲过,父亲又是搞地质的,一外出就是半年。她的“跟踪”服务,就是从这儿毕业出去的孩子,如果家长实在太忙,中午和晚上照样可以回到幼儿园,幼儿园同样会很好地照看他们的吃喝住和学习。如今“庆龄”幼儿园就有这样的学生30多位。几所幼儿园以高标准教育水平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广泛赞誉,它们成了合肥市的模范幼儿园。最近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来合肥视察工作,专门到此作了调研。
  除了教师之外,其他的后勤服务人员她招聘的全是下岗工人。对他们,她是那么地真诚。不仅不随意克扣或拖欠工资,反而注意搞好他们的福利。为每位教职员工都买了意外保险,满三年的,还买了养老保险。她记住每位教职员工的生日,到时会送上一个大蛋糕;结婚的,给婚假15天,一分钱不扣;生孩子的,给产假,而且发给生活补助费。她相信,工作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幼儿园之所以越办越红火,有好政策,有主意,更要凝聚人心。
  王绍泉去年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今年又当选为合肥市政协委员。这使她更增添了干劲。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民主党派简介

  九三学社
  九三学社,于1946年正式成立,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主要创始人有:许德珩、潘菽、涂长望等。
  抗日战争时期,一批有影响的自然和社会科学家许德珩、梁希、潘菽、涂长望、金善宝等,为争取民主、坚持抗战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周恩来与他们经常来往,交流思想。1944年底,在周恩来等中共同志的帮助下,他们在重庆组成“民主与科学座谈会”,表明继承发扬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传统、提倡民主科学精神之志。1945年9月3日“座谈会”举行会议,时逢日本投降,有人提议,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应把“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得到一致赞同。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宴请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勉励他们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推举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潘菽、涂长望等为常务理事,梁希、卢于道等为常务监事。
  九三学社成立后,团结和联系了一批进步的教授及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中共的各项主张。1949年1月,该社发表宣言,响应中共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协。1949年9月,九三学社的代表许德珩、梁希、黎锦熙、袁翰青、吴藻溪等参加了政协一次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梁希任林垦部部长。学社成立时,发表了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的主张等文献,提出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官僚政治,争取学术思想自由,奖励科学研究,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文化水平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该社以《共同纲领》和政协章程的总纲为政治纲领。进入新时期以来,九三学社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充分发挥科技人才集中的优势,就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经济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调研,提出了一些有重大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开展智力开发,科技咨询,办学讲学和支边扶贫活动;推动广大社员和所联系的专家学者做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7年11月,九三学社七大召开,提出以邓小平理论武装思想、指导工作,坚定不移地贯彻基本路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团结全体社员和所联系的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服务。
  九三学社发展成员以大、中城市为主,以科学技术界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九三学社在除台湾、西藏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地方组织,现有社员6.8万余人。
  历任主席为许德珩、周培源;现任名誉主席是王淦昌,主席是吴阶平。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今年是沈钧儒先生逝世35周年,由江泽民总书记题写馆名的沈钧儒纪念馆日前在浙江省嘉兴市开馆。图为馆内的沈钧儒塑像。本报记者陈晓钟 摄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集》出版
  本报讯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邬梦兆和全国政协研究室主任卞晋平主编的《人民政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论集》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研究探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深入改革开放的今天,人民政协的理论及其实践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的和重要的问题,包括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关人民政协的思想研究,以及对人民政协的发展规律以及跨世纪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对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政协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等重大实践问题的专题性研究。(牛旭光)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江西
  民进江西省委做好再就业工作
  本报讯 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之后,民进江西省委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近日,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主委刘运来主持召开了民进会内经济专家、企业家、机关处级干部学习座谈会和省直支部主任会议。会上,经济专家、企业家们还就做好下岗职工再就业工作献计献策,表示自己的企业在用人时将尽量优先考虑安排下岗职工。(邵明灿)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湖北
  蓝星集团心系下岗职工
  本报讯 湖北蓝星集团是荆州市首强、湖北省10强和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之一,也是一个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综合企业。近几年来,该公司及董事长、省政协委员杨忠洲先生奉行“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宗旨,心系下岗职工,热情参与实施“再就业工程”,兴建起长江中上游地区最大的规模化建材专业市场——中国蓝星商贸城,为社会提供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先后直接接纳和促成5000多名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前不久,该企业被荆州市授予“实施再就业工程先进单位”光荣称号。(张志明)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回忆周恩来总理给我题词
  张一伟
  1950年冬的一天,伯父张治中告诉我们兄妹:“明天周总理请你们做客。”第二天是12月10日,我们早早就醒了,上午10点到了中南海西花厅。这一次我们和总理在一起的时间最长,聆听了总理的教诲并且得到了总理的题词,心情非常激动。
  时值抗美援朝,我们一见到总理就问起志愿军的事。当他说到“现在志愿军在朝鲜很艰苦,零下几十摄氏度,烤不上火,有时脱衣服连皮都脱下来”时,他心情十分沉重。我们反映同学们的意见,说军事干部学校这次招生太少,希望增加些名额,他说:“在我看来已够多了,在北京中学生中招1600人还少?全国共招29420人。本来入军事干部学校的女同学身高要求达到1.6米,我费了半个钟点把院子中的女同志量了一下,女同志够条件的很少,有的男同志也不够。于是我打了个电话给蒋南翔,问他爱人有多高,结果一量也不够1.6米,因此这个条件才作罢。”
  我们请总理讲他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事。他讲了这一段历史后说:“起义成功后,我们带着部队南下想去打广州,结果失败了。我们比毛主席的思想差多了,毛主席有明确的到农村去创建根据地的思想,带领队伍上井冈山,而我们就想打大城市,最后没剩几个人,这是失败的教训。”
  他得知我们兄妹加入了青年团后说:“青年团员不应该骄傲,不要学康泽搞的那一套,要谦虚,要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好比人的新陈代谢,把旧的去掉并不对自己有害,而是使身体健康。在延安的时候有整风运动,数百干部在一起很尖锐地互相批评。一个做惯了领导工作的人更要去接受被领导者的批评,每一个人的工作都会有缺点,所以,一定要有群众的批评才能使工作做得更好。假如别人都说你好、奉承你,你不认识自己,这样身上的‘污秽’就越来越多,危险也就越来越大;假如每天清洗,使身体保持清洁,对自己来说是如何地轻松。回想我自己一直都在领导岗位,在法国搞党的工作,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教社会发展史,才28岁,同你们青年团员一样。现在想起来,那时知道的太少了。在上海搞暴动起先成功了,有了几千支枪,后来又失败了,被蒋介石缴了械;在南昌搞暴动结果也失败了。这些都是教训。我们党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最好的‘武器’,我们也决不自私,公开了让大家使用。……我们这一代有了一个开头,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责任都在你们身上。”
  我们谈了自己的理想。我说,初中时看了《人和山》等书,想学地质,探索大自然,寻找矿藏,建设祖国,增强国防。现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报名参加了军干校。我很想请总理给我写个题词留念。总理微笑着欣然命笔:“为加强国防力量而努力”。最后,总理说:“前一个时期是华盛顿高兴、我们最忙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志愿军过去了,打得很好,华盛顿感觉头疼了。我已经好几天没见着太阳了,下午你们去滑冰,我同你们一起去。”
  周总理是国家的大功臣,更是我们张家的恩人。1949年4月,南京国民党高官忙着撤退。伯父张治中在北京参加和谈,父亲也起义去了解放区,伯母、母亲和孩子们却仍留在南京、上海。国民党叫我们去台湾,家里又无法同伯父取得联系,一家人很不安。周总理在这关键时刻亲自安排,巧妙地利用接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回南京的飞机把我们带到北京,并派王炳南同志到机场接我们到和谈代表驻地,伯父午睡起来后才知道我们来了。此前,总理同伯父谈话说:“文白,你一定不要回去了,以前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指张学良)了,再不能对不起第二个姓张的,留下来和我们共同建设新中国。”是周恩来把我们张家领进了光明。总理的教诲将永远激励我前进。


第12版(统一战线·纪念与回忆)
专栏:

  凌霜傲雪一枝梅
  ——回忆战友曾志
  彭儒
  1998年6月21日,党的优秀女儿曾志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作为她的老朋友、老战友我感到万分悲痛。在她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就像一枝凌霜傲雪的红梅,以她无比的坚贞和毅力,绽放在漫漫征途上。她不愧是一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不愧是一名杰出的女革命家。
  一年前我到她家里探望时,她从始至终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我感到诧异,因为在我们相处多年的历史中,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她似乎在明确地表达一种信息、一种深情、一种眷恋、一种明知自己将不久人世却不愿与我们分别的依依惜别之情。她说:“彭儒,我与你已认识80年了……”当时,我确实吃了一惊,因为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我与她竟然认识这么长久了!接着,她微笑着忆及往事说:“那时,你4岁,我6岁,你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情景,你还记得吗?……”经她一说,我也回忆起那一幕,我还记得她的母亲,样子胖胖的,十分和气。她的这一席话,使我们的记忆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湘南——那片孕育了大批革命志士和哺育我们成长的家乡。
  创业艰难百战多
  我和曾志都是湖南省宜章县人,是湘南这块红色土地养育的儿女。曾志的家住在宜章县城里,父亲是长沙法政大学的毕业生,思想开通,算是当时的新派人士。我的父亲是宜章碕石村的一位开明乡绅,当过县议员。我们两家一直有很好的关系,经常像走亲戚一样互访。
  曾志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就为她订了婚,她未来的公公家很富有,在长沙任省议员。他曾接曾志到长沙的教会学校读书,还请英文教师为她补习,节假日回家都用小汽车接送。依照曾志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她完全可以不必选择革命———这条充满艰苦和牺牲之路,完全可以按照父母的安排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
  1924年曾志考上了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我也于1926年进入这所学校读书。此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各种新思潮吸引着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我在衡阳三女师最先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ABC,还因为有哥哥、姐姐、嫂嫂的帮助,懂了不少革命道理。曾志则参加了在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于1926年入了党。我因年龄尚小(只有14岁),于1927年4月在三女师加入共青团。
  那时在三女师,我们虽然是同学,互相也见过几次面,但却不太清楚彼此在干什么。直到湘南暴动后,我们分别从宜章、郴州随朱德、陈毅的部队上井冈山,途中才再次见面。记得那是在湖南酃县,当时我们这支湘南农军什么装束的都有,有老有小,完全不像正规军。我和曾志一见面,就高兴地拥抱在一起。曾志说:“太好了,你们(指我、我哥哥、嫂子)都在这儿!”随后她告诉我,在她们郴州的队伍里有好几位都是我们三女师的同学,我也告诉她,我们村一些三女师的同学几乎全都参加了红军。在去井冈山路上的这次见面使我们彼此都受到鼓舞,因为我们都选择了这一光荣而充满了艰辛和牺牲的英勇之路。
  经历了朱毛两军会师后,曾志被分到井冈山后方总医院任党总支书记,我则在红四军29团任宣传员。那时,我们红四军中的湘南籍女战士,个个作战英勇,不让须眉。曾志曾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我也参加了新老七溪岭保卫战和攻打郴州的战役。
  后来,曾志随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我奉命随湘赣边界特委留守井冈山,我们便分手了。哪想,这一分手就是10年。
  心底无私天地宽
  1939年,当我和曾志在延安再度相逢时,彼此的高兴真是难以用言语叙述。我们高兴,一是为经历了残酷的战争而活下来而感到高兴,二是为这么熟悉的老战友又见面了而感到高兴。革命的征途上,已有多少战友倒下,就拿我们三女师参加红军的同学来说吧,单在长征之前,就已大部分牺牲和被打散了。
  后来,延安审干(所谓“抢救运动”)开始了,我们在中央党校的临时支部受到审查。我还被关了起来,行动失去了自由,这使我感到十分委屈。想到自己14岁参加革命,15岁参加红军上井冈山,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整。虽然曾志当时也受到审查,但她对这件事表现得非常冷静。记得有一次我被放回去看望儿女,第二天我来到曾志家,晚上和她睡在一起。她劝慰我要想开些,看长远些,要相信组织最终会搞清楚。这使我失望的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自井冈山分手后,曾志的经历颇为曲折。因此,此时的她,已绝不是我原来印象中的那个热情大胆的女中学生了,她已成为一名成熟的革命者。1930年,她与蔡协民同志被党派到厦门去做地下工作,经历了许多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险情:她曾像“柯湘”一样只身登上一座海岛,做海匪首领的工作,使这支海匪改编为红军;她还曾率领闽东独立团与当地反动武装“大刀会”展开正面拼搏,终于消灭了这股恶势力;在福建工作时,为了革命的需要,她不得不忍痛割爱,两次将刚刚出生不久的儿子送给别人;她和蔡协民工作努力却受到不公正的处分,后来蔡协民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证明了自己对党的忠诚。而曾志则在1935年去白区治病的途中与党失去联系。她不得不辗转几地,颠沛流离,苦苦寻找党的关系,最后在上海才与党组织联系上。
  在延安那次长达两年的审查中,曾志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表现了一个革命者从容坦荡的胸襟,对那些批斗她的人,她认为他们本意是好的,只是不太了解白区地下工作的特殊性而已。后来,毛泽东同志及时纠正了这个错误倾向,曾志以自己的坚强和忠诚,赢得了人们对她的尊敬,她被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
  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我们又再次分手了,曾志随陶铸同志到湘粤桂去开展敌后游击战,我则随部队北上东北,到抗日民主联军工作。我们这一对要好的湘南女儿为了革命又踏上各奔东西之路。临分手时,曾志将她的一件短皮大衣送给了我。当时物资匮乏,这样一件皮大衣是很珍贵的,曾志却坚持要送给我,使我备感她的深厚情谊。
  感君情厚逼云端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与曾志都失去了并肩战斗几十年的战友和伴侣。1972年我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曾志也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从广东农村转到陕西临潼的干休所,1975年也来到北京。我听说她回到北京后,就带着我们家乡人送来的小鱼干去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看她。没想到在那里还遇到了多年不见的江华同志。我们三个湘南的老战友,曾在井冈山一起战斗过,历经了多少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劫后余生,见面后真是有说不出的感慨。他们都多年未曾吃到家乡的土产,见我带去的小鱼干分外高兴,表示要好好吃一顿。我们三人虽然在“文革”中都失去了亲人,但是长期的革命生涯培养和造就了我们坚强乐观的性格,我们没有过多地沉浸在个人悲伤的往事之中,而主要是谈论着党的事业的兴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志同志恢复了工作,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也许由于她多次受“左”的路线迫害,蒙冤受屈有切肤之痛,曾志同志非常坚定地支持和协助胡耀邦同志在中组部采取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为党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长达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志总是严于律己,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彭镜秋老人是曾志在宜章县读小学时的老师,是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彭老在曾志读小学时就特别喜欢她。曾志对这位启蒙老师也尊敬有加,经常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补养品送给彭镜秋老人。1990年老人90寿辰时,曾志亲自前往木樨地探望老人,并送去鲜花和蛋糕表示祝贺。去年春,身患绝症的曾志感到自己去日不多了,她再一次去探望了97岁的彭镜秋老人,并与她亲切地合影留念,表达了自己对这位启蒙老师的最后敬意。
  1996年曾志在发现癌症前就一直在抓紧写两本书,一本是她的自传,一本是“拨乱反正丰碑——忆耀邦同志在中组部的前前后后”。为了完成后一本书,她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邀约了许多老同志,数次召开座谈会,还调阅了当时中央的有关文件。她亲自撰写提纲和部分章节。后因病体弱实在不支时才请人代笔。初稿完成后,曾志忍着化疗造成的痛苦,亲自校阅书稿。当我去医院看望她时,曾劝她要注意休息。她却对我说:“我们的生平历史不属于自己,是党的。我们的历史一定要写出来,教育后人!”她鼓励我也将自己的历史回忆一下写出来。帅孟奇大姐去世后,我到医院探望曾志,与她谈到这一消息。她目光坚毅地注视着我说:“我现在还不能走。”我知道她是因为回忆有关耀邦同志的书和自传还没有完成。
  今年3月6日我生日那天,没想到病榻上的曾志还写信来问候,她写道:“彭儒老朋友:祝您生日快乐。消息知道太晚,医院没有红色的纸,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仅表心意,请原谅。”看到她用颤抖的笔触写下的信,我一时间热泪盈眶,深深感念这位老朋友的情谊。
  1997年是“八一”南昌起义和毛泽东同志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70周年。到北京拍电视剧的江西有线电视台同志告诉我,当时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仍然健在的只剩17人,其中女同志仅有我和曾志两人。现在她已先我而去了,让我感到无比悲痛。值得欣慰的是,当年我们一起从湘南走上井冈山,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今天已大部分得以实现,在党的三代领导人英明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正朝着繁荣富强的方向发展。
  曾志——我的老战友,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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